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白俄旧事

哈尔滨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它与俄国人的渊源,要从19世纪末算起。1896年,俄国轮船“英诺森”号溯松花江而上,来到今天的哈尔滨市呼兰区,与中国人做农副产品生意。同年,有一位叫德金的俄国商人,开着他的“劳动者”号轮船,也从松花江到达哈尔滨,与当地人做牲畜交易。德金有时在哈尔滨居住很长时间,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哈尔滨最早的俄国人之一。第二年,一支俄国筑路考察队也来到此地,为即将动工的中东铁路打前站。

早在《中俄密约》签订前,俄国已于1891年开始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1897年,铁路修到海参崴,然后便进入中国境内的小绥芬河开建,称为中东铁路。中东铁路的整个建筑工程以哈尔滨为中心,分东部(哈尔滨——海参崴)、西部(哈尔滨——满洲里)和南部(哈尔滨——大连)三线。由6处同时开始,相向施工。后来整个干支线又分为19个工区。中国筑路工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沙俄筑成了1300俄里铁路。

1898年,一大批俄国人来到哈尔滨香坊,在田家烧锅落脚,他们当中有铁路机械厂、制材厂的厂长,有筑路工程师,有勘查专家、气象专家,以及大量的技术工人,还有部分士兵。

俄国人到来后,在香坊办厂、设气象站,成立中东铁路建筑工程局。随着人口的增多,教堂、学校、商店、银行、俱乐部等一一建成。再往后,俄国干脆派“护路军”进入中国,司令部就设在哈尔滨香坊。

1897年中东铁路开建时,俄国派了5个连的哥萨克骑兵进入中国,在铁路沿线分段驻扎。随着工程的进展,铁路公司感到护路队的人数太少,起不到保护铁路的作用,后来不断增兵。到1900年春,整个护路队兵力为步兵8个连,骑兵19个连,防地为中东铁路东线;俄军第二旅驻哈尔滨,有步兵、骑兵各两个团,防地为东铁南线和哈尔滨一带;第三旅驻博克图,步、骑兵各两个团,防地为东铁西线至满洲里火车站。

按1896年的《中俄密约》和《中东铁路合同》的规定,俄国无权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凡铁路及铁路所用之人,皆由中国政府设法保护”。但俄方说“护路队不是正规部队,是铁路公司雇佣的”,其兵力逐年增加,特别是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中东铁路局护路队扩充至11000人。

其实护路队也是一支“两用”队伍,除了保卫铁路,也干修筑铁路的活,有时还从事设施安装、轮船水手等劳动。1901年,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了两条对护路队有利的“上谕”后,不少官兵选择了留下,与其他同胞一样,成了哈尔滨首批俄国人。

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传教、商服和社会其他事业的人员。华俄道胜银行开办于1898年7月,地点是哈尔滨香坊田家烧锅附近,首任行长为俄国人卡普列里。从此,该银行逐步掌控了哈尔滨的金融信贷,使俄国卢布成了中东铁路沿线的通用钱币。

1898年,在香坊有一家叫鲁西阿尔的俄国小商铺;1900年,俄国秋林公司在香坊设分公司,开始了俄国人在哈尔滨的商业时代。俄国人的面粉厂、白酒厂、机械厂、电厂、糖果厂以及药店、电器商店、旅馆等纷纷开设。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运往前线的面粉、茶、糖、盐、烟草、烈性酒、罐头、肉食品、糕点、肥皂等物资需求量大,使得生产这些物资的工厂更加红火起来。当时哈尔滨的一家俄国小肥皂厂,一年所赚的钱相对于企业耗资资本的50—100倍。

此时,俄国在哈尔滨的文教卫生事业也得到发展。1913年之时,已有俄文报纸20种,各类学校12所,电影院及俱乐部10几座,另外还有图书馆、马戏团、跑马场、自行车比赛场等设施。教堂也有数座,如尼古拉中央教堂、圣母报喜教堂、圣索菲亚教堂、伊维尔斯卡亚教堂、圣母安息教堂等。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7月俄国对德宣战。次年5月,俄国政府下令,驻中东铁路沿线的部队,包括驻哈尔滨的俄军,大部分要去欧洲参战。由于正规部队大部赴欧,俄方不得不派10多个国民自卫队,与留守的6个骑兵连共同护路。由于兵员缺乏,俄国在全国征兵的同时,也在哈尔滨征兵达13次之多。本来兵力匮乏的护路队雪上加霜,破例招募中国巡警70多人,在香坊、南岗等处巡防。

