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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瘦鸥在陪都重庆的日子

分类:故事族·历史版 更新时间:2023-09-24 16:29:04

有“海派文人”之称的秦瘦鸥,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译作《御香缥缈录》声名鹊起;40年代初又因创作长篇小说《秋海棠》走红全国,这部小说被誉为“民国第一悲剧”、“民国第一言情小说”、“民国南方通俗小说的压卷之作”,它感动了千千万万多情男女,也奠定了秦瘦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正当秦瘦鸥为之欣喜激动的时刻,无情的战争打破了作家的美梦。上海沦陷后,秦瘦鸥流亡到桂林,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4年夏,日军为了打通所谓“大陆运输线”,突袭湘、桂、黔。秦瘦鸥与出版家赵家璧一道,挈妻携子,夹杂在数十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中,从桂林仓皇奔逃。10月初,途经贵阳抵达重庆,开始了一段令人难忘的陪都生活。

秦瘦鸥到重庆的第一夜,露宿在长江南岸的海棠溪长途汽车站。此时,他是两袖清风,满身尘垢,已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境地。他急于奔赴重庆,就是希望能尽快谋到一个职业,以维持全家的生计。

出乎他的预料,第一位向他伸出友谊之手的,却是素未谋面的大小说家、著名报人张恨水。张恨水从别人那里听到秦瘦鸥的行踪和处境,便立即写了一则短讯,编在《新民报》的小专栏“文艺圈”内,并亲笔拟了两行章回小说式的标题:“秦瘦鸥到重庆,陆文龙去成都”(《陆文龙》是一部新编的话剧——作者注)。当时,《新民报》发行量很大,秦瘦鸥的亲友、同学顿时都知道了他的消息,使他很快解决了食宿问题。

不久,在张恨水、张友鸾的帮助下,秦瘦鸥在《时事新报》找到一份差事,数月后他离开那里,进了《新民报》。比张恨水小13岁的秦瘦鸥进《新民报》后与张恨水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20世纪80年代后期,秦瘦鸥在一篇《恨水与我师友情》的文章中写道:“他出于提携后进的热情,对我多方关怀,奖掖备至,我们从此建立了介于师友之间的情谊。”

还在中学时代,秦瘦鸥就拜读了张恨水的多部小说。他认为,张恨水善于对情节的展开作出恰当的安排和组织,文笔清丽通畅,可读性强,因此在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中都拥有众多的读者,是情理中的事。他偏爱张恨水早年的成名作《春明外史》,还有30年代后期的《似水流年》、《夜深沉》,以及抗战时期所写的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大江东去》、《东北四连长》等。

对于这位大作家,秦瘦鸥心中充满了崇敬,不只是因为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他伸出了援手,更因为张恨水在小说创作上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他对文学事业的挚著追求与勤奋努力。

当时,《新民报》在大田湾附近的山坡上修建了一些捆绑房(也有人把它称为“国难房”),作为职工宿舍。同仁们身居陋室却不减其乐,经常聚在一起轰饮或玩麻将、沙蟹消遣。编辑部的张友鸾、张慧剑、姚苏凤等都积极参与,惟有张恨水从不到场,他默默地背起平价米,爬山涉水,回南温泉桃子沟家中继续他的小说创作。

秦瘦鸥曾两次偕友人去南温泉游玩,饱览了南温泉旖旎的山光水色。泡着暖融融的、弥漫着浓烈硫磺气味的温泉澡之余,秦瘦鸥很想前去拜访他尊敬的师长,他知道张恨水的家近在咫尺,但为了不打断张恨水的文思,不惊扰他的家人,只得遗憾地作罢。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被派往北平,主持《新民报》北平版;秦瘦鸥、赵超构、程大干、姚苏凤等则负责《新民报》上海分社的编务。1947年下半年,秦瘦鸥因事北上,专程到北沟沿看望张恨水。他见张恨水仍然一身简朴的衣着,只是人略显得有些憔悴。

张恨水邀秦瘦鸥等去东安市场内一家餐馆小酌,表示欢迎。秦瘦鸥离京前,热情地请张恨水去大名鼎鼎的全聚德饭店吃烤鸭,他却力劝秦瘦鸥不必浪费,只同意在他家附近的“沙锅居”吃白肉。席间,张恨水对秦瘦鸥说:“朋友相交不必拘于形式,只要相待以诚,用不着大摆酒宴。我们在此便饭小酌,不是也相谈甚欢,很是愉快吗?”

