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怎么办?”
“你说……”
“索性……”
我打个寒战。
“怎么样?”
“问题是……能行吗?”
“其实,一断了氧气,就差不多了。”
“嗯……”
“这就去吧!”
我放下电话,往外走。“妈妈你去哪里?”女儿叫。我一惊,这小鬼精的眼睛正盯着我。“有事……”我支吾。
“什么事?”
“快吃饭吧!”我喝她。丈夫在给她喂饭,端着小勺,等在她嘴前。他也望着我,我这才意识到,应该跟他交个底。我向他使个眼色,他放下碗,我们拐到卧室里。可是我却说不出来了。丈夫说:“我听到了。”
“听到了什么?”女儿钻进来,问。
“大人的事,小孩不要问!”我应。
也许是为了堵她的嘴,我拿起勺子给她喂饭。她嘴里还有饭,她总是把饭含嘴里。我叫:“快吞,快吞下!妈妈来不及了!”
“妈妈要去上班吗?”
是的,每天早晨,这个时候,我都是去上班的。快快把她喂了,送幼儿园,然后我去上班。我说:“是……你快,妈妈上班来不及了!”
“妈妈不是去上班!”她却说。
我一惊。她怎么知道的?
“你刚才就要走了,没送我去幼儿园。”
噢,这小鬼精。我说:“今天爸爸送你去,妈妈有事。”
“不要,我要妈妈送!”
“听话!今天妈妈有事……”
“什么事?”
这家伙,倒像存心逼供。我感觉如芒刺在背,我的秘密被她窥视了。是的,我不是去上班,我是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我烦躁,把碗一摔:
“不吃就别吃,死了算啦!”
我夺门而出。外面车水马龙,我处在其中,这是一个上班的早晨。我忽然羡慕起大家来了,他们是去上班的。他们虽然步履匆匆,但他们是安逸的,可以按部就班。我等不了公交车,打车,可也没那么容易。好容易打到一辆,我又差点不想上去了。出租车计程器在跳,我的心比它跳得还急。我这么急着去干吗?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计程器上公里数在快速推进,时间一分一秒地缩短。路程每推进一步,时间每缩短一分,那个人的死期就越近了。她知道不知道死神的手正在向她伸近,她还躺在床上,一点也不知道。
她更不知道,要处死她的是我。司机对我说了句什么,原来他在问我做什么工作的。我没回答。他又猜,一定是知识分子,因为看上去斯文。他要知道我去杀人,他还会说我斯文吗?出租车也堵住了,车窗外立刻塞满了摩托车,让人觉得即使道路疏通了,也不可能马上就走。难道我就这么着急?我不知道。我最好不去,最好跟我无关,哪怕永远被堵在路上。可是我没有这福分,我只能去,因为那个人不是别人,是我的母亲。
我居然要去杀母亲,简直大逆不道。但这不是我决定的,是二姐。我只是同意而已。何况这是母亲她自己希望的。她躺在医院已经五天了,鼻孔插着鼻导管,手上挂着点滴。她很痛苦,不停地挣扎,不停地惨叫。她的头上大粒汗珠沁出来,固定鼻导管的胶布脱开了。护士又把新胶布盖上去,固定住。但很快又脱开了。护士给换上了面罩。她似乎在罩子里更加难受。我们瞧着她,握着拳头为她使劲。但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知道她老人家很痛苦,可是我们只能看着她苦,我们不能替代她,也不能为她增加气力。我们束手无策。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光是被送进医院抢救,就已经三次了。是心力衰竭。半夜三更,二姐打电话来,母亲又不行了。赶紧叫急救车,我打车直奔医院,抢救,又缓过来了。回家,一段时间后又发作了,又被送到医院来。就连医生都把她认熟了,就是刘医生。抢救过来后,母亲也认得他,说他跟自己的儿子一样。母亲没有儿子,就我们姐妹三人。不,应该说是就剩下我们姐妹三人。在我们中间,本来还有几个,其中就有男的,但是都夭折了。
母亲还说要刘医生当他的干儿子。刘医生也笑呵呵的,虽然没答应,但心是贴近了。他没事常到病床前看看,聊聊天。同病房的人以为真是儿子,说母亲真有福气。
什么话!福气?到医院享福?
母亲渐渐康复了。病人们都说还好母亲身体的底子不错,能扛得住。第一次第二次我们也欣慰,母亲是辛劳过来的,虽然苦,但也锻炼了体质。可是接下来,我们就高兴不起来了。正是因为母亲体质好,才使得她一次又一次遭受折磨。倒不如体质不好算了。但是这也由不得她,她必须辛劳,她就是辛劳的命,她的身体也就无可选择地强壮了起来。这生命就像被吹大的气球,要消失,只能把它压爆。但那是多么可怕!只能任其继续胀大。但这更加恐怖。
2
五天前,母亲再次被送到医院。她躺在急救室,眼神呆滞,木然,没有痛苦神情。我曾经杀一只公鸡,放了血后,把它拧了脖子丢在一边烧水去。我回来时,居然瞧见它站起来了。它昂首阔步,却又摇摇晃晃。它走不动,但它又被生命的本能推着走。它瞪着直眼,现在母亲就是这种眼神。
她在挣扎着,身体一挺一挺的。刘医生把床板摇立起来。“这样会舒服些。”他说,眼睛戳戳墙边仪器上的指示。“当然很难受。”他说,“她的心脏在做无用功。”
她只能艰难地抽气。她的肺像漏洞百出的风箱,吼吼作响。每一次抽气,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抽不上来了。但这不是由你决定的,在不知抽得上抽不上来时,你就得抽,你不能不抽,生命的本能驱使你不由自主地去抽。想到每个生命到了尽头都要这样,简直不寒而栗。
她要坐起来。但她很快又躺了下去。很快又要起来。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怎样才能舒服一些。惨白的脸上沁着汗珠,这使她的皮肤好像湿的白纸一般脆,一拉就要破。
她的左手在竭力提起来。护士不明白她要干什么,还帮抬了抬它。那抬起来的手向脸部伸去,伸向氧气罩。我想母亲是觉得氧气罩不舒服,我对母亲说:
“知道,知道,一会儿就好了……”
话音未落,她的手已经按住了氧气罩。护士制止她,可是力向错位,护士以为她要去按紧氧气罩,不料她却侧向扯下了它。
“你干什么!”护士把氧气罩死死揪着,叫。
母亲摇头:“不要了……”
她说什么?
“让我死……”母亲又说。
她突然发不出声音了。她焦急地挣扎着,可是没有用。这使得她的手更加用力了,好像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只手上,她把全部的力气都聚集在这里,她要孤注一掷。但护士毕竟是两只手,还是把那只手压住了。可是母亲的另一只手又起来了,这是打点滴的手。护士惊叫着又去制止。她的手插着针头,这使得她具有优势,只要她挥动,就能达到把针头扯出来的目的。护士两头不能兼顾,扭头冲我们喊:
“你们来帮帮呀!”
我们才意识到我们闲在一边,只是握着拳头。刘医生出去了。护士的叫声好像把我们踩了一下,我们跳起来,扑上前去,七手八脚控制母亲。我们好容易把她制服了,我们累得直喘气,她也好像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光了。
母亲怎么这么不懂事!母亲一直说我们不懂事,我们长大了,她还这么说,觉得我们还是小孩。可她自己现在也跟小孩一样,简直是老糊涂了。母亲晚年确实越来越糊涂了,爱耍脾气。她一耍脾气,二姐就叫我过去解决,好在她还听得我哄。本来一直是她哄我们的。我上大学那一阵,老感觉活着没意义,不如死了算了,她就骂我:
“我这么大年纪都不想死,你年纪轻轻就想死了?”
那时我常想,好像她比我还年轻,还有干劲生活。她总是说,将来会好起来的。后来我知道这只是一种策略,有了希望,就有了活下去的力量了。至于希望能否实现,倒是无所谓的,因为到你盘点一生的时候,你已经过了这一生。你发现一切是虚妄的,但一切已经过去。这就是成熟人思维跟不成熟人思维的区别。那么,她也可能处在发现虚妄的时期?
这次奇迹会再出现吗?也许不能。但也许还能。即使能,熬过了这一关,意味着还得面临一次煎熬。我忽然明白了母亲的意思。也许母亲并不糊涂,就像回光返照的人的意识,会突然清晰起来。
母亲又剧烈挣扎了起来。我们慌忙扑过去,把她的手按住。可是她却昏迷下去了。难道母亲就这样去了?我刚才的念头荡然无存。我们叫喊着母亲,只希望把母亲救回来,无论如何,即使她已成植物人。可是母亲叫不回来了,这好像是对我刚才罪恶念头的回应。急救室外人声鼎沸,吵得慌,什么东西咣当一声掉地上了,乱成一团。我感到害怕。刘医生闻声跑进来,二姐摇着刘医生的胳膊哭求:
“求求你了,一定要救我母亲,一定要把我母亲救过来!”
