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狐狸”徐世昌

晚清至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要角，晚清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民国后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

徐世昌号称“水晶狐狸”，手下没有一个兵，但他却位极人臣，身为“文人”的他，是如何把官场“太极”打得风生水起，如何从容周旋于各大势力，最终平步青云的呢?

仕途不顺，抓住袁世凯这根救命稻草

1882年秋，北京城迎来了数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在京城前门外琉璃厂的吕祖庙里，住着两位赶考的兄弟，来自河南卫辉，哥哥名叫徐世昌，弟弟名叫徐世光。他们之所以住在道观，一是为了省下点盘缠钱，二是图个清静，好温习功课。

常言道：穷者乐算命，富人多烧香。自觉对中举无甚把握的弟兄二人，一日出来散步，见前庙里香火旺盛，就好奇地向旁人打探。得知这处名为吕祖庙的道观历史悠久，尤其是该庙求签问卦特别灵验，不少朝廷大员都专程前来，虔诚讨教自己的未来。徐世昌不由得眼前一亮，自己何不也去求签?他一把拉住弟弟的手闯进了大殿。弟弟徐世光摸摸袋中的碎银，迟疑地说道：“大哥，抽个签很贵，够我们吃两餐饭，是不是……”惊喜，忙让弟弟也来试试手气。这一回，奇怪的事发生了，徐世光居然也抽中了先前那支签。数日后，会试结果，徐世昌兄弟双双中举。

消息传回河南，徐府顿时蓬荜生辉。此时，僻居在项城的袁世凯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瓶，彻底失去了平静。原来，袁世凯与徐世昌早就相识，并且互换名帖，以兄弟相称，如今盟兄飞黄

“饿死事小，前程事大。”徐世昌有些不悦地白了弟弟一眼，边往前走边说道：“或许真的有仙人指路，一旦有了终南捷径，休言饿上一两餐，就是一两日也不在话下。”

于是兄弟二人走上前，徐世昌首先小心翼翼地从筒中抽出一支签，然后交给道长。道长瞥过他们一眼，接过签，不紧不慢地打开后，半眯的眼陡然睁大，垂首笑道：“恭喜施主，抽得了上上签。看二位公子一脸英气，想必是赴京应试的举子吧，如果天意难违，肯定能金榜题名。”

“谢谢大师指点迷津。”徐世昌忙不迭地点着头，接过签一看，只见签上写着“光前裕后，昌大门庭。”签中“光昌”二字正是兄弟二人之名。他大为腾达，他这个盟弟却屡次应试皆名落孙山，乡邻和家人对他冷嘲热讽。

袁世凯一气之下，将诗书付之一炬，硬作好汉道：“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焉能龌龊久困笔砚间，自误光阴耶!”于是投笔从戎。事实证明，袁世凯虽不是读书的料，但对于政治权谋与军事指挥，他有一种天生的敏悟。从军后，他很快便获升迁，被朝廷重臣李鸿章看中，以“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的身份，成了满清政府派驻在朝鲜李朝的太上皇。

徐世昌却没有那么幸运，短暂的兴奋与喧嚣后，骤然归于沉寂。他所在的翰林院位高权微，是典型的清水衙门，在物欲横流的官场，根本没人瞧得上眼。

直到1895年12月，事情才出现了转机，已然发迹的袁世凯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举荐，以道员身份(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到天津小站训练新式陆军。他上任伊始，便摈弃八旗军的陈腐章法，仿照德国军队的建制，组成了一支近7000人的“新建陆军”。为了控制这支新军，袁世凯开始网罗八方人才，困在北京、日暮途穷的盟兄徐世昌首先进入了他的视野。

1897年7月，袁世凯征得徐世昌同意后，拟了一道条陈，亲自赶往北京，面陈决心励精图治的光绪皇帝，奏请外放徐世昌，以翰林身份兼管新式陆军稽查全军参谋军务营房处帮办，实为秘书长角色。同时，袁世凯特地奏请光绪，保留徐世昌一系列含金量不高但却体面的职务——翰林院编修、国史办协修、武英殿协修。