1949年初,秦瘦鸥去北平公干,不忘旧情的他再次拜访了张恨水。当时的北平,虽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张恨水仍然忙里偷闲,热情地到东安市场一家小馆子为秦瘦鸥接风洗尘。作陪的有画家叶浅予、戏剧家马彦祥。席间,他们纵论国事,畅叙友情,直至夜阑时分。这是两位著名小说家、报人的最后一面。

暮年,秦瘦鸥常常忆及他与张恨水难忘的师友之情,夜不能寐,提笔写了好几篇追念张恨水的文章,抒发他的眷恋情怀。

1944年11月,《新民报》元老张友鸾应友人之请,到《时事新报》负责主持编辑部工作。张友鸾是一位忠厚风趣的老好人,与秦瘦鸥并不熟悉,但一听张恨水提到新近来渝的秦瘦鸥身陷困境,便立即邀请他一道去《时事新报》工作,并推荐为主笔。

秦瘦鸥家住上清寺,每天步行往返于报社与上清寺之间。一日,在大街上偶然与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黄炎培先生不期而遇。在上海时,他们之间就过从甚密,想不到劫后能在陪都重逢,两人欣喜万分。当时,黄炎培一家住在张家花园,离上清寺不远,此后他们便常有往访。

有一天,秦瘦鸥在编报时,选用了一条关于黄炎培在重庆某中学演讲的消息,见报后竟引起了不少奇谈怪论。有人说:“想不到孔祥熙也要拍共产党的马屁!”当时,国民党的财神爷孔祥熙是《时事新报》的后台老板;而黄炎培并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一位坚主抗战的爱国人士而已,但总有人无事生非、居心叵测,偏要把他说成是共产党。还有人干脆向秦瘦鸥射来冷箭,说他也想“拿卢布”(意指亲苏联)。

秦瘦鸥气忿至极,顿生去意。张友鸾也感到官办报纸有诸多束缚,很不顺心,对于他们这些落拓不羁的自由报人,无异于捆住了手脚。数月后,两人便一起辞去了《时事新报》的差事。

秦瘦鸥离开《时事新报》后,张恨水、张友鸾在《新民报》老板陈铭德、邓季惺夫妇面前竭力推荐秦瘦鸥。那时,重庆《新民报》编辑部里已有张恨水、罗承烈、张友鸾、张慧剑、曹仲英、赵超构、程大千、姚苏凤、浦熙修等十几位报界名流,人才济济,并不缺员。但听了张恨水、张友鸾两人的游说之后,陈铭德对这位流落异乡的“海派文人”也起了怜惜之心,慨然予以收录。他知道,秦瘦鸥虽然才30多岁,但已是国内知名的小说家,也是办报的高手。因此,对他优礼有加,甚至像对待学术界前辈高语罕老人那样尊为上宾。一方面不要求他按时上班,不担任具体工作,一方面又放手让他随便找一些事来做,从不干预。这反倒激发了秦瘦鸥“士为知己者用”的心态,觉得不给《新民报》出点力,就太对不起老板的知遇之恩了。

1945年初夏,秦瘦鸥应邓季惺经理之约,去成都小游,恰逢《新民报》成都分社总编辑赵纯继因事请假,秦瘦鸥便主动

代赵纯继主持编辑部工作,并连续顶了大约20个夜班。陈铭德、邓季惺二位知道他未带家眷,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天天邀秦瘦鸥去他们家进餐,过着“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滋润生活。

回到重庆不久,遇到张慧剑告假出游峨眉山,秦瘦鸥又主动为他代编副刊,抵挡了好一阵子。秦瘦鸥觉得,工作未必做得很好,但他感到心里舒畅、踏实,没有辜负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的一片眷顾之情。

抗战时期,英、美、法、苏等国驻重庆大使馆的新闻处,除每周定期举行酒会外,还常常有临时性的记者招待会,发布一些重要或不重要的消息。参加者主要是陪都新闻界的外事记者,另外也有一些原任其他工作而又通晓外语的老编辑,如《大公报》的马廷栋,《时与潮》的陈兆丰等。秦瘦鸥此时也以《新民报》外事记者的身份,经常参加这些活动。他们还通过与使馆新闻官员的随意闲谈,取得一些尚未公开的秘讯,抢先在各自的报刊上发表。当时,外国驻重庆的使馆散布在市区和长江南岸等地,山水阻隔,交通不便,有时还得步行前往。秦瘦鸥不辞辛劳,不畏寒暑,为《新民报》抢得不少盟军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的及时新闻,给山城民众带来了极大的鼓舞。秦瘦鸥一直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下简称“文协”)会员,在桂林时他就经常参加“文协”桂林分会的活动。1944年冬,“文协”在黄家垭口中苏文化协会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秦瘦鸥见到了“文协”当家人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两人无比兴奋和喜悦。

老舍说,此前他一直担心从桂林逃出来的文友们,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三十三年(1944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八方风雨》)

