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大狗

我在珍宝岛扛了十年枪，转业被分配到陶然亭派出所，管这一带的治安。白天我们通常在所里侃大山，跟着老警察去胡同转悠一圈，没什么事就回家了。值夜班的责任就比较重大了，因为陶然亭的霓虹灯电闸就在我们所，园子里是亮是灭就要由我们来控制。夜里还有个令人兴奋的工作，那就是去树林子里抓造小孩的男女。这两件事都令我品尝到了干警察的使命感。

每到晚上九点，大喇叭一广播静园，老警察就带上一队小警察进去巡逻。茫茫夜色中，当你穿梭在这座有着六百年历史，宫殿祭坛、碑亭游廊棋布的古建筑群里，会感到一切尽被时间冷却成了照片，或者是置身在与世隔绝的墓园。可是如此庄重的名胜古迹，却成了落水鸳鸯的做爱圣地。他们一到半夜就钻进来搞对象，其中还夹杂不少偷情的已婚人士。所以我们专等静园后，人手一把长条的铁皮手电筒，光柱如机枪横扫般照射。有的男女正干到一半，吓得连裤子都提不上就被抓了出来，这令我们内心的使命感得到了极大满足。

很快有同事发现，跟着老警察巡逻总是空手而归。倒不是因为园子里缺少目标，而是老警察爱在门口和甬道走直线或者兜大圈，这令那些男女总能顺利干完事，到了午夜才大摇大摆地从公园正门满意而去。所谓青出于蓝胜于蓝，为了维护这身警服，我们必须往里走。比如园内东北角，挨着护城河的那片林子十分僻静，更有牡丹花的荆条可做天然屏障。此外孔庙后墙有一条细长夹道，拐弯处也是死角。包括西边一墙之隔的厢房前有片花圃小林子，这都是老警察不钻的地方。白天有同事提前摸查一遍，凡在地上发现避孕套和手纸的，夜里直扑过去一抓就是五六对，一逮一个准儿，有的人还被抓过不止一次。

当然就算把人抓回来，我们这些小鬼也没资格审，技术活还得交给老警察。这个规矩主要是怕出事，我有个同期转业回来、被分到天坛派出所的战友就没过这一关。他巡逻时逮着个出来偷情的有夫之妇，这娘儿们有张大嘴巴子，审问时一个劲乞哀告怜，说让她干什么都行。我那战友年轻气盛，又在部队憋了好几年，一时鬼迷心窍揉了揉她，把人放了。没想到这娘儿们回过头就反告他一状，致使战友实习期没过警服就被扒下来，这辈子只能在家维护使命感了。

多数被抓者还是配合的，主要是怕我们找到他们单位。那年月还没有居民身份证，人被逮到先查所在单位工作证，交不出来全按盲流处理。我们再吓唬吓唬，告知公共场所有伤风化是要判刑的，叫人给单位保卫科打电话。我见过太多人一听这话当即下跪认错，还有不少磕头扇嘴巴的。这里尤其数男的没出息，脸都哭瘪了还不忘让我们注意区分，他们是从犯。老警察这就该入正题了，他让我们掏出在天安门罚吐痰的小红本，接着就是撕罚单、交钱、写悔过书。夏天最热的时候，五元钱的单子一晚上能开出好几百元，我们也没见过这么多钱。好几回“鸳鸯们”凑来凑去就够一人的罚款，只能回去借钱。我们把工作证一押，他们第二天准把钱送来，不怕赖账的。后来我觉得这种事挺没劲的，我不喜欢看到人这么狼狈的一面。所以再值夜班我也走直线，任凭无数小生命在园子里孕育，动静太大的我咳嗽两声就走开了。

前面说过，我在珍宝岛当过兵。如果也让你每天在一级战备下，扛着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带够三个基数的弹夹、压缩饼干和灌满烈酒的水壶，守着大雪封江的边境十年再回来，你会和我一样在意周围的人情世故，你会明白我有多渴望成家立业，而不是他妈的存心害谁。

不过很快上白班也没工夫侃大山了。“文革”刚过去那会儿，社会上接连冒出恶性事件，比如某军区司令的女婿在河南被人捅死了，还有东北“二王”要闯山海关，那阵子我们连配枪和防弹衣都领了，要去堵城门。市局还下达了一项回炉废铁的任务，让各分局的派出所回收管片儿里的废铁。你叫那些户籍警半夜抓搞对象的他们来劲着呢，收废铁他们没戏，这事自然就轮到我了。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和闹“文革”那会儿，城里五百人以上的工矿企业都建有民兵连队大炼钢铁，这些人里又补充不少转业军人。这么说吧，在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谁家囤点废铁就跟要生个秃小子一样再正常不过了。

我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那阵子，三伏天里我汗流浃背的，照着档案到处找工厂回收废铁。有一座隐匿在土红色老砖墙里的铜厂，那嵌在青灰门额上的阴刻牌匾已然消损，荒寂厂院里，车间的两层老楼上是倒竖的纱窗。这里堆满了尚未回收的废铁，它们如同大姑娘一样安静地待在堆房里，随着几束白光破窗而入，上面显出满身尘灰和红锈。当风从外面吹来，又像是陷在已经落幕的舞台后面，等着有人过来解救自己。

我还在临街店铺的门墙和胡同里的木电线杆上，贴了红头文件，通知居民们主动上交废铁。为此我甚至要自己下到大粪坑里去捞，穿上警服浑身都是臭烘烘的。

好在管片儿里我也认识几个流氓，当兵前我和这些人没什么分别，甚至我更手狠心黑，所以很容易就和他们称兄道弟起来。其中有个叫秃子的和我家只有一街之隔，我和他结识在自新路的那段还小小地轰动了一番。那是我复员返城的当天，经过胡同口时，正赶上秃子被一伙人追着砍，为首的是一个“国字脸”还拎着把菜刀。我没说话，几个跨步上去就踹趴下一个，撂倒俩，还把菜刀夺下来，那个国字脸被看热闹的街坊们撵跑了。秃子的后背和屁股上各挨一刀，还是我背他去的医院。

