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天晚饭后,我总是去河边散步。那里幽静,一边是楼房,一边是河水,还有一排上了年龄的樟树。樟树们长年累月被楼房遮挡阳光,只能拼了命往路中间伸脖子,由此形成一個绿廊。虽然并非己愿,却给路人带来了惬意。
走到靠近桥头的地方,我忽然看到那个戴红色棒球帽的男人了,他又在路边摆摊了。我很高兴。以前,也就是疫情前,他常在这里摆摊,卖旧书旧杂志。鲜红色的帽子像招牌一样显眼。疫情汹涌之后他消失了,如今红帽子再现,也算是生活恢复正常的一个信号吧。
我走过去,习惯性地放慢脚步,眼睛扫了一遍。看到书总归是亲切的,虽然摆在那里的是些乱七八糟的书。演艺圈的八卦以及政治八卦,我都没兴趣。还有一些所谓中华传统文化,比如《易经》《王阳明心学》之类,但一看就是粗制滥造的盗版。
男人的红帽子下多了个口罩。他坐在小板凳上,手上拿了本书,估计是用来掩饰无人光顾时的尴尬。我刚要走过去,一本放在左上角的天蓝色封面腾地一下跳入我的眼帘。
不会吧?不可能吧?我心下一惊,立即转身回去细看,还真是我那本——《红围巾》,天蓝色的封面,有一抹红。
我问红帽子:这本书也是卖的吗?我指着那天蓝色。
听见我问,他头也不抬地说,要卖,摆在这儿的都是要卖的。
我蹲下,用两个指头翻开那本书的扉页,上面赫然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下面是我自己的名字。时间是二○一一年。
我问,多少钱?他拿起来看了一眼封底说,五十元。看来他是在定价上加了一倍。我说,这么旧的一本书还卖五十元?他说,有作者签名。我说,这作者也没啥名气呀。他不吭声。我又说,十元钱我拿走。他冷笑一声,显然觉得我很过分,不是拦腰砍,而是打骨折。
我有些纠结。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遇见,我是说自己送出去的书被人拿去卖。网上就有好几本。但是放在网上卖,怎么都无所谓,感觉书们至少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摆在街边就不一样了,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流落街头。可是,我买回去干吗?也不可能再送人了。算了,就当我没遇见。
我做出要走的样子,红帽子说,来来,我优惠卖给你,你四十元拿走。我也白了他一眼,还哼了一声。他说,那就三十,三十元不能再少了。我说,二十元,就二十元。他说,嘁,比原价还低。我说,新书都还有折扣呢。
老实说,我这么跟他抬杠,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个不买的理由。哪知他抬抬下颌说,拿去吧。我讪讪地说:“二十元都高了。你肯定是从收废品店淘的,成本也就一两块吧。”他说:“你说得轻松哟,这种有签名的,都是按单本卖的。成本十五元,我就赚你五元。”
姑且听之吧。我掏出手机,扫码付钱。输入金额时,还是输入了三十元。实在不忍心这么贱买自己的书。他看到数额很高兴,唠叨说:你要是转手给懂行的藏家,至少一百元。
我哼哼两声,表示完全不信。但完全不信又执拗地买下,还多给钱,总得有个理由吧。于是我说,我认识这个作者。
此话不假,所以我语气一点不发虚。
他看我一眼,不置可否,很认真地把书装进塑料袋递给我。疫情时代,人人都变得讲卫生了。我拎着书回家,感觉找到一名失踪儿童。
二
第二天早上,我泡了杯茶,打算在电脑前坐下,接着写我未完待续的故事。这是我的日常。我写故事,在各种故事里过日子,在各种故事里扮演角色,然后拿出去分享,乐此不疲。
刚摸到键盘,忽然想起头天晚上买的那本书,连忙起身去阳台找。我竟然忘了这事,显然没太当回事。
书被我用酒精喷洒消毒之后,又搁在阳台上吹了一夜,已经折腾得有些蓬松了,这样拿在手上比较安心。你无法知道它在哪儿待过,被多少只手摸过。封面的宝石蓝已经褪成了雾霾蓝,只有“红围巾”三个字依然很红。