徐世昌这一年已整整42岁，到了天津小站，他参与军机，总揽文案，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成了袁世凯的得力助手和军师，新军上下皆称其为“徐相爷”。袁世凯不在军中，徐世昌便是当然长官。从此，因为徐世昌的人幕相助，袁世凯带出了日后影响中国政权的北洋集团。因此有人说，其实徐世昌才是北洋军队的灵魂，话虽有些过，但足可见徐世昌的作用。

参与变法运动，却出卖维新党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后，光绪决心维新变法。徐世昌不甘寂寞，将袁世凯拉入伙，表明自己并非冥顽不化的守旧官僚，共同参与了变法运动。袁世凯开始有顾虑，徐世昌劝道：“皇上与翁同稣中堂是主导，太后也支持，我们不可落于人后。”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正式下诏《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图强。此举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的强烈反对，6月15日，在慈禧的高压下，光绪皇帝被迫将老师、帝党首领翁同稣撤职回籍，交地方官员严加管束。同时，慈禧令宠臣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全面掌控京师大局。

对此情景，维新派一筹莫展，他们俱是赤手空拳的书生，抓不住枪杆子就难有作为。

这时，袁世凯出现在了维新派的眼中，他掌有精锐的新式陆军，而且也参与了维新变法。

9月16日，光绪闻知慈禧磨刀霍霍，欲将帝党派一网打尽并废黜自己，急得束手无策，冒险去颐和园召见了由康有为举荐的袁世凯。光绪直视着袁世凯，开门见山地问道：“假使朕赐予你统领军队的重任，你能够保证忠心于朕吗?”

袁世凯将肥硕的“袁大头”磕得“咚咚”直响，赌咒发誓道：“臣当竭尽全力报答皇上对微臣的信任之恩，只要一息尚存，必定会时刻牢记效忠皇上。”

光绪帝深为满意，以为袁世凯忠诚可靠，当即命内阁开去袁世凯的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门办理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可随时面奏皇上，让他彻底摆脱荣禄的羁绊。

后党对此当然不会等闲视之，他们也紧锣密鼓地做好了应变准备。荣禄调来聂士成的武毅军进驻天津，威慑小站；董福祥的甘军火速进京，驻于长辛店。

情势紧急，光绪一日数召维新党人采取应对之策。维新党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捧诏大哭。前来赴会的徐世昌更是哭得闭气，他边哭边叹道：“只有求助于项城(袁世凯)，惟此无他，不然坐以待毙。”

谭嗣同遂深夜访袁。在京城华兴寺袁世凯的临时寓所内，袁世凯面对手捧光绪密诏的谭嗣同，拍着胸脯保证，让光绪以到天津阅兵的名义直入小站，然后传令诛奸除恶，他一定带兵帮助皇上和维新党人，并答应诛杀荣禄。随后，他作出一副天降大任的姿态，以天津小站的武器装备在荣禄手中，须早早归去做好准备为由，次日天明便回了津门。

谭嗣同带着袁世凯“诛荣禄如杀一狗耳”的铮铮誓言满意而归。

袁世凯回到天津，徐世昌后脚就跟了来。昨日他在康、梁面前流出的泪刚干，现在他又对袁世凯在帝、后两党之间的抉择作了决策性的分析。

袁世凯迫不及待地问道：“菊人(徐世昌字)兄救我，今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弄不好会毁了你我身家性命。”

徐世昌依旧不慌不忙，分析道：“当今皇上虽是一国之主，但毕竟亲政掌权的时间短，又没有培植出自己的势力，全是一帮手无寸铁的书生围着他转。太后老佛爷就不一样了，她在同、光两朝一直把持权柄，现在朝廷重臣、封疆大吏、带兵大帅，哪个不是她的心腹?我们毫无把握地帮助皇上，只会惹来祸事，与其这样，不如跟随太后一派，趁乱博取功名。”