从此秃子和我成了生死之交。我会请他去南横街的“爆肚满”吃羊肚仁，几盅北京大曲入喉，谁玩过火枪、谁干架拿了把喷子、谁买过仿制式步枪，他全能秃噜出来。我也学老警察来个引导式审讯，顺着他话茬跟下去问：最近跟谁混呢？你跑崇文干什么去了？那儿又冒出个什么人物？讲讲。吃顿饭就把管片儿外面摸个底儿掉，为将来跨区办案做到心中有数。

这孙子的三白眼总跟刀片一樣闪着寒光，喝多了还爱翻起来瞪人，他头上布满了形状各异的斑秃，如同流沙覆盖下的植被，至于那副干糙瘪瘦的身体，永远穿着件打了补丁的灰色的工服，脚下踩着双片儿懒。那天在爆肚满，他梗着尖脑壳，颠腾着溜肩膀，用黏糊糊的嗓子叫我一声狗哥。我嘬了一口烟，半张着嘴看他。D498D58D-9934-4195-8966-D0B98489D122

“我早晚弄死丫挺的，我这人有仇必报。”他吸了吸鼻子，又翻起眼瞥我，嘴里使劲嚼着一段牛百叶，“丫到处说我姐管他叫爸爸，我早晚弄死丫的。”

这回喝了不少酒，我还是没听到什么新鲜的，还是他和那个国字脸的事。我用大檐帽扇着汗，犹豫着要不要诈他一下。

“丫还要带我姐去陶然亭公园。”秃子说，“陶然亭公园！你管不管？”

“咬人的狗不叫，秃子。”我从警服的暗兜里又掏了根烟，在他眼前晃晃，“吹牛不犯法。”

秃子接过烟闻了闻，又别在耳朵后面，他的白眼珠子上盘着粗大的血管，显出少见的愁闷。

“这片还有没有私囤废铁的？你过过脑子。”我说。

秃子两眼一挤，皱缩着脸对桌上的酒盅摇了摇头。

“我喜欢和你吃饭，秃子。”我把烟头扔到地上，又啐了口痰，“尤其是这么面对面地吃爆肚，因为我拿你当哥儿们。你别让我把本来能在酒桌上聊明白的事，挪到所里去聊。”

“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他睁开眼，直愣愣地对着酒盅。

“小脚侦缉队说胡同里有个作坊倒卖废铁。”我说，“我在档案里看到，你爸是铜厂的职工对吧。”

“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他那双三白眼瞪向我，薄嘴唇和大鼻子像狼一样凑到一起，还露出了牙，“铜厂的家伙全被车间主任占着，那帮杂种偷偷加工好倒腾出来卖，钱又没到我们兜里，你跟我们老爷子过不去干什么？”

“跟他过不去我就不找你吃饭了！”我解开警服上的领扣，感觉有爆肚从嘴里掉出来，“老太太们都踩好点了，说是还看到了两张车床一张铣床。我想让你回去劝劝他交出来，越早越好。”

“你丫一找我就没憋好屁。”他低头又缩进工服里，晃晃尖脑壳，“这不就是审我吗，当我不知道呢。”

“聊别的你也不懂啊。”我说，“上午开的严打动员会，我给你传达传达？”

秃子举起酒跟我碰了一杯，堵住了我的嘴。

“其实我跟我爸老提起你，他跟你一样在珍宝岛当过兵。”秃子说，“还有我姐，我也总在她面前讲你。”

“你姐？她不是弱智吗？”我说。

“你他妈才弱智呢。我姐就是脑子有点绕不开，你让她做什么，多跟她说几遍就行了。”秃子说，“你要多跟她说话。”

“我跟她有什么好说的？”我问。

“这话不是一说就有了吗？你不理她就是瞧不上我呗，放心，将来我躲你们远远的。”秃子说。

我知道秃子喜欢围着我，他想让人看到自己跟穿官衣的坐在一起。当时我们这样的小警察去哪儿都穿着制服，不只是出于使命感，主要是觉得自己倍儿牛，路上谁也不敢惹我们。这和老警察不一样，我师傅他们只要不在所里上班，全把警服脱了换上自己的衣服，尤其是在家里那条胡同，更不想被街坊们看见。因为在最动荡的岁月里，警服给这里的人带来了巨大伤害，一个院里要是总有穿制服戴大檐帽的进出，大伙日子都过不安生，还遭人恨。

没过几天秃子他爸就交了废铁，还把作坊腾出来了，我这任务也算是交差了。可秃子总死皮赖脸缠着我去他家见他姐，还说他们家不怕穿制服的来。我寻思着是该露个面，再说下班我也确实无处可去，就答应他认个门吧。当然还有就是，我也好奇他爸是怎么加工的，以及他们家是不是还有藏着没交的。

秃子家是个两进的杂院，黑漆斑驳的如意老门，门板上凿刻着疤痕般的门联轮廓，应是“破四旧”时被人刮砸过，但门对儿上的古篆书体还是被保存了下来。门楣上是砖雕的七只蝙蝠翻飞在云里头，墀头还有牡丹状的戗檐和海棠花篮，取“富贵满堂”的口彩，雕纹更是花枝舒卷、叶蔓缠连。脚下阔绰的三级石阶，有一对圆润可爱的抱鼓石门墩。我提了点松仁小肚、炸饹馇盒和羊油豆腐，一进院正赶上街坊们围在老房檐的燕子窝下，两张长桌拼在一起，吃炸酱面。

