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江天一色

1970年的秋天，同样是个正常的秋天。

9月1日，年仅7岁的我正常上学。天上，太阳正常。地上，万物正常。天地之间，人也正常。三角街离村小就里把路，一条朝北的直路通到头。出门时，母亲让父亲送我去，我摇头;村小，那是连瞎子都认识的。村里每年放两三场露天电影，就在村小操场上，我去过的次数多了去了，我才不要木头木脑的父亲跟去学校丢人呢。我拔腿就跑。母亲嚷嚷着让大我两岁的二哥带我去，但我和他才出门一炮仗路，他就碰到两个男同学，他哪里还有心思管我呀，就和他们打打闹闹的，早就打没影了。正常。你瞧路上都是发癫的学生仔，像疯狗般追来追去;难得有个把斯文的，那也是有家长陪同的小女生。我随着大流往北走，那是闭上眼睛都走得到的。天气还是有点儿热，正常，毕竟才刚过处暑，天气又那么好;我走到村人民大会堂前已出了点儿小汗，挺有成就感的。

村小在路东，缩在村人民大会堂和村粮仓的夹缝里面。

靠直路东边是庄严的村人民大会堂，九级台阶，大门门楣之上有堵高大的正墙，墙中央是浮雕的红太阳——毛主席头像，光芒万丈;左右两侧是浮雕的三面红旗，就像伸向天空去拥抱太阳的手臂;底下是一横排综艺体的红色大字：“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东南方和村人民大会堂齐头的是高大的村粮仓，接近屋顶的北墙上有四扇看上去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气窗，幸福了贼一样的麻雀，钻进钻出的;朝南的外墙上有七个大字：“备战备荒为人民！”字大如匾箕，我在三角街路口，照样看得煞煞灵清。村人民大会堂和村粮仓都是砖瓦结构，正常。

两者之间留了个逼仄的小口子，就是村小大门，虽说没有门，但正常。进门是成“7”字形的八间直头草舍，与前两者形成一个包围圈，中间就是正方形操场。八间草舍就是村小的教室和办公室，那个年代，正常。寂寞了整个暑假的操场上人声鼎沸，到处都是骚动的男生，他们就像刚出狱的小囚徒在疯狂追求自由地奔跑、尖叫;这也正常，整个夏天几乎把每个孩子都逼傻了。我注意到草舍顶上的草苫是全新的，入秋的一两场雨，让这儿那儿的金黄色稻草苫中抽出三两株绿草来，小头小脑的，鲜灵灵的，抖擞在早晨的阳光里。不过，它们也抖擞不了几天了，就会正常地变黄、枯萎，最后和它们立足的稻草烂在一起。

新生由校长陈金风亲自接收，正常，他熟悉村里的每一个孩子，别说你家里有四个五个孩子，就是三角街东头开剃头店的昆元师傅，呼啦生了九个小人，就连他白个儿有时候都要搞混了，但陈校长照样分得煞煞靈清，一是一，二是二。陈校长一双眼睛厉害的，见到太阳就落泪，他没办法不流泪，沙眼嘛，正常。他那双眼睛常年被泪水腌制得像暗红色霉烂的和田大枣，时常有泪珠像白色蛆虫般咬破眼角的枣皮，从里面哧溜地爬将出来;这使得他的脸相永远哭兮兮的，仿佛终生背负着天大的冤屈。他唯独对何老师，有时会粲然一笑;笑时方才露出左嘴角那边一颗金牙，显得尤其珍贵。我是最见不得他笑了，只要见到他上半张脸苦逼，下半张脸傻乐，而苦逼与傻乐又被他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全然是一副扭曲的嘴脸，我就浑身起鸡皮疙瘩。

新生被安排在西横头第一间草舍里，和村人民大会堂只隔了个公厕，大概是出于对新生正常方便考虑吧，避免我们尿屎兜在裤里。虽说隔壁的公厕比我们的教室都造得高级，和村人民大会堂与村粮仓同等档次，砖瓦结构，但有风没风，一阵阵尿臊味儿直通通地涌进教室来，味道实在够呛，熏得我们鼻子都酸溜溜的，要向陈校长看齐了。

在开学典礼上，陈校长在不停地举手，一下下抹着像伤口溃烂般红肿潮湿的双眼泡，跟我们说些狗屁不通的话。我是一句都听不懂的。《孟子》孟三年，屁股烂半边;《中庸》读得通，屁股像火囱。跟我有半根毛关系？我现在连大字还不识一个呢。

窗外阳光灿烂，但我听到沙沙的雨声。

陈校长别过头去，又冲站在教室门口的何老师笑了。我真受不了他。这笑，怎么看就怎么不入调。他煞有介事地请何老师上前，和他站在一起，煞有介事地把她介绍给我们，又煞有介事地对她说，“何老师，我就全托付给你了。”