1917年10月,俄国十月革命成功,苏维埃政权建立。原来的贵族、业主、官员、学者等纷纷逃到前政府的海外殖民地——哈尔滨。

当时,能乘火车、轮船来哈尔滨,已经算幸运的了,更有不少人步行前来。俄国人从当初的1万多激增至10多万,给哈尔滨带来不小的压力,不得不在道里区的偏脸子和正阳河两处建了俄国移民村。

大量的俄国人住下了,但各种矛盾随之而来。比如这些白俄子女的就学问题,原来只有几个学校,根本容不下,于是实行上、下午分别上课的二部制。为解决教育问题,中东铁路局1917年至1923年相继开办了中东铁路第三高等小学、高等经济法律学校、第一乌克兰男女混合学校、中俄工业学校、中东铁路中央病院护士、助产士学校、沃斯特格乌莫夫学校、中东铁路新马家沟小学、中东铁路普育学校等。

住房奇缺也是一大问题。1917年以后来到哈尔滨的大部分是有钱的俄国人,他们可以买小楼房,所以1917年至1922年间,房产业是赚大钱的生意。

新闻出版业则比较繁荣,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苏俄在哈尔滨办的俄文报纸有《公报》、《铁路员工报》、《满洲新闻》、《劳动之路》、《晚报》、《我们的时代》、《世界报》、《霞光报》、《俄国之声》等近50种。

苏维埃政权遭到俄国国内资本家、富农、沙俄旧部文武官员等的反抗。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美国等14个“协约国”出兵,陆路经哈尔滨、海路经海参崴进入俄国,支持反对列宁的俄国白军。在哈尔滨组织了一个“白俄义勇团”,成员均为沙俄残余部队官兵,也回到俄国为白军助战。

此时的前俄国海军上将高尔察克拥有40多万白军,很快就把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全境拥为己有,得到了其他白军首领和协约国的认可。不可一世的高尔察克大举进攻,一度将战事前锋推到了伏尔加河畔。

苏维埃政权派出了最优秀的红军全力反击,于1919年大获全胜,高尔察克率残部逃到伊尔库茨克时,他本人被捕并被处决,余部冒着严寒穿过西伯利亚,跋涉数千公里来到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与谢苗诺夫的白军会合。

高尔察克溃败之后,各协约国都停止了支持,退出了远东,谢苗诺夫这时主要靠日本军队的支持。为了铲除白军,苏维埃政府于1920年4月成立了远东共和国,人民军开始进攻谢苗诺夫部队。

1921年,前白俄头面人物、前高尔察克部下、前俄国驻日本大使等来到哈尔滨开会,成立了“阿穆尔河沿岸地区临时政府”,首府设在海参崴,后来又占领了伯力(哈巴罗夫斯克)。

1922年2月,“临时政府”的白军被远东共和国人民军彻底击溃,白军和难民开始逃亡,走海路的去了朝鲜、上海;走陆路的绝大部分来到了哈尔滨。

据有关资料统计,1923年定居哈尔滨的俄国人一度达到20万人,甚至超过了当地中国居民的人数,哈尔滨成了中国最大的俄侨聚居中心。“东方的莫斯科”因此得名。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东铁路的使用权逐渐转移到了苏联手上。在哈尔滨的白俄有的愿意加入新中东铁路,成为苏联侨民,有的去了天津或上海;还有一部分不愿加入,于是这部分人便成了无国籍白俄。

1932年2月5日,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哈尔滨。起初,哈尔滨的无国籍白俄觉得有了依靠,幻想日本人“将帮助他们推翻苏联政权”、“恢复俄国君主政体和正统宗教”,因此这些白俄竟然做出了欢迎的举动。

然而不久,在哈尔滨的俄国商行、店铺、工厂、报社、学校等处,都强行安插了由日本文职人员组成的“顾问”,俄国人不但要受这些“顾问”监视,还得付给他们薪水。不但如此,日本特务机关还雇佣白俄密探,浪迹于火车站、航运码头、旅馆饭店、咖啡馆、电影院等处,一旦发现有人言语不恭或行动可疑,就会被当成“反满亲苏”的嫌疑犯,关进日本宪兵队。

1932年至1934年,在哈尔滨的俄国人约有8万人,其中将近4万人持有苏联护照,日本人不便管辖。剩下的白俄占了一多半,日本人就把他们组织起来,用以对抗另一半亲苏者。于是,日本特务机关开始各处活动,在1934年底成立了“哈尔滨俄国移民事务局”。