秃子他爸是个宽脸的肿眼泡，花白寸头，腮部的皮肉还有些耷拉。我特意先去北屋扫了一眼，墙上挂的军装照还可见他年轻时的英姿，上面写着他的名字“王力”。至于秃子他姐王盼，虽不算漂亮，但我还真喜欢看她细眉细眼地一乐，特喜庆，小短发晃来晃去，令人心花怒放。只是人家都说她脑子有点傻，不过干活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这一落座，院里老少爷们儿自然要跟我喝上几杯，他们的酒是自己酿的，成分不明，度数特高，几轮下来我就晕菜了。很快彼此全光着脊背，也就看不见什么警服了。印象里我对面是在公交大队卖票的爷儿俩，还有个在南樱桃园卖小果的菜贩子，一个在骡马市挑馄饨担的，还有个在牛街烤羊肉串的混子，另有个瘦黑的野丫头一放学就冲进来蹭酒喝，她骂起脏话连秃子都自愧不如。大伙就这么着你一杯我一杯，你给我剥蒜，我给你递烟。喝到天色漸晚，院心里能看见一抹绯红色晚霞披挂在天边，郁郁纷纷。这时候有人嘴里没把门的了，卖馄饨的问秃子什么时候还钱，公交大队的爷儿俩因为一口酒打起来了，秃子他爸奚落那个菜贩子不能老缺斤短两，骂他祖宗八辈儿。我当时净顾着看秃子他姐了，想聊几句结果脑子里全是审犯人的话。

三足花叶的老灯伞下，两个细高粱篾子编的蝈蝈笼子拴在廊柱上，呱呱作响。身边有人哼起了余派的《捉放曹》，再经蒲扇那么一扇，我感觉自个儿借着酒劲，飘飘然地也融进这温热的发肤气味。正如秃子所说，你只要对他姐一再重复同样的话，比如说“倒酒”，她就会很熨帖地按你的指令去做。而且这里面含有某种信任，源于你不断地对她发出相同信息，令她感到踏实且舒服。看得出院里每个街坊都喝过她倒的酒，但是只有给我倒酒时，王盼会很努力地说出“喝吧”。看到秃子一度乐出了泪花，这令我视为平生所得最贵重的礼遇。

受到鼓舞一般，我把警服一卷，当着街坊的面聊起自己当兵时的枪法，号称是靠子弹喂出来的。我还教育秃子，万一进去了如何保命。

“秃子也老跟我念叨，你在珍宝岛当过兵。”王力问，“那里怎么样了？”

“那里什么也没有。”我盯着方正的水槽和湿漉漉的地面，两眼发直，“就给我发了一张光荣榜。”D498D58D-9934-4195-8966-D0B98489D122

王力直视着我，那双玻璃球一样的眼珠子在晦色中却更加澈亮。

“太冷了那里。”我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

“可不吗，太冷了。”

他终于低下头，把片儿懒褪下去，光着的右脚蹬在藤椅上。灯火下，我看到那只脚少了一根小脚趾。

“在那儿冻掉的。”王力笑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装作擦脖子上的汗，扭脸看向东倒西歪的街坊们。这时的秃子却跟小孩一样，用手指来回摩擦鼻子，垂着头坐在我身边的马扎上。

“我没有光荣榜。”王力说。

我故作思考，使自己看起来是在替他找办法。

“丢了的话就上区武装部重办一张，不过我的也找不着了。”我说。

“真他妈的可惜，你丫再找找啊。”秃子说。

我瞪了这傻子一眼，同时又喝下一杯酒。

“没就没了。我哥死在了‘文革，我参军就是为了能活下来，否则家里就断后了。”我说。

老人把脚放回鞋里，让秃子为我把酒盅满上。

我们相继一饮而尽后，我感觉到周围的杂音倏地消解了，身边的人也变得忽远忽近。我想这个酒非同一般，我不该喝得那么快。

“你去过铜厂了？”老人问。

我还在想我哥，没有跟上他的话。

院里起了点风，我把警服找出来重新穿上，但是没系扣子。

老人看了看秃子，父子俩没再说话。

老人起身离开藤椅，我以为他是要去撒尿，却看到秃子也站起来，还朝我比画个手势。于是我把大檐帽戴到头上，也跟了过去。我们三人走进跨院的腰门，来到后院。皎亮的月光将脚下砖石映成青白色，天地仿佛浑然一体，我不知不觉中被父子俩带到一个抹灰砖石垒砌、石棉瓦上压着砖头的防震棚前。

“我小时候就知道珍宝岛打仗了。”等老人掏钥匙时，秃子挨着我身边，满嘴酒糟味，但语气认真，“当街的孩子们一见我就说，你爸死了，你爸被苏联人干死了，我姐就因为受这个刺激才落下病根儿。所以谁说这话我就跟谁照死了打。”

“打国字脸？”我问，“可是你爸已经回来了。”

“丫跟我姐是同学，每天在学校还说要认我当儿子。”秃子说，“我姐忽然有一天开口管他叫了声爸，她说我觉得你就是我爸。你不知道，要是有人每天对我姐讲同样的话，传达同样的意思，我姐很容易就有了信任和安全感，神不知鬼不觉的吧，我姐就能跟着他走。我他妈的不打他打谁？”

随着“咣当”一声响，防震棚的小铁门被老人打开。他在门口拉下灯绳，借着暗弱的光亮，我进入了一个充塞着无数线路图、钢铸件和水泵钳的废品丛林。在屋子中央的操作台和贴墙而立的木架子上，伴着浓郁的铁腥味，这些小怪物挣扎而又听话地缠在一起，仿佛在等待被主人征用。我差点被地上一根半人多高的钢筒绊倒，还是秃子抓住了我的警服。

说真的，这些没人要的零碎连回炉的资格都没有，可是老人仍在郑重且执拗地给我展示着他的宝贝。我回头看看秃子，他却始终安静地守在门口，仿佛这里有着某种神圣感和尊严令他不许乱动，仿佛他能辨认出这里的价值。我意识到自己是唯一被准许进入的人，意识到这也是一种信任，一种可贵的礼遇。当老人又讲解起每天他把自己关在作坊里捣鼓什么，我极力地想赞同他，就像王盼对我一样。可是那天我实在是喝多了，我也怀疑自己是清醒还是在醉梦里。

之后我每天照旧去巡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区的盲流、佛爷和夜游者都知道我，只要大狗在这片管治安，没有他们好果子吃。在所里我破案率也算是冒尖的，我能感觉到街坊们看待这身警服的目光在发生变化，我喜欢他们接近我。