这是我的一本小说集,收录了我的七篇小说,已经出版十年了。我再次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
这个刘贤义是谁?我怎么毫无印象。
当然,从第一本书到现在,我送出去的书有几千册了,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出一本书不易,很兴奋,总是拿稿费买上百把本,送给亲朋好友们,赔本赚吆喝。近几年变懒了,又懒又抠门,不想再花钱买书送人了。一来稿费没多少钱,二来送书也麻烦,要签名,要去寄快递。所以,出版社给多少本样书我就拿多少样书。
这本集子,我好像用稿费买了一点,但绝不会超过五十本。这么有限的数量,我竟然送给一个不熟悉的人?送书的日期也是当年。一定有什么原因吧。送出去的书,再花钱买回来,也是够窘的。
我正想把书丢开,忽然被什么击中:书中的某一页,闪出几行黑黑的字,比印刷体大一倍,是手写的。怎么?还有人批注吗?我连忙翻到那一页细看,真的是批注,一共四行,写了如下几句话:
事情不是这样的。
没有红围巾。
她不姓邱。
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
我再往后翻,后面没有了,再往前翻,前面也没有了。我一页一页地翻找,确信没有了,整本书只有这一个地方写了这四行字。我说的这个地方,就是一篇小说结束的地方,这篇小说就是《红围巾》。
事情不是这样的?
没有红围巾?
她不姓邱?
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
我反反复复地看,感觉最有意思的是那句“她不姓邱”。我当初之所以把故事里的医生写成邱医生,完全是信手拈来,因为我就认识一个姓邱的医生,是我邻居。所以看到“她不姓邱”,真是又好笑又诧异。其实在好笑和诧异之外,更多的是兴奋。真的,很兴奋。
原来我不是领回了一名失踪儿童,而是邂逅了一个故事。
三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个故事,一个鳏夫的爱情故事。
鳏夫年近七十岁,有残疾,一只脚是跛的。人称严大爷。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严大爷的家也严重遭灾,他搬到了救灾安置点。有几个志愿者到他们安置点帮忙,他很喜欢他们,常和他们打趣逗乐,也一起干活,混得很熟。救灾结束后,志愿者们依然时常去探望他。不料有一天,当志愿者去看他时,发现他猝死家中,是心脏病突发。D498D58D-9934-4195-8966-D0B98489D122
志愿者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留下一个皮箱,就是他当时恳请解放军战士帮他从废墟里挖出来的那个皮箱,磨损很严重。打开,发现里面是满满一箱红围巾,各种质地,五六十条。红围巾上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希望志愿者能帮他把所有的红围巾和信,交给一个叫“邱医生”的人。
志愿者们决意要了却严大爷的心愿,他们根据仅有的一点线索耐心查找,找到了他早年的工友,又找到了他早年的战友……虽然最终没找到邱医生,却从中得知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原来,严大爷年轻时在西藏边关当兵。他们常年驻守在与世隔绝的高海拔哨所,非常艰苦,也非常寂寞。艰苦尚可忍耐,寂寞却是噬骨蚀心的。有一天,哨所来了个慰问小分队,六个人,有演员,有医生,其中四个是年轻女兵。哨所的战士们激动得无以言表,他们一边看小分队演出,一边等女医生检查身体,个个心慌意乱。