陈校长最后看我们一眼，就抹着红双眼走了。

好像要永别一般隆重。

何老师姓何，但名什么，至今已无处考证，我只晓得她叫何老师。她是个新老师，上个学期才从钱塘江北边的下沙什么学校，贬到江南的我们村小来的。但对我们来说，所有的老师都是新的，正常，谁叫我们是新生呀。我曾经在这年春天的夜饭桌上，听哥他们提起过她，说她有那个方面的问题。但那个方面是哪个方面？我就不清楚了。因为木头木脑的父亲一听哥他们说老师的坏话，那张南瓜脸就冷得跟块冰似的，母亲忙叫他们食饥，哥他们就不敢再哕里巴唆了。

食饥是我们这边的土话，就是吃的意思;但说吃，又少了嘴贱的味儿。

刚才从南草墙上只有三根竹栏栅的破窗里，我偷看到何老师步出教师办公室，走斜路穿过半阴半阳的操场途中，才把披肩的秀发全捋上来，用牛皮筋扎了个马尾。她嘴里咬着那根牛皮筋走在阳光里的神态很好看。她上举的小手臂白净如玉，阳光像蜜蜂般叮满上头，映出和田玉中的萝卜丝来。双手像两只小白鸟，用叼来的阳光金丝编织着乌发。有两大砣搁浅在她高胸上的阳光，随着她青春的脚步一跳一跳的，怎么抖也抖不下来。这是最让人呼吸不畅的地方。她的穿着其实也没有特别之处，但给我的感觉就是和村小其他土生土长的老师完全两样生的。

我也说不上来那是为什么，或许她就是何老师的原因吧。

窗外阳光灿烂，但我听到沙沙的雨声。

我的同桌也最正常不过了，他高我一头，在一屋子萝卜头当中特别魁梧，和他同桌有安全感。他叫李江天。他家就在三角街东边不远处的大池塘后面。那儿有两个大池塘，只隔了一条比南瓜藤粗不了多少的小路，状如塌鼻梁，中间的路段凹得很深，下场雨，不需要太大，小路中间就沉没在水中，路过那儿特别危险又特别刺激，那是需要奔跑加哇哇乱叫才能过的，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低着胖头鱼般的大脑袋，说话瓮声瓮气的，好像他的脑袋是只大音箱。他大眼睛，却总是眯着;塌鼻梁，塌得就跟没了鼻梁一样，和他家门前那两个池塘间的小路神似。别的同学坐直时，脊椎和脖子是一条直线的，我也是，但他不是，他的细脖子总是向前挪了那么几公分，像个驼背老头，这使得他看上去像是对什么都顶真的样子。仿佛这个世界全是他不明白的事物，但他必须搞清楚，不然就会遭殃的。我瞧着他这副眯眯眼的熊样，就一下子喜欢上他了。

何老师开始点名，点到谁，谁就站起来，让大家认识;男生直爽，女生扭扭捏捏的。

何老师开始发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还有一本作业簿;全新的，好香。

上学第一天，就这么昏天暗地地快乐地过去了，收获真的不小。

上学第二天，依旧是个大晴天。

这很正常。秋高气爽，就是指这段时间。

何老师今天给我们上第一堂课，对了，她既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她在黑板上写了五个大字和一个感叹号，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们认。她念一个字，我们就跟着她念一个字。李江天很有意思，他把胖头鱼似的脑袋使劲儿地伸到很前面，似乎只要有可能，他就会把他那张大饼脸——我是指他傻不楞登的双眼珠——贴到黑板上的字上，或者那只写字的手上。还有，我们跟着何老师念字的声音是清脆的，童音嘛，正常，唯独他的声音特别厚重，像是从一根很长的而且壁很厚的管子里传出来的，轻易就盖过了一片声音。他的姿势和声音吸引了我，为我打开了另一个世界，让我有了窥视第二世界的欲望。当时我还不懂人生哲学：一条狗和另一条狗的区别，仅仅是一条狗和另一条狗的区别;而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区别，却是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的区别。当时，我看黑板时会情不白禁地扭头看他，想搞清楚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何老师教会我们认得每个字后，就连起来整句让我们认。这个很容易。但要命的是，我很容易就认会了整个句子，可分开来再认单个字时，往往认得第一个字，忘了第二个字，记住了第五个字，又把第四个字给忘了。何老师肯定是发现我开小差了，两眼乌溜溜地盯上我，点名让我认黑板上的“席”字。我这个人缺少大聪明，但小聪明还是有点儿的，就急忙在课桌底下偷偷地扳手指头，嘴里默念整个句子，确定它是整句中的第三个字，才大声地念出“席”字音来。