直到某天王盼打外线电话在所里找我，在递话筒的老民警起哄架秧子中，我听见她不断重复那几个字：秃子、被抓了、丰台镇。我当即跟所里请假。他们以为我要去和这姑娘约会，还嘱咐我把门口的挎斗摩托车骑过去。一进秃子家院门，见到王力我才弄明白，那孙子在丰台把人打了，当地派出所通知家属带被子过去。王力并不知道儿子在外面跟谁结的仇，可我一听就想到这里有事，而且通知带被子说明是要移交分局，落在预审处那帮人手里，秃子就悬了。我让他爸坐到车斗里，王盼搂我后腰，我们仨沿着崎岖的沙子道一路突突到城外，眼瞅着乌金色的天空变得一片漆黑，才开到万源路，下车时我骨头架都快被颠腾散了。

我让父女俩抱着被子在传达室等信儿。当地民警一看我这身制服，就接过了烟，客套几句后他们又扫了一眼我的警察证。他们给我看了笔录，带我去审讯室见秃子。灼亮的灯光下，他缩着头坐在讯问椅上，人已经鼻青脸肿了，至于是谁动的手，我也没问。

“你打国字脸了？”我问，“你们的破事非要扯上我吗？”

“我没有找你，你也可以不来。”

由于戴着手铐，他两只手一起摆弄著鼻梁，那里好像有些松动。

“那倒也是，那我换你姐进来，还是你爸？”我问，“他们就在外面。”

秃子这才抬头看我，那双三白眼里异常平静。为了不让当地民警为难，我站门口也没走近他。

“说话啊！”我吼叫起来，像是遭受了奇耻大辱。

我知道他终于干成了一件事，可是烂摊子需要我来收拾，于是我要求提审国字脸。同行告诉我，那家伙去医院了。他们又看了看表，说快回来了。

在值班室，我们聊起各自管片儿里的乐子，大伙儿都挺开心。他们说，你来之前我们教育了他一下，这是规矩。我说，这些我懂，换成我也会这么做。他们点点头，又告诉我，后面怎么审，全交给你了。

国字脸被带进来的时候，脑袋被裹得像个榴弹炮。他身边有一对上了年纪的夫妇陪伴，看上去是他父母。他刚坐下来，我就站到他们面前。

“拆了。”我说。

“拆什么？”他抬起头，一双眯缝眼有气无力地望着我。

“绷带。”我抬手指向他的头，像审视罪犯一样恶狠狠地盯着他。

他朝我身后看了看，明白现在是我说了算，这时他父母已经开始半圈半圈解他头上的绷带。等到他们全解下来，用手指按住最后一层纱布，我看到那上面已经血肉模糊，还凹下去一个坑。D498D58D-9934-4195-8966-D0B98489D122

“这么点皮外伤。”我说。

经我默许后，夫妻俩又为儿子把绷带慢慢缠好，我注意到他们的手在哆嗦。那男人的样貌很周正，皮肤也白，眼神还算镇定。女人穿着灰衬衫，戴黑框眼镜，半长发有些凌乱，蜡黄脸很显苦相，不敢看我。不过我看得出来，二位都是知识分子。

“我明说了，你们儿子属于斗殴，只不过他受伤了派出所才照顾他。”当着那对夫妻的面，我故意不耐烦地回头看看同行，他们点头称是。“你们打算公了私了？公了的话，做伪证你也得进去。要是私了，你是不是欺负他姐来着？”

“我没有，是她自愿找我的。”

“她是个傻子。”我笑了，“傻子怎么跟你自愿？”

“傻子？我没觉着她是傻子。”国字脸有些绝望。

“你这可是强奸罪。”我说。

“我認识你。”他忽然身子一提，瞪大眼睛。如果是在我的管片儿，我可以轻易让他闭嘴。但这里毕竟是别人的地盘，我不能做得太过分。

从国字脸和他父母的眼睛里，我知道这身警服和大檐帽正在恢复真正的颜色。三口人离开值班室时，屋子里没人再说话，我和同行显得有些没趣。

王力没想到当晚我就把秃子领出来了，他能想到什么呢？谁会知道后面我要为他儿子处理多少麻烦。由于挎斗摩托车太小，没法装下他们一家人，我只好又跟当地派出所借了一辆212吉普车。一进院门，当着街坊们的面，秃子就给他爸跪下了，我趁这时候转身离开。刚走下石阶，我被王盼叫住，她叫我“狗警察”。我臊眉耷眼地转过身看她，问什么事。她问我那人怎么样了？我说哪个人？她说就是那个人。我想了想，看着她说，他不会有事的。王盼又眯起眼笑了，她捂着胸口，使劲地冲我鞠了一躬。

自新路

一九八三年那会儿，城里接连发生多起出租车劫持案，因为那帮司机能挣到美国人的外汇券，他们就成了老百姓当中的红人。好几回街上会突然停着一辆空出租车，司机被扎伤或者杀掉了，有人还见过他们趴在地上就被车从身上轧了过去。

为了抓捕偷车贼，我被派到某个银行楼顶执行任务，每天站在那里监视从脚下过去的人群，其中很可能藏有疑犯。这份差事我干了两个月，无论是暴晒雨淋还是吃喝拉撒，这俩月没有离开楼顶一步。完成任务后回到所里，当时我满脸络腮胡、披头散发，还穿着便衣，反倒像是迷了路的盲流。

我举着镜子在水房刮脸，用废了三枚刀片，脸都刮流血了，却依然找不回从前的样子。后来队长把我叫到他跟前，把一沓照片铺到桌上，我问队长这是什么。他说这些就是被我拍到正在作案的偷车贼。我在那上面看到秃子，他正扒在一辆出租车上探身往里看，其他几个人也是我管片儿里的。我看到那些照片拍得很清楚，比我的脑子清楚多了。

所里的审讯室设在后院，审完犯人可以直接移到看守所。我重新换上警服，进去看见秃子还是穿着他爸的旧工服，两手被铐在抽屉下一条桌子腿上，蹲在一名小警察的胯前，看起来像只惊恐的猴子。小警察在等老警察来审他，而我就是那个老警察，我已经有资格审讯了。他那双三白眼转向我时，我想他应该明白，现在我不是他的狗哥。

