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宋任穷的不平凡人生

2005年1月8日，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宋任穷，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一代战将，走完了他不凡的人生道路……

热血启蒙，井冈受教

宋任穷，1909年7月出生于湖南浏阳县乌垅村，原名宋韵琴。13岁那年，宋任穷考上金江高小。宋任穷人学时，中国最早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陈章甫(即陈昌)、夏明翰等都被邀请在校任教。陈、夏在讲课时经常结合课文传播革命思想，感染得学生们热血沸腾。那时，宋任穷常常举着小旗子随大伙上街游行，高呼“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的口号，而且唱着陈昌为他们编的《修路歌》：

修我们的马路，

贯彻我们的精神，

怕什么寒和暑、雨和风。

拿起我们的锄头、铲子。快来做工。

怕什么高和低、土和石，

凡阻碍我们的，就要把它铲平!

这首歌，宋任穷终生能诵。最能震撼宋任穷的，是夏明翰烈士的绝命诗：

砍头不要紧，

只要主义真。

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

两位革命志士都过早地洒尽了自己的一腔热血，但他们却成为宋任穷的革命启蒙者。

1926年春天，宋任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历任浏阳县冲和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冲和区党委宣传委员兼共青团区特别支委书记。期间，他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组织带领农民打土豪，斗劣绅，分田地，减租、减息、减押，在斗争中接受革命的洗礼和锻炼。

1927年5月，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湖南革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中。宋任穷时任浏阳县工农义勇军第四团第二中队党代表，准备率众参加南昌起义。8月，浏阳县工农义勇队因沿途敌情严峻没有赶上南昌起义，暂时驻在江西铜鼓县。9月下旬，宋任穷惊喜得知：毛泽东委员已经从安源到了这里，并胜利地领导举行了秋收起义。于是，宋任穷辗转来到毛泽东住的地方，毛泽东大步迎上去拉着宋任穷的手，让他先坐下，详细地听他汇报工作……

五百里井冈山，苍茫耸立于罗霄山脉中段，这里奇树异花，流水潺潺，云海浩浩，林木参天。秋收起义之后，究竟把革命根据地放在哪里?毛泽东调查了沿湖南、江西两省边界至湖北南部的整个罗霄山脉，最后选择了井冈山。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中国红色革命的星星之火，真正开始燎原。

在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山上就活动着两支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袁部驻在井冈山脚下的茅坪一带，王佐部驻在井冈山腹地。两支队伍各有几百人和60多枝枪，在井冈山地区很有影响。秋收起义军要在井冈山站住脚，建立革命根据地，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必须团结这两支武装。毛泽东亲自对袁文才、王佐做了大量的工作，向他们详细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指出革命的道路和前途。

袁文才虽然是一个草莽英雄。为人高傲，但对毛泽东十分佩服，并为毛泽东诚恳合作的态度所感动。他与王佐是拜把兄弟，关系密切，山上山下互相呼应，互相帮助。毛泽东率部队上山后，王佐怕毛泽东来抢地盘，言行中一直抵触毛泽东上山。毛泽东亲自登门拜访袁、王，并多次跟王佐讲革命道理，循循善诱地进行思想教育。王佐自此很敬仰毛泽东，称他为最有学问的人，并常引用毛泽东的话教育战士。1928年2月，袁文才、王佐两部愿意加入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为副团长，何长工为团党代表。

1928年4月，朱德、毛泽东会师后，第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之一，下辖两个营。团长袁文才兼一营营长，副团长王佐兼二营营长。应袁、王要求，毛泽东先后派出几批干部到他们部队担任连、排以上干部，帮助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宋任穷先后到袁文才第一营的二连、王佐第二营的四连当连党代表，为袁、王部队的改造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临行前，毛泽东亲自找到宋任穷他们谈话，要求他们去后要团结袁、王所属干部战士，在团结的基础上，做好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工作，改造部队。最后，毛泽东特别叮嘱大家：“给‘山大王当党代表、当连排长，不要想不通，这是革命的需要。”这次亲切谈话，给宋任穷的印象极其深刻，“革命的需要”，时时回响在他的耳边。

袁、王到任后，宋任穷根据毛泽东的嘱咐，在连队中开设政治课和文化课，讲解工农红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思想，还帮助文盲识字，提高战士的文化水平。并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公布伙食账目，禁止打骂士兵等，使袁文才、王佐部原来的一些不良习气慢慢得到了改变。这些做法得到绝大多数士兵的拥护，袁文才、王佐也都积极支持。