她忘了刘医生待我们亲如家人了。母亲每次被送到医院,只要他在,他都优先抢救。既然熟悉,他不能不这么做。但也正因此才让母亲活到现在。如果是一般关系,医生一拖拉,怠惰,抬杠,母亲可能就过去了。
心内注射。护士拿出一根穿刺针,比常见的针长得多。母亲的衣服被解开了。母亲裸露出了她的身体。光亮得扎眼,两颗乳头赫然在目。这就是我母亲的金贵的身体!我虽然出自这个身体,小时候吸过这个乳头,但是对它的模样并没有记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看母亲的身体。对母亲的身体,我只是崇拜,觉得它不可看,不可亵渎,它是我们心中的圣地。母亲总是把身体包得很严实,在我们姐妹面前,她也穿着整齐。这对我们三个姐妹影响很大。大姐说过,母亲从不像有些女人那样,当街撩起衣服就奶孩子,我们也非常注意。现在这身体被毫无商量地要野蛮撕开了,我们感觉非常难堪,就好像我们的身体裸露出来一样。我下意识去看刘医生,刘医生已经转到边角的桌边,背对着我们,好像在做什么。
所以感觉难堪,也许还因为这身体的寒碜。乳房已经软塌,空布袋似的甩在腋下。整个身体白惨惨的,简直是丑陋,我原来对母亲身体的美好想象整个被破坏了。它的主人要是有知,一定拼死把自己掩盖起来。可是她现在一点能力也没有。我们也没有能力。人到了这份上,身体只是一块肉,抢救的目的不过是让这块肉活起来。
护士的手在上面探着。她的手定在一个地方。消毒,拿起穿刺针,垂直对着那部位。难道就这么扎下去吗?那针又特别大。她真的就这么扎下去了!母亲身体猛地弹起来,又重重砸在床上。我仿佛能听到她的尖叫。可是她并没有醒过来,她只是在昏迷中痛。也许本来,她是不需要被这么扎的,她可以这么顺势去了。现在她毫无抵抗能力,只能由人摆布,听凭别人扎她。
护士继续深扎下去。黑黑浓浓的血溢上了针筒。血回流上来了,护士紧张的神情舒缓了下来。于是注药。
母亲醒过来了。她陌生地瞧着我们,我们让她瞧着,我还对她笑了笑。母亲好像终于辨认出我们,但那神情仍然是冷漠的,也许是平静,也许因为药物的作用,她平静了些。
送重症病房。刘医生跟着,帮我们拿吊瓶,他个子高。到了病房,刚搬上病床,换上住院衣服,她又难受起来了。她又开始扯氧气面罩。这下我们有准备,两下就将她制服了。我和二姐分别镇住她的左手和右手。她就蹬脚,把身体转过来,折过去。护士压住她的两腿。母亲的四肢被牢牢摁住,再也动弹不得。我感觉她的手在我的手中颤抖,一如被抓住挨宰的鸡的脚,那与其是反抗,不如是无法反抗之下的忍受。
可是她终于又无法忍受了,又开始挣扎。她把身子顶起来。我和二姐把整个人压了上去。边上一个穿医院白衣的女人也来帮忙,我猜她是医院里的工人。母亲终于又安静了些,也许也乏了。
那女工说:“这样按着也不是办法,把四肢绑在床栏上。”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绑?对我的母亲?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个词跟母亲联系在一起。如果说之前的施暴是为了治疗,那么绑,则完全是暴行了。我不同意。
可是护士明显赞成那女人的意思。也许这在医院里,已经稀松平常了。护士看着我们,要是平常,护士可能会抛下一句话“你们自己看吧”一走了之。但是护士知道我们跟刘医生关系好,仍然说服我们。我瞧二姐,二姐喘着气,面无表情。她没反对,我知道就是默认了。我真有点怪她。但是我也喘着气。至少,要是二姐不帮我,我也没办法。
护士招呼那个女工拿来粗布条。她们开始绑脚了。然后上来绑手。先绑二姐那边的,二姐被换下来,一屁股瘫坐在床头柜上。我瞧着她,也顿感再也承受不住了。护士来换我时,我顺从地把母亲交了出去。我瞧着她们绑,头脑一片空白。只是有一刻,我叮嘱一声:“别太紧了……”
母亲被绑在床栏上,摊着四肢,好像在受刑。她浮肿的腿被绑出深深的印迹,好像无法愈合的伤痕。我走近她,她愤怒地瞪了我,好像瞪着仇人。是的,是我们不好,我们是刽子手。可是母亲,我们是为了你好的,为了能救活您,让您活下去。挺过这一关,一切都好了。回家,我们好好补偿您,我们好好孝顺您,我们负荆请罪。您要打我们也可以。只是您现在要坚持治疗,挺过去。
母亲好像绝望了,开始自顾呻吟。她企图侧身,可是不可能。她只能竭力把身体像弓一样顶起,又落下去。也许她动动会好受些,一个病人,本来够难受的了,却被限制住,不能换姿势,她只能这么直挺挺地硬撑着,熬着。她一挺,一个呻吟,一挺,一个呻吟。这要到什么时候?
刘医生来了,我问他。“不知道。”他说,“反正什么都衰竭了,能挺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
这些话,其实他早就跟我们说过,我还问,与其说是抱着些微的希望,毋宁说是想推卸责任。我假装没听懂,看二姐。她是老二,我是老三。但二姐索性装作没听见,毫无反应。她也不敢做出决定,只有问大姐。可是大姐住在北京。“大姐跑哪里去了呢?”二姐念叨。
大姐一直没联系上。电话过去,是大姐夫接的。他说,大姐跟他因为大外甥女的事吵了架,不知去哪里了,几天没回来了。大外甥女要临产了,正需要她做事,大姐夫也急得要命。她没去大外甥女那里,她已退休,也没有单位可去。她的朋友们也没见到她。“会不会发生意外?”二姐问。
大姐夫道:“凭她那种性格,逼她去死都没门!”
大姐夫话里明显还带着气。大姐性格好强,大姐夫受尽了她那脾气。大事小事总找大姐夫的茬,这次大姐夫顶了她一句,她就受不了了,把家里存折金银细软卷了走了。她要去死,就不会卷了这些走。大姐夫呀大姐夫,你忍了大半辈子了,这次怎么就不能再忍一下呢?要是忍了,大姐就不会出走了,我们就可以找到她了。可是现在,她把存折金银细软都卷走了,明显是要做长期的打算了。我们怎么等得了?母亲已经这样了。
让大姐夫拿主意,大姐夫又哪里敢做主?他现在也后悔自己去顶撞大姐了,就求她消气了回来。“一回来就马上让她联系你们!”大姐夫说。
可是连他自己都知道这很渺茫。何况,她回来了能不能来,还要打个问号,大外甥女不是要临产了吗?
母亲又煎熬了一天。我们不敢离开,轮流守着。我还好,家里有丈夫衬着,二姐就不行了,二姐夫去世了,家里只有上高中的二外甥女,还需要照顾。二外甥女在电话里说,她也来轮班,被她母亲啐了一脸:
“你来轮?不想读书啦?考不上大学,到时也像你妈这样子,一辈子受穷!”
二姐是穷。工厂倒了,只得这干干,那干干,她是我们姐妹三人中境遇最差的。恰在这时,护士来通知我们欠费了。我说我去交吧,二姐想说什么,但又没法说,就又对话筒那边喊:
“你要这么有本事,就不要读,给我挣钱去!我现在就急需钱,也不知向哪里要!”
她忽然悲怆起来,把电话一摔。“还不如死了好!”她说,瞥了眼母亲,“这样倒好!”
母亲又挣扎了起来。她不再吱声了。可是她似乎不甘心,又嘟囔了一句:
“活着受罪,倒不如……”
我的心吓了一大跳。不知她有意还是无意,这话正扎中我的隐秘之处。“我交钱去了!”我慌忙说,跑出去。我并没有那种不该有的想法,我是去交钱,我这是让母亲继续活下去。
我和二姐轮班,她白天要上班,只能轮晚上。我单位可以溜,就跟丈夫交替着值白天。二姐上班本来就累,晚上又没能休息,很快就不行了。只能由我们顶上。我也很快撑不住了。这时候又来了例假。简直生不如死。丈夫说:“请护工吧。”
医院让那位女工介绍她的老乡。一天七十元,还不肯值夜班。“要包晚上也可以,一天一百二!”她说。
二姐又爱惜钱了,说她可以来。我说钱我来出,她不肯。我只得跟护工说,就跟我二姐说七十,余下的我私下补给她。
即使如此,我们也不敢随便离开,不过具体事务由护工去做罢了。母亲处在危险中,什么时候过去都不知道,让我们完全走开,我们也不放心。二姐还是晚上跑到医院来躺着打盹。有时候就我去。仍然心力交瘁。瞧着母亲在病床上挣扎,我更能深切感受到她的痛苦了。如果把我这么绑着,让我这么受折磨,我怎么熬下去?
每次二姐来交接,我都迫不及待地逃离,像从监狱里逃出来一般。一分钟都不想多呆。想想经过的每一分钟,都觉得可怕。当然我知道母亲的每一分钟更加难熬,只是我不去想。如去想,我的呼吸也要艰难起来。
早上,二姐给我来了电话。她说她想了一晚上,我们没办法了,实在没办法了!与其这样熬着受苦,不如干脆来个了断,放弃了算了。
“我跟刘医生谈过了,他说,我们要抬回去,他们就停止治疗。我们不抬回去,放在医院,他们就只能治疗。”
我没话。我们受苦不算什么,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们要活。可是母亲是被我们绑架着活着,她不想活了,不想再受折磨。作为子女,让母亲死,当然大逆不道,可是正因为我们是子女,我们才看不下去母亲受苦。
母亲已经七十九了,也已经上寿了。我这么想到,让自己有些许安慰。
3
我没料到大姐出现了。我刚到医院,她就打我手机了。
她是自己回家的,是去一个大学同学家了。问为什么把存折金银都带走?她说:“要不带走,那窝囊废管得了?弄丢了怎么办?”
