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夏的一天,中国盐业银行常务理事兼上海分行经理、大收藏家、“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在上海住所陕西南路培福里弄口遭3名匪徒绑架。消息传开,立时轰动上海滩。
张伯驹,字家骐,号丛碧,河南项城人。他1897年2月14日生于河南项城一个官宦之家。7岁时,其父张义安将他过继给伯父张振芳。张振芳有钱有势,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授他为直隶总督,对他敬畏三分。张振芳投资百万大洋,创办了中国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中国盐业银行。
张振芳望子成龙,对张伯驹特别疼爱。张伯驹聪明伶俐,才华横溢,9岁能诗,人称“小神童”。长大成人,入袁世凯兼任团长的中央陆军混成模范团骑科,毕业不久即升任提调参议。尔后,又在曹锟、吴佩孚部下任职。
张伯驹无意仕途,在《三十自寿》词中写道:“悔觅封侯。”在另一阕《凄凉犯》的小叙中坦言:“壮岁入秦从戎,虽滥得勋赏,狗尾羊头,殊不抵画眉妆阁也。”
北伐战争后,蒋介石主政南京,其实业部长吴鼎昌拉张伯驹出来做官,张严词拒绝。张伯驹每日沉醉于书画玩藏,走笔诗词,还喜欢玩票唱京剧。他尤擅鉴别字画,号称“鉴别字画第一把交椅”。他收藏无数价值连城的古代字画,用1000万大洋购得中国现存最早的西晋陆机《平复帖》。出售北京弓弦胡同(原为前清太监总管李莲英旧居)的一座大宅,外加夫人的首饰,凑足240两黄金,购得隋代展子虔作的《游春图》。此外,他还藏有唐代李白真迹《上阳台帖》和杜牧的手书字帖,及北宋范仲淹的书法手卷,明末清初钱谦益和秦淮名妓、才女柳如是夫妇的砚等。
他购买《游春图》有一段佳话——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故宫散失于东北的书画陆续出现在北平的古玩市场。张伯驹从友人处得知马霁川要把展子虔的《游春图》卖给外国人的消息后,驱车直赴马霁川的住地,进门便单刀直入地问:“展子虔的《游春图》尚在你的手里?”马霁川见张伯驹亲自登门,已料到大事不妙。
“你想把《游春图》发落到什么地方?索银多少?”张伯驹步步紧逼。
张伯驹的到来,让马霁川措手不及。他原想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这件稀世珍宝转手洋人,获取暴利。
“马老板,不想卖是不是?”张伯驹逼问一句。
马霁川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古董商人,张伯驹的脾气他是知道的。张伯驹亲临住地,非收不可,不卖给他怕是不成啊!但转念又想,这位阔公子为了收藏国宝真迹,从未吝惜过金钱。于是,他连连说:“卖,卖,岂有不卖之理?张爷只要拿出800两黄金,这无价之宝就是您的啦!”
张伯驹气得浑身发抖,心想这马霁川显然是在讹诈。自己过去虽称得上家财万贯,如今为了收藏已负债累累,手中哪有数额如此多的黄金啊!
无奈之下,张伯驹立即通知故宫博物院,陈述此卷应收归故宫博物院,并建议院方致函古玩商会,不准此卷出境。
不几日,张伯驹得到消息,故宫博物院因经费不足,无力收购。张伯驹心里忐忑不安,认为眼下最要紧的是阻止《游春图》出境。
他驱车到北平和平门外的文化街琉璃厂,进了荣宝斋,坐下便说:“有一幅《游春图》,此卷有关中华民族的历史,万万不能出境。如果有谁为了多赚金子,把它转手洋人,谁就是民族败类,千古罪人,我张伯驹决不会轻饶了他。”
张伯驹到处散播消息,马霁川见《游春图》一事已闹得满城风雨,再转手给洋人亦很困难,只好同意降价让给张伯驹。但《游春图》的要价仍然很高,张伯驹苦思冥想,坐卧不安。
最后,张伯驹决定忍痛割爱,把居住多年的弓弦胡同出让给北平辅仁大学,这是北平城内少有的豪宅。张伯驹将卖得的2.1万美金兑换成220两黄金,去找马霁川购画,不料马霁川节外生枝,故意刁难,借口金子成色不好,需追加20两。
当时,张伯驹手头拮据,实在无法凑足这20两黄金。无奈,只好被迫卖掉夫人的首饰,凑足20两黄金,交给了马霁川。
张伯驹在回忆收藏《游春图》时写道:“然不如此,则此鲁殿仅存之国珍,已不在国内矣!”
张伯驹是典型的崇尚文化艺术的公子,其名望列入“民国四大公子”。另三人为:清逊帝溥仪族弟、末代镇国将军溥侗,字西园;民国“大总统”袁世凯次子袁克文,字寒云;“东北王”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字汉卿。
张伯驹身为富商之家,鄙夷官事,亦不爱经商,自号游春主人,以收藏、鉴赏、票友自娱自乐。父亲张振芳临终时,握着张伯驹的手道:“你要支撑起这个家,照顾好你的母亲啊!”