对于宋任穷在袁、王部的工作，官方军史如此评价：“在红军中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和发展党员。”

红色“乞丐”，曲线找党

1928年冬天，敌人重兵“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宋任穷率连队在红五军军长彭德怀指挥下参加守山战斗。由于众寡悬殊，队伍减员严重，他被迫率余员随红五军一起转移。

当时，红五军总共不到1000人。但后方部队大，服装厂、留守处、总医院等，还有一批伤员。彭德怀、滕代远决定，将湘南籍战士临时组成一个连，指定由康健和宋任穷负责，还给了他们一个名称，叫“五军特务连”。行进时，特务连断后，作后卫。这个新建的连队由于连日行军，饥饿、疲劳，又是临时凑合起来的，步调不够一致，队伍也不大听指挥，没有什么战斗力。结果，死的死、伤的伤、散的散。尽管宋任穷和党代表康健始终在一起，也不能控制局面，队伍最后被敌人打散了。

怎么办?离开红军自找出路?还是继续革命?宋任穷选择了继续革命，于是他以“乞讨”为掩护，继续找部队。路上怕暴露身份，他不敢穿军装棉衣，虽然天气寒冷，仍只穿着一条单裤，外面罩一件单长袍。

但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宋任穷仍然没有找到部队。下面的路该怎么走呢?这样漫无目标地继续找下去是不行的。于是，他决定先回家去，等打听到消息后再想办法。主意定了，他便一路乞讨往家里走。路上碰到两个玩蛇的人。这时，他已经身无分文，总得糊口吃饭，于是便拜了这两个玩蛇人为师。每天的任务是给蛇喂食，给蛇洗澡。蛇这种小动物还是很有灵性的，时间长了，宋任穷渐渐与蛇混熟了，蛇也不咬他了，而且十分听

话。一天，他谎称家里有事就带着一条蛇向家乡方向走了。一路上，他多亏了这条蛇，否则很难通过敌人的盘查。有一次，他和几个讨饭的聚在一块歇息，有个保安队来盘查。不知为什么，敌人觉得他不太像要饭的，便要强行搜查他的包。他说，你们不要乱动；敌人不听，反而更怀疑他，可他们把手伸进包里时，突然抓出一条蛇，吓得哇哇乱叫。

回到家里，宋任穷三哥说，这条蛇是你的救命恩人，应该把它放生了。于是，他们便一起把那条蛇放到了宋家屋后的山上去了。

1930年春，宋任穷南下广州寻找党组织，到达乐昌时因军阀混战无法成行，被迫折回湖南醴陵，碰巧遇到国民党军唐云山的独立十五旅招兵，他就报个假名当了国民党军的“新兵”，心里琢磨：如果能与红军交上火，我便有机会找到自己的部队。天遂人愿，一个多月后，独立十五旅开到江西新淦(今新干)县，正式宣布要“打共匪”。一进根据地，宋任穷就看到红军的布告，署名是军长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还有“穷人不打穷人”等标语。看了这些标语，他心里“怦怦”直跳，十分激动，不停地寻觅重回红军队伍的机会。

1930年2月24日，在江西吉水县水南、值夏、富滩地区，孤军冒进的敌独立十五旅被红四军和红六军一部歼灭大部。

对于这一仗，宋任穷有过回忆：“快天黑了，部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眼看红军就要追上来。我所在的国民党部队慌忙缴枪、逃散。乘乱时，我对十几个残兵说：‘我在红军有熟人，你们跟着我，保证生命安全。于是，我就组织这些人向山上走，准备去向红军缴枪；我一边走一边向这些人做红军的宣传工作。那些人起初有些怕。我说，不用怕，保证不杀。走近时，有红军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立即回答说是缴枪的。然后带着前去的人把枪缴了，子弹也全上交了。

后来，部队开俘虏兵大会，大会由政治部主任主持，朱德军长讲了话，也安排俘虏兵代表讲话。当时，组织上经研究决定，让我这次也作为俘虏兵代表在大会上发言。那时国民党军队的兵大多是被抓夫的贫苦农民。经过工作，不少俘虏兵提高了觉悟，表示愿意反戈一击，留下当红军。”

