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东王”刘珍年覆灭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疑是中国社会的黑暗时期,整个社会动荡不安,“有枪就是草头王”,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在这些赳赳武夫中,刘珍年(字儒席)可谓一个“异类”。
刘珍年治军严格,所部士兵一律配带写有“救国家,救人民,不怕死,不爱钱”12个字的臂章,严禁出入酒楼、茶馆、妓院,连在大街上吸烟也在禁止之列。由于军纪比较严明,刘部战斗力很强,仅以一师之众就敢和张宗昌、韩复榘等实力人物对抗,并屡有胜迹,因此受到蒋介石的重视,32岁就当上了国民政府陆军上将。
不仅如此,刘珍年在文治上也颇有一套,他不吸烟、不酗酒,不嫖不赌,喜欢读书,一度坚持学习外语,开口便能引用经史典籍。刘珍年任师长的陆军第二十一师参谋处曾出版《刘师长儒席言论集》,书名请于右任先生题写,全书分上、中、下三篇,共计11万多字,反映了刘珍年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比如他抨击当时的教育,认为各地学校多因教育基金缺乏而大受影响,“哪一个国家没有教育,哪个国家就要灭亡”。
1929年至1932年,经过3年多的苦心经营,刘珍年以烟台为政治中心,向胶东十三县派出县长和公安、税务等局长,部队实力发展到3万多人,成为山东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人称“胶东王”,登上了个人权位的高峰。
然而,刘珍年毕竟年轻气盛、根基不稳,很快就在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中败下阵来。1935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以刘珍年驻兵胶东“纵兵殃民”为名,判处其死刑,在南昌执行枪决。
刘珍年于因缘际会中骤然崛起,又如流星般倏然陨落,其充满戏剧化的一生耐人寻味。
打败张宗昌,枪杀褚玉璞
刘珍年,河北南宫人,自幼聪明过人,深得父母喜爱。他6岁开始读私塾,但并不专心读书,喜欢舞枪弄棒,顽皮异常。在县城中学毕业后,刘珍年如愿以偿考进了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1922年毕业,再到东北讲武堂学习炮科,结业后参加了直鲁联军。
刘珍年从迫击炮连连长干起,一直当到褚玉璞部第十六旅旅长。当时的刘珍年行事冲动,一次因小事处死褚玉璞的一名亲信营长,触怒了褚玉璞,被褚玉璞责罚一百军棍,并革掉旅长职务。刘珍年不得已跑到山东,投效褚的上司张宗昌,屈就模范营长一职。由于打仗勇敢,他很快就被提拔为旅长。
1928年初,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几大军事集团联手组织北伐军,进攻山东,直鲁联军张宗昌所部连战连败。信奉“乱世出英雄”的刘珍年不愿久居人下,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不随张宗昌北撤,乘机开始招兵买马,扩张势力。
部下有人向刘进言:“张(宗昌)、褚(玉璞)覆灭在即,咱们何苦接这个烂摊子?”刘珍年不以为然,回答说:“前汉亡去有后汉,他们不干咱们干!吾辈学当致用,建功立业,此其时也。”
很快,刘珍年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陆续吞并、收编直鲁联军散落在胶东地区的各种部队,共编得5个步兵师,另有骑兵、炮兵、特务3个团,工兵、辎重、通信3个营。以此为资本,刘珍年投靠蒋介石,自立门户,做起了“胶东王”的美梦。
当时的山东局势错综复杂,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长达1年零4个月之久。蒋介石对日本妥协,令北伐军放弃济南和山东大部,绕道北上平津,致使山东半岛无人过问。
