一代名将卢胜

说到陶勇将军，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代猛将；而要说起卢胜这位陶勇的好搭档，许多人就不一定知道了。其实，卢胜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将军，堪称一代名将。

率部设伏埔尖山、突袭南胜圩，一代名将战火中成长

卢胜原名卢家扬，1911年11月5日出生于广东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市)九曲江乡万泉河边芳岭村的一个渔民世家。幼年迭遭不幸：5岁时，父亲卢亚英出海打渔，途中突发心脏病亡；8岁时，村中瘟疫流行，母亲弃他而去；15岁时，与他相依为命的祖母撒手人寰，他便成了无依无靠的单身少年、

1927年4月，海南军阀当局发动“四·二二”事变，大搞反共清党、镇压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卢家扬愤而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琼崖讨逆革命军，并多次参加攻打驻博鳌港的反动武装，小小年纪就经历了革命风雨的洗礼。1928年2月，政治上追求进步的卢家扬，被党组织调任中共乐会县委交通联络员。他常要步行30多公里的山路，还要经过多处艰难危险的关卡，但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这年夏天，国民党军第十师配合海南地方武装数千人对琼崖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党组织决定疏散革命骨干。他与部分中共党员被迫渡过万泉河，从海口搭渔船潜往新加坡。到新加坡后，他进入一家制胶厂做工，同时在合星学校读夜校。夜校的教员都是进步人士，他在那里提高了文化水平，又真正懂得了革命道理。1929年2月，不到18岁的卢胜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他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生涯。

1932年春节前，卢家扬在一艘外国轮船当海员(做厨师助手)，经常参加海员工会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和秘密活动，被英国殖民当局以“共产党嫌疑”缉捕。英国殖民者对他采用冰刑，每次用大冰块压住他的四肢三四个小时，多次把他冻昏。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折磨，他始终以“不知道”回答，监狱当局没有取得任何证据，只好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境。这一次被捕受刑，给他留下终身无法治愈的支气管炎，也使他对被压迫民族必须反对帝国主义有了切身体会，也锻炼了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曾幽默地说过：“和国民党斗争，那不算本事；和帝国主义斗争，本人干过!”

卢家扬被押回海南岛时，家乡革命正处低潮，无法与组织取得联系。于是，他决定按南洋党组织早先提供的线索，只身到厦门去试试。很幸运，他很快与党组织接上关系，被安排在地下交通站工作，公开的职业掩护是咖啡馆里的厨师。1932年10月，由于他工作积极、勇敢机智，被批准转为中共党员。

1932年底，卢家扬获准到闽南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闽南独立第三团(简称红三团)团部工作。其时，国民党第十九路军正奉命在福建“剿共”，(南)靖(平)和(漳)浦苏区战争频仍。作为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卢家扬坚持要到第一线和敌人干，遂派他到第四连任排长，经常带一支20余人的队伍在平和县南胜、五寨一带，打击地主团防武装，帮助地方建立革命政权。

1934年春，(南)靖(平)和(漳)浦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平和县欧寮(村)成立，经历战火考验的卢家扬也升任红三团第四连政委(即政治指导员)。同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长征，靖和浦苏区失去了中央苏区的战略支撑，红军游击队遂成孤军，斗争形势顿时急转直下。但是，卢家扬等人没有消沉，他们在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把红旗牢牢插在闽南大地达3年之久。

1934年11月，在中共闽粤边特委机关驻地平和县埔尖山，卢家扬率第四连担任战斗主力，红三团采用“引猪入槽”之计，重创国民党龙溪专区沈东海保安独立营。此次埔尖山战斗，第四连唱了主角：为了诱敌冒进到便于设伏的埔尖山，卢家扬先派了一个短枪班主动扰击沈敌，沈敌不知是计，追着短枪班一步步来到埔尖山上。当敌人窜进红三团预设的包围圈后，红旗展现，军号吹响，埋伏在两侧的第四连等部一齐开火，霎时间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抱头鼠窜。是役，红三团毙敌30多名，俘敌80余名，缴重机枪2挺、长短枪100余枝、子弹10000余发、军用品30多担。埔尖山大捷，有力打击了敌军，显示了闽粤边红军的力量，对牵制国民党军队，支持中央红军长征起到了一定作用。