严大爷那时还是小严,十九岁,正值青春期,他激动得发抖,千万只小鹿在心里撞来撞去,以至于发生了翻车事件。在一个没人的地方,他一把抱住了女医生,一句话不说,就是死死地抱着。女医生受到惊吓叫出了声,被排长听见,赶来询问发生了什么,女医生镇静下来回答说没什么,只是滑了一跤。小严羞愧不已,不敢再面对女医生和演员,他主动要求去站岗,到了时间也不下岗,结果冻伤了脚。女医生为了保住他的脚倾尽全力,还把自己的红围巾取下來给他裹脚……
小分队走后,红围巾成为美丽的传说。而小严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小严了,他悄悄打听到医生姓邱,在陆军医院工作。他从此把邱医生当成心中的女神。退伍离开西藏后,他见到红围巾就买,渴望有一天能全部送给邱医生,向她表达内心无法言说的感激和爱。但他却一直没能找到邱医生,他因此终身未婚。
我必须说明,这个故事完全是我虚构的。如果要说有点影子的话,那就是我去西藏边关采访时听到过类似的故事。比如小分队去哨所慰问演出时,战士们经常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心跳加速,脸憋得通红;看到女兵在雪地上跳舞,就把自己的大衣铺在地上,让演员们跳舞时不要踩在雪地上。他们还把舍不得吸的氧气枕抱在怀里,女演员一唱完歌就塞给她们,非要她们吸。他们还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苹果留给女兵,宁可自己嘴唇干裂,牙龈流血……小分队走后,他们可以谈论一年……
小说的题目就叫《红围巾》。我写完后拿去发表了,之后又放入小说集出版了,再之后就忘了。客观地说,也没太大反响。
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再次邂逅它。
四
书是二○一一年送出去的,那时还没有微信。我先在手机通讯录查找。虽然这十年已经几次更换手机,但一千多个联系人仍安静地在我的手机里待着。
我输入“刘贤义”三个字,没有。我抱着一丝侥幸,又在微信好友里输入了这三个字,还是没有。
看来这个人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也许是朋友的朋友,朋友让我送给他,送完我就忘了。
没有头绪,我就坐下来重新读了一遍那篇小说。我很少重读自己的小说。这一回读得很认真,居然发现了几个错别字,同时还感觉到一些写得不如人意的地方。若是面对电子版,我有可能去修改。
当然我知道,这位留下批注的读者,在意的不是错别字,而是情节。他不认可我写的情节,他有自己的故事走向,有自己的故事结局。而正是这个让我兴奋。
我已经不记得当初为什么写这个故事了,大概就是一个闪念吧。我是以写故事为生的人,经常因为一个念头而坐下来写。现在这个故事却跑出来找我了,要跟我论个长短。
以前,我也遇到过分不清小说与现实的读者。
比如,看到我以第一人称写的故事,故事里有个弟弟,他们就很惊讶地问我,没听说你有弟弟呀?或者,我在小说里写了个小偷,就会问我,你怎么会认识小偷呢?
也有让我很感动的读者,读小说时完全是设身处地,全身心地投入。比如有个大学生读了我写的《春草》后,激动地写信给我,说我写的就是他母亲,还问我是否认识他母亲。我当然不认识,看完信我知道,他的母亲也是位非常坚忍的农村妇女,吃尽苦头,独自将他抚养成人送进大学。但具体经历和我写的春草还是不一样的。他只是联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显然这是个很爱他母亲的好孩子。
但刘贤义这个人不一样,他是彻底进入了故事,对号入座,并且对“座位”的质量提出质疑。他一定是和主人公有相同或类似的经历才会如此。我太想知道他是谁了。
“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怎样的?“没有红围巾”有什么?“她不姓邱”姓什么?“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是什么事?