已经逃亡下野的张宗昌认为有机可乘,遂于1928年12月在大连海滨“西游别墅”,召集褚玉璞等将领开秘密军事会议,企图重整旗鼓,再霸山东。张宗昌还邀请了日本官方代表公田与会,以取得日本人的支持。据说日本驻大连领事馆曾允拨给5000枝枪械,作为张宗昌进攻胶东之用。
经过两个多月的草草准备,1929年3月中旬,张宗昌急不可耐地率召集到的旧部以及部分白俄雇佣军,乘船在烟台登陆,设立统帅部,自任为第一统帅,褚玉璞为副统帅。
张宗昌毕竟当过3年的山东军务督办,在山东的势力尚存,刘珍年苦心经营的5个步兵师很快土崩瓦解,有3个师倒戈,重又投靠张、褚联军。一时间,张、褚联军声势浩大,拥有5万多人马,而刘珍年的部队只剩下5000人左右。踌躇满志的张宗昌以老上司的身份,派刘珍年保定军校的同学前去游说劝降,但刘珍年不为所动。
面对众寡悬殊的局面,刘珍年沉着应战,他将部队主动撤退到牟平,以高大厚实、易守难攻的牟平城作为死守决战的大本营,命令士兵将护城河与城墙间的商店、民宅全部拆毁,留出20米空白地带,敌人无论用何种方法攻城,都会暴露在枪火之下。
同时,他授意政工人员创作了《拼命队之歌》,激励士兵“拼!拼!拼!”还拿出几十万元奖励在战斗中勇于拼命者。一时间,全军上下众志成城,士气高昂。刘珍年还深入士兵当中鼓舞斗志,说:“我军人数虽少,但乃是百战百胜之师,像一个铁蛋;张军虽然人数众多,乃是乌合之众,像一篮子鸡蛋。我师之铁蛋,必将粉碎敌人之鸡蛋。”
张、褚联军攻城半月,连续受挫,深感吃掉刘珍年不易,只好用长围久困之下策,待刘军弹尽粮绝,城池不攻自破。此早在刘珍年的预料之中,他琢磨出一条妙计:将自己的部队化装成国民革命军,偷偷出城,让敌人以为援军来了,不敢恋战。
有了这条解困的思路,他就让特务兵深夜出城,摸了敌哨,得了敌军口令,又用重金买通张军的一个营长,得到出城之路。
4月22日零时,通过这位张军的营长,刘军2000多人出了东门,然后全部换上国民革命军的服装,打起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天亮时一边冲杀一边喊:“革命军来了!”张军立刻乱了阵脚,纷纷争相逃命。此时,刘珍年率部出城,全部参与作战,内外夹击张军。
张、褚军被打得大败,张宗昌乘船逃往大连。褚玉璞退守福山县城,在得到保证生命安全的承诺后,率全军缴械投降。刘珍年将褚玉璞软禁于牟平,并无释放之意。
张学良发电报劝刘珍年放人,刘珍年表示要200万元添助军饷,后讲至50万元。但是,当褚玉璞家人付了50万元后,刘珍年仍不放人,反而假装设宴招待褚玉璞,命部下将其枪杀。
褚玉璞担任直隶军务督办兼直隶省长时,曾在天津制造了不少冤案,如1927年杀害京剧名伶刘汉臣、高三奎,在全国引起轰动。后来,通俗小说作家秦瘦鸥以此事件为素材,创作了长篇言情小说《秋海棠》,一时间洛阳纸贵,风靡全国。剧中那个荒淫残暴的军阀原型就是褚玉璞,他一生草菅人命,杀人无数,孰料最后竟死于部下之手。
狠抓军权,烟台闹“革命”
刘珍年出奇制胜,以5000兵力战胜了北洋军阀张宗昌5万人,俘杀褚玉璞,成为军阀混战史上以少胜多的经典范例,一时间名声大噪。蒋介石授刘部以陆军第二十一师的番号,并委任他为山东省政府委员。不久,刘珍年赴南京述职,受到蒋介石及中央大员的热情款待和欢迎,刘借机扩大自己的影响。
自此,刘珍年春风得意,野心膨胀,常对亲信放言:“我们若有3万人马,便可横行域中。若交给我一省或一国,无论军政,都不在话下,必能臻于治境。”
为了实现野心,刘珍年积极扩军备武,一面大量收编流窜胶东的散兵游勇,一面以修路为名到天津等地骗来青壮劳工强编入伍,数月间队伍激增到3万多人,并建起600多人的修械所,从东北购进器材,自己制造枪炮。
刘珍年在扩军上舍得花血本,他大量收购良马,招聘驯马师及武术教练,成立骑兵团,还购买了探照灯、电影放映机、电影摄像机以及可以在世界各地通报的无线电发报机。此外,二十一师全体官兵每人都有一件麻织的伪装网。刘珍年甚至派人去日本留学,学习航空,雄心勃勃地准备建立空军。