就为这句话,张伯驹含泪就任盐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稽核之职。然而,平素他依旧长衫一袭,纸扇一把,下围棋、赏古玩、票京戏。经常从银行里支钱,或买书画,或帮衬京剧名伶余叔岩。他知道,钱是用来花的,是身外之物,不必太在意。
1935年,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来“十里洋场”上海。总经理吴鼎昌看重张伯驹的身价,积极说服他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按照银行规矩,张伯驹应该住在银行的宿舍里。但张伯驹随性惯了,嫌不方便,住进了陕西南路培福里16号的一幢洋房内。
1941年6月初,抗日战争国难当头的上海借仗洋人势力,依然繁华。张伯驹坐车刚出培福里弄口,突然斜刺里冲出3个彪形大汉,拦住车头,拉开车门,拖出司机,然后一左一右地将张伯驹挟持在当中,驾车疾驶而去。
次日,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一时上海沸沸扬扬,众说纷纭,有怀疑日本人干的,有怀疑家族内讧的,也有怀疑是藏家阴谋的。
到底是谁绑架了张伯驹?近年,随着上海历史档案馆资料的解密,绑架的原委终于厘清了。
原来,绑架的主要策划者,乃是盐业银行内部的高级职员李祖莱,此人的后台是汪精卫日伪政府的76号特务总部。李祖莱为什么要绑架张伯驹呢?因为他嗜赌。几天前,在与人玩牌时,输掉了1万多块钱。他缺钱,需要还债,这是其一。其二是,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调走后,按理应由副经理肖颜和升任经理,襄理李祖莱升任副经理。但吴鼎昌认为肖太平庸,李虽精明干练,但人品较差,且与汪伪勾搭。吴左顾右盼,觉得惟张伯驹是千妥万妥的。
李祖莱的职位没有了着落,钱自然也没有了着落,又急又恨间,居然想出绑架张伯驹。他打电话给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警卫总队长吴四宝(后改名吴世宝),请他派几个弟兄将张伯驹绑走,说是可以大发一笔。
吴世宝乃流氓出身,是上海滩有名的“白相人”;他的妻
子佘爱珍也是出名的“白相人女大亨”,会用枪,且左右开弓,抗日胜利后逃去日本。“白相人”是旧上海俚语,对某一类人的称呼。上海话里,“白相”就是玩,也就是在社会上玩的人,相当于现在说的“花花公子”,也可解释为游手好闲、为非作歹的人,流氓。“白相人”一般都薄有家产,蒙祖荫所赐,留有几处房产可用来收租的,或许本就是老板家的公子,所以并不需要有什么正当职业和专长,属于有钱但不富有的阶层。当然也没什么积蓄就靠混吃混喝的,也有靠有钱女人供养的,这些也都可算作“白相人”。
吴世宝投身汪伪特务后,专门捕杀抗日进步人士和绑架上海滩工商界巨富,1940年“化工大王”方液仙也是被他先勒索钱财后撕票的。吴世宝在绑架张伯驹的那年12月,因策划抢劫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的黄金而被捕。次年2月,此贼被日本宪兵队与其主子李士群在苏州合谋毒死。
话说当时,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接到了绑匪的电话,对方勒索巨额赎金200万元。潘素大吃一惊,心忧如焚,家里可凑上100万元,还缺100万元到哪里去找呀?她急得日夜啼哭。
为了赎票,变卖几件古董、书画,凑足200万元并非难事,可当她往这想的时候,耳边顿时响起张伯驹极其严肃而又坚决的话语:“凡是我张伯驹收藏的书画、古董、艺术品,不论发生什么事,贵贱都不能卖!金钱易得,国宝难求,万一国宝流到洋人手里,我张伯驹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潘素理解丈夫,不想违背丈夫的心愿,琢磨两全之计:如何既要设法救丈夫出虎口,又要保护好每一件收藏品。
过了几天,绑匪又打来电话:“要是再不拿钱来,那就等着我们撕票吧!期限一个星期。”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潘素想到了结婚时的证婚人孙履安。谁知此时的孙履安已破产,潦倒不堪。孙氏不忘旧交,为救朋友,领着潘索四处奔走借钱,去找孙曜东。孙的来头很大,他的曾祖父孙家鼎曾任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等职。其时孙曜东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兼任汪伪政府要人周佛海的秘书。
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对孙曜东说:“张伯驹毕竟是书生,因处闷葫芦之中,急欲脱险,不择手段,也不考虑考虑银行的难处。”他既怕张伯驹性命不保,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层层加码,以致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法的话,银行岂不完蛋?于是,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方面,只能暗中帮忙,千万不能由银行出面接洽。
孙曜东查出绑架案确系李祖莱勾结汪伪76号特务所为。孙给李打电话道:“张伯驹乃我的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们如有急需,我愿意赞助。”
李祖莱嘴硬,说:“少管闲事,不用你插手。”孙曜东一鞭子还了过去:“张伯驹的事,我管定了。”他自然有这个底气,因为他的靠山是周佛海。
周佛海果真大怒,当下给76号头子李士群打电话,质问事情缘由。孙曜东深谙黑白两道的规矩,一口承诺,愿出20根大条(金条),酬谢“兄弟们”。
李祖莱知道孙曜东大有来头,恐怕自己占不到什么便宜,索性把人质作了人情,送给浦东驻军头目林之江。林之江出身黄埔军校第六期,早年投入军统,颇得戴笠重用。上海沦陷时,任军统上海区行动二组组长,后投敌变节,加入汪伪76号。林之江是飞来横财乐得享用,孙曜东只得再与林之江联系。亦许诺,照送20根大条无误。
林之江收了钱,当下命人释放张伯驹。张伯驹跑到家里,潘素是哭一阵笑一阵,忙不迭地张罗着为张更衣、沏茶、温酒,焚香驱邪。
不多日,一家子收拾了行李,订了车票,返回北方。张伯驹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来上海了。
1947年6月,张伯驹在北平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北平临时委员会委员,参加北大学生会助学运动、反迫害反饥饿运动、抗议枪杀东北学生等爱国民主运动。建国后,张伯驹将自己珍藏的价值连城的字画、古董、古玩,全部捐赠给国家。陈毅称赞他是一位“深明大义的爱国人士”。
作者:石春娣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