南胜圩位于平和县腹地，是敌人进攻红军尪仔石山游击根据地的前哨站和集结地。1935年3月，敌人兵分两路从此地出发进攻旭仔石山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卢家扬奉命率领第四连100余人神速出击南胜圩，直捣敌人的老窝。战斗打得很利索，不到1小时即攻克了南胜圩。战斗结束后，他们镇压了反动豪绅，筹集了一笔款子，随即迅速撤回山上。突袭南胜圩，对国民党军震动很大，他们急调中央军第八十师的2个营驻守平和县城，以防红军游击队的袭击。

建立云(霄)(平)和诏(安)边区革命根据地

1935年8月，为了使闽南和粤东根据地连成一片，同时牵制国民党军对(南)靖(平)和(漳)浦根据地的“清剿”，中共闽粤边特委指派卢胜带领红三团第四连的40余名精干武装，去开辟云(霄)(平)和诏(安)边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出发前，红三团团长张长水在向他布置任务后，临别郑重赠言：“你们要注意斗争策略，加强革命团结，争取多打胜仗!”卢家扬代表全体指战员向组织表态：“保证完成任务，坚持斗争胜利!”为了坚定必胜信心，他特意把名字“家扬”改为“胜”。后来，在闽粤边、乌山一带的人们多数只熟悉老红军“卢胜”的名字，很少人知道他的原名“卢家扬”。他本人也喜欢这个显示战斗决心、信心的好名字，此后一直使用终身。

卢胜一行从平和欧寮村出发，一路转战到乌山东侧的水晶坪地区，一路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介绍(南)靖(平)和(漳)浦根据地农民均分田地、抗租抗税的情况，帮助群众建立农会、农民自卫队武装，打掉水晶坪附近反动地主民团武装，很快打开了局面，影响迅速扩大到乌山西南侧的诏安部分地区。1935年9月，根据中共闽粤边特委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云(霄)(平)和诏(安)独立营，卢胜担任营长。

1936年3月，以“云和诏独立营”为骨干，整编为闽粤边红军支队，卢胜担任支队长。闽粤边支队成立后，由于能自觉地采取化整为零的游击战术，紧密依靠群众，所以不仅粉碎了敌人的“清剿”，还打了不少好仗，其中比较大的战斗有奇袭云霄城。

当年8月底，中共闽粤边特委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新的战斗任务。会上，大家采纳了

卢胜的建议，利用传统中元节，白天奇袭云霄县城，以求一举三得：既可牵制敌人集中兵力对云(霄)(平)和诏(安)根据地的进攻，又可夺取敌人银庄以解决经费困难，还可解救被关在云霄县监狱的革命群众。9月3日，闽粤边红军支队抽调40名精干人员，在卢胜指挥下便装潜入云霄县城。城内战斗打了约1个小时，卢胜腰部负伤仍坚持指挥，待主力撤出县城北门后，他即带领掩护部队用手榴弹开路，勇敢快捷地从西门撤出云霄城。奇袭云霄城，红军缴获现钞1万多元、银圆数百元，帮助部队很大程度地解决了军需和冬衣经费，还救济了部分根据地贫苦群众。此役显示了闽粤边红军的战斗实力，对国民党高层都有震动，蒋介石当月就增调中央军第七十五师赶到闽南加强防务。不久，闽粤边红军支队改称闽粤边红军独立营，卢胜担任营长，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后，闽粤边红军数一数二的军事干部。

在3年的战斗实践中，卢胜经过不断地研究、摸索，总结出一套较完整的游击战战术：遇敌主力，避其锐气，上山迂回；敌人撤退，我即下山打民团，打地主武装，抓土豪劣绅；敌搜剿此山，我往他山，与其捉迷藏，拖垮累垮他；敌入我“心脏”，寻找主力决战，我就来个金蝉脱壳，主力跳出外围，声东击西，明南实北，伺机袭扰敌人……

由于主动地采取了这些战术，卢胜和他的游击队常常能在战斗中变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最后终于坚持到抗战的来临。

面对国民党军借“抗战”之名强行收缴红军枪械，他奋起抗争重建红军队伍

1937年4月19日，卢胜率独立营与驻诏安的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某部互派代表，开始就合作抗日问题进行谈判，吹响了闽南军民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战斗号角。7月1日，闽粤边红军到达平和县小溪镇，改番号为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中共闽粤边特委代理书记何鸣、卢胜分别担任大队长、副大队长，全大队有800余人枪。