刘珍年严于治军,并且有一套独特的办法,比如他自编一些小册子,让部队学习,还提出一些别出心裁的口号,要部队熟记。他让部队佩戴“不害国,不扰民,不怕死,不爱钱”的臂章(后来把前六字改为“救国家,救人民”)和有他本人头像的瓷制像章,以树立个人绝对权威。他还让人编写军歌,每逢集会,军乐队先奏国歌,再奏军歌。纪律也十分之严,士兵离营外出必须请假,至少二人同行,违令者严责不贷。同时有大运动量的军事训练,不堪忍受而开小差者,一旦被抓回,一次责打,二次枪毙。
为了牢牢掌握部队,刘珍年成立芝罘陆军军官学校,自任校长,招收中学毕业的青年入学,以应扩军之需。他极力培植亲信,大量接纳并提拔重用河北宫县及邻县亲友故旧,故有所谓“会说南宫话,就把洋刀挎”之传言。
刘珍年很重视吸纳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曾到天津招收了一批知识分子,又通过其胞弟刘锡九(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刘部政训部部长)专程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请求派干部支援。中共中央曾从沪、汉、平、津等地先后选派曾希圣、李楚离、彭雪枫、张霖之、李若素等数名党员干部到刘部开展军运工作,对刘治军整武、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重要作用。
刘珍年公开在司令部张贴“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的标语,默许一些共产党员在军中任职。他曾经公开演讲,分析中国民生日困、穷人日多的原因,认为在国内方面,“第一种是军阀,惨杀民众,搜刮金钱,弄得民不聊生,国无宁日,政治不上轨道,经济日形困难,老百姓能不穷吗?第二种是政客,也可以说是政治贩子,信口雌黄,捏造谣言。第三种是贪官污吏,他们的目的多半是为金钱而来,民生如何,概置度外。第四种就是土豪劣绅,是害群之马,社会之蠹,专门运用鬼蜮的手段,欺压善良的百姓。第五种是假革命,不以真正良心救国家,不为老百姓谋幸福。”
但刘珍年终究是军阀,本性难移,他佩服共产党的宣传和工作能力,不过也仅仅是利用而已,其骨子里的本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要“葬埋共产党徒”的。蒋介石发觉刘部中有共产党员活动,指名要刘珍年搜捕共产党人李楚离,否则严惩不贷。
刘珍年慑于蒋的淫威,又不想结怨于共产党,问幕僚杨绍先怎么办。杨说,本乡本土的,抓起来杀了,回家不好交代,不如给他几块钱,打发他走了后,再发令通缉,对蒋对李都有个交代。
李楚离“出走”后,蒋又电令刘逮捕张霖之等人,刘亦用“先纵后通缉”的办法,一一放走。蒋介石知道后十分震怒,电斥刘珍年包庇共产党,饬刘“即时严加禁绝,否则必予严惩”。中共中央赴烟台代表关向应了解此事后,将刘部军内共产党员全部撤走,无人被捕被害。
共产党员在刘部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刘部官兵当中播撒了革命种子,比如抗战期民族英雄马本斋将军,当时就在刘珍年部任团长一职,对共产党人有良好印象,“七七”事变后他接受共产党领导,组织回民支队抗日,威震冀中平原。
要养活数万军队,大部分经费必须就地收取,胶东十三县人民实在不堪重负。据当地乡绅控告揭发,1928年,刘珍年加征地丁税,正税每两加征9元,军需特捐丁银1两加征至34元,加上给养实物折洋,创民国以来历史最高记录,大大超过山东其他地区。1930年下半年至1931年上半年共征税6次,总计每两达41元,超出常规6倍之多。除此之外,刘还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如他擅立捐名税目有渔盐、烟酒、屠宰、硝磺、印花等,不下十几种。有时甚至“绑票”勒赎,逼迫富户出钱。
争霸山东,大战韩复榘