她立刻从北京飞过来。
大姐一来就责问护工为什么把母亲绑起来。“病人不是犯人,怎么能这样对待病人!”
护工把目光投向了她的老乡。她老乡投向了我们,好像在说,这样做是得到我们默许的。我们都不吱声。放弃治疗的想法更是不敢说了,肯定会被她骂个狗血淋头。
大姐历来专横,年龄又比我们大许多,我们都怕她。现在,母亲倒下了,她更是可以行使家长的权力了。她骂:“你们都怎么搞的?把自己的母亲绑起来,亏你们想得出!”
我道:“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大姐又啐道,“是没有办法?还是不想有办法?”
二姐听不下去,应道:“你这是什么话?你当然好,平时离得远远的。”
二姐说得对。平时,母亲的事都是我们在料理。特别是二姐,伺候母亲,抓屎抓尿,更不要说母亲发脾气的时候了。这是没有长期呆一起所不能想象的。做一天孝子容易,永远做孝子难;偶尔献献爱心容易,你长期献献看?比如我的孩子,谁都说要疼,这个抱那个抱,还教训我应该多抱她。她皮,他们就更觉得好玩了,这个逗那个逗,逗哭了也是好玩的。可是你们好玩,你们手抱酸了,逗腻了,走了,我们还扛在手里,我们得做许多细微具体的事。大姐又道:
“谁叫你当初要占着母亲?就因为母亲能给你做饭,当老妈子。你用母亲时怎么就不觉得累赘?”
当初大姐曾要把母亲接北京去,可是母亲不愿意。二姐道:“天地良心,是母亲自己不愿意的。你那北方,母亲怎么能住得惯?也不是没住过,不到一礼拜就受不了了要回来,这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你也不见得做得好,要做得好,母亲也不会给我打电话。”
我知道,大姐指的是什么。那一次,母亲脾气又发作,正好大姐电话打回来,母亲就在电话里大骂二姐。我道:
“大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整天碰在一起,舌头跟牙齿还打架呢。离得远当然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事情做得越多,错误越多。母亲这些年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理解,人老了,脾气坏了,莫名其妙发睥气。你可知道二姐这些年做了多少事?母亲越来越不懂事了,喜欢吃上火的东西,不给吃就吵,吃了就便秘,拉不出来,二姐都用手指抠过。有时候又拉稀,拉得一身都是,就得换得洗。母亲又爱干净,还得洗澡。母亲习惯是天天要洗澡,她自己又不能洗,都是二姐给她洗……”
大姐无话,但又不甘心,道:“那现在给洗了吗?现在天天给洗了吗?”她指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
“母亲这样,怎么能洗?”
“把她绑着,当然不能洗!”大姐道,“擦身,也只能擦前面,后面擦不了,就省了一半工作了,最好是全省了算了!”
她越来越不讲道理了。好像我们什么都没做的样子,好像都是她在孝顺的。我说:“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好,让你像二姐那样做,你做做看,你会怎么样?你有多孝顺?看你会比二姐孝顺?”
二姐说:“我也不要你说孝顺了。我快死了!我昨晚一个晚上没睡,我要回家去躺。”
大姐道:“你走吧!以为没有你们,地球就不转了?”
她说“你们”,把我也包括进去了。我本来还想着她刚下飞机,让她歇一歇,现在不管了,让她做,让她一个人做!我也拿起提包。大姐也没有留我,自己大声吆喝护工把绑的布条给解了。
护工瞧我,好像不认为大姐也是女儿,她只认识二姐和我。我想阻止也是没有用的,她不会听的,我也够累的了。我猛然感觉深入骨髓的疲乏。这与其说是因母亲生病而劳累的,毋宁说是大姐的折腾带给我的。我不管了,什么也不管了。护工怔在那里,大姐又叫:
“听见没有?怎么?我就叫不动你?”
我索性扭头走。护工只得去松绑。一松绑,母亲就又乱抓起来。大姐慌忙去控制母亲的手,可她根本没有经验,阵脚大乱。倒是母亲好像早有蓄谋,手法娴熟,声东击西。大姐抓了这边,顾不了那边。大姐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氧气罩已经被母亲抓下来了。
她赶紧去夺,但是母亲的手指搭在面罩边缘上,这样她的手就跟氧气罩紧紧把持在一起,要把氧气罩拉起来,手就跟着一起起来了。只能去掰手指,让它们从氧气罩脱出来。顾了氧气罩,输液管已被她抓在手里。她一抽,手背上血涌了出来。
我们赶忙返回病房。我们其实都没走,都在门外看着。即使我们生气,不想帮大姐,我们也放心不下母亲。我们合着大姐控制住母亲流血的手。我们叫护工去叫护士来。
护士来了,是另一个护士。她不高兴地问:“谁让你们松绑了?”
护工看我们。我们不敢吱声。大姐也不敢辩,只是说:“快点吧,流血了。”
先把氧气罩盖上。二姐把母亲一边手压住,不让再抬起来。然后,护士转到另一边手上来,把针头抽出来,要重新扎。让我们压着手臂。但她的手臂挣扎着,十分有力。所以有力,是因为她身体扭动,她整个身体带动着手臂动。护工有经验,骑到母亲身上去,把她整个身体压住。
现在只需要对付她的手臂了。可是它仍然可以转动,骨碌碌地滑来滑去。针头扎滑了,没见回血。针头在皮下游来游去,令人难受,大姐说:
“不行就再扎一次吧!”
又扎,又滑走了。大姐冲护士叫:“你们什么技术!”
护士瞪了大姐一眼,正要反驳,她的眼睛看到了什么,不吱声了。原来是刘医生来了。大概护士也知道刘医生跟我们熟。于是刘医生也就必须出来表态了。刘医生安慰那护士:“不要急,慢慢来……”
大姐啐道:“慢慢来?仗着不是你自己的母亲!”
大姐刚来,不知道刘医生跟我们的关系。我连忙制止大姐并跟刘医生说:“是大姐。她太激动了,对不起!”
但刘医生敏感了。他口罩上的眼睛闪着认真冷峻的光。“我们都是把病人当作自己亲人的。”
他认真地挑起眉毛,语气严肃。他这话也就否认了我们是他的亲人。我知道他介意了,毕竟,人家不是你的什么人,只是医生。我真是气得没法说。再扎,再次失败了。我冲母亲喝道:
“你安静点!一直动,还得再扎!”
母亲的头剧烈摇晃起来。我知道母亲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可是大姐不知道,问:“怎么啦?”
她的耳朵凑近母亲的氧气面罩。母亲的嘴在面罩里面动。她在说:
“不要了,让我死……”
“什么?”大姐叫起来。
母亲摇着头:“我受不了了……”
大姐道:“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母亲说:“不会……”
大姐道:“妈,别这么说,会好的!”
“不会好的……让我去吧……”
“不行!”
对母亲的话,她根本不加考虑。是的,她不可能考虑的,因为她没有痛苦到那种程度。专制者的毛病就是不知道将心比心。母亲一再说,还没说完,她就专横地打断:
“不行!绝对不行!不要再说了!”
母亲只能继续挣扎。也许她认定行动比语言有用。我们按着她,累得满头大汗。刘医生也来帮忙按,毕竟是男的,力气大。好容易扎进去了。我们仍不敢松懈,仍按着。护工一个人按着两条腿,肩膀像跷跷板似的歪来歪去。她叫:
“我撑不住了!这样,给我三百块都不干。”
大姐瞪了她一眼。护工不高兴了,要撒手走人。我连忙说:“我们会想办法的。”
护工道:“什么办法?还是得绑起来,总不能这样一直摁着吧?你们能行,我可不行。钱能买命啊?”
我们的命也要没了。我们看大姐。大姐不作声,也许是想到这一场折腾就是由于她的失误,她不再张狂了。护士也道:“要是针头再拔出来,我们可没办法了。我们忙得很,可不能耽搁在你们这儿。”
大姐看我们。我们不看她,意思说,你要按,你一个人按去吧。她不情愿道:
“你们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4
我想想还是让大姐先去休息。可大姐仍说,要在这里陪母亲,这么多年没跟母亲在一起了。二姐撇撇嘴。
“还不是想立牌坊?平时不照顾,这时候来做样子。”走到电梯口,二姐对我说。
我想了想,还是不敢走。但我也没有回到病房去,在外面椅子上坐着,能够看得见病房里的母亲。母亲被绑着。也许是药物的作用,母亲显得平静了。她好像睡着了。一会儿她醒了,精神也好了一些。难道奇迹再次出现了吗?难道这次,又可以回家了?