这个移民事务局被日本人授予的权力是管理哈尔滨的各个俄国团体,包括对俄国人的监视、告密、揭发等等。因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东北义勇军、抗日联军、地下抗日志士与日寇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令日本人十分棘手。有了“俄国移民事务局”,日本人就可以命令这里的当事人推荐俄国人当伪满警察,或到白俄支队去当兵,用来搜捕地下抗日志士,围剿抗日联军。

日本人控制了白俄,便向中东铁路施压。他们驱逐苏方代理人,逮捕苏方员工,煽动反苏情绪,甚至让白俄袭击铁路理事会。1935年,日本买下中东铁路,改名为北满铁路,这使得2万多苏联人撤回国内。到1939年时,在哈尔滨的苏联人只有1000多人了。

拥有苏联国籍的人日益减少,是日本人迫害的结果。日伪当局利用白俄反对苏联人,达到目的后,并没有优待这些白俄。相反,白俄们也遭到了迫害。

在哈尔滨的白俄没有国籍,得不到保护,日本人欺压他们是家常便饭。白俄们的店铺里,必须销售日本货并强行规定售货数量,一旦少了,日本宪兵便来关闭商店。日本宪兵对那些符合他们要求的白俄店铺,不但不支持,反而肆无忌惮地拿走烟酒、电器、钟表甚至金银器皿。日本宪兵也是白俄开的餐馆、咖啡馆、酒吧等处的常客,来此的“宪兵客人”从来不付钱,还要上好的酒菜,老板和招待还得笑脸迎送。令白俄们不堪忍受的是,往往日本宪兵刚刚吃完走人,又来了一帮白吃的日本浪人。

日本人对白俄的人身污辱时有发生。在哈尔滨的日本宪兵、士兵,还有日本浪人以及日本“顾问”,会去强奸俄国妇女,哈尔滨的俄文报纸对此类事件有所报道。

1932年2月间,哈尔滨就发生两起此类事件,第一起是一位俄国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先遭到日本兵的调戏,继而殴打,最后衣服被扯碎,一丝不挂。第二起是一俄国妇女与其16岁的女儿在街上遭日本浪人袭击,母女被带到某处双双强奸。母女去日本领事馆报告,又遭到那里的军官、宪兵的轮奸。事后,那些禽兽说她们是无照卖淫,母女俩竟然被刑拘,直到一个月后丈夫交了500元哈大洋,才把母女赎回。

后来,日伪当局命令相关报刊对此类日本犯罪者不得冠以“日本”字样,而必须用“外人”二字。报刊慑于日伪当局淫威,只好照办。

许多白俄不堪忍受,纷纷外逃。1938年8月,哈尔滨的白俄一下子就走了700余人。他们一部分加入苏联国籍,返回苏联;一部分跑到欧洲、大洋洲、北美等地。多数仍没出中国,只是到了上海、天津、大连等地。到日本侵略者投降时,在哈尔滨的俄国人总数不足5万人,还不到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

从1946年开始,哈尔滨白俄大批申请加入苏联国籍,两年以后无国籍者仅有2000多人。1947年,苏联政府号召旅居中国的苏联公民回国,但不包括哈尔滨的俄国人。因为哈尔滨作为“白俄之都”,白俄人员成分复杂,许多人当过白俄路警或白俄警察,有的参加过白俄支队。当中还有各种反苏组织,出版各种反苏刊物,苏联政府担心其中一些人回去搞间谍活动。

直到1954年,苏联政府才允许哈尔滨的俄国人回国,哈尔滨成立了“协助苏侨回国委员会”,予以积极配合。在每年回国6000人的情况下,两年后哈尔滨只有9000多名俄国人了。

随着这些俄国人的不断迁出,其在哈尔滨的人口总数直线下降,60年代为1000多人,70年代为200人左右,80年代不到100人,到了1997年只剩下30多个了。

俄国人初到哈尔滨时,倚仗沙俄政府撑腰以及中东铁路局的庇护,没把中国老百姓当回事,动辄强占其土地。1903年,俄国人看好松花江南岸马家沟河口一处叫四家子的地基,于是强行租占;1904年,他们又看好马家船口一带的居民宅地,强行购买。被惹怒的百姓联名上告,中国地方官员也出面与俄国人交涉,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最终还是老百姓吃了亏。

