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国际法庭上的南京证人组

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的大屠杀惊世惨案，给我们留下永难磨灭的惨痛记忆。岁月沧桑，流年似水。转眼间，70余年已过去，而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已越来越少，我们尤其不应忘记当年从南京不避艰辛，前往日本东京远东国际法庭出庭作证的那几位劫后余生的同胞。他们挺身而出，以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对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犯下的野蛮凶残、骇人听闻的屠戮罪行作出严正指控。时至今日，证人们浸透血泪的悲愤声音，每每从历史深处穿越时空隧道，转入纷繁喧腾的现实之中，在每一个具有民族自尊的中国人的心灵中回荡……

远东国际法庭成立于1946年3月，由美、苏、英、中、澳等多国审判人员参加，审判过程历时两年半之久。中国参与对日本战犯审判的是首席大法官梅汝(王敖)，并配备了倪征澳、杨寿林、罗集谊、方福枢等6名助手。据江苏省行政学院的杨夏鸣教授统计，在国际检察局南京取证报告中，最后指证日军犯下南京暴行的至少有9名“铁证”，他们中有7人来自_中国南京，有2名来自美国。出席作证的中国证人中，许传音、尚德义、梁廷芳、伍长德、孙君、陈福宝均来自南京，而其中来自中国的梁廷芳上尉和来自美国的威尔逊的证词刚好互相佐证。

在法庭内外，这个证人组特别受关注，他们的胸前均佩戴国际法庭发的身份特别证件，受到盟军宪兵的严密保护。证人组中，只有许传音通晓英语，学历也最高，他具有非同寻常的道德勇气和臻于一流的语言表达能力，无形中成为证人组的核心人物，他的杰出表现使他广受尊敬。

许传音是安徽贵池人，1905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的前身汇文书院，获得农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成绩优异的许传音成为公派庚款留美学生的一员，1915年被选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先是在北平的燕京、清华等大学任教，后在北洋政府担任铁道部营业司司长。1929年底，许传音又回到南京，并依旧供职铁道部，担任过翻译等职务。他掌握3国语言，讲求职业操守，卓具见识，成为·位淡泊名利、疏离政争的爱国知识分子。

抗战初，日军大举入侵，战火很快烧向国都南京。至1937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暨下属各部委机关、大学、部分中学师生十几万人先后乘船西撤汉口。江面上波涛汹涌，船帆相接，江堤上难民队伍汇成洪流。许传音留了下来，仍居住于高楼门峨眉路私宅中，他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从此将和这个城市牢牢相连。许传音不顾个人安危，参加了临时组织起来的、以驻南京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高级职员拉贝和英国牧师利恩为首的国际难民委员会的工作。面对日寇的枪刺，他凛然无畏，出生入死，冒死犯难，置生死于度外。

作为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之一，许传音来到日本东京后，先后出庭作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声音清晰有力，有条不紊地叙述日军在南京的罪行，而且他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表述清楚。他说，1937年沦陷后，日寇疯狂施行暴行，自破城之日起，、平民被杀者达20万人以上，成千上万栋房屋被恣意破坏或焚烧。日军路遇中国平民，即加杀戮，凡在服军役年龄的青壮军人均被带走遭集体屠杀或焚烧，杀人现场惨况简直难以形容和描述。

许传音说到，1937年12月14日他在靠近金陵大学南明区的珠江路口，亲眼见到日军士兵之野蛮，见人即开枪射击，凡行于街上者、自窗前向外窥视者、企图逃出者，莫不射击。珠江路至北门桥段，路上尸体纵横，至少在400具以上，血流成滩；珠江路西边至干河沿，福音堂及金陵中学门口，受害者尸体极多，道路为之堵塞，而此种惨景在城区内比比皆是。许传音因配挂国际难委会袖套，义与外籍红十字会人士同行，才免于遭扣押乃至枪杀。

许传音作证言时，国际检察官季南、检察官萨尔、马格特等均凝神倾听，法庭上气氛相当肃穆、凝重，很多人为之动容。季南等还偶尔提问，许传音首先用流利的英语回答了检察官的问题，接着再以标准国语(普通话)复述一遍。他说到：日兵对妇女之行为实非文明世界所能想像。“我曾目睹一妇女在浴室内受辱，裸身而哭泣，她的身边围着十余日军士兵，鼓掌狂笑。一日午后，我往城北多伦路某友人家，见老幼11人均被杀害。14岁及1l岁两个女孩在二楼房内桌台上被奸辱，台上血痕淋漓。在下关二板桥渡口，一个家族十几口人欲乘船渡河，日军一小队突来检查，见到年轻妇女两人，便在其双亲及丈夫、孩子、亲戚面前加以轮奸，发泄兽性……”