护士把氧气面罩换下,换成鼻孔给氧,说可以给她喂点东西。可她摇头,不吃,神色愠怒。重新被绑,让她感觉屈辱。第一次被绑,还是在混乱之中,她还处在半昏迷状态,但是这次是在她清醒状态之下的。
这种清醒好像更让她清晰看到了自己的前景。过不了多久,她还会重蹈痛苦。她感到紧迫,她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最有效的就是把氧气管抽出,可是她的手被绑着。她开始试探着手活动的范围,绑的时候是留有余地的。可是很有限,根本够不着氧气管。她于是开始转动手腕,企图从绳套里溜出来。我有点紧张,想跑进去制止,可是很快我就发现她根本不可能得逞的。她试图靠头的摆动让氧气管脱出来,但是也不可能,插管跟着走。她于是又试着用鼻子擤。可是被大姐发现了,被制止。
一会儿,她企图把大姐支走。她说要睡一觉,你走吧。
大姐说:“我不走,就这里坐着,您睡。”
“你在,我睡不着。”母亲说。
“刚才您不是睡得好好的吗?”
母亲冷酷道:“你走!不要你在这里!”
大姐没法了,走了出来。我避到一边,不愿让大姐看到我还在外面,那样她会更加嚣张。好在大姐只在外面站了站,就从病房另一扇门进去了。母亲明显看不到,我瞧见母亲开始凶狠地擤鼻子,同时扭动着头。她果然把插管擤脱出来了。大姐扑了过去。
母亲才发现大姐原来没有走。恼怒加上绝望,她索性耍泼了。她更剧烈挣扎起来。大姐按着她,大叫护工。我奔进去,护工和护士也闻讯赶来。
我们控制着母亲。突然,母亲的脚踢向大姐。这是她有意识要踢人,之前那脚只是挣扎。大姐惊叫着闪开去,也许不是怕被踢到,而是母亲会踢她,她没有想到。我也没想到。
那氧气管重新送她鼻孔,可是一凑近她鼻孔,她的头就剧烈晃动,就是插不进去。大姐把母亲的头死死按住。终于插进去了。护士撕了个非常长的胶带,把她整个头圈住。她再摇晃,也是徒劳。母亲绝望地瞧着护士走出去,把脸别到一边去。
也许是感觉歉疚,大姐拿热水瓶里的开水兑了矿泉水,倒在汤匙里,送到母亲嘴前。母亲一甩头,汤匙被甩掉了。母亲目光愤怒。
“想烫死我呀!”
大姐脸红了,尴尬地愣在那里。要是平时,按她的脾气,一定不会轻饶对方。但现在她只得老老实实捡起汤匙,擦着被打湿的地方。
母亲却不饶人,仍然对大姐说道:“这是你平时太没做啦!从小到大,都怪我宠着你,连一个碗也不叫你洗……”
确实,作为大姐,本来应该多做事的。但是母亲总不让她做,为的是让她专心读书,好出人头地。为了她,我们也付出了牺牲,二姐做了大姐应该做的事,就连我,小小年龄也被摊派了家务。
大姐又舀起一汤匙,用嘴唇碰了碰:“不烫呀……”
“要怎样才能烫死我!”母亲道。
她好像又不想死了。我知道她是向大姐发泄怨恨了。你们阻止我去死,现在冤有头,债有主了。她说:“我苦了一辈子,苦到头了……”
母亲苦,我们何尝不知?她从小就没了父亲。我的外公在她五岁时去南洋谋生,再也没有回来。我们的外婆也很早就去世了。为了有个依靠,母亲嫁给了父亲,不料我父亲又是个好吃懒做的人,养不了家,她只得自立。我从小就有印象,母亲把街道工厂的纸盒拿回家糊。她又要忙外,又要忙内,我深知多么辛苦。可那时母亲却不止一个孩子,她要带三个孩子。
母亲是个很清醒的人。她知道,没有人能救我们孤儿寡母,只能靠自救。要彻底改变现状,归根到底就是让孩子读书。她全力让大姐读书,将来读书出仕。不料刚要考大学,就来了“文化大革命”,大学梦破了,然后被送到山区去。接着二姐也要上山下乡。好容易粉碎“四人帮”了,大姐终于考上大学了,毕业,眼看要挣钱补贴家用了,但没几年,又“脑体倒挂”了。二姐情况更糟,早年根本没好好读书的环境,大学自然考不上,进工厂,又下岗了。至于我她就更没指望了。她说我从小就最不懂事,最让她操心。虽然考上了大学,可到毕业,撞上大学生取消分配。“连个安稳的工作都没有,连大姐都不如!”母亲说。
母亲她一直很看重安稳。“咱们小民折腾不起的。”她总是说。她的一生是太折腾了。
“我为你们辛辛苦苦卖命,到头来你们竟要烫死我!”母亲说,“你们就这么报答我!”
“我们怎么报答您了?”大姐辩,“我们是要救您……”
“报应啊!”母亲仍然嚷,好像没听见大姐的话。也许她根本不听,她明白对话根本没用。她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说你。我怀疑那是母亲的策略。这几年跟她打交道中,我就发现她常会这样。可是大姐没有发现,毕竟她这么久没有跟母亲在一起。她仍然争辩,说她是为了母亲好,她是孝顺的。
“你孝顺,就这样孝顺吗?孝顺把你妈绑起来吗?”母亲提提手。
大姐看我。最后是你拍板的,我想。可是大姐看着我,就把责任全推给我了。我只能说:“也不是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是实在没有办法……”
可是母亲仍然道:“什么办法!对自己的妈,还要什么办法?对阶级敌人呀?”
我们愣在那里。这个词我们都已经很陌生,但母亲却还记得清清楚楚,运用自如。母亲又叫:
“报应哪!”
大姐冤枉道:“谁把您当阶级敌人了?不就因为你不肯……您想想,我为什么要把您当敌人,您是我妈,生我养我,对我的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完,我为什么要跟您有仇?我这么老远回来,不就是因为要救您?我自己家里还有很多事,很多事……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也活得很累……”
她眼睛红了。平心而论,大姐也活得很累。她也有一大家子要照顾。大姐夫虽然人好,但却是个什么也不管的“甩手先生”。平时我们只看到大姐的好强,但也是被逼的?谁不想轻松呢?谁想累呢?但总不能一个甩手了,另一个再甩手吧?
“……可是您是我妈,再重要的事,也没有您重要,所以我赶回来了。您说我不孝,我还要怎样孝?”
可是母亲根本不听,仍继续叫:“报应呀!你自己也是母亲,以后你女儿也这样对你你怎么办!”
我们姐妹生的全是女儿。老天让我们生的全是女儿,也许就为了让我们完完整整遭报应。母亲这话好毒。可是母亲,您也是外婆的女儿,如果外婆要去死,您能让她去吗?将心比心。女人的心都是柔软的,您就狠心这么践踏吗?我不能再呆下去,我跑回家了。
丈夫已经回来,也把女儿接回来了。女儿问:“妈妈怎么没来接我?”
我说:“妈妈有事……”
“什么事?”女儿瞪着贼溜溜的眼睛问。还是这问题。这丫头,她来审问我了。现在的小孩精得很,缠人得很。我该怎么说?我说:“大姨回来了。”
“大姨是谁?”女儿问。确实,她脑子里没有大姨这概念,从来没有见过。我说:“就是妈妈的大姐,外婆生了三个女儿,最大的就是大姨……”
我忽然说不下去了。好在丈夫过来解围,对女儿:“不要再问了,自己玩去,改天带你去看大姨……”
女儿终于被哄走了。我跑进卫生间,狠狠洗了把脸,把一切都抹去了。刚觉得清爽,二姐又来电话了。
她问:“怎样了?”
我说:“没事。”
“没事?”
噢,没事?什么没事呢?是指母亲没事,还是我们没事?我们没事了,母亲就有事,她明明在床上挣扎,一分一秒都在遭受折磨;如果让她停止挣扎,她就死了,那么怎么叫没事?我们陷入了悖谬的逻辑中,我们被这种悖谬拉扯得心力交瘁。我说:“就这样。”
二姐又问:“大姐住哪里?”
是啊,我才想起这问题。忙乱,争吵,把这事给忘了。大姐的行李还在医院里,总不能让她住医院吧?大姐已经跟二姐挂脸了,我这边条件也好些,我说:“就住我这吧。”女儿一听大姨要来住,高兴地跑出来。敢情这孩子还在偷听我们的话。我说了什么不合适的话了吗?唉,还得防孩子。我啐:“去去去,没你的事!”
女儿嘟着嘴走了。她一定很不满。报应?她以后会怎么对我?唉,什么乱七八糟的。二姐在电话里叫我。她说:
“那么,今晚就我去吧!”
二姐还是通情达理的,毕竟都是姐妹。也好,我也要把大姐接回来,给她安排一下。正要给大姐电话,大姐电话来了:母亲又不行了。
我连忙通知二姐。我们赶到病房,刘医生已在那里。母亲又被罩上了氧气罩,她也没有挣扎。她已经太虚弱了,没有挣扎的力气了。刘医生走出去,大姐跟上来。她好像也相信母亲已经没有希望了,问:
“医生,还能坚持多久?”
刘医生说:“这不好说。只要有办法,我们都会尽力抢救的,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
刘医生明显生分了。我把大姐拉开,问刘医生。
刘医生叹息道:“能拖一天是一天吧!你们要治,我们就给治。你们家属要治疗一天,我们就一天不会放弃。我的意思,明白吧?”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不约而同回头瞧病人,母亲在艰难地抽着气。虚弱,但又被牵制着抽气,仅有的力气都被拉去抽气了,欲罢不能。
“而且,这一天费用,你们是清楚的。”他又说。
我们当然清楚,只有刘医生才能这么对我们说。可是大姐却道:“钱倒没什么。”
“说得轻巧!”二姐说,“问题在于,花钱给母亲买罪受!”