我决意要找到这个人。
五
或许是重读小说的缘故,我隐约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浮上来。一种情绪?一种记忆?说不清。忽然,一条红围巾出现了。
十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去西藏采访。那时年轻,时常进藏。但那次进藏和以往不同,我发生了严重的高反。到达的当天下午,我就因为剧烈头痛迸发了喷射性呕吐,搞得招待所一片狼藉。
负责陪同我的是年轻干事赵兴,他吓得赶紧把我送进了医院。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一个人在招待所过夜,万一夜里死了不得了。当然,送到医院也没采取什么措施,就是躺在大氧气瓶旁边可劲吸氧,夜里睡觉也开着,第二天就缓解了。
早上醒来我感觉自己满血复活,赶紧打电话让赵兴接我出院。等赵兴那会儿,我注意到同病房的女人还在昏睡。昨天晚上我进来的时候她就在,感觉她不是一般的高反,很严重,在输液。白色的被单上,有一条颜色非常鲜艳的红围巾。
护士进来,给她换输液瓶。我问,她怎么了?护士说,一进来就感冒了,发烧,肺部有呼噜音。我说,没有人陪她吗?护士说,她是过来探亲的,丈夫在边防上,赶不过来。
护士离开后我走到她床边,小声问她,要我帮你做什么吗?她睁开眼,眼里有泪,但摇了摇头。我说,我马上要下部队采访了,要不你把你丈夫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和他联系一下。她依然摇头,轻声说:“他走不开。没事的,我过几天好了再去他那儿。”D498D58D-9934-4195-8966-D0B98489D122
这时赵兴来了,我一看他拎着探视病人的大袋小袋,赶紧接过来,放到那个年轻女子的床头柜上。红景天、牛奶、水果,应该都用得上。然后我写下我的电话号码放在她枕头边上,俯身跟她说:“坚强点,会好的。如果需要,就给我打电话。”
她努力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脸苍白得和被单一样。
我离开医院,结束了史上最短的住院期。但白色被单上那条红围巾,却一直在我脑海里飘。我老是想象着红围巾在哨所出现的情景,一定会照亮所有战士的眼眸。皑皑白雪中,那就是哨所的经幡。
后来,红围巾女子给我发来条短信,说她终于到达边防连了,全连官兵列队欢迎她,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只是假期已剩一半。
我终于想起自己为什么会在小说里写红围巾了。
是红围巾发了芽。
六
我由红围巾想到了赵兴。
赵兴从西藏转业回来后,建了个西藏老兵微信群,群里有好几百人。他经常把我写西藏的文章,转发到他们群里;有时他也会把其他人写西藏的故事,转发给我。差不多他就是我和西藏的一根纽带。
我发信息给他,请他在西藏老兵群里帮我看看,有没有刘贤义这个人。他很快回复说,他群里没有这个人。我说那帮我问问其他人,有没有认识刘贤义的。过了一会儿他又回过来说,没人认识。
我说,你不要这么仓促嘛,你提醒一下所有人,万一是不怎么看微信的人恰好认识呢?你多提醒两回。
为了让他有耐心,我用语音给他讲了我再次邂逅《红围巾》这件事。他果然热心多了,还发挥主观能动性替我分析了一番。他说,这个刘贤义如果因为你的小说对号入座,那他的年龄应该和你小说里的严大爷差不多,有七十岁了吧?那就不会在我们群,我们群里的老兵基本是四五十岁的。我说,我也不确定那些字是刘贤义写的,我只是把书送给了他,也有可能是他朋友,或者他家里人写的。不管怎么说,得先找到他,打听到书的去向。他说,好吧,我再试试。
没想到夜里十一点多赵兴突然回复我说,他想起来了,他知道这个刘贤义是谁了,是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因为大家都喊他刘老板,反而不记得他名字了。刘老板也是个退伍兵(但没去过西藏),复员回成都后开了家餐馆。对老兵很优惠,老兵们也喜欢去他那里聚餐。
“今天群里有人提醒我,刘贤义会不会就是刘老板?我找人一问,果然是他。他的店你也去过。有一次我们西藏老兵聚会,我喊你一起去的,你忘了?”