于是，在徐世昌的怂恿与鼓动下，袁世凯权衡利弊，决定出卖光绪帝及维新派。随即，他便向荣禄告了密。1898年9月21日早晨，慈禧发动政变，囚禁了光绪，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变法运动彻底失败。

徐世昌则与袁世凯一道离开小站，回翰林院供职。但他的名望与地位已经今非昔比，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徐世昌从一个穷翰林扶摇直上，一路升到军机大臣、尚书、总督、钦差大臣，升迁之快，在清代历史上堪称异数。

表面帮清室，暗中却充当袁世凯内应

光绪死后，因无子嗣，其帝位由3岁的嫡亲侄儿溥仪继承，是为宣统帝。溥仪生父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与光绪的皇后隆裕共同主政。

载沣早就对袁世凯恨得咬牙切齿，一上台即拟了诏书，准备将袁世凯法办治罪。然上谕一出，却遭到了权臣奕勖和张之洞的强烈反对。载沣世袭醇王，为人优柔寡断，政治上缺少远见，不是杀伐决断的人物。这些人一反对，他便没了主张，不得不妥协下去。

1909年1月2日，清廷向惊魂未定的袁世凯发出上谕，以“患足疾”为由，将其“撤职回籍养病”。袁世凯仓皇离去。

徐世昌闻知后，顿有唇亡齿寒之感，回想当年出卖光绪，千夫所指，他也难逃干系。他想了想，决定以退为进，主动上了个折子，请求离职，以期避祸。

清廷上下知道徐、袁之交，虽将他视为袁世凯的心腹，但却未将他列入出卖光绪的元凶之列，也不穷追猛打。载沣没有批准他的辞呈，只是将他由东三省总督调为邮传部尚书。两者地位当然不可比拟，但徐世昌仍旧跻身于朝廷中枢。

徐世昌远在北京，随时都盘算着让袁世凯出山。1911年5月，清廷预备立宪，成立责任内阁，徐世昌被任命为协理大臣，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然而，徐世昌坚辞不就，和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唱起了双簧，那桐上条陈保举袁世凯，而徐世昌则以体弱多病为由，坚决请辞。

徐世昌毫无顾忌，公然在政治官报上为袁世凯摇旗呐喊，一贯自负的他出人意料地宣称：“其(袁世凯)才胜臣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清廷收到二人奏折，未加理睬，那桐反被训斥了一顿。

袁世凯虽未达到重新起用的目的，但经徐世昌费尽心思多方奔走，无形之中也给朝廷诸多压力。半年后，辛亥革命爆发了，袁世凯终于东山再起。

武昌起义给清朝统治者当头一棒。消息传来，王公大臣们惶惶不可终日，早已被袁世凯用重金收买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勖觉得这是一个促袁出山的绝好机会，提议起用袁世凯，徐世昌、那桐立即附和。

载沣对此极为反感，但是却无计可施，只好妥协，同意奕勖、那桐、徐世昌等人的请求。袁世凯经过一番周折，和载沣讨价还价后，把前方军事交给亲信干将段祺瑞、冯国璋指挥，自己带着大批卫队威风凛凛开进北京城。袁世凯进京的第二天，隆裕皇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召见了他，叫他不要辜负重托。袁世凯听后连忙表示，要“杀身成仁”，“誓为清廷保全社稷”。

16日，袁世凯组阁完成，任内阁总理大臣。清廷为使徐世昌效忠，又授予他太傅太保头衔。徐世昌表面上站在清室一侧，暗中却充当了袁世凯在清王室的内应。内阁的重要公文，袁世凯必在其上面批“太保(指徐世昌)阅”三字，徐世昌仍是事实上的协理大臣。