大姐道:“那你说该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姐嘟哝。
大姐问:“什么叫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二姐横下心,道:“该怎样就怎样……”
“什么?”大姐叫起来,“你居然抱着这种心?”
“什么这种心?”二姐道,“别让病人无谓地受罪……”
二姐不说“母亲”,只说“病人”,大概也是心里发憷吧。大姐叫:
“什么‘无谓地受罪?我看你是在想‘无谓地花钱!不是吗?你肠里几只蛔虫,我还不清楚……”
刘医生尴尬了,走开了。大姐没有发觉,仍说:“好,不要你钱,钱我全包了,不要你出一分钱!”
5
钱确实是个因素。我们都是挣工资的,二姐连工资都挣得不稳定。大姐在北京,工资高一些,但是要真让她来支付,那费用可是无底洞。再说,我也不可能让大姐一个人出,二姐也不会愿意。二姐道:
“你有钱,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也有钱!”
但她真是没有钱,这是谁都知道的,装也没有用。于是她又攻击起大姐来:
“你那么有钱,平时也不见得多寄给母亲,小妹多少,你也多少。”
确实,大姐付的赡养费一直跟我一样多。她从来没有提出多给。也许她想过多给,但又作罢了,吝啬了,想想自己也不是钱太多。她只是有时候寄些东西给母亲,毕竟寄东西比给钱省些。人总是这样,没有到生离死别,就还浑浑噩噩地混,迁就了自己的私心。但这也并不妨碍他到时候幡然悔悟,慷慨补偿。
大姐没有应,走回母亲床边。大概她估计我们刚才争论,母亲是听到的,母亲会赞赏她的。她伸手去抚摸,摸母亲的胸口,不料母亲把身体躲开去,不让她摸。她的手仍然跟过去摸。母亲挣扎。她一挣扎,汗珠从脸上沁了出来。
大姐道:“妈,你就安静着吧!”
母亲应:“我不是你妈!”
大姐苦笑:“怎么不是我妈呢?”
母亲道:“我没有生你这个女儿!”
大姐掩着脸,哭了:“妈,我们也是迫不得已的,我也活得不容易。特别在外地,一个人打拼,不像在家乡,有亲人可以帮,有妈可以依靠。”
她这么说时,我觉得她有点做作。大姐历来干巴巴的,我总怀疑她是智商有余,情商不足。她从不会说温柔的话,从不撒娇发嗲。她怎么说起这种话来?也许是她没有办法了,为了说明自己确实是想念母亲,她只能嗲一下。我感觉她的脸有点羞红。
“我可是时时刻刻都想着妈妈您的,”她又说,“我还记得那首《砻砻粟》。”
我一愣。大姐不爱唱歌。她小时候还唱过一些歌,比如这支童谣,但是越长越大,她越板得紧了。但她居然哼起来了,明显还羞涩,哼得哼哼哈哈的:
砻砻粟,粟砻砻。
糠养猪,米养人。
青蛤养鸭母,鸭母生蛋养主人。
……
这童谣,我小时候经常唱。我是从二姐嘴里学来的。二姐摇着摇篮,哼着这童谣。二姐曾告诉我,她是大姐教的。我想象着大姐当初还会唱歌的时候,那天真的样子。大姐应该是母亲教的吧。母亲摇着大姐的摇篮,哼着这曲子。大姐听熟了,学会了,摇着二姐的摇篮哼着。二姐也听熟了,学会了,二姐又摇着我的摇篮教给我。好像摇篮就是筛米的砻子,筛着,筛着……想想当时姐妹几个是多么的好,虽然也会争吵,但争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只是我们自己觉得很重要,争个不休。母亲总是叫:
“不要吵了,你们跟上辈子仇人似的。”
母亲的语气是甜蜜的,与其说是喝,毋宁说是呢喃,幸福的呢喃。她甚至头也不抬起来,只顾干自己的活计。那情景多么温馨啊!我跑过去,抱住母亲,说:
“妈,我也记得《砻砻粟》……”
我也唱了起来。二姐在那里愣了一会儿,也过来,抱住我,望着母亲。这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母亲曾经是多么疼爱我们。“恨不得把肉割给你们吃!”母亲总这么说。那时候市场紧缺,什么都要凭票供应。限量的肉,还得摊着熬油炒菜,全家一个月还吃不了两次肉。母亲总是说自己不爱吃肉。直到她晚年,每当吃肉,她还要说自己不爱吃肉:
“老年人少吃肉,身体好。”
我们告诉她,现在再怎样也不至于像过去那样了,肉还是吃得上的。可是她就是不听。她老糊涂了,总是记着过去的记忆。
有时候搞得我们很烦。我们把肉夹到她碗里,她又把它夹出来,放回盘子里。搞得二外甥女再也不碰那盘肉了。我们叫:
“妈,你就顺着我们点吧!你以为是为我们着想,我们又不要你为我们!”
可是她依旧不改,她就是执意要为我们着想。
这个执意为我们着想的人,现在躺在我们面前。她已经自顾不暇了,轮到我们为她着想了。她呼吸得很艰难,我也抚摸她的胸口。母亲不再挣脱了,让我们摸着。也许抚摸确实能让她舒服一些。但那身体仍然羞羞缩缩的。我们从来没有摸过它,它已经羞于被我们摸了吧?她在迁就我们。她现在仍在迁就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出去。这个身体满是松弛的肉,这身体生育过我们,是被我们糟蹋了的。她每生育一个,就要遭受一次糟蹋。母亲的身体就像是被蹂躏的战场。父亲的铁蹄从这里践踏,我们在这里把它撑大,再从这里出来,把母亲身体摧残得伤痕累累,更不用说分娩的危险了,如同闯鬼门关。即使闯过来了,接着还要哺乳,还要带孩子。同样作为女人,我很清楚,孩子简直就是扛在女人手上的永远放不下的包袱,做父亲的倒可以甩手。即使他有心,也未必承担得了。
当然现在时代风气变了,女人可以选择保全自己而不生育。但是不生育的女人是女人吗?有几个女人是不想生育的?这就是女人的宿命。当然也可以生育而不给孩子哺乳,不带孩子。但是不是你亲自拉扯大的孩子,对你不亲。有付出才有得到。“糠养猪,米养人。青蛤养鸭母,鸭母生蛋养主人……”
母亲叹息道:“唉,养什么哪,都是作孽!”
本以为母亲会说句谅解的话,不料她却这么说。
大姐道:“妈妈,我们真是感激您的呀!您对我们的养育之恩……”
“那也是作孽!”母亲道,“不养不行啊……就当我没有养你们!”
她说得这么绝情。也许是的吧,可是毕竟已成事实。“可是毕竟您已经养了我们了,您是我们的妈,我们爱您,我们已经爱上您了,我们依恋您了。”我说。
“不要你们依恋……”
“可是怎么可能?再说,从道义上我们也不能不认您,不管您。我们都在这里,谁都知道您是我们的母亲,我们是您的女儿,刘医生、护士、护工、邻居,还有亲戚,所有所有的人……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怎么对待您。您可以不管,您不会有错,因为您已经对我们有恩了,现在考验的只是我们。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做得好,不然就被谴责。我们必须承担责任,不孝的罪名我们承担不了!”
“你们承担不了?我是一直在承担着呢。”母亲道,“不瞒你们说,我几次想自杀。用刀,怕死在屋子里,让你们承担不孝的罪名。跳楼,但人家仍会认出来。去远些地方吧,人家不认识我,但我又走不了。只能熬着,我是为你们熬啊!现在我熬不住了,你们却还要要挟我……”
二姐道:“那我们又被谁要挟呢?我们还本来不想生下来呢!”
我愣了。二姐话说得不好听;但这是真的。父母生孩子,完全没有征求孩子的意见,包括我现在对带孩子如此抱怨,可是是我擅自把她生下来的,生下她,还不就是为了自己需要?母亲怕孩子对她不亲而带孩子,难道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这不是自私吗?为了孩子亲,才自己遭罪,然后让孩子承担这个债务。妈妈,你不要对我这么好吧!我也不想得到你的好。可是不可能,她就是要对我们好,我们已经稀里糊涂地接受了这个好,反悔已经来不及了。
“看现在过成什么样,”二姐仍道,“早知这样,还不如当初你别生我。”
大姐瞪二姐:“你怎么能这么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至少,给你煮了那么多年的饭。”
二姐应:“要是没生我,我何必要吃饭?何必要煮饭?你以为我吃的是什么饭?”
母亲更剧烈地喘起来。“算我对不住你们……”她说。
我连忙把二姐拉出去。“她净会胡说!”大姐瞪着二姐背影,对母亲说。
“她说得对!”母亲道,“我不怪她,要怪就怪我自己作了孽,现在,你们让我结束这个孽,是我自己要的,不关你们的事。”
我们以为母亲讲的是气话。“妈,不要再说了!”我们说,“不要生气!”