终于,寻宝之路踏出了第一步。
人的记忆多数时候都如沉睡的河底,死沉沉的,甚至有点腐烂的味道。一旦被来自现实世界的船桨搅动,往事就跟水草似的活起来。第一根水草是红围巾,第二根是赵兴,第三根就是火锅店了。
赵兴说我去过,我想起来了,我的确去过,店名叫“火热的老兵”还是“火红的老兵”。去的时候,正值新书刚出来。赵兴说,你带本新书送给老板呗,他也是个老兵。我就带了。我经常拿自己的书作伴手礼。
估计就是那次饭局,我把书送给了刘老板,还工工整整写了“刘贤义先生存正”。结果刘贤义先生就拿给别人存正了。当然,这很正常,就是不送人,他也不一定会看。大部分的书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所以我才会对我书上的批注那么兴奋,没有几本书能有这样的待遇。
七
既然有了刘贤义的电话号码,我就直接打过去了。
可是电话没人接,打了三次都没人接。要么他在忙,要么他就是不接陌生人的电话。我看了一下地址,他家店離我家不算太远,于是我开了车直奔而去。
不料火锅店没开门,门口贴着一个告示:因为疫情,本店暂时关闭。竟然吃了个闭门羹。准确地说连羹都没有,只有闭门。
可我是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真相,这样的迫切之情如开弓之箭无法回头。我就坐在车上给刘老板发信息,我说自己是某某某,经由某某某介绍想认识他。
他终于打电话过来了,是个中气十足的男人,和我想象的老板一样。他上来就说,作家大姐你好你好。语气很热情,声音里却透着些许茫然。估计之前,他的战友跟他说了我在找他,却没说我为何找他。我说,我有件事想问你,可以加你微信吗?
很快,我们就成了微信好友,而且是那种信息全部打开的级别。都是当过兵的人嘛。然后,我直入主题,把那本书的扉页拍照发给他。“您还记得这本书吗?”为了让他放松,我在末尾加了个龇牙的表情。
他稍稍愣了一会儿回复说:“记得记得,你有一次来我家吃火锅送给我的,还从来没有作家给我送过书呢。我好激动,我就摆在收银台后面的柜子上了,是和财神摆在一起的,怎么跑到你那里去了?”
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从一个旧书摊上买的。
他这次沉默的时间有些长,我正想解释我没别的意思(不是责问),只是发现书里面写了几句话,想问问是不是他写的,或者是不是他认识的人写的。我话还没写完,他电话就打过来了:
“作家大姐,我刚才问了我老婆,那本书被她大舅借去了,就是我丈母娘的大哥。有一回我老婆的表弟来我们店给他老汉儿过生日,看到那本书了,就说要借去看,我老婆就借给他了。老辈子要看,我们不可能不答应啊。他主要是看到封面上有雪山,他在西藏当过兵嘛,他就想看。”
他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堆,仅仅是亲戚关系就把我搞糊涂了。他停下来的时候我赶紧问:后来呢?
“后来?”他想了一下说,“后来就有疫情了嘛,我们好久都没见了。但是,我敢肯定,大舅绝对不会卖掉这本书的,绝对不会。你不要看他是个蔫儿老头,他喜欢看书。这个事情有点奇怪,作家大姐。到底是哪个龟儿子弄出去卖的呢?”
我说:“没关系的。我不是想问怎么卖了,我是想问问他看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这回换到刘贤义糊涂了。我又说:“我想去拜访一下他老人家,和他聊聊,你看方便吗?”