袁世凯出山后，采取他惯有的阴谋家两手策略：一面挟清王朝打击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又挟革命党人打击清王朝。徐世昌因为深受皇室宠信，不便公然参与袁世凯的逼宫戏。因此，在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过程中，主要由他的亲信走卒段祺瑞、冯国璋等人在前台唱黑脸，徐世昌则在关键时刻在幕后助盟弟一臂之力。

徐世昌在北京与奕勖、那桐里应外合，对掌权的隆裕太后采取威胁利诱手段，说袁世凯如何忠心，但是各地纷纷独立，前线军队撤不下来，外援无望，饷项难以筹集，若不答应革命党的请求，则会引来革命党军队杀人京城。如依从让位，优待条件必将得到兑现，隆裕仍可安居宫闱，长享富贵。徐世昌含糊其辞，装出忠心朝廷的样子，走上前台，担当起了“相国”的角色，将隆裕一步步引入圈套。

1912年2月12日，隆裕皇太后以宣统皇帝的名义发布退位诏书。徐世昌利用其特殊地位，在诏书中蓄意加上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一语，公然不顾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的事实。

徐世昌在诏书上加上这一句，是有用意的，如果南京临时政府选举袁世凯为总统，固然是如愿以偿；万一南京临时政府不选袁世凯，袁世凯就可援用清帝退位诏书，自行组织政府。仅此一端，就可看出徐世昌之老谋深算。

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饮水思源，一再对亲信说：“若云赞助共和，则菊人方足以云有功，我亦不敢自居。”可谓一语道破天机。

徐世昌一方面受宠于清廷，被委以股肱之托；另一方面又是袁世凯的心腹，充当其逼宫夺权的智囊，起了他人不能起的作用。他以过人的政治手腕和左右逢源的“天赋异禀”，在袁世凯身后的帷幕里不露声色地替主子出谋划策，将他效忠一世的清廷卖了个干干净净。

复辟失败，为袁世凯奉献最后一计

1912年3月10日，穷其毕生精力、经过半世角逐的袁世凯终于登上权力巅峰，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徐世昌理所当然地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务卿。

但是，袁世凯得陇望蜀，决意称帝，他不再满足于做一个大总统，梦想子孙千秋万代都能延续自己的“家天下”。正在他密谋实施时，日本驻华公使于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递交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先决条件。袁世凯一看，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些条约全然是卖国契约。老谋深算的他不甘背上卖国的骂名，于是问计徐世昌。

徐世昌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令人称道的民族气节。他早年任东三省总督时，便对日本和沙俄作了维护主权的斗争，颇受时人赞誉。今见袁世凯拿来日本欲灭亡中国的“二

十一条”，他不禁拍案而起，坚决反对。

徐世昌建议袁世凯采用东北张作霖对日本人惯用的手法——久拖不决，静待外援。袁世凯采纳了此计，准备拖下去，以便引来西方列强和国人的强烈反对。

但是，由于日本人的武力威胁，加之急于称帝的私心作祟，这个计策最终流产了。1915年5月25日，中日正式签订“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全国上下一片愤怒。

徐世昌愤懑至极，干脆一连10多天闭门不出，袁世凯派人相劝，亦被其一口回绝。后来，袁世凯屈尊降纡，主动来到盟兄府第，好话说尽，徐世昌才悻悻回到国务院办公，但两人在理念上的裂痕已初露端倪。

袁世凯为了探明盟兄心中的真实想法，他决定派奕勖之子载振前去打探。一见徐世昌，寡廉鲜耻的前清王爷载振就迫不及待地问道：“袁大总统天与人归，应速正大统。”

“有道理，”徐世昌打着哈哈，却一脚将球踢了回去，“你们父子与大总统交谊深厚，又是贵胄世家，为什么不先劝进呢?”