我两手插进裤兜，使劲咳嗽两下，没有接过笔录，也没张开嘴。小警察拿着笔，来回地瞄我。我让他先把秃子的手铐打开，却撞上队长从我身后冲过来。

“你为什么偷车？”队长把警帽扔到桌上，踢了秃子一脚。他本就长得横眉立目，加上天生的炭黑肤色，很像是古代武夫。我知道他要从作案动机找突破口。

“我没偷车。”秃子四仰八叉地坐在地上，带棱的眼睛看向我，又看看队长的手里，“那辆车不是我偷的。”

“那辆不是你偷的？那你偷的是哪辆？”队长把照片扔到地上，我知道他们洗印了很多张，而且再次放大，隔着老远我都能看到照片里的秃子。“你没偷车扒窗户干什么？”

“我就看看。”秃子眯起眼，无助地望着我。我明白他在用当初我教过他的话，决定死扛。

“看看？我怎么不去看？他怎么不去？”队长突然抬手指我，“你还是心虚啊。”

“队长，我来吧。”我说。

“你来？后面还有多少人等着审知道吗？”队长张开大嘴，推了小警察一把，“谁让你解开的？把他铐回去。”

的确是我教会秃子死扛的，可为了维护警服的使命感，这里依然有很多办法让他认罪。

“秃子撂了吧！有照片你跑不了的。”我说，“你信我吗？我保证不让你背上别的麻烦，再扛下去所里就派人找你爸了。”

秃子的三白眼已经瞪圆了，满脸涨红，哈喇子从嘴角往外流，脑袋和脚一点点抽搐。

“他撂了。”我站了过去，挡在秃子身前，“他点头了。”

“万事开头难。”队长大嘴长吁口气，“盯着他签字画押。”

队长走后，我解开秃子工服的领扣，送了杯水进去。

秃子张嘴并没有咽下去，而是吐了一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监狱地方有限，非京籍户口的犯人还要遣返回原籍服刑。秃子祖籍是河北邯郸，所里就派我带着两个同事，把他和一名大学生押送到邯郸去。他要在那里吃十年的牢饭。

现在看两地间隔不远，可当时为了省差旅费，我们只能坐绿皮的蒸汽慢车，沿途屁大的站都要经停，而且每次停下加水加煤又耗一小时，所以从北京坐到邯郸几乎要用一整天。两个同事一老一少，在我对面的座位闲聊。他们越聊越起劲，像是把身边的犯人忘了。

我转头去看秃子和大学生，两人正被铐在过道上，有气无力地坐着。秃子的头枕着肩膀，身体蜷在那件旧工服里，半闭着眼不知道是不是睡着了。中午火车停在保定站，两个同事向送餐员要了盒饭，我把胳膊伸出车窗，跟站台的售货车买了两瓶北京大曲。同事们看着我用槽牙把瓶盖咬开，看着我踢了秃子一脚，我让他跟我喝几口。那一老一少屏气低头，好像是他们犯了某种禁忌，不敢看我。不过秃子一把接过瓶子，他仰脖喝酒的时候，那双三白眼始终翻着看我。D498D58D-9934-4195-8966-D0B98489D122

我们上次喝酒还是在他家的院子里，我意识到下次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

“我知道你要给你爸凑废铁，但你不该偷车。”我说。

秃子用手掌抹了一把嘴，眼中有了些光亮，他又把酒给了旁边的大学生。大学生看看我们，郑重地接过去，也抿了一口。我用自言自语的口气说，早知道那次在丰台就不该捞你，否则也没这么一出。

“栽了我认，这没什么。”秃子说，“我只求一样，我不在家了，你帮我多照看点我爸，还有我姐。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我喝光了一整瓶大曲，胃里跟烧着一块火炭似的，蒸汽车慢悠悠地晃荡起来更令我无比难受。两个同事头一回在押送的路上，见到警察比犯人还难受，这可能令他们无所适从，我听到有勺子掉落的声音。

“你跟我姐成不了没关系，你看着她别让人欺负了。”秃子也像是上头了，他一字一顿地说，“那么多雷子，咱俩能在家里喝酒，不是因为你救过我，全因为我有个傻姐姐。记住了，你想让她做什么，就多跟她说几遍。”

“你在里面好好表现。”我说，“争取减刑。”

两个同事的眼睛藏在帽檐下，交替瞥我，老的那个还连连咳嗽，像是被饭卡住了气管。我没跟他们说什么，只是趴到了小餐桌上。

迷迷瞪瞪中，我听到秃子要去撒尿，当时我已经站不起来了，是小同事替我解开手铐，把他俩锁在一起往厕所走。无意中我发现大学生一直在看我，从他眼神里我感觉不太对劲，正琢磨的工夫，就听到一声刺耳的关门声，我歪着身子，看到小同事被关在了厕所门外面。

“开门！”他一边撞门，一边朝我喊，“他把手铐撬开了！他要跳窗！”

我让老警察看着大学生，自己拔腿就往列车门的方向跑，可能是喝多了，刚迈脚还被大学生绊了一跤。

小警察终于一头撞进了厕所，我也叫赶过来的乘警快把火车停下，我同时从列车门跳出去，这才发现火车比走着还慢。我们从车身两侧分头包抄过去追秃子，跑回保定站的时候，我的对面是漫无边际的绿油油的玉米地。

我不知道秃子何时开的手铐，我猜他偷了哪个乘客的曲别针，那时手铐是一个锁眼的，随便插个带尖的都能被捅开。可我知道这孙子就躲在玉米地里，飞沙阵阵打在脸上，我能看到不远处的玉米秆在拂动，和周围的风向不一样。重要的是，我闻到了他身上的酒味，可能也是我身上的。毒日头下，出于这身警服的使命感，我慢慢从腰间的枪套里掏出配枪，打手势让小警察站一边去。我不能让秃子跑掉，否则我就说不清了。

端起枪的时候，我感到它异常坠手。我很久没有开枪打人了，我恨死这个傻？菖了。

“看到你了！”我瞄准前方，又诈他一次，“秃子我看到你了！不出来我开枪了！”