7月16日上午，在抗战全面爆发形势下，国民党军借口漳浦是海防前线，诱骗何鸣率保安独立大队速到漳浦县城集中受训、点名发饷，并对按时开到指定地点的红军部队强令收缴枪械，史称“漳浦事件”、“何鸣危险”。当时，何鸣要卢胜集合部队接受“点名”，卢胜觉察到国民党军有所企图，便责问何鸣：“集中部队干什么?我不干!”这时候，国民党军第一五七师参谋长张光前，带着10余名护兵已“威风凛凛”地冲到红军部队面前，假惺惺地说：“现在国共已合作抗日，要你们集中主要是训练一下，先放下枪，训练用不着带武器。”指战员们顿感情势不对，几乎同时拉开枪栓准备迎战。张光前指着预先埋伏在四周的火力点威胁：要不要放下枪?你们考虑。危急关头，卢胜示意何鸣指挥武装反击，但遭到何鸣拒绝，何鸣要求部队服从命令，把枪放下，等党中央来处理，还带头卸下腰间的短枪，指战员们也只好悲愤地把枪支扔在地上。就这样，近千名红军被国民党军一枪不发地缴械并监禁起来。

作为和国民党军交手多年且战果辉煌的老红军，卢胜的心在滴血，他让骨干们互相传话：“这次教训让人痛心，但我们绝不能灰心。要设法和顽固派斗到底!”这时，第三连连长悄悄塞给卢胜一支小曲九枪，说是上午放在干粮袋里挂在墙上，被斗笠盖着，没被对方搜缴去。卢胜一阵惊喜说：“好!要重新拿起枪，与敌人斗!”当即，他和连排骨干个别联系，通知相机突围，到漳浦城郊溪南村寻找地方党组织联络归队。

是夜，卢胜带着那支惟一的小曲九手枪，率10多名骨干翻墙突围出来，从县城泅水渡河到溪南村，又摸黑登上金刚山腰的清泉岩。天明后，先后分批突围到达清泉岩的干部、战士共有100来人。7月17日，卢胜将突围出来的百把号人重新整编，仍称红三团，卢胜被推选为团长兼政委，重新建立的红三团诞生了，百名壮士奋起清泉岩。

其后，卢胜亲自带一个连和闽西武装排到平和县大沙岗一带宣传抗日，要求国民党方面执行“联共抗日”政策，归还“漳浦事件”中被缴去的枪械。国民党闽南当局倒行逆施，竟然派省保安第三团第二大队张间部，配合云霄、平和、诏安保安队400多人，以“剿灭散匪”名义向红三团进攻，大肆滥杀、乱捕无辜群众。卢胜带部队在大沙岗一带痛击了这支反动军队，打死、打伤顽军70多人，缴步枪26枝，子弹400多发，这是红三团重建后的首次漂亮仗，让得寸进尺的福建国民党军大受挫折，从根本上振奋了革命群众的斗争情绪。

1938年1月，重建的红三团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二营，奔向抗日前线，卢胜也成为第四团团长。后来，毛泽东针对不少人在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模糊认识，以何鸣为典型提醒全党同志注意“何鸣危险”，要求大家学习卢胜，走针锋相对、敢于反抗的“卢胜路线”，还说他是“革命的卢俊义”。

1938年春夏，卢胜进入皖南新四军军部学习。期间，他认真学习了抗日游击战的战略纲领，进一步领会了新的战斗条件和任务。并先后参加了军政治部和军参谋部在皖南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全军参谋工作会议。卢胜回忆：“会上，我聆听了新四军委员会主任项英、副主任叶挺、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周子昆、粟裕等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坚持江南抗战中战时的政治、军事诸问题，加深了对参谋工作的认识，提高了参谋工作的业务水平。不久，组织上将我调到新四军参谋处。”从一线指挥员调任军部智囊人员，说明新四军领导对卢胜的器重与培养。

1939年7月16日，新四军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皖南泾县云岭石头尖(村)召开，项英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号召新四军全体共产党员，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在这次新四军史上的重要会议上，卢胜和陈毅、张云逸、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粟裕等一起，被选举为新四军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

与陶勇搭档于“苏皖支队”，陈毅说：“陶勇加卢胜，无往而不利!”