他连忙说:“方便方便。大姐你太客气了。”
八D498D58D-9934-4195-8966-D0B98489D122
虽然我在这座城市已经居住了四十年,但依然有很多街道从未踏足过,很多社区的名字从未听说过。刘贤义和表弟带我去的那个小区,对我来说完全像是另一座城市。陌生感更让我有种解密的感觉。
刘贤义把车停在路边,表弟便带我们走进一条小巷。小巷里别有洞天,一大片红砖房,全部是四层楼高,每栋楼五个单元。应该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是一家国有大厂的宿舍楼。如今大厂已迁走,宿舍还在。楼房外墙斑驳陆离,每个阳台都像笼子一样安装了栅栏,晾晒着一些衣服,还有一些破烂的花盆。
表弟说,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我说,我小时候也住这样的房子,看着还有点亲切。
当我在电话里向刘贤义先生提出请求后,刘贤义马上让老婆给表弟打了电话,如此这般解释了一通,然后就约好一起去看表弟父亲。表弟说,随时可以去,父亲因为腿脚不便极少出门。我说你父亲负伤了吗?他说,不是,是关节炎,有点严重。我说,你父亲打麻将吗?他说,不打,每天在家的乐趣,就是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和西藏有关的书,比如一整套的《世界屋脊风云录》。
表弟带我们走进红砖房的其中一个单元,一楼。一扇很老旧的木门,其老旧的程度,感觉我一脚都可以踹开。门边搁着几个破旧的纸盒,里面有饮料瓶之类的东西,似乎在等收荒匠。表弟一开始还斯文地敲门,无人应后,就改成砸门了。咚咚咚!
终于,一个老头开了门。
表弟说,打电话你咋个不接呢?
老头嘟囔说,没听见。
房间里竟然黑乎乎的。简直无法想象此刻外面那么明朗的阳光,家里可以暗到这个程度。一不留神我脑袋撞到了什么,手一摸,是挂在屋子中间的衣服。
表弟打开灯。老头说,大白天开什么灯嘛。表弟说,你节省啥子嘛,我给你交电费就是了。灯一亮,我发现屋子中间拉着一根绳子,上面挂满了日用品,裤子、毯子、毛巾、口罩,难怪那么暗。
刘贤义想把伴手礼交给老头,老头不接,他尴尬地找地方放,桌上哪儿都没空,最后放在了沙发旁边的地上。表弟则把沙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用力推开,腾出两个屁股大的地方让我们坐。他半是吐槽半是解释地说:“看嘛,好好的家,被他搞得像贫民窟一样。他还非要自己住。”
表弟这番话,让我好歹对现状释然了一些。
我打量四周,屋子里不是脏,而是乱。衣服都挂在绳子上,杯子碗筷都放在桌子上。这倒是省事了。墙上挂了些老照片,我凑上去看,一眼看到中间有一张大的,是一对年轻军人,应该就是老头和妻子年轻时的照片了。老头年轻时还挺帅气的。
估计很了解自己爹的待客水平,表弟从车上搬了一箱矿泉水,给我们一人拿了一瓶。我们几个各自找地方坐下。我和赵兴算客人,挤在沙发上,刘贤义不知从哪儿找出个小凳子坐下。表弟则索性坐在了桌子上。
表弟大声对老头说,这个大姐是作家,她想采访你。
九
来的路上,表弟已经给我介绍了个大概,说他老汉儿年轻时去西藏当兵,娶了个护士回来,就是他妈。据他爹说,他是下了很大力气才娶到的。因为他妈是四个兜(干部),他是两个兜(战士)。要不是他连续当了三年“五好战士”,又入党又立功,还真娶不到呢。后来夫妻俩一起转业回来,进了这家国有大厂,一个在医务室,一个在车间。就生了他一个孩子,他妈妈身体很不好。
“我老汉儿这辈子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我妈。所以我妈走了之后他简直找不到方向了,天天混日子,成了个糟老头。”
你妈妈走了几年了?我问。
表弟说,快三年了。
为了不让表弟有思想负担,我沒提那本书的事。我只是说我在写西藏老兵的故事,想找他爹了解一下他在西藏的生活。表弟说,那你找他就对了,他一说起西藏就没完。
老头始终没坐下,走来走去,一瘸一拐,这一点和严大爷一样。看年龄,他们也应该差不多,我下意识地把他往小说里装。不过他更有特色,皮带外扎,还是有五角星的军用皮带,里面是一件很旧的灰色毛衣,和脑袋上那层灰白色的头发楂子很搭。
听到儿子说我要采访他,他咧咧嘴,两道法令纹如括号一般展开,混浊的眼里有了一些光亮。
我连忙说,廖老兵你好!我也当过兵呢,给你敬个礼。
我曾问他们,我该怎么称呼老头,他们提供了廖大爷、廖师傅、廖主任(官至车间主任)等若干种,我都感觉不合适,我决定叫他廖老兵,这样更随意,也亲切。
果然,老头对这个叫法欣然接受,他满脸笑容地给我还了礼,终于在我们面前坐下了。他两手放在腿上,很认真地问:你想让我汇报哪方面的情况?