不过保定火车站归于沉寂，我的警告声被传得越发空洞。随着稍纵即逝的簌簌一声，我看见有黑点从眼前晃过，借着酒劲，我几乎是凭反应朝那里放了一枪。同时我听到秃子的惨叫，我发狠地咒骂着他，因为我不知道这一枪会不会要了他的命。小警察看了看我，我和他立即循着叫声扎进了两三米高的玉米地里。我一边举着枪一邊迈步直追，穿过拍面而来的玉米秸秆和扁平大叶子后，两人转了一圈。谢天谢地，除了滴在空地上的少许血迹，我们仍然一无所获。

“秃子，你知道我的枪法。”我把声音压得很低，仿佛感觉到他就在身边，“第二枪我就要打头了，你他妈的别逼我。不想再见你爸你姐，你就永远别出来。”

毒辣的太阳光线下，我的眼前变得模糊一片，唾沫星子也喷到了枪膛上。这把枪太沉了，就算他真站出来，我也未必能打中目标。

“狗哥别打了！我不跑了。”我在另一块地听到他的回答，小警察扑了过去。

秃子的脸被小警察按到田地上，有一半陷在泥里，但是三白眼仍然翻着找我。他右小腿被子弹打出了贯穿伤，正在一股股往外冒血。我在他身后解开警服扣子，汗流得也像是哪里在冒血。他只能看到我们的影子重叠到一起，可他什么也没对我说，我想他当时都想不到我会开枪。我也没有告诉他，其实第一枪我就是照着头打的。

在保定站派出所，当地民警把秃子的伤口简单包扎，由小警察带回火车。我也要跟着上车时，他看着我说：“你第一枪没鸣枪示警，报告写不了的，你留下先找到弹壳吧。”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上车。为了继续维护警服的使命感，我又回到那片被踩得一塌糊涂的玉米地里，在天黑的时候，找到我的弹壳。

完成任务后其实我该去秃子家看看，可是打心底又想回避那个院子，就连巡逻我都绕着胡同口走。当街遇上曾经一起喝酒的街坊，我一个转身就溜进夹道里，反侦查能力好极了。到了下班我也不穿警服了，要么是在宿舍里眯着，要么在值班室接电话，我惦记着还能接到王盼打来的外线电话。我守着那个神气的电话，一根接一根抽烟，但是王盼不再有事需要找我了。终于我跟所里申请调到看守所去，我想就在那里面干一辈子也不错。我不想回家。

没过多久，我被所长带到两个民兵跟前。他告诉他们，他们要找的疑犯也正在我管片儿里。所长对我说，我可以带他们一起回家。

一个黑褐色脸孔的小个子，用极快的外地口音告诉我，他是通县民兵营的指导员。为了完成教育考核，他们分批从通县步行到市里的训练点，参加军事训练。但是在这附近走丢了一个小民兵。我把帽子夹在腋下，打量着对方那身墨绿色的民兵服。随后所长又掏出一张照片，上面有辆带棚子的三轮车，男人压低身子蹬车，他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脚下的踏板放了件同样墨绿的制服。所长说这衣服一看就是民兵的，他看着我。“哦，民兵。”我说。他说：“你再看毛巾，是不是印着‘铜厂俩字？”“哦，还有字呢。”我说。黑脸指导员说：“他们要把这个蹬车的找出来。”

“这里的铜厂有大几千人，这又没拍到正脸。”我把照片贴到脸上，接着又还给他们，“这条毛巾太普通了，我们家也有铜厂的毛巾。再说就算是铜厂的人，怎么又蹬起三轮车呢，说不通啊。”

“铜厂早停产了你不知道吗？这帮下岗职工不拉车怎么填饱肚子？你还是不是管片儿民警了？”所长大失所望地看着我，“而且这人就在陶然亭公园和自新路来回蹬车，那不就是你们家吗？你去问问铜厂，看谁住自新路。”D498D58D-9934-4195-8966-D0B98489D122

我故意拖沓着翻档案，其实管片儿里的那些电话号码、每个人的样貌特征和有无前科我全记在脑子里。但是我实在不想再回那片地方。

“今天时间有点紧，铜厂早就没人了。要不明天我把人找着，给你们直接带过去？”我说。

所长看着黑脸指导员，黑脸指导员看着我。

“今天就是搜到半夜，也要把这人找出来。”

我跟着指导员走到派出所门口，看到面前停着一辆墨绿色的大鼻子东风卡车，车斗里坐满了全副武装的两个班的民兵，他们在等着我带路。我被带进高高在上的驾驶室，按照我的指引，巨大的卡车缓慢、鲁莽且无可阻挡地开向自新路。沿途我路过了牛街烤羊肉串的混子、樱桃园的果贩子、里仁街的公交车队以及陶然亭公园的笑声，还有那些门楼、老墙檐和枝蔓垂绕的瓜果架，还有漫天的黄色尘土，接连在我眼前一晃而过。我还看到小黑妞发现了我坐在军车里。我当然知道照片里的车夫是王力，我太熟悉那辆三轮车了，一眼就认出那是他用废铁造的，可我依然无法把他和整件事对上号。经过每一个路口时，我像不认识家门一样，心不在焉地把路指得很含糊，卡车好几次掉头被卡在半路。

我让他们把卡车停在当街，只让指导员一个人下来，跟我走进盆儿胡同。站在秃子家的院门前，我摸了摸门板上凿刻的文联，低头叩响上面的门钹。接着我看到王盼出来了，她对我弯着眼笑，要拉我的手，可我下意识地缩了回去，抬手扶了扶头上的大檐帽。“别这样。”我说，“我们是来找你爸的，他在家吗？”王盼歪着头，依然弯着眼睛看我，她还看到我身后的战士。我想起秃子嘱咐我的话，要让她做什么，就多说几遍。于是我张大嘴重复着“王力”和“你爸”。王盼终于使劲点头，打开院门，拽着我制服的袖口，领我们进院。街坊们也在犹豫和好奇中围了过来，小黑妞还叫了我一声“大狗”，但是出于职业尊严，我谁也没理。