窗外阳光灿烂，但我听到沙沙的雨声。

呵呵，总共才五个字，认了一堂课，我还认得颠三倒四的，但何老师居然夸我们不错。

这也正常吗？正常。

第二堂课依旧是语文课，何老师教我们写这五个字。

她在黑板上写，一笔一画地写得很慢，字写得很大;一个字她都要示范三四遍，撇、横、横、竖弯钩。我们照着她的笔顺，在各自的练字簿上，一笔一画地写，撇、横、横、竖弯钩。说实话我们哪里叫写字呀，那是在画字。依葫芦画瓢，涂个样子，正常。但我发现李江天的头顶心几乎戳到前桌田红莲的后背上，黑不溜秋的有臂横在课桌前沿，他的有手永远紧握着拳头，五指很少露面，好像怕她回头偷看似的，左手捉着一截小手指头长的旧铅笔，非常用力地画着字。我看到他用左手画字，特别震惊;但当我偷偷看到他画完的字，简直就是震惊的平方了。

换作田红莲，她早就告诉何老师了。她今天一早就在教室里唱“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算她会唱个歌，何老师进教室时，她还在“唱一呀唱”呢。第一堂课结束，她又来了。我注意到李江天的眯眯眼睁开了不少，瞪着眼乌珠研究了半天她的两条粗辫子，但他最终没有任何动作，估计是想不出捉弄她的办法。现在，他把“毛”字画成了“手”字。我忍住了，没敢笑。我低头用心画我的字，我得先把自己的字画对了再说。

李江天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左撇子，也是此生唯一遇到的一个左撇子;以至于我后来很长一段岁月里，都天真地以为，左撇子就是这样写字的，弯钩都是朝左的，“点”或“捺”，也都是朝左的，成了“撇”。這样的错误，当然很快就被何老师发现了，正常，就在李江天得意扬扬地把他画好的字亮给何老师看时，她很好听也很轻地念了句“要死哉”，她似乎想笑来着，但未等笑出来就悉数收了回去。她说：“这是‘手’，不是‘毛’。”

听何老师说李江天画的字是“手”，我非常意外，偷偷瞧了眼自己的手，压根儿就不敢相信这个字，竟然与我活生生的双手等同起来。

何老师俯下身来，抓住李江天的左手，硬是从他手心里抽走了那截小手指长的铅笔。她问李江天：“你的右手呢？”李江天听到何老师问，就把刚才藏到课桌底下的右手，迅速转移，夹进他的双腿里。李江天将双腿并得紧紧的，不给她看。何老师握住他右小臂，想把他的右手抽出来;但李江天越是使劲儿地往下躲，右肩朝何老师一顶一顶的。何老师松了手，退了一步，挺直了侧成峰的上半身，生气地说：“听老师的话，把右手放到桌上来。”

李江天倒也怕何老师的，正常，他慢慢地犹犹豫豫地抽出右手，听话地放到桌上。

何老师看到李江天的右手，整个人就僵住了，神情挺愕然的。

我也傻眼了。

那是一只鸡爪手，难怪他从不示人，永远像只未成熟的小佛手，蜷曲成小拳头。现在，他不得不将这只手提到桌面上，手掌只有一枚鸡蛋大，手指又细又短，他从何老师手上要过铅笔，勉强地捏在右手上，只是手指无力，无法让铅笔在纸上像个正常人那样行走，倒像个走夜路的醉汉子，起步就跌跌撞撞的，刚画了一撇，还没有画到头呢，铅笔就从僵尸般的右手上掉出来了，

李江天杵着朝何老师伸得很出的脑袋，一脸哭兮兮的。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缩小版的陈校长。

何老师发现自己错了，再次俯下身来，让李江天换上左手，并轻轻地捏住李江天握铅笔的左手，把他的弯钩矫正过来，边改边说，“毛”是这样写的。

这时候有个好听的声音，住进了我心里边：“‘毛’是这样写的。

何老师帮李江天矫正笔画时，就俯身贴在他后背上，将他的上半身罩住了。这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以至于我当时很后悔自己为什么不是左撇子，为什么不把字画错？我凑过看时，能够清晰地闻到何老师身上的味道，那不能算是体味，而是干净衣裳上散发出来的肥皂味儿。也是很好闻的，清冽冽的，难得一闻，不知她用的是啥肥皂。

窗外阳光灿烂，但我听到沙沙的雨声。

但李江天的错误，还远不止是这个“毛”字。何老师教了我们五个字，我们画了五个字，李江天却错了四个。他画的“点”，都成了“撇”。这能让任何一个老师都崩溃。果然，何老师也不例外。她的耐心在三番五次替李江天矫正之后，丧失殆尽。她提高了音量，正常，生气地让李江天好好看看我写的字。她说：“他是怎么写的，你又是怎么写的？”

她居然把我的画字视作写字。她居然让李江天向我学习。她……太让我喜出望外了。以至于这天放学后，我是奔跑回家的，气喘吁吁地追在母亲屁股后面，激动地告诉她，何老师表扬我了，她夸我字写得好。正忙着喂家里唯一一头年猪的母亲不得不放下饲料桶，用气味深远的手拍拍我的头，说晚上给我焐个鸡蛋吃。我感谢同桌。他太有才了，他简直好透了。