随后，宋任穷向党组织把自己离队后的一切情况详详细细地作了汇报，讲了失去联络的经过，请求审查。审查也不难，可以向他带过来的10几个俘虏调查他在国民党部队里的表现；另外，从井冈山下来的原来部队的同志，好多当时也都还在，可以作证。组织审查结论出来，大意是：红色乞丐，曲线找党；忠贞不渝，革命榜样。审查期间，宋任穷已经开始工作，在红四军第三纵队宣传科当干事，还代理过科长。审查结束后，他调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二十五大队(相当于连)当政治委员。

到任后，宋任穷还遇到一个小插曲：他从独立十五旅带过来的一些俘虏也在二十五大队，他们一见宋任穷当了政委。有的就抱怨：这个新兵蛋子，竟然当了政委。为此，上级还专门派人向部队介绍他的情况，来介绍的人反复说明宋任穷是当年的老红军了，在井冈山就参加了红军的队伍，那些俘虏兵才服气了。

反击“围剿”，长征立功

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亲自指挥红军打下江西吉安，宋任穷调任红十二军(由第三纵队改编，军长罗炳辉)第三十五师一零四团政治委员。团长粟裕。粟裕比宋任穷年长，政治、军事方面都强，也能团结人，二人合作得很好。

1931年6月至9月，蒋介石气急败坏，亲任“围剿”军总司令，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在江西黎川召开前委扩大会，除军团长、政治委员以外，要一个基层干部参加，组织上决定让宋任穷参加，他作为一。四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确定继续采用“游击战”的办法同敌人周旋。红军熟悉地形，处在暗处；敌人到了陌生地段，处在明处。要利用这个优势，“避实就虚”地同敌兜圈子，相机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这次反“围剿”在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下，红军在江西兴国县的高兴圩、老营盘等地歼敌4.3万多人，缴枪2万多枝。在高兴圩战斗中，宋任穷敢打硬仗的风格开始形成。

在高兴圩战斗中，红一军团负责攻坚任务，军团长林彪命令一零四团抢占一个山头，占领山下小河中的一个亭子，把敌人切断；以便红一、红三军团主力分别在高兴圩、老营盘歼灭敌人。受命后，新任团长石金山和宋任穷率领一零四团跑步上山；敌人也正从另一面上山。石团长带领4个连在山上与敌人打了个遭遇战。石团长命令队伍集中火力，一下子把敌人压了下去。但这时，石团长不幸被敌人击中，牺牲了。宋任穷立即下命令：一连长代理团长。可打了一阵子，一连长又负了伤；二连长接着顶上，后来二连长也负伤了；三连是预备队，宋任穷当机立断，说：“三连长不能上，我自己兼连长，继续打。”

战斗一直打到天快黑了，但任务还没完成。宋任穷认识到，只有消灭这股敌人，保住阵地，才能撑下去。为此，他把机枪连布置好，作为正面主力；让三连采取两面包抄的办法压下去。三连执行了命令，部队从两面压下去。战斗结束，敌人除少部分逃跑外，基本被消灭了。三连最后也只剩下18个人，干部只剩下一名姓邓的副排长。这次战斗尽管伤亡很大，但一。四团终于完成了战斗任务，巩固了前沿阵地，受到毛泽东委员的夸奖。

1931年底，在红军反“围剿”胜利的影响下，进攻红军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的率领下，于江西宁都举行起义。起义部队与红十五军改编成红五军团，军团长是季振同，董振堂任副军团长，红十五军是其主力。后来，宋任穷调任红十五军(军长左权)工作，历任第四十四师一三。团政治委员、第三十八师政委、第十三师政委、军团政治部民运(地方工作部)部长，为红十五军的脱胎换骨、矢志革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反“围剿”中，由于拥护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宋任穷受到“左”倾路线打击。此前，博古(秦邦宪)在苏区搞所谓“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撤掉了宋任穷十三师政治委员的职务，将他调到第五军团政治部任民运部长闲职。宋任穷调任五军团民运部长后，没有了警卫员，而这时他正好手腕脱臼，行动、处理事务都很不方便。五军团政治部主任刘伯坚配有两位警卫员，见此情景，于是在宋任穷每次外出时，他都让一位警卫员跟随宋任穷，还帮助他解决了不少工作、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领导人的指挥失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长征。当时，在瑞金红军大学高级指挥科学习的宋任穷，被调到中央纵队干部团任政委，干部团团长是陈赓。