王力正跪在后院修他的车，看到我和王盼进来，他脸上露出欲言又止的神情，接着他注意到了我身后的民兵。“我们的人呢？”老人放下扳手，站起来要走过来，我发现后院的防震棚居然不见了。指导员一见到那辆三轮车就控制不住了，我还没跟王力说明来由，他一个箭步上去就把老人踹到地上，老人趴在我们面前即刻不动弹了。王盼甩开我的手，扯起自己的头发尖叫着，很快又被公交队的父子拽走。街坊们盯着我看，我只好跟指导员解释：“我还没有问话，咱们这是来打听事情，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可是对方根本不理我，他转身对赶过来的两个小民兵做个手势。我听到王力剧烈地咳嗽，他捂住胸骨部位正在地上吐血。很快他就被那俩民兵架起来，像拖死狗一样带出院子。王盼和街坊们追过去，我也不由自主地跟了出来，眼看着王力被“咣当”一声扔进卡车车斗。

街坊们合力拦住王盼，他们不停地喊着“大狗”，令我不得不壮着胆走过去。这时卡车却启动了，指导员上了驾驶室，但是车门一直没关。司机按了两下喇叭，我回过神后，转身告诉街坊们：“回所里很快就调查清楚，我亲自把人送回来。”随后在他们的注视下，我费力地拉着把手，几乎是爬着钻进驾驶室里。

半步桥

那件連衣裙哪里都好，就是颜色太红了。不过本命年嘛，是要消灾避祸的。尤其从领口到前胸那串灯泡似的水晶扣，嗯，很像当年我领奖时佩戴过的绶带。我看到朱子伸手捏了捏面料，她回头向我张望，可我始终侧着身，没正眼瞧她。我又听导购姑娘说：“这件法式针织裙特别贴身，适合老年人，您喜欢可以试试。”朱子说：“我是要给女儿买的，她在美国，穿这个正合适——中国红嘛。”导购姑娘不再说什么。朱子又朝我瞪了一眼。

她没有买那条裙子，显然是我惹到了她。这家白广路商场我还是第一次陪她来，尽管三楼外部的毛玻璃窗早成了墨绿色，且伴有铁锈，但在整个宣南地区，在朱子心里，这里一直是至高、隆重的去处。可是我从不来这里，从不。

可这天毕竟是我们婚后三十年第一次逛商场，上月我终于从看守所退休了。在回家路上，我们依然要保持三百米开外的间隔，这仿佛也成了我们永远的距离。到了登莱胡同的宝应寺山门前，朱子立住身子，猛然转过身来，以挑衅的神气凝视来路，似乎她想让我知道“今天老娘不走了，老娘等着你过来”。

不过也是，这些年她什么没见过？一起下班的路上，被我审过的犯人，出狱后过来叫了声“嫂子”，她还没反应过来，对方的脸就被我按到墙上，自此我们再也不同时出现在外面。现在我彻底脱掉了警服，可一上街还会被认出是警察，我走路的样子、我看人的眼神，以及我的思考方式，都挂着相。但是那种被扒光了一样的不安和恐惧，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彻底成了个老百姓。

红日已经不见，巷子里光亮的老石板路渐渐变得黑郁。路过的人都在看朱子，她的骨架比普通人要高大，令她显得有些气宇轩昂。可是她应该知道，我永远是一名警察，她不可能倔过警察。唯一能等到我的，就是照我说的做，她先回家。忽然间我觉得我们有点可悲。

我们终于走进了电梯，这样至少算是一起回家了。可是她什么话也不想说，不知为什么，回到家她反而不想看见我了。

“你为什么不买那条裙子？”我抬眼扫她，“路上为什么不走了？”

“你想过审讯的瘾，就回看守所去，我不是你的犯人。”她时刻注意挺胸昂头，正对电梯门而立，把我挤到旮旯里，“还有，别老是斜眼看我。”

走出电梯后，朱子掏钥匙时，发现我们家防盗门前躺着一样东西。她还没认清是什么，我就先一步从地上捡起来。我们看出那是一条裙子，是她刚在商场里挑上的红裙子。这件连衣裙脱离了夕阳的映照，被放到阴暗粗陋的楼道里，色泽异常僵冷。朱子屏住气，瞪大眼睛看向我的脸。

我从包装袋里取出一张字条，上面用丑怪的笔迹写着一行话：“狗哥，只要我还活着，那条腿就不是你的。”

我还是没进家门。晚上我站到了楼下，朱子从窗口就能看到的位置。那个地方既隐蔽又显眼，每次她想起来，就能准确地找到我。刚结婚那阵子，我曾被派到陶然亭公园外围执勤，当时也在她家楼下，那时我还穿着橄榄色的八九式警服，金黄的丝编饰带帽檐和袖线，西装式风纪扣衣领，还有红色盾牌领章。她说那件警服把我衬得格外挺拔，即便是从楼上看过去。D498D58D-9934-4195-8966-D0B98489D122

我抽完了身上所有的烟，这习惯令我患上了严重的肺梗阻，咳嗽起来没完没了，有时候喘气都费劲。但是这毫不影响我的脑子在飞速运转，真正让他疲惫的是这个。我记忆力出奇的好，好到令我痛苦的地步，特别是在黑夜，那些记忆反而成了易燃物。我不用想就知道这裙子是谁送的，我正在等着这一天，他也在等这一天。

之后我特意去了一趟陶然亭公园，自新路的西口伫立着第一监狱的看守所——王八楼。当年我们在公园里抓造小孩的那片林子和厢房，如今已被扩建为酒店。那个被我审过的国字脸，正在这里举办婚宴。整条自新路两边也停满了豪华轿车，很多还是加长版的，四四方方，像是装甲部队，全部把路堵死了。

我穿着一件橄榄色的旧袄，警服裤子，坐在宴会厅里显得相当扎眼。有个镶着金牙、满脸是坑的冬瓜脑袋，进门后一直扭脸盯着我，走到新郎面前都没收回目光。“我瞅丫这么面熟啊？”大金牙问国字脸。“瞧什么？”我歪着头，逼视对方，“信不信我还把你丫抓进去？”冬瓜脑袋一愣，远远绕到靠边一张桌子，背朝我坐下。