此时得见秦瘦鸥,老舍真是喜出望外。知道桂林的文友已大部分安全离开广西,老舍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秦瘦鸥比老舍小10岁,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已拜读过老舍早年创作的讽刺长篇小说《赵子日》、《二马》、《老张的哲学》。而对于老舍的人格魅力,则是在重庆的接触中才体会到的。老舍待人宽容厚道,耿直热忱,一副长者风范。在多次交往中,秦瘦鸥与老舍建立了真挚的友谊。

1944年11月10日,老舍的扛鼎之作《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在重庆《扫荡报》的副刊上以《四世同堂》为题开始连载。秦瘦鸥十分欣喜,每日必读。那宏大的场面,个性鲜明的人物,紧扣时代脉搏的情节,深深地打动了他。但一天只能读到一小段,很不过瘾。为了先睹为快,秦瘦鸥径直搭乘公共汽车直抵北碚,来到蔡锷路24号老舍寓所,要读他的原稿。

老舍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连忙拿出手稿请秦瘦鸥指正,这倒使秦瘦鸥有些受宠若惊了,心中忐忑不安。同样经受了抗战的洗礼,但秦瘦鸥却拿不出如此厚重、如此与时代合拍的鸿篇巨制,他深感自愧不如。但对一位真诚的朋友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他欣喜万分,衷心祝福。当晚,他们抵足而眠,谈文论道直至深夜。

1946年春,秦瘦鸥已由重庆返回故乡上海。老舍、曹禺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赴美讲学,从重庆来到申城,准备在此登船远行。著名戏剧家黄佐临在上海洪长兴羊肉馆为他们饯行,特邀秦瘦鸥作陪。老友重逢,隔外亲热,其实他们分别仅数月。

解放后,秦瘦鸥凡到北京,必去拜访老舍。老舍喜欢京剧,秦瘦鸥也是京剧票友。一次,他们来到京剧艺术家李少春家,触景生情,戏瘾大发。老舍来了一段他最拿手的老旦戏《望儿楼》,秦瘦鸥也来了一段《琼林宴·闹府》。一时间,李家院内京胡声声,京腔京韵绕梁三日。老舍与秦瘦鸥在抗战时期在重庆建立起的深厚友谊,一直延续到上世纪60年代,真是弥足珍贵。

在《新民报》工作期间,秦瘦鸥虽不必坐班,但他几乎天天都要去报社的家属宿舍走走。去得最多的当然是张友鸾家。张家住的也是因陋就简、草草搭成的两三间“国难房”。他家三代同堂,人确实不少。张友鸾夫妇特别好客,不但秦瘦鸥常在那里,赵超构、程大千、姚苏凤诸君也天天必到,就连老板陈铭德也经常不邀自至。在狭窄的屋子里,大家肩背相靠地坐在一起,天南海北,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气氛十分和谐融洽。

《新民报》编辑部内,既有从南京创刊时就参加的“元勋”罗承烈、张友鸾、张慧剑、浦熙修等人,也有转移到重庆后才被罗致的张恨水、赵超构、程大千、姚苏凤、范寄病、秦瘦鸥等人。他们中有的原籍四川,有的来自东南一带,所谓“下江人”,都是一些饱学之士。他们工作勤勉,认真负责,一心一意办好报纸,彼此之间和睦相处。

老板陈铭德礼贤下士,宽怀待人,事事以身作则,令人心悦诚服。《新民报》的办报方针是:“中间偏左,遇险即避”;坚持民主办报,坚持爱国进步立场,不为国民党统治集团所左右。因此,在广大民众心中评价极高,成为舆论界的重心,其发行量高居陪都各报之首,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

当时,《新民报》重庆总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就设在重庆大田湾一处较偏僻的山洼里。这里地势低下,每逢雨天泥泞载道,行走艰难,尤其是下坡更易滑倒。报社同仁把距编辑部不远的那段斜坡黄泥路称作“阎王路”,秦瘦鸥就曾体验过在“阎王路”上跌成“泥菩萨”的尴尬滋味,晚年忆及仍心有余悸。

1989年仲夏,一个雨夜,81岁高龄的秦瘦鸥又梦见了大田湾。在梦中,他发现自己正跋涉在那段“阎王路”上。抬头往上看,天色灰漾漾的,阴郁怕人,雨点不停地打在他脸上,凉飕飕的。他觉得大田湾简直不是一处低谷,而是一大片无边无际的沼泽。他浑身满是泥浆,两条腿像绑了铅块似的,每跨出一步就要累出一身大汗。四处遥望,没有一星灯火,没有一户人家,只见远处一排耸峙的黑影,似乎就是当年的《新民报》社,但却始终走不过去。他惶恐已极,忍不住狂叫起来,惊醒后才明白,原来是一场“仲夏夜之梦”。

大田湾《新民报》工作和生活的难忘经历,在秦瘦鸥心头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直到晚年,他仍念念不忘这段峥嵘岁月。

作者:颜坤琰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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