干部团由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所红军干部学校合并而成，主要任务是担负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警卫工作，同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也参加战斗。在突破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强渡乌江、激战土城、攻克遵义、四渡赤水、南渡乌江等战斗中，宋任穷和陈赓同志率红军干部团为掩护中央军委英勇作战。

1935年5月，宋任穷率部日夜兼程80公里，抢占金沙江重要渡口皎平渡，消灭驻守敌人，掩护红一方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为实施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作出了贡献。同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干部团先后改编成红军学校特科团、随营学校、红军学校，宋任穷始终担任政委，为这支“红军人才方阵”安然抵达陕北立下殊功。

长征到达陕北后，宋任穷担任红二十八军政委，同军长刘志丹一起率部英勇作战，重创敌人，打通了陕北苏区和神府苏区的联系，为红军主力东征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刘志丹牺牲后，他接任红二十八军军长。1936年冬，又出任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政治部主任，负责接待失散归来的西路军官兵。

八年抗战，英勇抗日

1938年3月，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训处副主任的宋任穷来到冀南，接任东进纵队政委，和司令员陈再道成为搭档。二人合作伊始，就面对“六离会”的挑衅。

抗战初期，在恶霸地主和土豪劣绅的操纵下，冀南地区的会道门纷纷成立，其中较大的是“六离会”，一度发展到8万多人，其总头子李耀庭自恃人多势众，十分猖狂，暗地投靠日寇，与东纵为敌。

1938年5月11日，“六离会”反动分子竟枪杀东纵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等同志，抢走该支队军用电台，并扣押东纵工作人员，气焰十分嚣张。在徐向前副师长的亲自组织指挥下，陈再道、宋任穷对“六离会”采取“武装宣传”，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劝其释放东纵被俘人员、返还武器和电台。但是，李匪顽抗到底，欺骗群众“吃符”、“念咒”，赤膊扛土枪、持大刀向东纵指战员杀来，对东纵战士反复向空中鸣枪的警告毫不理会。在忍无可忍的紧急情况下，陈再道果断地抓捕和处决了“六离会”头目李耀庭等，宣布取缔“六离会”组织。这一事件的正确解决，对其他会道门组织产生了巨大影响，有的自动解散，有的主动与东纵合作抗日，从而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其后，宋任穷历任冀南军区司令员、政委，冀南区党委书记，冀南行政公署副主任、主任。期间，他参与指挥东进纵队南征北战，摧毁敌伪组织，扩大武装力量，先后收复了广宗、平乡、永年、肥乡等10多座县城，给不可一世的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9年6月，宋任穷全面担负起领导冀南区抗战的重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积极贯彻一二九师首长提出的在平原建立“入山”的思想，广泛发动军民开展挖道沟、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仅道沟一项，冀南全区就挖了5万公里，使日军的汽车、坦克、骑兵难以行进，而根据地军民的转移却有了很好的掩护，对于反“扫荡”斗争起了巨大的作用。由于交通被破坏得太厉害，日军不得不以步兵“扫荡”为主。但是，敌人一出动，当地群众就积极报告消息，拆墙破路，空舍清野，八路军如鱼得水，日本侵略者则处处被动。

1940年8—12月，八路军在副总指挥彭德怀的指挥下发动“百团大战”，宋任穷率部捣毁敌人正在修筑的德西铁路(东段)以及在冀南区修筑的公路，毙伤日伪军1500多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

1939年冬起，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后，宋任穷认真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指挥部队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将进犯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逐出冀南，冀南抗日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在冀南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率领机关干部深入群众，积极组织生产自救，战胜严重自然灾害，极大地鼓舞了冀南抗日军民的士气。

宋任穷领导的冀南地区瓦解敌伪军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受到八路军总部、北方局和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的表扬。一种是“传条”、“传话”宣传攻势。有的县开干部会时，每个人写一张宣传小条，会后动员小学生抄成上千上万张，通过内线关系带进据点，在大街、伪公署、伪“新民会”和伪军宿舍等处散发张贴。这种小纸条内容简单明了，但针对性很强，指名道姓地说某某如何如何，攻心作用很大。二是给伪军“上夜课”。组织武装宣传队，夜晚到敌人的炮楼前喊话，联系据点或炮楼内的具体人和事，表扬好的，痛斥坏的。宋任穷自己认为最具创造性的一项活动，是开展记“黑红点”和“良心大检查”活动。他们对伪军和伪职员说，八路军有你们每个人的“善恶录”、“生死簿”，谁干了坏事就画个黑点，干了好事就画个红点。到头来，对红点多的宽大处理，黑点多的就严厉惩罚。这一运动对伪军和伪职员震动极大，都害怕自己黑点多了，被八路军算总账、点名(枪毙)。于是，很多伪军和伪职员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急着做点好事，攒红点，于是给八路军通风报信的人越来越多。一般情况下，日军“扫荡”的前一天，抗日军民就能得到消息。