终于要接近真相了,我有些激动。但我还是稳住自己。说好了是来看望老人家的,不要搞得像追责。我打算先和他随意聊,最后再说书的事。
于是我问了句很没劲的话:你在西藏当兵的时候很苦吧?他说,不算苦。我说,我也去过西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的,我都感觉很苦,你七十年代当兵,那会儿条件那么差,一定更苦。他依然说,不算苦。
这大概就叫尬聊。他并不像表弟说的讲起西藏就没完,而我更像个差劲的记者,企图让采访对象说自己想听的话未果。表弟看着着急,冲着他爹说:“你给作家讲讲你的故事啊,讲讲你咋个追到我妈的。”
老头瞥他一眼,说:“我不想讲!我每次讲你都抢白我。”
表弟从桌上跳下来说:“我不听,我去洗水果。你讲,你放开讲。”
老头说:“我可不可以抽根烟?”我连忙说可以的。
在座的就我一个女人,我猜他是问我。他摸出烟,又摸出打火机,但是手发抖,老是对不上火。刘贤义上前想帮忙,他很明确地拒绝了,用自己的左手扶住右手,终于点燃了烟。
我想我还是别绕了,直接进入正题吧。于是我从包里拿出那本书来。
廖老兵,你看过这本书吗?我笑问,故作轻松。
老头看了一眼马上说,这本书我有,我去给你拿。我连忙说,你看的就是这本吧?他充耳不闻,起身进屋。当卧室门打开的一瞬间,我惊讶不已,里面整齐得像另一个世界,床铺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光线也很明亮,因为窗户没有遮挡。D498D58D-9934-4195-8966-D0B98489D122
表弟看到我手上的书很惊讶,咦,这不是上次从大哥那里借的书吗?刘贤义说,就是嘛,不晓得被哪个拿去卖了,人家作家大姐从旧书摊上买到的。表弟说,咋个回事呢?又说,肯定不是我老汉儿拿出去卖的。刘贤义说,我也说不会是大舅。
老头从卧室出来说,书找不到了。
看来书是什么时候不在的他都没察觉。我把书翻到有字的那页,递到他面前问:是不是这本?他看了一眼,连连点头道:“对的对的,就是这本。我看过的,看过的。”我说,上面这些字是你写的吗?老头说,是我写的。
他抬手指指儿子:他妈妈喊我写的。
我脑袋嗡地一下。芝麻开门了。
十
“我跟你说嘛,她不姓邱,姓陈,是个护士。她也没得红围巾,从上到下一身的绿。那天我看她冷得缩成一团,把我的绒衣拿来给她当围巾围,她还不要。
“我们那个时候有啥子浪漫哟,只晓得要忍的。
“哨所嘛,哨所就是像你写的那样,海拔很高,光秃秃的,一年到头都冷。我在哨所蹲了五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比较苦的,当时年轻嘛,比较扛得起。因为海拔太高了,没人上去,特别是冬天,雪都堆到腰杆上了,简直要把房子埋了。根本看不到路,怎么可能来人嘛。只有我们哨所十几个人,一天到晚你看我我看你。
“咋个认识她的?就是你写的那样,她到山上来慰问我们。
“我们哨长头一天接到电报,说有个小分队要来慰问我们,我们激动惨了,简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哨长都没遇见过。我们马上做准备工作,不是扫地,地没啥子可扫的,是扫雪雪还没化完,虽然已经五月份。我们就是想给他们开一条路,让他们上来的时候好爬一点。
“我那时候是班长,最积极,带着大家从山上铲雪,一路铲下去。一口气不歇,又去炊事班帮厨,检查内务卫生……可能是累到了,晚上睡觉时我有点喘,我也没当回事,夜里还起来站了岗。
“第二天他们真的来了,六个人,三个男的三个女的。看到有女兵我们更激动了。车子开到山下路边,他们就往上爬,一个个都呼哧呼哧地。我们全部跑下去迎接,帮他们拿东西。女兵太好看了,我偷偷瞄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心跳得发慌,气都不够用了。
“但是,我绝对没有去抱她们哪一个,我哪有那个胆子哟。上级命令我抱,我都不敢抱。没想到她们领导还真的喊了一声,同志们,拥抱一下你们的战友吧!她们就真伸出两只手来抱我们。三个女兵也很大方,挨个抱我们每个兵,我一看转身就跑了,太不好意思了。
“不晓得是太累了,还是太激动了,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反正我突然就倒地了,啥子都不晓得了。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身边有个女人在使劲咳嗽。旁边的人喊,活了活了!然后我就看到几个兵都在笑。哨长说,你小子福分不浅哟。