对中国铁路工人,俄国方面也极尽剥削之能事。随着中东铁路的运行,铁路本身及其附属系统雇佣了大量的中国工人,而“白毛将军”霍尔瓦特(因其须发白而得此绰号)对铁路工人的严加管制,引起了强烈的不满。

霍尔瓦特是中东铁路的最高统治者,1903年当上中东铁路局局长后,以中将军衔统领着哈尔滨乃至整个中东铁路的驻军。他在哈尔滨香坊区尚志公园(原香坊公园)一带修建“白毛将军府”,开辟“霍尔瓦特庄园”。此外,还设立了气象站、游艺室、菜园、球场、滑冰场等,供军政要员休憩。

霍尔瓦特常在此召开军政会议,研究制定侵华政策。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这个“国中之国”里对哈尔滨实行殖民统治,“白毛将军府”就是当时统治哈尔滨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

1905年11月,哈尔滨铁路总工厂的工人举行罢工,要求解除军管,实行8小时工作制。霍尔瓦特答应第二天解决,其实这是欺骗手段。工人们识破后包围了铁路局大楼,霍尔瓦特只得从后门溜走,然后调来大批军警镇压工人。

1918年,哈尔滨的白俄在霍尔瓦特的策划下,组织了一个所谓的“远东拥护祖国和宪法会议委员会”,1万多名俄国逃亡者视霍尔瓦特统治下的哈尔滨铁路附属地为“避难所”。4月,霍尔瓦特去北京参加中东铁路股东会议。此间,为取得协约国的支持,他与协约国驻北京代表频繁接触。回到哈尔滨后,他以“护路”为名招募军队,成立了所谓的“远东义勇团”(又名救国会)。

1918—1919年间,中东铁路工人为反对以霍尔瓦特为首的白俄残余势力,先后举行了3次全路大罢工。1920年初,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霍尔瓦特妄图对中东铁路的“一切军事行动一概统辖”。他还擅自挪用铁路公款,向日本购买军火达10亿日元,以致拖欠工人工资两个月未发,使工人生活无法维持,终于引发了中东铁路工人的驱霍大罢工。工人们庄严声明:“霍氏一日不去,路工一日不开。”这次规模空前的罢工,得到了哈尔滨各界民众的支持,商人罢市、士兵集会,要求剥夺霍尔瓦特的权力。

1920年3月16日,中国政府派兵进驻中东铁路,解除俄军警武装,霍尔瓦特被赶下台,于4月份逃往北京。当年11月,中国政府正式免去他中东铁路会办和局长职务。1937年5月,霍尔瓦特死于北京。

那时候,不仅是普通中国人,连富裕者亦遭白俄迫害。日伪统治期间,日本宪兵队豢养一些白俄之中的凶悍之徒,专门从事绑架行为。日本特务先选好某个有钱的中国人,然后让白俄去绑票。意大利记者范斯白有过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的经历,他曾记录了一些绑架的例子:

王魏卿,大富豪。父子均被绑架,先以25万元赎出了他的儿子,又以50万元赎取自己。

张庆和,富商。被绑架3次,赎金分别为20万元、20万元和10万元。

穆蔚堂,百货店老板。有两次被绑经历,每次赎金都是10万元。

……

白俄们不仅绑架中国人,也绑架犹太人,甚至绑架自己的同胞。有的绑架案在国际上造成了影响,比如1932年白俄绑架考夫曼案和1933年绑架卡斯帕案。

考夫曼是一家大药房的主人,1932年3月遭白俄绑架。当时哈尔滨的俄文报纸登出了这一消息,因此白俄给一家叫《鲁波尔晚报》的俄文报纸写信,声称要赎金3万。后来,幕后指使者日本宪兵又把赎金降到1.5万元,并准备再给《鲁波尔晚报》写信,告诉此数目。可是有个白俄绑匪说考夫曼有能力拿出3万元,还说他可以将此事办好,日本人同意了。结果这绑匪同另外两个白俄动用重刑,把考夫曼给打死了。

另一起绑架案的被绑者叫西蒙·卡斯帕,拥有法国国籍,其父约瑟·卡斯帕是哈尔滨赫赫有名的马迭尔饭店的老板。1933年,小卡斯帕从巴黎音乐学院毕业,来哈尔滨探亲旅游,于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被白俄绑架。绑匪索要30万元赎金,但老卡斯帕拒绝付款。一个月后,小卡斯帕的一只耳朵出现在老卡斯帕的办公桌上,倔强的老卡斯帕仍然表示,只有他儿子获得自由后才肯付钱,而且只付3.5万元。后来,法国驻哈尔滨领事馆介入了此案,欧洲各国在哈尔滨的新闻机构也倍加关注。日本人怕丑行公之于众,便给白俄发出“撕票”令:“约瑟·卡斯帕就是出一百万,也永远不会见到儿子了!”12月,西蒙·卡斯帕被杀害。