婚礼如同在冰河上钓鱼般冷清，我注意到在场者大半都被我审过，有的还不止一两次。如今他们成了穿金戴银的成功人士，本该把酒言欢中共叙经典战役。可是我的出现玷污了他们的记忆，可能还会带来新的麻烦。而且从社会地位看，我也就更显得格格不入了。我坐在所有人身后，喝着一杯茶水。由于这桌始终没有别人肯坐过来，服务员一度以为我是散客，请我出去。

“狗哥，您终于肯赏脸了。”国字脸坐了过来，他胖了，脸也不那么像“国”字了，“这是我第三次结婚。”

“你三次结婚都在这里办，不就是想恶心我吗。”我说，“你没请秃子？”

“你还拿我当傻？菖呢？这片混的谁不知道，有你没他。”国字脸说，“我把你们俩请来，这婚宴我还办不办了？”

“退休了还能被人惦记，这感觉不错。我喜欢看到你们，你们令我永远都忘不了，我是一名警察。”我说。

“狗哥，你俩的事过去这么多年了，不能当面说清楚吗？”国字脸说，“他每天就坐盆儿胡同口修车，这么多年你们一句话都没讲过？”

我看到新娘子站在不远处，犹豫着要不要过来打招呼，对视的时候，她弯着眼睛冲我笑起来。

“當初你是怎么为他爸求情，又怎么开车去通县找那个小民兵，他应该知道啊。”国字脸说。

“知不知道的，这笔账总归要记在我身上。”

我把头压低。国字脸以为我渴了，还要为我加水，我用手挡住杯口，这时候新娘子举着酒杯过来了。

“戒了。”我站起来，国字脸也站起来，让自己显得和我一样高。“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就该找这么漂亮的媳妇。”我说。

“狗哥，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国字脸说。

国字脸的话又把我带回到了一九八三年秋天。当时的办案风气还很朴素，有照片的一律先抓再审。因为找不到那个小民兵的下落，那个指导员先用武装带抽王力，再端着枪逼问他：“你把人拉哪儿了？尸体在哪儿？”王力眼睛半睁，宽大的身躯跪在地上认照片。“我没有害人，我也是转业军人。”他只会说这句话。

我立即想起秃子栽在我手里的那一幕，出于本能反应我警告他们：“你们从我的管片儿里逮人，总要给他一个自证的机会吧。”我走过去，对着他耳朵大声问有没有人证。

如今我已记不起那个小民兵的模样，我只知道他的腿折了，我知道他拦下了王力的三轮车，他对王力说：“大叔你救救我，把我送回通县吧，我找不到训练点了。”我知道是王力把他带上车，盖上自己的毯子，送回到了小民兵的老家。当我听到王力说出“通县”的时候，脑子里全是照片里他一路蹬车的样子，像一头愤懑的老牛。

我当即开着那辆212吉普车，去通县找那个小民兵，这时距事发已经过去一个礼拜。开车时我耳边全是秃子的骂声，眼前还有他跟我喝酒时的样子。那个尖脑壳，那双三白眼和杯子里的北京大曲，在吉普车的前挡风玻璃上反复闪现。通过民兵组织之间的联络，我们很快找到被救的人。那个小民兵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年幼，他说，幸亏是老班长救了他。他管王力叫老班长，他说没有老班长他那天就死了。他要我们别屈了王力。

一拿到盖着红戳的证明，我马不停蹄又扑回来，看到的却是王力还趴在院里咳血，因为没有外伤，谁也不会给他治疗。可是看到我带回的证明和那个军戳后，医院的救护车立即把王力运走了。之后他成了个生活难以自理的残疾人，而且住了一年的医院。

对于王力的伤病，民兵组织要给予补偿，于是命令我再把他们带到那个院子。当我再次叩响那对被风雨剥蚀的老门板，街坊们冷冷地盯着我这身警服，边看边退。我看到那个院子已经破败不堪，用稻草裹着的龙头、装垃圾的竹筐和破木架随意搭接，墙角和地上的石缝中冒出野草蔓叶。我还看到了一夜白头的王盼，正在屋门前洗菜。她那双眼睛不再弯曲，而是愣怔着辨认我，随即端起盆把水泼到我身上，她不许我进家门。那个黑脸指导员讲明这次是来赔礼道歉的，而且没有带枪。在街坊们面前，战士们把王力的旧房子扒掉，翻盖一新。可是王盼唯独不让我进院。不过王力没在新房住够两年人就走了，王力和秃子他们父子俩自然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收到朱子的消息后，女儿安排好她那边的事，买了最近一班机票回国。一进家门她就把那件红裙子穿上，竟然格外合身。而且她的身姿和朱子一样挺拔，黑亮的双眼总是坚定地看着失去警服的我，像在为我鼓气。女儿毕业那次聚餐，晚上被我跟踪（当年这可是我的拿手好戏），一个同学要把喝醉的她带进酒店时，我把那个杂种揍了一顿，为此我还进了派出所。我们大吵一架后，她就被她妈弄出国了。今天我们没有再谈这些，但她决定穿着这件连衣裙去见秃子。朱子有一些担心，也有一些嫉妒，这可是她认识我以来，我从没准许她做的事。

路上我让女儿最好不要过去，因为我每次走进盆儿胡同都会被水泼。那之后我就被调到了半步桥的第一看守所，也就是俗称“王八楼”的地方做预审，再没回去过。女儿说，连她都可以回来，我也没什么不能回的。

我们站在一街之隔的路边，看着对面的秃子，坐在一棵枣树下面，坐在阳光亮得发白的盆儿胡同口，二十多年来他每天都在这里修车。他的脑袋没有了尖角，脸上挂着两道黑印以及疤瘌一般的皱纹，嘴边也留起了小胡子。不过那双三白眼依然对周围翻着，他也依然穿着旧工服，得空就揉揉被我打穿的伤腿，和来修车的人闲聊几句。我和女儿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他的眼睛终于翻向了我们。

原刊责编张颐雯

【作者简介】常小琥，出版小说《收山》《琴腔》，作品发表于《收获》《上海文学》《北京文学》《山花》等刊物。曾获《上海文学》中篇小说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小说奖等奖项。

分类：短篇小说 作者：常小琥 期刊：《小说月报》202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