母亲摇着头,好像在说,不是生气。她喘得更厉害了,眼看又要憋过去。我们大叫,外面的二姐慌忙跑去叫医生。
母亲终于又安稳下来了。她说要笔和纸。她的手还被绑着,拿笔纸干什么?她要干什么?她说:“我可以写字据。”
“什么字据?”
“证明是我自己要死的。”她居然还说,“实在熬不下去了!求求你们,让我走好了。这样走,自然而然,人家也不会说什么了。”
说到这份上了,我瞧大姐,大姐瞥瞥我,她动手整理母亲的被单。母亲等着她,像个顺从的乖孩子,让她整理着。不料大姐立起身,仍说:
“您好好歇着吧,会好起来的。”
好像一切并没有发生。我明白了,纵使她同意,但她也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没有人肯承担这个责任。二姐要是在,也许她肯,那么我就附和。要不是大姐突然来,我们早按我们的计划办了,但是机遇失去了。
当然可以再提起,让二姐提出。我跟二姐说了,不料二姐却说:
“我成什么人了?好像就我不孝!”
也许是被大姐攻击,也许还因为她自责,自己说了那样的话。现在她要是再提出放弃治疗母亲,那罪责就实实落在她头上了。
那么她就不顾惜费用吗?无底洞。
谁也不说,也是谁也不忍说吧。毕竟是自己的母亲。于是就只能忍心看着母亲受罪了。虽然也不忍,但是这样,生命总还在,要怎样,还有得选择。如果生命没有了,反悔也来不及了。
母亲好像彻底绝望了。她不理我们了。这倒没什么,只要能保存下她的生命,总有求她谅解的机会的。即使她不谅解我们,她能活着,我们也欣慰了。
又是一个晚上,母亲又熬了一个晚上。是二姐值夜。本来大姐说她反正没有上班,由她来值,但是二姐不肯。“她在跟我怄气。”大姐对我无奈地摇摇头,“也罢,好心被雷打。我还累着呢!”
但是大姐并没有休息好。半夜里听见她起来,我披衣出来,她说:
“老二她会不会照顾得不清楚啊?”
我说:“怎么会不清楚?这么多年都是她照顾过来的,大姐你还是少操这份心了!”
“你就是向着她。”大姐说。
早上,轮到我接替二姐,大姐也在家呆不住,说她也去。我们一起去医院。一路上我在盘算着自己的事。昨晚我跟丈夫商量了,丈夫说还是让母亲回来吧。男人比女人理性,这时候需要理性。但是单独面对大姐,我不敢说,我想到了医院,二姐在场时再说,至少二姐附和总会吧?
母亲面色苍白,目光呆滞,简直跟死了差不多了。只有偶尔的抽动,还让人知道她还活着。她连挣扎的力气也没有了。二姐说,母亲整个晚上都没睡,当然,怎么可能睡?要睡下去,也就死了。可是不睡,不死,她更难受。我更坚定了说的决心。我把大姐二姐拉到门外,说了。果然,大姐睁大了眼睛。她的脸很快转成了愤怒。我预感到谩骂会像骤雨一样砸在我的头上。
突然,我听到一声哭。我们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是谁发出的,大姐愤怒的表情仍在脸上,只是僵住了。我瞧见护工似乎也没意识到,她正在向卫生工领东西,愣了一下,还继续领。我们猛然意识到什么,才慌忙往房间里冲。护工也撒下东西,跑了进来。
居然是母亲哭!我简直不相信。
印象中母亲几乎没哭过,可眼下却哭得跟小孩似的。这些年母亲越来越像小孩了,虽然如此,但毕竟跟小孩不同。她耍脾气,你给她说道理,她就会理解的。毕竟是成年人,智力再萎缩,也比还没有培养起来好。
我们劝她,问怎么了?其实这是个白痴问题。还能怎么了?难受嘛。我们这么问,其实只是为了引出问题。可是她不说。以前她都会说的,说了,就有的放矢了,就好办了。但是现在她不说,只是哭。也许她太痛苦了,已经顾不了倾诉了,她只能哭,哭是她的本能反应。
哭声惊动了整个楼层。许多病人或家属都跑来了,挤在病房门口看。真是丢人!母亲历来自尊自爱,现在却被人指指点点。她在众目睽睽之下哭。以前,遇到再大的事,她也不会哭的。即使是父亲去世,别的女人会当众哭天抢地,还念念有词,可她却没有。当然也因为她对父亲感情不深,但毕竟从此家里少了一份收入,从此她就更苦了,她也应该为自己,为自己的命苦而哭。其实她还是有哭的,我瞧见她在蚊帐后的马桶角揩了眼泪,但是她不在人前哭。遇到再大的事,她也不在人前哭,就像她从来不求人似的,一切自己解决。母亲在我们眼里,在大家的眼里,是很有尊严的。可是现在,她的形象稀里哗啦全垮了。
我们也觉得很丢面子。我冲过去,把病房门关上。可是他们又把它挤开了。我又不能把门闩上,护工跑去叫护士了,她们要进来。大姐就压低声喝母亲,让她别哭了。可是母亲不听。如果只是小孩,被一喝,就会害怕的,可是母亲是大人,这种办法不灵,她才不怕呢。有什么可害怕的?女儿还能把她吃了?再说,到了这份上,如果真能把她吃了,倒是个好事。也许她就抱着这个想法的?她是存心的,这是她的另一个阴谋:既然跟你们说不通,那就耍赖好了。想想,她这样被绑着,手脚都动不了,还能做什么?除了哭。
而且手脚被这么绑着了,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人到这份上,真是惨不忍睹。如果让一个人自己解决自己的生命,那还是有尊严的,甚至因为勇敢而非常有尊严。但是当连自己解决自己生命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只剩下苟延残喘,丢人现眼了。这个濒临死亡的老人,完全被打败了。她闭着眼睛,不看我们,只管哭,完全不管外界的存在。她用闭眼来抹掉这个世界。我们怎么劝,她都不理。她哭得落花流水,不惜把自己的脸抓花了。真是急死人了!
我听见门外大家在议论我们,说生孩子没用,老了这么被子女对待,不孝!可是你们知道什么?正因为我们要孝,才落到这样田地。你们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然能说漂亮话了。我们多想像你们那样,我们也可以袖手谴责别人。如果我们稍微帮一下,哪怕只是帮助托一下,递一杯水,提一个建议,还会受到赞赏,轻轻松松就可以得到好名声。可是我们不能像你们,我们面对的是母亲,我们的母亲这样了,我们必须管,推不掉。
我求母亲:“不要哭啦,妈,求你啦!”我也哽咽了。妈,你怎么这样?这样让我们怎么活人?可也许她就是恰知道这是我们的软肋,她偏要这样。她哭得很张扬,要不是手脚被绑着,她一定会手脚助阵。但我发觉,一般哭泣,总有个间歇的时候,情绪会因为发泄得到消解,眼泪也有限,声音也会嘶哑,这时候就会缓和下来。可是她却是马拉松似的,一旦后劲不足了,她就又组织起一次冲锋,让哭声再度高扬起来。我甚至怀疑她眼睛是眯着的,偷看着外界,看我们的反应,看门口大家的反应,看大家如何对我们施压。我还真发觉了她眼皮在动,她眼皮内的眼球在转。一旦我盯上她的眼睛,她就闭紧了,然后更大声号啕起来。这简直是小孩的伎俩。又好气,又好笑了。
二姐也发觉了,啐:“你别鬼哭鬼嚎的,嚎什么!”
老而不死,是为禽兽。自己不像话了,子孙也看不重她了。但是我制止了二姐。这把戏只有我们发现,外面那些人并没有发现,要是戳破了,母亲就更丢人了,连痛苦的形象都没有了,只剩下可笑。可是他们不知道,就认为是二姐不对。他们指责怎么能这么跟母亲说话!大姐也不明白,也用眼睛瞪二姐。我只得把二姐的手捏了捏,让她不要反驳,就受受委屈。可是二姐不依,气呼呼道:
“就你难受,就你会难受,你难受了,就有天大的道理了!”
大姐道:“让你有天大的道理,让你也难受看!”
我当然知道母亲很难受。并不全是伎俩,首先是因为她难受。所以出此伎俩也是因为她太难受了,她忍无可忍了,无法遏制了。可是不料母亲应了一句:
“到你要死,就知道什么叫难受了!”
她说话时,停止了哭。说完,又记起似的,连忙又哇地大哭起来。这突兀反应,所有人都感觉到了。这下大家笑了起来,甚至有人叫:
“再哭,再哭!哭大声些!”
我气急败坏冲过去:“有什么好看的?没看到你妈死呀!”
我吃惊我说出这么粗野的话。我把门关上,闩上。
大姐也看出来了。她愣愣地瞧着母亲,好像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似的。她一屁股坐在床头柜上,望着墙,一脸惨淡。
6
母亲又昏厥过去了。又是抢救。只能抢救。
然后又是醒来,又要死;又昏厥,抢救……大姐也绝望了,终于同意让母亲回家。所谓回家,就是放弃的意思,只不过表达得委婉些。大姐一直没有说“放弃”二字,她只是说,家里的环境好些,倒好像母亲还有很长的生命,还有希望活下去似的。
我们也没有用“放弃”这词。但是彼此心里都明白,不过心照不宣,自欺欺人罢了。
刘医生也没在病历上用“放弃治疗”这类措辞。他教我们回家后用氧气袋给母亲供氧。医院没有卖氧气袋,他指点我去一家医疗器械用品商店买两个,什么样的袋子,怎么用,他耐心教我。
“医院可以充气吗?”我问。
他点头。
“二十四小时都有充吗?”我问。
“上班时间吧。”他说。
“那我买三个吧,免得来不及替换。”我说。
他不置可否。我不知道,我想得太好了。刘医生为什么也不告诉我?他一定知道的。也许他是不忍。
护工说她可以联系老乡来运送。她老乡来了,谈好价格。二姐说:“得给抬上五楼啊!”