当时,上海是除哈尔滨以外白俄最多的地方,民国政府反对苏联的“红色俄国人”,所以“赤俄”不能公开搞活动。1934年,作家萧军、萧红夫妇从哈尔滨来上海找到鲁迅,寻求帮助,鲁迅告诫他们千万不要用俄语同俄国人对话,否则会被当成“赤俄”而惹上麻烦。那些从哈尔滨逃到上海的白俄,有不少人过得并不好,一些人只得返回哈尔滨。

20年代是哈尔滨俄国人的全盛时期,人口最多,服务业也最齐全。1925年,今天的道里西八道街这个位置,开了一家俄式西餐茶食店——马尔斯茶食店,主人是个叫楚吉尔曼的俄国犹太人。该店主要经营俄式大菜,兼营法意式菜系,火锅里脊、奶油鸡脯、烤奶汁鳜鱼、炸板虾、铁扒鸡、红菜汤、闷罐牛尾、槽子面包等,令来此的俄国人如同回家一样。

更主要的是,店主还给他们以精神的慰藉——播放俄国的老唱片。流亡异国他乡者,每天到此吃着家乡的菜肴,听着自己的母语,还有熟悉的音乐萦绕耳畔,真可谓“乐不思蜀”了。有很多回头客,就是为听老唱片而来的。

据说有一位俄国老人,隔一两天便来马尔斯茶食店喝杯啤酒,吃个小菜,还要听柴科夫斯基的曲子。有一天晚上,两个年轻人搀扶着这个有一段时间没来的老人进店,老人吃力地举手与相识者打招呼,落座之后点上酒菜,就要听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随着唱片的旋转,音乐响了起来,老人苍白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过后没多久,老人便去世了。

该店曾几易主人,中国人也在此当过经理、厨师和招待。1956年,马尔斯茶食店改名为华梅西餐厅。有一位周老先生,从50年代起便在华梅西餐厅当招待,一直干到80年代中期退休。退休后,周老先生反而寝食难安了,尤其是全家人吃饭的时候,老先生总是对儿孙们伸手说“请坐”,大家都坐好了他才坐下,还说“请慢用”。老伴以为他得了病,买药回来他不吃。他说:“我是看不见顾客的笑脸心里难受,犯‘跑堂瘾了。”后来,周老先生又回到华梅西餐厅,当上了服务生。由于他热情周到的服务,使华梅西餐厅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知名度。

白俄与中国人通婚的情况不少。俄国人在20世纪初来哈尔滨时,就有与中国人结婚的,大多数是俄国妇女嫁给中国男人。他们的后代被称作“二毛子”(哈尔滨人俗称俄国人为“老毛子”),“二毛子”的后代被称为“三毛子”。这些“二毛子”、“三毛子”们有着亚欧混合的面庞,长相英俊,头脑聪明,身体健硕,汉语、俄语都很好。我国第一位进入奥运会决赛者符保卢(1936年第11届柏林奥运会撑杆跳高比赛中获第14名)就是一个在哈尔滨出生的中俄混血者,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俄国人。

中俄混血者有时也到苏联读书,读完了再回来。中苏关系紧张时期,这种情况少了,不论是混血还是纯种,都在哈尔滨读书工作。纯白俄后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仍有不少在哈尔滨生活工作。当时外文书店有位白俄营业员,50多岁,他用英语同一个犹太女子(也是哈尔滨的外侨)谈论“批林批孔”,转而又用流利的汉语为另一读者翻译俄文原著,还对书中夹杂的捷克文进行解释。

但有些白俄的语言水平就不行,一位40年代在哈尔滨执教的白俄,编了一本叫《华俄英实用会话》的书,竟将“How are you?”译成“你怎么好?”还用“啦”代替汉语句尾的助词“了”。

80年代中期,哈尔滨为数不多的俄国人纷纷出走。1997年,时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在苏联红军纪念碑前献花时,那些迎接他的、在哈尔滨定居的俄国人只有30多人。

一个世纪过去了,当年显赫一时的“东方的莫斯科”早已不复存在,只有中央大街上的一块块路石和街道两侧一座座俄式建筑,在默默地印证着历史。

作者：李 宁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