1930年夏,“中原大战”爆发。刘珍年拥有的3万多精兵,在冯玉祥、阎锡山和蒋介石的眼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都想拉拢到自己一方。大战前夕,蒋介石抢先面许刘为国军上将,拨现款30万元,要他在烟台待命。冯玉祥、阎锡山也不甘落后,派人与刘联络,送刘100枝冲锋枪、10万发子弹,并委以晋军第二十一路军总指挥头衔。刘珍年来者不拒,先收下再说,但并没有明确表态支持哪一方。
战争开始后,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的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率部败退鲁东,蒋介石急电刘珍年援助韩部,而阎锡山也电令刘珍年趁机消灭韩部。刘珍年依旧按兵不动,而粮饷照收。他振振有词地说蒋、阎、冯混战是“狗咬狗”,他帮哪一方也不光彩,以此保存实力。
韩复榘见他见死不救,怨愤至极,向南京政府控告刘把持民政、扰乱财政、容纳共产党、破坏建设、朘削实业、聚敛无度、不服从省府命令等,指斥其搞独立王国。韩亦多次派人企图打入刘部,但不是遭拒绝,就是被暗杀,双方明争暗斗,积怨甚深。
刘盘踞胶东数年,俨然土皇帝,要做“胶东王”,不容他人插手;韩复榘奉命主鲁,就要统一鲁事,独霸山东,岂容辖区之内存有独立王国。
“中原大战”蒋军获胜,韩复榘坐稳了山东省主席的位子,下决心消灭刘珍年,拔掉这颗眼中钉。1932年9月17日,韩以刘拒绝省军到其防区“剿匪”为名,集中5万大军向刘发起了进攻。
战事开始后,刘珍年对韩军的进攻虽感突然,却并不觉意外,他对韩军的活动早有所闻,且有防御部署。刘珍年认为,此次韩之军事行动不太适时,“中原大战”之后,人民厌战,韩敢冒国人之大不韪,在山东发动内战,必遭全国反对。
他估计韩之兵力,总共不过4万多人,还要留防鲁南、鲁北和鲁西,能调来胶东者最多不过3万人,与自己的兵力相当。况且自己是以逸待劳,地理熟悉,火力、战斗力或有过之。刘还认为上有蒋介石可恃,故不怵韩,可与一战。
于是,他一面亲自到前线指挥作战,一面电告蒋介石和何应钦,请求下令制止韩之军事行动,并派出参谋长韩洞赴南京报告情况。
蒋介石本意是以刘珍年来遏制韩复榘,并不希望韩复榘将刘珍年消灭,所以电令韩、刘“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听候中央查明处理”。韩复榘对蒋的命令虚与委蛇,没有停止进攻。对此蒋介石极为震怒,恶向胆边生,他对韩洞表示:“我在前几天曾向他(韩复榘)要两团人,他竟未答应,想不到他是为袭击刘军,太可恨了,我要消灭他。”
蒋介石先为韩竟敢“先斩后奏”气恼,继又为韩藐视中央命令震怒,确实忍无可忍,10月5日再次下令限刘、韩两军5日内先行停战,并派参谋次长熊斌、军委会主任秘书高凌百为特派员,赴鲁监视双方撤兵,各归原防。同时决定对韩用兵,檄调河北商震为西路军东进;蚌埠徐庭瑶所部第四师为南路军,会同徐州刘峙北上;于学忠为北路军沿津浦线南攻,三面包围夹击。又密电刘珍年从后牵制韩军西撤,使其逾期5日,好由中央明令讨伐。
此时局势突变,当蒋介石讨韩南路军进抵鲁南郯城时,北平张学良突发援韩通电,并派一个炮兵团支援,战事变得复杂化和全局化。
正在参加“国联”大会的中国代表施肇基闻蒋讨韩的信息后,从美国发回电报称:现值“国联”开会,盼朝野团结,消灭一切纷争,以作外交后盾。
国内各界人士亦担心胶东一带日本侨民不少,日本人会以侨民受损失为由,军事介入,所以一致要求双方罢兵。
蒋在全国舆论压力下,转而采取“调停”方针,派熊斌等分别会晤韩、刘,进行调解,提出四项解决办法,划定双方防区:一,自即日起,韩军撤回潍河以西防区;二,刘珍年军暂驻福山、掖县、莱阳、栖霞、牟平五县及龙口;三,蓬莱、招远、黄县、海阳、文登、荣成、平度暂不驻军,由原团警治安;四,各军移防后整饬军纪,听候中央处置。
韩方代表提出要刘军撤出掖县,驻文登、海阳、荣成三县;刘方则坚持维持原防。最后由军委会仍定为原防区不变,韩刘之战始告平息。
失去利用价值,终遭蒋介石毒手