载振心里一激灵，尴尬地笑道：“因为担心见笑我们清室的宗人，所以特来告诉您老，想请您带这个头，一起鼓动项城。”

“笑话!”徐世昌脸色陡然一变，霍地起身道，“你们父子怕宗人笑话，难道我就不怕别人笑话了?请振贝勒不要再提此事。”载振见话不投机，狼狈而去。

看到跟随了自己一生的头号智囊居然唱起了反调，袁世凯无奈之下，只得亲自出马，他叹道：“人生不能无疾病，生死难以预料。我上任几年，没有实现自己的抱负，如果将来继承总统的人比我还差，那国家以后的安危，难以料定啦!”徐世昌听后，表情默然，袁世凯只得暂时作罢。

几天后，面对咄咄逼人的袁世凯，徐世昌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恢复帝制，一旦出事，将来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袁世凯一听，把头一摇，以不容置疑的口气道：“哪个敢反对?国中手握重权的人，莫不出自我北洋军队里。”

徐世昌不软不硬地顶上去，劝道：“陆荣廷等不必说，就是跟随你最久的冯国璋、段祺瑞也不赞同。所以，我认为弄这个帝制不容易。”

可是，利令智昏的袁世凯根本不听徐世昌的劝阻，反而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失望的徐世昌递上辞呈，回了河南卫辉老家，过起了袁世凯当年“洹上垂钓”的退隐生涯。

1915年12月13日，袁世凯正式宣布称帝。多行不义必自毙，他复辟帝制不过83天，便在四面楚歌中草草收场。

1916年3月，徐世昌看到全国上下一片讨袁之声，袁世凯已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决心立即出山，一则帮助盟弟渡过难关，二则可以趁乱将自己送上最高权力宝座。于是，徐世昌不待袁世凯召唤，立即赶回北京。袁世凯见了他，伤感地问道：“菊人兄，事已至此，如何转机?”

徐世昌避开对方凄迷的眼神，断然答道：“现在改弦更张还来得及，不如取消帝制，顺乎潮流，事情尚有转机，否则机会失去，到时情况就又不一样了。”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患上尿毒症、身体病危的袁世凯，在早上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他将徐世昌与段祺瑞叫到床榻前交付后事。袁世凯断续地叹道：“菊人，余为群小所误，至有今日。幸国事有依法继承之人，可勿置念。余所顾者，孤儿寡妇之生命耳。余死之后，君当顾念交谊，尽力保全之。”

袁世凯去世后，徐世昌随袁家护送其灵柩回乡，并负责有关安葬事宜。

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意欲在袁世凯的陵寝上做足文章，准备为他的陵园争得帝王的名号。可天下人早对袁世凯唾骂不已，如何上得了尊号?还是徐世昌聪明，干脆不称呼为“陵”，直书“袁公林”，既大雅不俗，又掩了世人口舌。至于袁世凯的丧葬形式则与封建帝王无异。徐世昌这位袁世凯生前的头号智囊，在他死后，还为其献了最后一计。

面对日伪的威逼利诱，严词拒绝保持晚节

袁世凯死后，副总统黎元洪继任为大总统，段祺瑞担任了国务总理。由于黎元洪历望甚浅，又无军队作后盾，段祺瑞自恃北洋武力，根本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中。未几，两人便闹得不可开交，形成了著名的“府院之争”。

黎元洪在左右怂恿下，免去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改请资望最高的徐世昌出面组阁。谁知徐世昌连连推辞，他知道号称“北洋五虎”之一的段祺瑞名义上是自己的学生辈，但拥有强大的军力，自己向元一兵一卒，没有资格和实力在军政府中去叫这个板。他索性回了卫辉县水竹村隐居，名为退耕，实则观望。回去不过两个月，黎元洪再次派人请他进京调停。

徐世昌也不推辞，以北洋元老、文官头子的身份抵京，调停黎、段二人的矛盾。一贯圆滑老练的徐世昌提出了一套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即将彼此不能见容的黎派内务总长孙洪伊和段派秘书长徐树铮同时去职，府院之争暂时平息。