1939年6月至10月，卢胜又进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学习，这是他从事军事斗争以来第一次较为系统的学习。新四军教导总队创办于1938年8月，由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兼任总队长，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兼任政治委员。

教导总队以延安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队训，以毛泽东为“抗大”毕业证书上的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为座右铭，学习时间一般为3个月至半年。

对于这段历史，卢胜晚年念念不忘：“学习期间，在军事

方面，我主要学习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地形学》、《兵器学》、《正规养成》等。在政治方面，主要学习《社会发展史》和统一战线，民运工作等。短短的几个月，既学政治又学军事，我受益很大。我不但进一步认清了我军在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还深刻地认识到开展游击战争，最基本的是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通过回顾和总结，我对部队的政治教育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它的重心应该放在连队；部队开展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要多样，要从实际出发，要经常性地进行，同时要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10月，我从教导总队学习结业。这时，部队正式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组织上派我回原四团担任政委。”从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团长、军部参谋，再到第四团政委，卢胜在不断提升军事指挥能力的同时，他的战略运筹能力、政治理论水平都得到了飞跃，开始了他迈向一代名将的新起点。

1939年初冬，为冲破国民党对新四军抗日地域的限制并沟通江南、江北的联系，借为苏北友军护送弹药的契机，陈毅派陶勇、卢胜率领第二支队第四团的第二营北渡长江，悄然插入江苏、安徽结合部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以“苏皖支队”的名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江苏扬州以西至安徽天长地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任命红四方面军出身的陶勇为“苏皖支队”司令员时，考虑到这支部队是卢胜一手带出来的，就特意任命他为“苏皖支队”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特别嘱咐他：“你是政治委员，关键时刻，要拉拉陶勇的袖子。”

11月底，“苏皖支队”到达仪征以北月塘集地区后，便积极向日伪军发起连续攻击，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全歼伪军2个连、1个伪警察所，并一度切断了天(长)扬(州)公路。12月18日，如临大敌的日军纠集日伪军800余人，由扬州、六合、仪征等地出动，分进合击月塘集，企图消灭“苏皖支队”于立足未稳之际。与此同时，国民党仪征县大队500余人也悄悄地在月塘集西北侧集结，妄图趁火打劫，袭击“苏皖支队”的侧背。

这时，卢胜想起了当年的埔尖山大捷、想起了当年的“何鸣危险”，他建议陶勇：“敌人来势汹汹，如果硬顶，恐怕对我不利，是否‘避其锐气，找一个便于设伏的地形狠狠敲它一下?对于顽军，他们一有异动，我们就立即放手还击，不打则已，打则打痛它。”陶勇一竖大拇指，他的想法和卢胜不谋而合：主力撤出月塘集，转移到移居集一带隐蔽设伏，待机实施反击。

当日中午，敌人未遇什么抵抗就占领了月塘集，当即以伪军300余人继续向移居集进犯。待敌接近时，扼守在移居集正面阵地的第四连，在陶勇的指挥下突然开火猛烈反击，卢胜指挥第五、第六连迅速从两翼出击。伪军在受到突然打击下，惊慌失措，仓皇溃退。陶勇、卢胜身先士卒，亲率部队乘胜猛追，一鼓作气收复了月塘集，此役毙伤日寇30多人、伪军70多人，缴获各种枪械40余枝。月塘集保卫战的胜利，打击了日寇的气焰，震慑了国民党仪征县大队，振奋了民心士气，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从此，“苏皖支队”在月塘集站住了脚跟。

得到捷报，陈毅喜笑颜开：“陶勇加卢胜，无往而不利!这块‘金字招牌，咱们得多亮亮!”

驰援郭村，反客为主唱好戏；黄桥决战，战时政治工作经验获推广

陶勇、卢胜指挥打仗，风格高尚，他们协同作战好，配合兄弟部队作战，既积极又诚恳。

1940年6月下旬，苏北顽固派头目韩德勤煽动李长江部纠集13个团以上兵力，对叶飞的挺进纵队驻地泰州西北的郭村(今属江都)形成合围态势。军情如火，陈毅急调“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增援。此时，“苏皖支队”主力第二营外出执行任务未归，新的地方武装尚未编组，而从月塘集到郭村相距100多公里，途中日伪顽据点林立，封锁严密，且有邵伯湖阻隔其间。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具备，怎么办?陶勇用手在地图上比划几下，果断地说：“江南主力是来不及赶到了，我们离得最近，增援只有靠我们了。”卢胜一锤定音：“克服一切困难，部队立即出发，第二营强行军赶上，没有编组的部队边走边编，能带走多少就带多少。必须尽速赶到!”