1942年10月，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被日军抓走。宋任穷得知后，立即组织力量营救。关押刘志坚的大营据点内的日军是新换防的，但据点内的伪军、维持会内都有八路军的关系——刘志坚在里面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审讯、敌人问了些什么，宋任穷等人都一清二楚。10月20日，日军决定将刘志坚押到枣强县城。宋任穷通过内线摸清了敌人的行动路线及押送人数，在半路上成功地救出了刘志坚。

1943年后，宋任穷历任平原军区司令员、代理政委，平原分局组织部部长、代理书记。1945年6月，他在党的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这期间，他积极贯彻党中央“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组织抗日军民向敌伪军展开全面大反攻，收复了广大沦陷区，解放了河北重镇邯郸，使太行、冀鲁豫根据地连成一片。在八年抗战中，宋任穷作为冀南地区的主要领导人，以卓越的组织才能、军事才能和高超的领导艺术，领导冀南军民为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解放战争，挺进西南

1946年6月，解放战争打响，宋任穷历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政委、晋冀鲁豫中央局组织部部长、豫皖苏中央分局书记兼豫皖苏军区政委、中原局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是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的亲密战友。

作为第二纵队政委，宋任

穷积极支持纵队司令员陈再道，打出了纵队的风范。1946年10月底，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发起鄄城战役，集中四倍于敌的兵力，突然向敌孙震部实施包围和进攻，第二纵队主力担负攻坚任务。当第六纵队在打鄄城以南任庄的时候，苗庄的敌人来援，给第六纵队造成困难。陈再道、宋任穷当机立断，未等上级命令，就立即果断行事，主动调所属第五旅去打苗庄，使第六纵队顺利完成了战斗任务。10月31日，战役结束，全歼敌军9000多人，不仅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势头，而且在武器装备上大有收获。11月4日，在濮县白衣阁团以上干部会上，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中，对陈再道、宋任穷大加赞扬：“我们部队在战斗间的互助，一般都很好。其实大家都在积极地完成自己的任务，这就是很好的互助。譬如这次鄄城作战，六纵打任庄的时候，苗庄的敌人来援，可能使六纵遭受困难，甚至打不成功，二纵首长有见于此，就立刻调五旅去打苗庄，就是很好的例子。”

1949年春，宋任穷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军区政委。宋任穷回忆：“2月底，我奉命到达合肥……宣布中共安徽省委成立，明确省委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全力在皖北地区开展渡江支前工作，同时筹建省委工作机构(仅设组织部、宣传部两部)。大兵团集结于一地作战，物资需要量极大，支前工作艰巨、繁重，安徽省应全力以赴。在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安徽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在合肥、蚌埠设立了办事处，在部队运动途中及集结地设立了兵站，构成了四条补给线，组织和运用了各种运输力量，克服了种种困难，保障了部队所需的物资和器材的供应。合肥、六安至安庆路上，数十万民工日夜赶送军粮。为了筹集渡江船只，我们与部队共同组成船只管理委员会，派出大批干部搜集、打捞和修补船只，积极启发和提高船工的政治觉悟，通过船工与部队合练，建立了同舟共济、胜利渡江的思想基础。整个渡江准备是在解放区人民‘要粮有粮，要人有人，要船有船的伟大支援下进行的。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4月初，华东局向中央报告：‘由于要集中主要干部负责城市工作，由于主要干部仅够配备，因此决定暂不成立安徽省委，而分开成立皖北区党委和皖南区党委。中央批准了华东局的报告。这样，中共安徽省委遂结束工作，皖北、皖南区党委相继建立。我奉调到南京工作。”

1949年4月，宋任穷担任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协助刘伯承进行接管工作。同年6月，为进军大西南作准备，根据邓小平的建议，成立了宋任穷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于10月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经河南、湖南，挺进大西南。