这是我上学第二天，收获同样不小。

上学第三天，也晴朗，正常。

第一堂课是语文课，但奇了怪了，何老师没有来，李江天也没有来。朱阿福说他刚才看见李江天被他父亲押去教师办公室了。在焦急的等待中，好几个出挑的男同学开始乱了，大声喧哗，其中最会闹的就是朱阿福。朱阿福家就在潮冲潭边上，到村小几步路，天天在村小做窠的。他说他跟他哥朱阿有来村小听过好几次忆苦思甜会，李江天父亲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是村小的校外辅导员，每次忆苦思甜，都上台讲他家的苦难史，跟个祥林嫂似的。李江天父亲原本是绍兴那边一户地主家的长工，不堪剥削，就和他老婆一路讨饭逃来的。他有一件千疮百孔的破棉袄，里面塞的是剪得寸短的稻草，石石硬的，掼在地上都起响声。每次忆苦思甜，他都高举起人人皆知的这件破棉袄，作为向旧社会讨伐的铁证。他老婆是个废人，一年里有半年时间下不了眠床，也不知哮喘病是啥个毛病，有这么严重法子，还是另有原因吧，反正她不会生小人，李江天是他们从池塘边上捡来的野种。

我非常震惊，我是第一次听说李江天的家史，也不知真假。

也许是心焦的缘故吧，感觉等了很久，朱阿福就溜出了教室，接着李树儿和赵志钢也溜了出去，我也跟去了。我们猫身溜到教师办公室窗下往里张望。教师办公室里站着陈校长、何老师、李江天和他父亲。李江天确实不像他父亲。他父亲瘦精精的，细长条的丝瓜脸上，像是被凌迟过一般，或者说像水果摊老板用铁镊子挖干净菠萝刺后的菠萝那样，满脸都是相同的小凹坑，这让他看上去蛮凶相的。他正在说话，喉咙梆响，像农民在田头吵架似的。

“何老师，对这个小畜生甭客气，”他说，“该骂骂，该打打。”

“要不得的。”何老师讨饶似的，声音很轻很糯。

“要得！”他学何老师的，依旧喉咙梆响，同时朝李江天俯下身去，我们不得不举头向上，探出半个头在窗口，才能看到他在做什么。原来，他在李江天的左手腕上绑一根麻皮绳，正在给何老师示范，写字时，就将他的左手绑定在腰上，不许他用左手写字。

作为语文老师，何老师的词语在这个时候相当匮乏。她慌忙地将他刚绑上的绳子解开来，说要不得的，他还是孩子呢。李江天父亲火了，跟何老师抬杠似的：“何老师，你要是这样，我就索性一巴掌劈死小畜生算了，反正他长大了也是要坐牢的。”我奇怪死了，他怎么会知道李江天长大后要坐牢的？他话刚说完，还真的一巴掌拍到李江天脸上。这个巴掌蛮厉害的，以至于我们在窗外都吓得慌忙躲开头去，几个挤在一起的脑袋乒乒乓乓乱撞，痛得朱阿福叫出声来。

“谁？”陈校长折身跑出来。

我们的苦胆都要吓烊哉，拔腿就逃回教室。

晚些时候，透过破旧的窗口，我看到陈校长把李江天父亲送走了。他们走斜路穿过半阴半阳的操场时，陈校长走阴，他走阳;他不停地说话，陈校长不停地点头，感觉那个别扭，倒好像他是校长，陈校长才是那个无知无识的农民。那边何老师领着垂头丧气的李江天也来教室了。何老师搭着臭小子的右肩，走在阳光里，感觉特别香喷。我注意到李江天左手腕上的麻皮绳解了下来，被他團成一团，就捏在左手上。

何老师只是让他坐回到我的身边，并没有对我们说什么。

她就没有什么要对我们说的吗？我们可是都期待着呢。

何老师上第二课，七个字。上午认字，正常。下午第二节语文课，写字时，李江天的前额就靠在课桌边上，闷着头皮，小心翼翼地把那根麻皮绳系到左手腕上。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他的右手非常不得力，而且单手又无法打结;但他没有叫我帮忙，他把左手举到嘴边，用右手和牙齿将绳子勉勉强强地系上。绳子有点儿长，他在自己的腰上绕了两圈，再打结时，就更困难了。因为左手被绑住了，提不到嘴边;而他把头低到极限，也无法够到腰上。他扭头看我时，就碰到我殷切的目光。无须他开口，我就激动地伸出双手，把他难打的结打上了。

而且，我把他左手腕上的稀松结也重新打了，打得结结实实的。

但他的有手还是老样子，只画了第一竖，铅笔就掉了。他捡起来，继续。又掉了。正常。他再次努力，还是白搭。终于，他带着哭腔骂了句带娘的话。铅笔被他摔到桌上，又弹到田红莲的背上，然后悄无声息地落在地上。