“我不晓得发生了啥子事,浑身发虚,脸上脖子上都湿乎乎的。几个战友把我扶到床上。他们说我端了一锅姜汤刚走出炊事班,突然就倒地了,姜汤洒了一大半,关键是,没有心跳了,窒息了。那个女护士一看,马上扑过来给我做胸部按压。按压了一阵,我的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她马上又给我做人工呼吸,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那口气吊上来,救活。
“我的战友一致认为,我是被女护士亲了才活过来的,他们甚至认为我昏倒就是为了等女护士来亲。他们虽然没明说,但一个个表情都是那个意思,羡慕嫉妒惨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晓得,命都快没了还想那些?但听战友们一说,我还是非常感激她,而且心里面有点那个……就是那个感觉。
“我找到她。她蹲在房子后面,拿了个杯子在漱口,还拿指头抠嘴巴。我说了声谢谢之后,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她看都不看我,只说了句‘这是我应该做的,又继续漱口。后来她领导来了,就是小分队的分队长,很严肃地说,你这样没完没了地漱口是不对的,哨所的水很珍贵。再说你不能嫌弃革命战友。她突然就哭了,这让我心疼惨了。
“哨长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女护士给我做人工呼吸时,很用力。哪知我的气突然上来的同时,胃里的液体也跟着上来了,因为嘴巴对着嘴巴,一口就呛进她的嘴里了,酸臭酸臭的。她一下就呛到了,又吐又咳嗽,脸煞白煞白的。
“‘你把人家害苦了,差点晕过去。
“我简直是目瞪口呆,我居然那么过分,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也太糟糕了。人家一个年轻女娃娃,我居然吐到人家嘴里。难怪她不高兴,难怪她哭。
“我一下子觉得好内疚,好羞愧,好心疼。心里突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报答她,要一辈子报答她。我就悄悄写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命是她给的,我欠她的。我要努力进步,争取立功入党提干(当时在部队就是这三大项)。希望她等着我。
“我那个时候不觉得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是想弥补她,想对她好。再说了,我长到二十岁,她是第一个和我那个……亲嘴的女人。后来我虽然没提到干,但是入党立功还是做到了。三分之二达标,也算说话算话嘛。
“你问她是咋个回答的?她当时根本不理我,走的时候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就把纸条写好了放到手套里,就是我们发的军用棉手套。送他们下山的时候,我就把手套挂到了她脖子上。
“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原刊责编俞胜
【作者简介】裘山山,女,祖籍浙江,现居成都。1976年入伍。198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西南军事文学》主编。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是小說和散文。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以及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百花文学奖、四川省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以及夏衍电影剧本奖等奖项,还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
分类:短篇小说 作者:裘山山 期刊:《小说月报》202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