许传音还指证日军对任何私人财产均不加以尊重，他们随意闯入人家，随意抢去财物，放火烧毁房屋。“日军入城3日之后，即12月16日，我得到日军司令部允准，步出难民营区去街上探视，见中山北路一从新街口至鼓楼教会医院门口段，死尸到处纵横，或被斩碎，或以被杀时姿势横陈路上。我曾在同仁街和薛家巷数路上死尸，多达500具，太可怕了!”

在这次长达2小时的出庭中，检察官萨尔改变询问方法，为了证明日军在攻陷南京后如何做有组织、有计划之杀戮工作，乃询问南京安全地区国际救济委员会情形。许传音答称，国际救济委员会曾收容无家可归之难民20万人至30万人，当时规定持有武器者绝对不得入该难民收容所。然而12月14日晨8时，日军高级将领竟强行闯入，称有中国兵藏匿于难民安全区内，故来搜查。许传音及外籍人士均表示安全区并无一个中国兵。然而次日，日军又来欲捕去安全区内中国人，经交涉，日军带走130余人，他们的结局之悲惨当然就可想而知了。又有一次，日军400余人强行冲入安全区，捕去1500名被怀疑为军人的中国人。次日，国际救济委员会附近忽闻机枪声，派人前往探视，才知这一批中国人已全部惨遭杀害。

在作证过程中，许传音还说到：1938年元旦中午，他外出视察时，路经城西颐和路(上世纪30年代这一带为民国高档住宅区和外国使馆集中区，住户多为政府显宦及富商名流)。见一群日军官兵正纵火焚烧颐和路23号苏联驻华大使馆。此外，附近赤壁路15号洋楼(亦属苏联驻华大使馆)，山西路口基督教青年会及10余幢房屋相继被日兵焚烧。

那一时期，日本兵尤其是步哨，强迫全市人民向“皇军”鞠躬行礼，许传音亦为被害者之一。日军对南京市民的此种野蛮行为持续至停战为止。此等日军之态度相当之普遍，在许传音所历访各城市如安徽省境内的100公里范围内之和县、滁县、芜湖等地均曾亲见。检察官萨尔又问：“日军在商业上是否对中国人加以限制?”许回答：“我曾奉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之命，从皖东芜湖以帆船运载木炭赴南京，需得到日本特务机关所雇的中国特务员检查许可，理由是我

们的救助难民工作必须分商业利益给他们。”

在一次出庭作证中，检察官萨尔直接问证人威尔逊(前南京鼓楼医院美籍医生)：“南京城陷后，鸦片之买卖是否有增无减?”证人答称：“日军占领南京后，公开出售鸦片骤然增加。”

接着，由战犯武藤的辩护律师岗木就南京失守时各医院情形略作询问后，即由当时纵容部下屠杀平民及俘虏的战犯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起立作反讯问。伊藤称昨日证人曾说某中国妇女遭日军强奸后，过2个月即呈梅毒第二期症状。然而经过日本医学家研究，梅毒第二期症状须于3个月后才能呈现，故而该妇女并非日兵所强奸。但伊藤作的质问并无根据，威尔逊报之以藐视的冷笑，即行退席。接下来，由证人许传音出庭，他沉着冷静，以一些南京鼓楼教会医院提供受害者检验报告、照片等证据驳斥伊藤的胡言乱语，令他张口结舌、狼狈不堪。

在1946年7月26日远东国际法庭庭审中，检察官萨尔又一次向许传音提出讯问，称南京失守后，鸦片究竟是不是公开出售?这问题曾提出过，似有些重复。但许传音仍义正词严地回答：“南京沦陷后鸦片确实公开出售，日军在城北栅栏门、下关商埠街、热河路、城南升州路、夫子庙、三山街等地增开20余家吸烟所，供应白面，收费不高。而且出售白面香烟特别供给苦力，规定30岁以下者可吸此烟。1940年后，日军甚至公然开设鸦片白面贩卖所。”