何老师走过来，轻声地责备他：“谁让你用右手了？”

她俯身要给他解绳子，但李江天不让，身体扭来扭去的，她就按住他的双肩，让我把他的绳子解了。我很听何老师的话，连忙双手并用;但不知是我太急于表现，还是刚才系得太牢，害得我一阵忙乱，都流了点儿小汗。何老师向我要走绳子，没收了。她对李江天说：“你用左手一点儿问题都没有，只是要把笔画写对了。

何老师弯腰从地上捡起铅笔，递给李江天。他不接。何老师把铅笔放在桌上。

何老师转身离去时，李江天眯起双眼，泪水已湿润了他长长的睫毛。

他赌气地把左手搁在桌上，右手指勉强地并成一把刀，在他的左手腕上砰砰地乱砍，好像恨不能把左手砍下来喂狗似的。

窗外阳光灿烂，但我听到沙沙的雨声。

在这节课下课后，到下节课上课之前，李江天做了件出格的事情。

李江天把何老师遗忘在像侧立的空棺材般的讲台上的那根麻皮绳抢了回来，重新坐回到他的座子上，专心地绕着绳子，一会儿绕在右腕上，一会儿绕在左腕上，最后他像是下定决心，偷偷地把嘴上“南泥湾”个不停的田红莲的两条粗辫子结住了，然后又钻到课桌底下，把另一头结在她自己坐的凳脚上。李江天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有几个同学看到的，包括我，我们只是当作没看见而已。正常。终于，田红莲不知是要上厕所，还是咋的，猛地站起身来，绳子带翻了凳子，突然绷紧的粗辫子将她的脑袋往后猛地一拖，这下吓得她不轻。但是在我看来，影响她情绪的，主要还是同学们随即的起哄和嘲笑声，让这个爱唱歌的“百灵雀”觉得丢尽脸面。上课铃响后，何老师进来时，她还趴在桌上哭鼻子，咿咿呜呜的，跟唱野山歌似的。

自然，李江天少不得要吃一顿批评的。

而那根害死人的麻皮绳，也终于让何老师彻底没收了。

下课时，何老师没忘记把它带走。

上学第四天，好天气。

早自习，我们在操场上拆天拆地地玩“抓特务”的游戏时，就看到田红莲手牵着一个瘦瘦长长的男人进了校门，两人一个德行，旁若无人。他们先去了教室，随即又出来，站在教室门口放风似的张望，田红莲手指着四处逃跑的“特务”说：“就是他。”

瘦长男人将田红莲的身体转了向，将她轻轻地推进教室，叫她别出来。

他抄斜路抢到李江天跟前，李江天跑得太猛，就像一只不懂得拐弯的小猪，一头就撞到男人身上。男人一把掐住他细长的脖子。李江天赛过被人捏住脖子拎着走的呆头鸭，手脚拼命地扒拉着，被一路拖去了男厕所。

这一突发事件，让我们几个，我是指我、朱阿福、李树儿和赵志钢，跑到一起打呆鼓儿;朱阿福醒得最快，他突然冲我们大吼：“吃拳头！他说他要给他吃拳头！我听到了。”他边吼边兴奋得发疯地跑去公厕，把我们几个遗落在操场上。我们本能地拔腿就跟他跑，尽管對朱阿福的话懵里懵懂的。我们跑近公厕时，从里面冲出来三个男生，慌里慌张的。

我们都不敢进去，身体叠身体地贴在外墙上，把头探到门口朝里张望。两人就站在小便池前的踏步档上，男人按住李江天的头，一下一下地往小便池前气味深远的砖墙上撞，咚咚咚地起响声。男人骂：“小死尸，你再老三老四看？”他说：“脏手再碰她，老子废了你。”李江天在嘴里嘀咕了句啥，轻到男人都听不清楚他在说啥，但能听到声音，他就问李江天在烦啥个骨头脑髓。李江天就闭嘴了，他只是用双手拼命地想扳开头顶上那只大手。

但那只大手纹丝不动。

李江天带着哭腔喊：“我爸是校外辅导员。”

男人轻蔑地哼了声，说：“老子还是公社委员呢。”

男人将李江天的脑袋往臭气熏天的砖墙上撞了十多下后，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我们都瞪大了双眼，傻呆呆地盯着男人左手掐住李江天的下巴，将他咬紧牙关的嘴巴硬生生地挤开一个大窟窿来，又让李江天握紧那只鸡爪手的小拳头，堵住那个大窟窿，他就在李江天的右胳膊肘那边猛地一拍，像木匠佬把榫头插进榫眼里，李江天的小拳头就嗖地塞进了他自己的嘴里。我瞧见李江天的神情，他是要大哭的样子，但他的哭声被自己的拳头堵住了，只见他的眼泪就像大雨后的屋檐水一般，从几处眼角那儿同时挂下来，想来那个痛还不是一般的痛。