他们亲率侦察分队先行以掌握敌情，乘夜偷越天(长)扬(州)公路，并依靠十几条小渔船渡过邵伯湖，好在一路有惊无险。接近日军仙女庙到高邮的重点封锁线时，正好是大白天，有的同志建议晚上再走，陶勇一摆手：“来不及了，出敌不意，冲过去!”突进过程中，三营长郭明生牺牲，三营指战员纷纷要求打掉这股日军。

以往，卢胜、陶勇都是绝不吃亏的主儿，但卢胜从悲愤中平静下来：“不行，赶往郭村要紧!”陶勇也冷静下来，迅速决策：“留下小部队与敌纠缠，主力甩开日军，迅速急进!”他们绕道西北，利用统战关系，通过当地驻军防区，秘密地插过李长江的防地，终于在郭村保卫战开始不久，即进入阵地。双方战端一开，李长江以13个团的兵力猛扑上来，想一举吃掉坚守郭村的挺进纵队留守部队及增援的“苏皖支队”近2个团。一时间，“苏皖支队”反客为主，承担着挑头应付李长江的重任。面对危局，陶勇乐呵呵地说：“看我面前这片开阔地，来多少敌人也不够喂我的机关枪。放心，敌人来，我摔跤也把他摔出去!”卢胜也幽默地说：“陶司令和李长江摔跤，我赌陶司令赢!这回，他李长江要变成泥长江了，真的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大战在即，两位主将的临危不乱，顿时稳住了阵脚。一番笑话，道出了他们早已成竹在胸：李长江兴不义之师，兵虽多却心难齐；先以猛烈火力挫其锐气，杀得他兵慌马乱，继以近战肉搏胜之。他们的这套战法，正符合当时战场的实际情况，因而帮助挺进纵队取得郭村保卫战胜利。郭村保卫战，陶勇、卢胜创造了华中地区反磨擦战斗以少胜多的范例。叶飞曾开玩笑说：“陶勇、卢胜趁我不在家，跑到我的地头出风头!不过，如果他们不来，那块地头恐怕就不是我的了!”

1940年7月，为了继续东进，打开抗战局面，“苏皖支队”改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别担任正、副指挥)第三纵队，陶勇担任司令员兼政委，卢胜担任政治部主任。整编后，卢胜依照苏北指挥部的政治动员令，对全体指战员进行动员教育，提高了政治觉悟，鼓舞了胜利信心。仅1个多月时间，东进的第三纵队等部就以苏北如(皋)泰(兴)公路上的黄桥镇为中心、在纵横100公里的大地上，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

这年10月，苏北顽固派头目韩德勤集中了26个团共3万余人的兵力，分三路大军

进攻黄桥。陈毅决定进行反击，在兵力部署上决定以3／4的部队作突击力量，以1／4的部队守卫黄桥——第一、第二纵队主力隐蔽集结，待机突击；陶勇、卢胜领导的第三纵队，担任了正面阻击敌人坚守黄桥的任务。在战前动员会上，卢胜号召全体共产党员要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同韩德勤顽军决战，一定要在黄桥打胜仗，即使部队打光了，黄桥在我手中，部队仍可重建，并响亮地提出战斗号召：“有三纵就有黄桥，有黄桥就有三纵!”

战斗打响后，卢胜组织和领导支前委员会，迅速组成了救护站、担架队，掀起了支援前线的热潮：有的帮助部队挖战壕，修工事；有的协助侦察敌情，维护社会秩序；有的参加巡逻，防止间谍。那时，家家响应号召，磨面、烧水、烙饼，仅黄桥镇上就有60多个烧饼作坊为前线战士烤烧饼。于是，著名的《黄桥烧饼歌》在战火中诞生了：“黄桥烧饼黄又黄哎，黄黄烧饼慰劳忙哩!烧饼要用热火烤哎，军队要靠老百姓帮。同志们呀吃个饱，多打胜仗多缴枪!……”

10月10日，黄桥决战宣告胜利结束，是役第三纵队共毙俘顽军6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余枝，胜利地完成了坚守黄桥的任务。战后，第三纵队受到陈毅司令员的嘉奖，卢胜主持的第三纵队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也得到推广。

第七纵队一战成名，粟裕说：“卢胜有眼光，有法子。”