检察官询问终结后，由辩护人质询，他调转了话题，改而提到证人称日军暴行一直继续到停战，此事是否确实?许传音回答：“日军入城后3个月期间。所施烧杀掠夺奸淫妇女等暴行最为普遍，极其严重，其后仍犯有种种暴行，例子举不胜举。1938年3月29日，驻浦口日军某部队3人结伴到西圩村盗鸡，见一美貌女人即施以暴行。其夫怒而砍杀日兵2人，另1名日兵带伤逃回军营。次日凌晨，一队日军来到这小村子，佯称雇村中男子去码头干活，许以酬资，将30余人带往浦口，便以机枪击毙，无一人幸存，报复手段极其残忍。”辩护人陷入沉默，遂中止质询。

1946年7月26日那天，首席检察官季南又传证人尚德义出庭作证。尚的证言称，他当时住南京难民区，1937年12月16日11时，与兄弟邻人共5人被中岛部队士兵押往下关江边煤炭港，该地区已有千人以上，男子多被绳索串捆绑双臂，他们的前方置机枪10余挺。午后4时许，日本军官下令射击，尚德义在着枪前即扑倒在地，旋即被死尸压在下边，失去知觉，终而得以死里逃生。

接下来又传伍长德出庭作证。证词称他曾任交通警察，南京陷落后，他与其他警察300人避入中山北路上的司法院，武器已全部交给国际委员会，并未武装。司法院当时已成为难民收容所，除警察外，一般民众亦很多。12月15日，全体避难人员都被日军押往汉西门，门外架上机枪数挺。伍长德等每百人成为一组，被日兵用刺刀押出门外，一出门便遭到机枪扫射，未死于机枪者被日兵刺刀戮死，被杀者共16组。伍长德于机枪开火前一刹那间扑倒于地，未被击中。日兵在施行屠杀后还作检查，用枪刺对地上受害者补上一枪。伍长德也被日兵以刺刀刺后背，他装死未动。接着，日军又在尸堆上浇火油焚之，天渐黑下来，大队日军撤离杀人现场，伍长德因负伤并不重，挣扎起身，逃出该地，赴附近的鼓楼医院威尔逊处就医，尔后从医院后门进入金陵大学难民营。他说这次南京警察和百姓遇难者接近2000人。

之后，又传陈福宝出庭作证。证词称：1937年12月14日，他逃入上海路南秀村金陵大学南舍之难民区，得到食物和水，刚庆幸暂得安全。次日上午，就有一队日军强行闯入这片难民区，不顾外籍人士抗议，捕走39人，其中包括陈福宝。他们都被捆绑住双臂，行至美国大使馆门口，队伍停下，日军杀死上额有帽痕及掌上有操枪印者37人，只留下陈福宝和一中年百姓，迫令他俩将受害者尸体投入路边一小池塘，尔后放了这二人。当天午后，陈福宝欲避入难民区，但各大门均被全副武装的日军把守住，只准人出，不准人进去。陈福宝只好徘徊于这一带，寻找进难民区的机会。在广州路、上海路交叉口旁一小木板楼下，他看见日兵3人强奸一年方16岁的哑女，惨叫声不绝，渐渐没了声息。陈福宝认识这哑女，知她名叫陆小英，家住广州路巷口。她被轮奸残害的悲惨一幕令陈福宝铭心难忘，作证时他当庭哭泣。12月16日，陈福宝再次被日兵抓住，强迫他帮助扛运抢来的红木桌椅、古香炉等物件。那几天里，他目睹了日兵迫令中国人与之摔跤，以刺刀击杀不胜者。12月20日午后，侥幸得以逃脱的陈福宝经过太平路，见到日军百余人纵火焚烧已被洗劫一空的旅馆及家具店。闹市区处，尸体满眼；残垣断壁，一片死寂。后来陈福宝几经辗转逃出城，前往江宁山区避难……

在东京远东国际法庭上，以许传音博士为首的南京证人组痛切陈词，历数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他们杰出的表现足堪告慰南京30余万遇难同胞。他们大量的证言都被法庭采用，并被记录入历史性文献。对这些证人和近一二十年来涌现出来的李秀英等亲历南京大屠杀惨案的证人，我们永远不应忘记。

作者：张全宁 王 磊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