不曾料到，此时又一个跳梁小丑粉墨登场了。1917年7月1日，北洋集团治下的安徽督军张勋乘机以调停为名，带领数千辫子军进入北京，驱逐黎元洪，宣布拥立逊帝溥仪复位，这便是形同闹剧的“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后，被迫逃往外国使馆的黎元洪通电全国，下令由冯国璋代行大总统之职。坐镇南京的冯国璋于7月6日宣布代理大总统，旋即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祺瑞欣然受命，很快在天津组织起讨逆军，兵锋直指北京，张勋及他的辫子军作鸟兽散，复辟闹剧草草收场。

段祺瑞虽掌了权，但名义上却在大总统冯国璋节制之下。两个白天津小站练兵时共同起京的老北洋，实际上在袁世凯身后各自瓜分了遗留下来的政治和军事遗产。一年后，两人为了大总统一职开始了争夺。

按《临时约法》规定，1918年10月10日，冯国璋任期届满，根据条款，他连任是水到渠成之事。可是，早就垂涎大总统职位的段祺瑞一直依靠皖系处处设置障碍，想抢班夺权。

冯国璋干脆表示，决不连任，但前提条件是段祺瑞也不得染指总统一职，两人一同退入幕后。段祺瑞惮于直系武装，知难而退，表示不愿出任总统。

那么，冯国璋去职后，总统空缺由谁来填充呢?--人的目光共同转向了八面玲珑、精于权术、长袖善舞的“老相国”徐世昌，以他的资望和人气，双方都能接受。徐世昌渔翁得利，顺手摘了个桃子。1918年9月4日，徐世昌被国会选为北洋政府第四任大总统。

幸福来得太突然，徐世昌一反过去的矜持，四处招摇。前清几位遗老给他摆酒祝贺时，徐世昌居然说：“我这次出来，不过是为幼主摄政而已!”

9月15日，他又跑到宫中，跪伏于地，恳请溥仪恩准他出山担任大总统一职。在得到溥仪一番慷慨鼓励后，他才正式宣布就任。

1922年4月，直奉大战爆发，张作霖惨败。徐世昌一改往日的圆滑，极力讨好直系。但是，军政府中的总统虽然贴的是共和标签，但只要有军队壮胆，与封建皇帝无异。结果是曹锟、吴佩孚进京后，曹锟也想过把总统瘾。很快，直系公开逼宫。无可奈何花落去，6月2日，在总统宝座上呆了4年的徐世昌被迫下野，过起了寓公生活。

1937年7月7日，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爆发不久，天津、北京相继沦陷。日寇曾经考虑让徐世昌出山组织傀儡政权，并派与徐世昌关系密切的曹汝霖登门游说，但遭到他的断然拒绝。日寇仍不死心，又派了徐世昌以前的得意门生章浸、金漫前往游说。章、金二人早已投身日寇，此时在伪满洲国任职，他们见到徐世昌，直截了当地转达了侵华日军板垣师团长和特务头目土肥原的意思。

金漫说：“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要来拜见老师，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切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徐世昌以年老多病、精力已衰为由，断然拒绝。

金漫知他推脱，也明白他有极强的权力欲望，便说：“我们来不是为了别的，为的是老师的晚节，人人都有个晚节，还请老师三思。”

徐世昌顿时气得七窍生烟，大骂道：“你太浑。”

不料，金漫反唇相讥，神气活现地说：“老师才浑呢。”

徐世昌见自己的得意门生说出这种话，极为失望，他一时愣在那里，不禁潸然泪下。金漫、章浸两人见话不投机，只好灰溜溜地不辞而别。不过，日本人也未再来过多纠缠。

1939年春末，徐世昌患膀胱炎，请北京协和医院泌尿科专家诊断后，建议到北京治疗。徐世昌因怕被日本人劫持，坚持不肯去北京。

1939年6月6日，徐世昌病逝，终年85岁。徐世昌去世的消息传出，蒋介石为了表彰他不为日伪利用的晚节，以国民政府名义为他讣告国人，公开哀悼，并拨发了一笔可观的丧葬费。

作者：马 涛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