卢胜的军旅生涯，与陶勇特别有缘。从“苏皖支队”开始，他们共同战斗多年，彼此配合日益默契，战友情谊日益深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部队又一次进行了整编，第三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陶勇担任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卢胜担任旅政治部主任。

当年2月，新四军第一师发起“讨逆战役”，打击在泰州公开投敌叛国的国民党军李长江部。陶勇率部一路追歼逃敌至泰州城下，部队被大河所阻，河水寒冷，一时又难以找到渡河工具。众人面面相觑时，陶勇振臂高呼：“不要停。跟我杀过去!”说着，他带头扑下河去。卢胜不失时机地动员：“旅长带头，谁不争先恐后?”他也扑下河去。见此情景，指战员们不顾叛军火力封锁，泅水过河，一举攻占泰州城东门，为次日攻克泰州铺平了道路。上得岸来，陶勇直拍卢胜：“好同志!政治部主任就是讲政治。”1944年底。陶勇随第一师主力南下苏浙皖边区，以建立苏浙皖边根据地，卢胜接任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兼中共地委书记，成为第四军分区的“一把手”。说起他的对敌政策，卢胜用了4个字表示对合作5年的陶勇的敬重：“陶规卢随”。

1945年11月10日，正式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委，卢胜担任第七纵队(姬鹏飞任司令员兼政委)政治部主任。

当时，有许多人认为第七纵队是苏中地区的地方武装发展而来的，战斗力如何有待检验，所以反对在大战中运用这支力量。这时，卢胜挺身力陈：“第七纵队成长在苏中地区，对在河港交错、村落密布的平原(水网、半水网)地区打仗，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长期坚持抗战的艰苦环境中，部队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军政、军民关系，同地方武装和民兵在作战、侦察、保密以及战勤保障等方面的配合更是非常协调。因此，完全有能力参加大战、恶战。”

从1946年3月起，华中野战军进行“百日”大练兵运动，卢胜协助姬鹏飞针对部队特点进行了临战训练，重点提高战术，树立“有我无敌”的大无畏精神，目标就是要一鸣惊人。他们的努力，最终引起了粟裕的注意。1946年7月13日至8月27日，在闻名遐迩的“苏中七战七捷”中，粟裕大胆使用第七纵队，在海安运动防御战中大出风头：当时，粟裕的部署是：华中野战军主力第一师(师长粟裕兼、副师长陶勇)、第六师(师长谭震林兼、副师长王必成)集中在海安东北地区休整补充，待机歼敌；第七纵队在海安外围打运动防御战。海安运动防御战从7月30日打到8月3日。

这时，第七纵队补充了大量的解放军战士，所属4个团中只有1个团打过大仗。“但是，4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3000多兵力，英勇抗击了50000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第七纵队作风顽强，指挥灵活，奋战4天多，伤亡仅200余人，杀伤敌军3000余人，创造了敌我伤亡15比1的新记录。仅7月31日夜对敌人的巧妙袭扰，就使敌军消耗了炮弹10000余发。8月3日，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完成任务，第七纵队主动撤出海安。”(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七纵队一战成名，粟裕说：“卢胜有眼光，有法子。”

1947年春，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进行统一整编，组成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能征惯战的卢胜受陶勇之邀调任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第十师师长。同年夏，为了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战略反攻，陶勇奉命率第四纵队与叶飞的第一纵队一起，并肩向鲁南敌后实施战略出击，牵制、调动敌人重兵集团。国民党军集中7个整编师共12万兵力围之。敌众我寡，情势危急。

为粉碎敌之合围计划，叶飞、陶勇决定以卢胜、韩念龙之第十师迷惑、钳制敌军，以掩护主力部队调头向西，跳出包围圈。卢胜欣然受领任务，毫无怨言。主力临行，陶勇摆酒宴请卢胜、韩念龙，自己却半晌无言，卢胜则慨然举杯：“请司令员放心，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掩护主力安全转移!”是役，卢胜率部苦战6日6夜，全师4000余人，减员至1600余人，损失近2／3。华东军区特发贺电，表彰第十师顾全大局之行为，卢胜接到贺电掩面痛泣：一为取得的胜利，二为牺牲的战友。

1949年初，时为淮海战役后期，解放军11个纵队包围杜聿明集团于陈官庄地区。是时，中央军委命令暂缓攻击，转入战场休整。卢胜时任第四纵队副司令员，他率部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仅20天就有8000余名敌军向我投诚，约相当于敌军两个师的兵力。当时，陶勇一本正经地调侃：“你老卢一张嘴皮子，等于老蒋两个师啊!”