韩复榘见中央偏袒刘珍年,自己独霸山东的目的难以实现,便以辞职要挟。他向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宋子文、总司令蒋介石等提出辞去山东省政府主席职务,但未获准。于是,朝野又以是否挽韩调刘展开争论。
刘珍年原本不愿放弃胶东这块安身立命宝地,但部属劝他,既然已与韩氏交恶,虽暂时停战,终难长睦久安;局促胶东一隅之地,也难有什么发展。同时以杨虎城调出山东二三年即当上了陕西省主席为例子,煽动他的野心。
刘珍年也认为,此次胶东之战,虽由韩复榘挑起,但给地方人民带来不少损失,自己驻防胶东数年,实有愧对胶东父老。于是电呈南京政府,要求调离山东。同时,指示其代表、参谋长韩洞向蒋介石面请离开山东,到外面发展。蒋问刘愿调何地,韩洞电请示刘。刘复电云:调海州、徐州、豫东、豫西均可。
蒋介石以各地原有驻军为辞推却。刘又复电表示:除到江西与红军作战外,调任何地区均可。蒋欲调刘到湖北随县、枣阳一带,遭湖北人反对;继改调宁波,又遭地方拒绝。最后,改调温州。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刘珍年的一大失策,他之所以能够割据胶东,是因为蒋介石希望他能够牵制韩复榘。如今离开胶东,刘珍年在蒋心中的利用价值大为缩水,他的境遇也就不问而知了。
1932年12月,刘珍年部陆续离开胶东老巢后,如猛虎离开了深山,处处受到牵制,他的后勤、粮食、兵饷也都由蒋介石供应。蒋介石先是以江南山多水多,不宜骑兵活动为由,令刘珍年精锐的骑兵团留在蚌埠,借机削去刘珍年部分的势力。
第二十一师通过海运到达浙江温州后,蒋介石又令刘珍年将其第三旅开往福建蒲城。该旅到达蒲城后,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下,旅长张銮基通电脱离二十一师建制,归南京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这个旅是二十一师的精锐部队,全旅3个团的士兵都配有驳壳枪,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刘珍年得悉张銮基的通电后,非常恼怒,立即电告蒋介石,声称三旅旅长叛变了,他要率其他两旅前去剿办。蒋介石复电严厉制止了刘珍年的行动。就这样,刘珍年离开胶东不到两个月,实力便削弱了近一半。
另外,刘部多是山东人,不习惯温州的水土,生病者众。不久,刘珍年又接到蒋介石电令:开赴江西“剿共”前线。将士因此怨声载道。这时,在浙江泰顺县又发生了刘部一营士兵哗变的事件。
刘珍年后悔自己一时糊涂离开胶东,把主动权拱手交给蒋介石。他牢骚满腹,经常抗拒命令,还公开发出“豪言”:“丈夫切莫当人子,男儿岂甘作马牛!”
1933年1月,刘珍年至南京谒见蒋介石,要求恢复军的编制,被拒绝。一气之下,刘珍年愤然离开部队赴杭州“养病”。7月,蒋介石密令浙江省主席鲁涤平将刘珍年软禁在杭州西湖边一座别墅。其间,蒋介石派周至柔、陈诚等劝其写“悔过书”,但是都遭到刘珍年的拒绝。
1935年2月,刘珍年由杭州被押解到南昌进行军事审判。面对审判长顾祝同,刘珍年依旧倨傲不屈。在接受关于二十一师泰顺哗变的审问时,刘珍年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全营哗变,营长当然要负主要的责任,部队的团长、旅长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你们说要我这个师长也承担责任,我没话说。不过再往上追究,我是委员长的直属部下,那么蒋先生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
此语一出,法庭的人面面相觑,顾祝同只好给蒋介石去电:“刘珍年态度横蛮,旧态不改,无可理喻。”蒋介石复电:“处死!”
是年5月13日,刘珍年以“纵兵殃民”等罪名,被枪决于南昌东郊,时年37岁。
作者：相 京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