二姐家在五楼。
他们诧异:“人家都是放杂物间的。”
确实,一般来说,将死的人抬回去,都是放在杂物间。说是免得到时候搬来搬去,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家人忌讳死在屋子里。那是二姐的家,如果她要放杂物间,我们也没办法。可二姐却啐工人道:
“要是你妈死了,你也放杂物间呀?”
工人赔笑道:“也不是……那得加钱。”
二姐道:“加钱就加钱!加多少,说吧!”
我们很惊异。二姐是孝顺的,其实是最孝顺的。
把母亲抬回家。我指挥工人把母亲抬进她自己的房间。工人想当然地把头朝向窗户一侧,母亲叫起来。工人没明白,我也没意识到怎么回事。二姐过来,道:
“你们懂什么?朝这边!”
我和大姐全成了废人。是二姐的家,我们既不熟悉,也不敢随意做主,只能听二姐调遣。母亲要什么,我们只能传达给二姐,由二姐拿。我们走出母亲房间,随手关门,母亲就叫嚷。二姐来了,把门打开。母亲就不叫了。
“她半夜睡觉都要开着门。”二姐说。这些年来,我虽然经常来二姐家,但是从没有在半夜来,所以完全不知道母亲这个习惯。
大姐更尴尬了,有时候她不好意思去问二姐,就去问二外甥女。
母亲靠氧气袋供氧。她仍然不肯插氧气管,我们只好又把她的手绑起来。很快她也不挣扎了,我们试着松绑,她果然不再去抓。她已经没力气了。
偶然发现,母亲开始依赖起吸氧来了。换氧气袋时,换得迟缓点,她的鼻孔就会迫不及待地寻找插管。她喘得厉害,我们一旦把氧气旋大些,她就会安详下来。
氧气很快就用光了。一袋氧气用不了三个小时,这样下去,一天要用多少袋!我跑医院充气。我还庆幸我买了三个氧气袋,一下子可以充两袋,可是医院只让充一袋。我找了刘医生,刘医生的面子,终于答应给充两袋了。谢天谢地!但以后怎么办?总不能每次都找刘医生吧?只让充一袋就一袋,我刚换下一袋,就拿医院充。不料医院又不让充了。医院说他们不能无限期地供应氧气。怎么会无限期?这病人已经这样了……我没有说出来,忌讳。冷静想想,我们还真想着母亲的生命可以无限期延续下去了。这些日子,我们没去想这问题,也许是不敢想。
但即使想到了,也不能给母亲断了供氧吧?我说:“你们当初答应过给充的。”
“不是充过了吗?”他们说。
怎么能这样?真是不讲信用!我又去找刘医生。刘医生又去说情。充了,但是对方说,下次坚决不行了。
“可是病人在等着呢!”我说。
“那也没有办法,医院的规定。”管充氧气的工作人员说。
我看刘医生。他当初怎么让我们买氧气袋呢?刘医生抱歉地低下头,嗫嚅道:
“我也没想到你们会让她拖这么多天。”
什么意思?
“可以旋小一点。”工作人员说。
什么?那岂不是不让母亲活了?我猛地愣了。也许正是这个意思。刘医生的话也正是这个意思。我背上一阵寒冷。
“本来也就是个形式。”那工作人员又说。
其实,我们当初让母亲回去,不就是让她等死吗?
我们只能把氧气旋小了。母亲明显难受起来,她的手脚开始又挣动。她说不了话了,只能手脚挣动。她的手企图伸向氧气插管,可是她够不着,她已经没有力气维持它的手举到脸上。我帮她支着,她的手终于能碰到插管了,她竭力将它往深里按。
现在她需要氧气,她要活。这是人的求生本能。她不想死了,可是氧气没有了。
她的手很快就不能动了,只剩下随着身体的抽搐。她像一只被打伤的濒临死亡的小动物,明知猎人向她走来,她却无能为力,只能听凭命运宰杀。
我们急坏了。我疯了似的满街找医院。丈夫也动员起来,托门路。好容易有医院愿意给我们充一袋两袋,也难以为继。我们走投无路,求助无门。
我跪在母亲床前哭。面对着母亲的求生欲望,我们无能为力。我真后悔为什么要把母亲抬回来。如果在医院,就有办法了。再把母亲送医院吧!我脑门里闪出这个念头。那么,难道不是一切又要重新开始?我满足了母亲的求生欲望,就等于延长她痛苦的过程。她一直是在痛苦之中的,所谓缓解,也不过是痛苦之下的缓解。
还是把氧气旋大了。可是旋大了,很快就会没气了。彻底断了供氧,就好像猛地把她捂死。那情形多么可怕!不如给个缓慢的过程,慢慢地没了,也许还好些。
有一天,母亲忽然精神好起来了。难道这次又出现了奇迹?我简直不敢相信,都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但无论如何我们感到宽慰。我们给她喂水,她摇头不吃。看来还是不行。
到下午四点多,她忽然说煮饭的时间到了。她要去煮饭。她居然想撑着起来,我们把她劝住。这些年,只要她不病倒,一直是她煮饭的。可怜的母亲,煮了一辈子的饭,这时候还在惦记着煮饭。二姐说,她会煮的。她也没坚持,其实她根本没力气爬起来。
“《东方红》响起来了!”她催促说。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每天下午四点半,有线广播开始播放,我们旧家门口的屋檐下挂着一台广播机,这时候就会响起《东方红》。那时候家里没有钟表,家庭主妇们都是听广播煮饭的。早已不是那种年代了,我们也搬了新家,家里也有了钟,母亲也懂得看钟了。可现在她怎么回到过去了?
“快去开门,”她又说,“外婆来了……”
外婆?我们从没见过外婆。外婆早在我们出生前就死了。我们只看到她的遗像,我们小时候,它一直挂在厅上。后来母亲跟二姐了,因为是二姐夫的家,照片就搁在母亲自己房间的柜子上。后来柜子上东西越摆越多,照片就被挡住了,已经很久了。想到从那阴暗角落里走出了外婆,我们简直毛骨悚然。
大姐明白了,是回光返照了。赶紧去联系丧事“一条龙”公司。庆幸的是,上个月我丈夫拿了数码相机来给大家拍照,其中母亲的一张照得还可以,可以裁成遗像。
我连忙叫丈夫去裁剪打印,然后让他把女儿带来,见外婆最后一面。好在今天母亲形骸还可以,虽然憔悴,满脸皱纹,但是神态还安详。前两天女儿就一直吵着要见外婆,我一直没让她见,怕吓了她。我对她说:“外婆去外地了。”
“去哪里外地?”
这小家伙真缠人。我说:“去大姨那了。”
“大姨不是在这里吗?”
唉唉,我怎么把这给忘了?“大姨来了,大姨家里还有其他人呀!”
小家伙还想问什么,被我岔开了。
女儿一进来,就问:“外婆去外地回来了吗?外婆去大姨家就生病了?”
这是什么话!真怕大姐介意。好在大姐不介意。都这时候了,还介意小孩一句话?
母亲见到小外孙女,明显兴奋了些。她的身体动了动,又停住了。她的眼睛在找二姐。“冰箱里有上排……”
我们以为她想吃,正要高兴,她却对我女儿说:“二姨煮面给你吃。”
以前小外孙女来,她总是张罗着这那给她吃。不,所有的客人来,她都要煮点心。妈,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操这份心!
我女儿说:“我不吃!”
“要吃!吃了好长大!”她说。
我几乎要哭出来了。她长大,你也看不到了。我说:“都是一家人,还这样干什么嘛。”
可她不依。二姐只好说:“好好,我去煮。”假装去厨房,转到她看不到的位置。毕竟,不愿让母亲再不高兴。
母亲高兴了,笑了。她居然笑出声来了,笑声爽朗。
大姐忽然提议:“要不咱们一起吃吧!”
我诧异,大姐怎么还有心思吃面?大姐,你还吃得下吗?我胃堵得慌。我看大姐,大姐在向我使眼色。我蓦地明白了什么。
“吃太平面!”她又说,“有鸭蛋吗?”
有鸭蛋。线面加上两个鸭蛋,就是太平面了。我们这里把鸭蛋叫做“太平”,因为它跟“压浪”谐音。我们这里的人过去漂洋过海谋生,船常会翻,因此走前吃了鸭蛋,就能压住大浪了,就能保住生命,就能再回来团圆了。外公就是没吃太平面才回不来的吧?现在也可以团圆了,母亲不是见到外婆了吗?一定也会见到外公的。活着不容易,但在生命尽头,团圆了。大姐说:
“一家人终于聚在一块儿了,咱们一起吃!”