谈到学习，张震竖起拇指：“老卢最好!”教育秘书，卢胜意味深长：“老区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1949年2月，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四纵队改编为第七兵团第二十三军，陶勇、卢胜分别担任军长、政委。

当年2月，二人奉命参加渡江战役，率部突破镇江、江阴之间的敌军江防，切断了沪宁铁路和宁杭公路，在溧阳、郎溪、广德地区，会同友邻部队截击、歼灭了由南京等地南逃之敌5个军的大部。4月，

二人率部参加了解放杭州、上海等战役战斗。在上海市区作战中，为了减少城市设施的破坏，卢胜强调使用步兵武器，以短兵相接，消灭敌人。战役结束，指战员露宿街头，将缴获的两卡车贵重物品全部上交，受到了陈毅、粟裕的表扬：“陶勇、卢胜有古名将之风。”

1952年秋，卢胜率志愿军第二十三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战场，他与军长钟国楚按照中央军委“积极防御，寸土必争”的指示，率部与敌激战109次，歼敌14768人，缴获各种枪炮558件、击落击伤敌机434架，击毁击伤敌坦克149辆，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被朝鲜政府授予一级自由独立勋章。至此，卢胜将军的征战生涯以辉煌落幕，有人总结道：“从天涯海角(海南岛)打到三千里江山(朝鲜半岛)。”

卢胜一生纵横马上，也有遇险受伤之时。1943年3月，他与刘培善等一起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出席党的七大，途经江苏涟水县大黄庄时，遭到日伪军三面伏击。在突围中，他的右腿腓骨被日寇子弹击穿，当即倒在地上，鲜血直流。警卫员姜勇急中生智，取出两枚银圆绑在两枪眼上止血，并隐藏到一处独立的草屋里。不一会，日军马队来到眼前，情况万分危急，他拔出短枪，冷静地对警卫员说：“我们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不能叫鬼子抓去!”幸运的是，鬼子没有进来搜查，卢胜大难不死。由于伤势过重，他成了惟一未能与会的中共七大代表。当时，陈毅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卢胜同志，你受苦了!”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卢胜的功劳，给予了他应得的荣誉。1955年9月，卢胜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他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勋章。

自1958年1月起，卢胜历任要职：福建省军区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福州军区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福州军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副组长。1975年8月，他光荣退居二线，担任福州军区顾问(大军区正职待遇)。

卢胜一生热爱学习，是老一代高级将领公认的。1955年夏天，卢胜归国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每至节假日，他不串门聊天、不上街观光，入其室内必见其端坐读书或伏案作业。是时，开国中将张震为战役系班长。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问张震将军：“你那个班哪位学生最好?”张震手指卢胜，竖起拇指：“老卢最好!”

卢胜先后与陶勇、韩念龙、钟国楚等将军搭档，时而军事领导，时而政治领导，他胸怀宽广、赤诚相见、任劳任怨、拾遗补缺，人称“好搭档”。陶勇说过：“和卢胜共事，我受益匪浅。”韩念龙说过：“和卢胜搭班子，心情最愉快!”

卢胜身居要职，但从不摆官架子，被福建老区人民亲切地誉为“布衣将军”。他慷慨好客，凡来访的老区人，他必定摆家宴款待，拿出自己的毛衣给他们穿，工资时常透支。1995年冬，老区农民陈武忠(红军接头户)来福州省肿瘤医院看病。陈老汉目不识丁，家境贫寒，是爬上一辆外省货车来榕的。他试着给将军挂了电话，将军立即吩咐秘书先到车站接人。秘书接到人后，建议将陈老汉送到老区驻榕办招待所，将军急忙说：“不，我的客人要住家里!”中午，将军特地交待炊事员加菜款待陈老汉，把这位老区农民感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一星期后，陈老汉要回漳浦，将军叫秘书拿着他写的条子去了省老区办，按照有关政策为陈老汉申请了80元的救济款。将军还意味深长地告诉秘书：“战争年代，老区人民饿着肚皮把地瓜、谷子送给红军，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老区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

1997年8月30日，一代名将卢胜在福州逝世，享年86岁，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革命一生。

作者：夏明星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