原来，男人给李江天吃拳头，是这么个吃法呀。

李江天两眼翻白，脸色煞白，脸上除了泪，都是汗。

我觉得……我就觉得，李江天快要死了。

我的心哧溜地往下一沉，感觉肚肠被打上几个结，刮溜溜地生痛。

我转身拔腿就跑，冲向教师办公室。

何老师和陈校长前脚后脚赶到男厕所时，男人掼下一句话，“给老子长点儿记性！”就旁若无人地走了。我们趁机拥进男厕所。何老师和陈校长一个捧着李江天的胖头鱼脑袋，另一个努力想将他的手从他嘴里拔出来。但是，怎么努力，李江天的右手依旧死死地卡在他的嘴里，上下门牙卡住的手腕上鲜血洇洇地渗了出来。本来就眼红的陈校长，哭意就更深了。他浑身颤抖着，失态地朝李江天喊：“怎么办办？怎么办办呀？”好像是要李江天拿主意似的。

何老师一把抱起李江天，手忙脚乱又头重脚轻地往外跑。

陈校长问她上哪儿。

“村保健站，”何老师说，“在哪儿？”

“那儿，那儿……”我们叫着，比何老师跑得更快。

这天第一节语文课，就不得不改上体育课。一只裤脚高一只裤脚低的张泥腿老师教我们做广播操，但我们的心思都不在这儿，一节课啥也没学进去;张泥腿老师也不管我们，他也是对付过去算数。老实说，我们都被李江天吃白己拳头这件事惊呆了，想不到田红莲的父亲是这么厉害的角色。田红莲倒是一副老实相，这天连“花篮的花儿”都不“香”了。

第二节课，何老师回来了，但李江天没有回来。

我们吵着问李江天呢。何老师一双大眼睛，像害了一种叫“偷针”的眼病一样发红，她有手搭在高耸的胸口，咽了两口口水，才告诉我们，李江天动了个小手术，恐怕要过几天才能上学了。何老师说话时，情不自禁地将目光落在田红莲头上;但田红莲始终趴在课桌上，把脸紧紧地贴在桌面上，像是被胶水粘住了一般。何老师让我们安静下来，安心上课。

这天放学前，李江天父亲和田红莲父亲，拉拉扯扯，吵吵嚷嚷地，来村小找何老师评理。

原来，李江天被何老师和陈校长送回家后，李江天父亲就赶去田家，找田红莲父亲评理;他儿子破了相，要田家赔。他要求的赔，倒还不一定是钱呢。田红莲的父亲说赔个屁，他已经算是客气了。于是，李江天父亲就扑上去，两人在田家道地上狠狠地打过一架。李江天父亲没占上风，右耳朵被打裂了;但不要命的终究难缠的，所以田红莲父亲反倒觉得自己吃亏了，被李江天父亲打得鼻血灌进了嘴里，舌头咸滋滋的，满脸都是血污。最后，两人不约而同地选择来村小，找何老师评理。这架势倒又像是两个同谋者。

两人把何老师夹在中间，两人的手臂在她的头两边伸过去，抽过来，指责对方，嘴里夹着脏话的土话如泥石流一般，将何老师淹没了，压根儿就没有她开口的份儿。何老师都要哭了，她伸头也不是，缩头也不是，而且两人的拳头冷不丁地碰到她身上，让她难受的，倒不仅仅是痛。陈校长和张泥腿老师等另外几个老师，连忙把他们硬生生地拆开了。

陈校长哭丧着脸，却又像是在大笑，醒目地露出左嘴角那颗金牙，脸部表情十分扭曲，双手像羊痫风突发般乱抖，说话结结巴巴的，一点儿也没有当校长的镇定和威严。他说这事……学校……管不了。他说你们……都是做爹……的人，这样……像啥样子？学校还要……不要上课了？直到他让他们去找大队支书徐有理时，嘴巴才总算利索了些，并有力气和胆量地推他们，在他们后背上一推一搡的，叫他们出去，都给我出去。

田红莲父亲和李江天父亲这才半推半就地滚出教师办公室。

我是这天回到家里，在父母他们还没有收工之前，听到哥他们热议的。

我才知道田红莲父亲还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我们村的民兵队长，管了很多年的“四类分子”，而且很有一套。每年过国庆节和春节等重大节日时，为了防止全村的“四类分子”乱说乱动破坏生产啥的，就将他们关进村人民大会堂，少则一天两夜，多则数日，负责看管他们的田红莲父亲，就发明了一个绝技——青蛙蹲，让他们解下裤带，通通没收掉，双手提着毫无约束的裤子，蹲在地上，防止他们逃跑。这一行之有效的措施，后来在全镇推广;他也因此荣升为公社人武部委员。为此，大家就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田鸡”。