新中国成立后，宋任穷历任第二野战军四兵团政委(司令员陈赓)、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云南省军区政委、西南军区副政委。期间，他与云南省委的同志一道认真贯彻党中央针对云南实际提出的方针，严格执行各项政策，清除匪患，医治战争创伤，加强民族团结，尊重宗教信仰，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社会局势，使云南出现了党、政、军、群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各民族和睦相处，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1952年7月，宋任穷调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协助贺龙主政大西南。他认真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使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协助军委，建设国防

1954年10月，宋任穷调任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他协助部长罗荣桓主持军委总干部部的日常工作。那时，中央军委共有八大总部，其中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和总财务部都是在1954年底、1955年内相继建立的。已有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和军、兵种机关，也都需要充实干部。一下子需要那么多干部，都从哪里来呢?

当时，时值党中央决定撤销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6大军区，主要都从这6个大军区选调干部。6个大军区撤销后，组成了12个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成都、昆明、兰州、新疆、内蒙古、西藏军区，后又增设了福州军区。当时，选调干部不但数量多，而且要求质量高，任务非常繁重。在选调过程中，总干部部认真贯彻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搞五湖四海和任人惟贤的路线，破除了论资排辈的资历观念，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大胆提拔年轻优秀的干部，如总干部部的每个二级部，都提拔了三十多岁的副部长。事实说明，这些干部提起来以后，增强了干部队伍的活力，对部队的发展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在组建各类军事院校、安排大批干部转业复员支援国家建设，特别是在建立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和奖章等方面，宋任穷也做了大量工作，为我军干部工作作出了卓越贡献。1955年9月，他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1月，宋任穷调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是我国原子能事业大规模建设时期的主要领导者，离开了自己热爱的军队。期间，他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研究制定原子能事业发展方针和规划，组建原子能事业领导机构，选拔使用大批优秀干部、科技专家和技术工人，为原子能事业顺利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他坚持贯彻党中央提出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重视建立中国自己的核科研基地和工业体系，开展科研工作，培养科技人才，为我国核工业平稳有序地实现全面自力更生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国防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0年9月，宋任穷调任东北局第一书记、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又和部队建设挂上了钩。在东北局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以及对东北局“工业支援全国，搞好农业，加强国防”的指示，率领东北三省省委，精心组织，周密筹划，恢复生产，渡过难关。他积极支持和推动沈阳军区部队开展学习雷锋活动，努力支援“三线”建设，为东北边防的巩固作出了杰出贡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戈壁滩上空滕起的蘑菇云，振奋了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从此，世界格局发生转变，一代开国元勋们终于露出会心的微笑。当时，二机部副部长刘伟打电话告诉宋任穷：下午3点钟爆炸。宋任穷就一直等着听广播，等到晚上《新闻联播》仍没有报道。事后，他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不让忙着发消息，一再要求核实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并要求注意外国的反应，等完全证实后再正式公布。这一小插曲，折射出将军对国防事业的热爱。

“文革”受害，复出平反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狂潮席卷全国，宋任穷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度过了“十年动乱”不堪回首的岁月。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次年，宋任穷重新出来工作，出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邓小平曾风趣地说他是“上将上马，服务四化”。到职后，他以军人的果敢作风，狠抓恢复科研生产秩序，调整各级领导班子，落实科技干部政策，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突出问题，逐步消除了派性，增强了团结，使七机部的各项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得到了干部群众的广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

1978年12月，宋任穷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把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作为组织战线贯彻全会精神的首要和紧迫任务之一。在他的主持下，研究制定了数十个有关政策规定的文件，经党中央批准后贯彻执行。他日夜操劳，接待听取了许多受迫害干部的申诉和干部群众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意见、建议，亲自主持研究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和复查结论。到1982年底，中组部基本上完成了“文化大革命”中被立案审查的230万名干部的复查平反工作，并对涉及120多万人的历史错误结论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复查，作出了正确的处理。宋任穷的艰辛工作，促进了安定团结，从组织上保证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为完成党的这一历史性的重大决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0年2月起，宋任穷历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副主任，一步步淡出政界。其间，他坚决贯彻邓小平、陈云对中顾委工作的指示，全力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为委员们正确履行职责、更好地发挥作用，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一度被人们尊称为“中共五老”之一……

作者：苏振兰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