大姐长期在外地,聚少离多。“大家高高兴兴,团团圆圆!”她又说。
大姐也老了,最知道老人要什么。老人就求个团圆,人就求个圆满。大姐做出很高兴的样子,好像一切是真的。我真佩服大姐能装得这么好,忍得住。也许这就是大姐胜过我们的地方,她见的世面比我们多。可是,母亲毕竟要离开我们了呀!说什么团圆?什么圆满?但是,人最后总要这么结局的。与其凄凄惨惨,不如坦然接受。与其让她恐惧着走,不如让她开开心心上路。何况,她自己也选择了走呢,就好像自己选择了旅行一样,应该好好为她送行。
当然她最后又不想走了,但是没有办法的事。她已经不能自我把握了,我们就不能替她把握吗?
二姐也明白了大姐的意思,大声答应着,真下厨房了。用高压锅炖上排,捞线面。二姐做得磕磕碰碰,毕竟平时大多母亲做。
二姐叫我过去帮忙。肉炖在高压锅里,我看着直倒胃。二姐好像一直在忙着,无暇顾及我,只背着我说:
“把蛋壳剥了。”
二姐的嗓音是发黏的。锅里在烧面汤,汤汽弥漫,我看不到她的脸。她忙着把面下到汤里,低头探锅里,怕太硬了,又怕糊了。面捞起了,下到两个盛着肉汤的碗里,让我先端出去。外面,大姐在跟母亲说话,一边抚摸着母亲的胸口。母亲和颜悦色,好像完全原谅大姐了。云开雾散,一片祥和气氛。
我让母亲和大姐先吃。大姐说,她要喂母亲吃。“妈,让我喂你吧!”她请求母亲。
大姐因喂水被母亲斥责过,她居然还要喂。我明白了,她要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爬起来。给走前的母亲留个好印象,让母亲宽慰。
母亲答应了。母亲也很配合,但其实她根本吃不下了,但她顺着大姐的意思,用嘴唇碰了碰。
“不行哟,大姐把孝顺全抢了!”我故意说。
大家大笑。母亲对大姐道:“你呀,是有‘孝无‘顺!”
母亲以前曾经这么说过大姐。“当初毕业,让你回来,你不回来,说在北京有前途……你这个孩子哪,就是这样!我也由你了……毕竟小孩有自己的前途,可是却受苦啦!”
大姐道:“没有受苦,是得到锻炼了。就跟上山下乡得到锻炼一样。其实,我什么都会做,要不然怎么把孩子带大?”
大姐忽然记起她的女儿,说要给北京的女儿打电话,让她跟外婆说话。可惜二姐家没有电脑,不然可以网络视频。社会进步了,人类联络越来越方便了,可是我们却没有利用起来。我曾想过把母亲接到我家,让母亲在电脑里看看大姐一家,举手之劳的事。可是今天拖,明天拖,拖到现在没做到。永远也没机会了。也许正因为是举手之劳,我们才疏忽了。人就是这样!
电话接通了,用免提,大外甥女的声音响起来了。有点认不出来了,毕竟已经到了要做母亲的年龄了。她一听外婆的声音,就叫:
“妈妈她骗我!外婆您这不是好好的嘛!”
她不知道她外婆的状况,她完全不知道。她又说:
“妈妈,我这边都乱套了,你却跑了!一个多月就生了……”
大姐啐道:“还有一个多月,还早呢!”
我们只盯着今天,明天都不可知了。
“生孩子好可怕!”大外甥女仍说。
母亲安慰道:“不怕,外婆都生了那么多个。”
大外甥女问:“是不是很痛?”
母亲道:“不痛,外婆教你,你就吃炒鸡蛋……”
这是母亲的妙招,她曾经教给我们,现在她又教给大外甥女。一代代传下去。她是我们所有人之母。
她还要详细说,但她喘了起来。大姐连忙说我们全知道了,我们不就是这么做的吗?那边对大外甥女说,外婆要休息。但是对方仍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还快乐地笑。我们都要哭出来了。大姐不由分说把电话掐了,冲进洗手间。我只能先忍着。大姐出来,眼眶里还湿湿的,我就也迫不及待钻进去,眼泪刷地流了下来,我咬着自己的手,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二姐的女儿当场哭了起来。二姐出来喝道:“不想吃面就别吃,哭什么?这孩子就是不想吃东西!”
母亲道:“你不要这么骂孩子。你呀,就是脾气不好!”
大姐故作风趣道:“面倒做得挺好,我以为都是妈妈做,她不会做呢!”
大姐这么说,等于承认了二姐的功劳。我连忙说:“当然了,要是换成我,都不知怎么办了呢!”
我丈夫也道:“最不会做的是我家这位了。”
我撒娇道:“我怎么不会做?还不就因为你也做了些,心理不平衡呀?人家丈夫都这么做的,要不然,我要你干什么?”
大家笑了。母亲也笑着,我们围着母亲吵吵嚷嚷,说着笑着。蓦地发现母亲又迷下去了。我们知道她不行了。我让丈夫把女儿抱出去,赶紧去旋大氧气开关。可是氧气已经不多了。只剩这一袋了,不,只有三分之一吧。我把旋钮旋到最大,氧气袋明显地瘪软了下去。天哪,我要氧气!哪里有氧气卖?多少钱我们都买!可是没有人卖给我们。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把旋钮旋小。可是我又瞧见母亲在抽气。我手在旋钮上旋来旋去,不知所措。母亲抽得越来越艰难了。她好像不在抽了,但我感受到她是在身体里抽,已经微弱到不能在外表体现出来了。她一定更加难受,她身体内部在进行着殊死搏斗。
我们瞧着母亲,无能为力。只能求这种搏斗快点结束。好了,好了,就要好了……我们心里念着。
氧气袋彻底瘪了,氧气光了。母亲也完全安静了。好了,好了……
没有了动静。大姐拿手在母亲鼻孔上试了试,又从边上拿一张纸放在鼻孔下。纸没有动。
我的手还停在氧气袋的旋钮上。是我害死了母亲!我叫起来。
大姐、二姐也哭了起来。她们也叫是自己害死了母亲。我们把母亲害死了。要是我们不把母亲抬回家,她还不会死。至少医院还会给我们供应氧气!是我们害死了母亲!我们都是刽子手!现在,我们都没有母亲了。天地苍茫。我们没有母亲了,好可怜!大姐把我搂住,我也去搂大姐。大姐又把二姐搂过来。二姐顺从地被她搂着,也哆哆嗦嗦摸上了大姐的肩,又搂住了我。我们抱成一团,号啕痛哭起来。
7
火化了母亲,我们仍沉浸在悲痛中。不,是凄惨。收拾着屋子,做着事情,忽然就发呆了,然后会不由自主流下眼泪来。
我们望着墙上母亲的遗像,竭力回想母亲在世时的情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长大以后,她临走前的最后一天,上排面,我们的笑声,母亲的笑容,像放电影似的。可是很快,这一切就被另一副情景所叠替,母亲的挣扎,寻死觅活,哀求,凶恶,耍赖,假哭,小孩似的痛哭流涕……
无法抹去。也许是把母亲看得太圣洁了,一经玷污,污迹就怎么洗也洗不干净。这就是我们的母亲!闹到了这种地步,真惨哪!我们为母亲可惜,为我们自己感到可怜。
我们在这种情绪中难以自拔。只有在“做七”的时候,在僧人的诵经声中,我们的心才得到一些安宁。我们仿佛随着诵经声,随着袅袅香气,离开了现实的世界。
工人在扎纸房。摆上纸糊的家具,绘上庭院花草,扎上纸轿纸马,配上丫鬟仆人,童话世界一样,一个跟现实不相干的另一个世界。要是真有童话世界该多好。
“化库”了。把纸房投进火中焚烧,纸房被火舔软了,化了,成了灰,飞上了天。母亲在天上等着,等着她的东西。把母亲留下的衣物也烧了送去,所有的一切,包括箱子、柜子……我们不想留。我不想留,二姐也不想留,大姐也在搬着母亲的东西投向火里。我们姐妹三人的想法出奇地一致——让熊熊大火把一切全烧了吧!
最后只留下了母亲的遗像,挂在墙上。因为没有了柜子,外婆的照片没地方放了,也将它跟母亲的照片挂在一起。我女儿从没见过我外婆的照片,叫:
“外婆!”
我愣。才发现她们长得非常像。外婆看上去,就是年轻时的母亲。
“不是外婆,是大外婆。”我纠正道。
“大外婆?”她没明白。
“就是外婆的妈妈。”
“哦,大外婆。”女儿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大外婆……”
“大外婆比外婆年轻!”她忽然说。
“什么?”
“大外婆比外婆年轻!”
我一愣。看照片,确实。我外婆去世时只有三十多岁,照片上的她,年轻,漂亮。相比之下,母亲却是满脸皱纹,憔悴不堪,被岁月糟蹋得惨不忍睹。
“傻瓜,那也是你外婆。”我说,指着我的外婆。
我们把母亲的照片摘下了,留下年轻漂亮的外婆。也许外婆死前也曾有惨不忍睹的一幕,但是我们没有看到。没有看到的,就是不存在,我们不想去探究,为什么要?我们还得活下去,我们还得纪念母亲。
我们把母亲的照片也烧了。
原载《中国作家》2009年第2期
作者:陈希我 期刊:《故事族·中篇》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