从哥他们嘴上，我还知道“田鸡”和李江天父亲，都根正苗红，在政治上，是一点儿把柄都抓不到的，所以李江天父亲不买“田鸡”的账，“田鸡”就越加瞧不起李江天父亲。当李江天父亲看到那个捡来的独养儿子，抿住一张破嘴，不敢哭，不敢说，正常，眼泪出得跟发大水似的，顿时火冒三丈，要去跟“田鸡”拼命。原来，“田鸡”给李江天吃了自己的拳头，李江天就像囫囵吞了只鹅蛋，咬不动，吐不出，村保健站的赤脚医生木大也是头一回碰到这种活儿，两支断头眉毛嘚嘚地抖，问李江天做啥要给自己吃拳头。陈校长催他赶紧，他就使出吃狗奶的力气拔李江天的右手，也没个屁用;看来他好狗奶这一口，只是徒有虚名。木大就说只有把门牙全拔了，但他又无从下手;最后不得不用剪刀将李江天两边的嘴角都割开一二公分，那只鸡爪手才如愿以偿地获得解放。但李江天两边的嘴角各缝了几针，这让他看上去嘴大得像鸭嘴兽似的。李江天父亲见状，还不要像斗公鸡般跑到“田鸡”家玩命呀;可他哪里打得过“田鸡”呀，“田鸡”那是在部队的特务连里待过的，没有白待。

从此，田李两家结下了深仇大恨。

田红莲父亲和李江天父亲就是做鬼都想不到的，二十年后，李江天在村里办起五金厂，臭小子额角头贼亮的，像自带太阳，在县城结识了一位“电老虎”朋友，生意顿时风生水起，财源广进达三江，他可是村里第一个开上小轿车的主儿。“田鸡”揍他女儿田红莲，揍得她都小产了，但田红莲十头牛都拉不回，她说她生是李江天的人，死是李江天的鬼。

我听说这件事，就想起当年在村小公厕里，李江天那句含糊其词的嘀咕声。

后来，田红莲终于嫁给了李江天，但她一直生不出孩子，颇有点儿要李家绝后的节奏。

李江天父亲原本就跟田红莲父亲一样，彼此记仇来着，对此就越加恨得牙根痒痒，尽管没跟他们住一道，但他见一回儿子就怒骂一回，手握上吊用的麻皮绳，硬逼李江天把这个瘟女人离了，说自己见到她就眼睛痛。

十年后，田红莲不得不从外面抱回来一个李江天的私生子，那真叫咬断自己的舌头，当鲜牛排食饥，心里种满了一道绵长风景线的黄连树。

这是后话，就不在这儿多啰唆了。

陈校长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陈校长不让“田鸡”和李江天父亲在上课时间段来学校，他们就在我们放学之后，或者夜里头来找何老师。这两人倒不一定同时来的，今天这个，明天那个，凑巧的日脚，这个前脚刚走，那个后脚就到了。他们找何老师评理，找何老师诉苦，同样的话翻来覆去，没完没了;有时候就默默地跟着何老师，什么话也不说，就这么跟来跟去的;有时候就赖在何老师宿舍里不走。

这件事，又让何老师成了哥他们热议的话题。

我听哥他们说，上个学期何老师调过来后，每逢周六傍晚，就会有一个穿白衬衫的中年男子，骑了辆脚踏车，从下沙赶来村小找何老师。陈校长找何老师谈话，无效。陈校长候到那个“白衬衫”，和他单独谈话，依旧无效。陈校长就请何老师去女老师家里借宿，但何老师死活不去，她就一个人住学校。陈校长不放心，就请他老婆赶到村小，守着何老师，但是没用。要么何老师不在家，要么那个“白衬衫”假装走了，等陈校长老婆一离开，他又溜了回来。

陈校长也是被逼急了，有个周六傍晚，他就候在利二桥头那边，从五堡渡口来村小必经的路上，等那个“白衬衫”春风得意地冲下桥来时，路边突然刺出一根细长的木棍子，插进了他的后轮子，后轮子的钢丝当当当地断了十来根;脚踏车猛地静止在原地，随即就倒向地面;“白衬衫”摔了出去，来了个狗啃屎，痛得哇哇直叫。

鼻青脸肿的他站起来，急忙掸白衬衫和黑裤子上的泥巴，怕脏了没法见女人。

陈校长抽出木棍子，站到他前面。

“白衬衫”自然识得陈校长，责问他：“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这话，我还要问你呢。”陈校长说，“请问，你是何老师的什么人？丈夫吗？”

木棍子急促地敲打脚踏车三角架，越敲越气愤。

“你知不知道，”陈校长说，“你把何老师的一生都给毁了！”

陈校长警告他：“这次算是轻的。再让我看到你来找何老师，就没有这么客气了。”

“请回吧。”陈校长下逐客令道。

“白衬衫”顿时像霜杀过的软柿子，委屈地说他是坐末班船过来的，现在要过去也过不去了，没有轮渡了。他懇求陈校长今天就让他留下来。他说：“就最后一次，从此就不去了。”他说不管怎么着，他也应该跟何老师说个明白。陈校长说这个就免了吧，有最后一次，就有最后第二次、第三次……要断，现在就断。陈校长又叫他请回吧。“白衬衫”说脚踏车骑不了了，再说他现在过去，就得在渡口等一个晚上，江边风大，要冻煞人的。陈校长说，这样不是更好吗，吹吹冷风，脑子就清醒了。

但最后，陈校长还是请“白衬衫”到他家里，过了一夜。

我是不太相信哥他们的嘴巴，吹牛吧，成天哭兮兮的陈校长，还有这般神武的时候。

不过，那个“白衬衫”确实没有再出现了。

也不知他们是真的断了，还是何老师赶去下沙了。不过，很快就熬到暑假了。只要村小清静了，也就不关陈校长什么事了。哥他们就又说起何老师那个方面的问题，说问题就出在她那两支又细又长的眉毛上，眉角翘翘的，就像潮冲潭边那株垂柳的叶子一般，且不知是过于好看呢，还是太过于好看了，总是无端地惹是生非。

现在，李江天父亲和田红莲父亲借儿女的事，一趟趟地来村小找何老师，又让陈校长头痛不已。他去找过李江天母亲，这个有半年时间赖在眠床上的废女人，就缩在灰蒙蒙的蚊帐里面，陈校长说了半天，她连屁都不放一个，恨得陈校长出门时，把自己的舌头咬了。还有那个田红莲母亲，见到陈校长，倒三角的脸倒是春风的，口口声声称陈校长稀客，又是泡茶，又是敬烟，说陈校长能来她家里坐坐，她是最喜欢不过了，只不过就甭提那件事了，跟她提了也没用，她要是能拴得住自家男人，何至于出这种事情……陈校长连句插话的份儿都没有，就抹着红眼睛走了。

这鬼天气，啥时候下个透雨呀！

有天吃过夜饭，我们还在直路上像野猫到处乱窜，我就看到陈校长急匆匆地经过三角街;我想不到他眼睛这么好使，我随便叫了一声，他就认出我来，叫我赶紧回家，别在外面疯野，当心得盲肠炎。他说话时脚步一点儿都不慢，在去村小的直路上留下啪嗒啪嗒的脚步声，坚定有力。

我们是想跟去来着，但最后还是不敢。

后来，我就听哥他们说，村人民大会堂门口闹鬼了。说是有个鬼，整夜整夜伏在门口的台阶上，埋进房屋高大深厚的阴影中，和夜色一样的黑，路人从大会堂西边直路上走过时，根本看不出来;但是，只要有人经过，突然，哥他们说到这儿，双手往下一铲，好像挖宝藏一般，说从地底下会忽地蹿出一柱强光来，嘭地照出一张恐惧的鬼脸，两只像烂桃子般的鬼眼睛，血红红，血红红，盯住来人不放，吓得死人的。

我听了就想笑，但我没有笑。

大哥就老三老四地说，夜路走多了，总会碰到鬼的。

他又说，大会堂里斗死过人，有鬼，正常。

过了个把礼拜，李江天才又来读书。

同学们都贪婪地盯着李江天的破嘴看，脸上情不自禁地扬起红旗般的笑容，但我小心翼翼地避让与李江天正面接触，免得好奇心伤人。李江天是一句话都不说的，从教室外面进来就始终低着胖头鱼的脑袋，坐下来后就把下巴——主要是破相的嘴巴藏在围起来的手臂弯里。上课时，何老师几次经过我们课桌边，有次停下脚步，看看李江天，想说些什么，却又没有说，默默地回到像侧立的空棺材般的讲台前。直到她叫我们写字时，她再次过来，看到李江天写反了字，轻轻地抚摸他那像生气的刺猬般的头皮。我这才有些担心又有些大胆地盯着李江天端详，我感觉他快要哭了。但何老师抚摸在他头上的手轻轻地蠕动着，笑微微地说：“老师不怪你。”她又说：“你只要记住老师的话：蚂蚁在地上爬，再小的石头都是障碍;苍鹰在天上飞，再高的山峰也敢尝试！”我不知道是这句话打动了李江天，还是何老师抚摸的缘故。总之，李江天忽然哇地哭出声来。

何老师越是安慰，他就哭得越起劲，仿佛有着满腔的委屈。

窗外阳光灿烂，但我听到沙沙的雨声。

何老师忽然说：“老师给你看样好东西。”

我们都齐刷刷地盯上何老师，以为她要从裤袋里摸出啥宝贝来给他了，就连李江天也止了哭泣，傻傻地抬起头来，朝她看。何老师让他伸出左手，握起铅笔，在作业簿上写个“毛”字。但李江天的左手彻底僵了。他知道自己写不正确。何老师说：“没事，你就照自己写，然后我就给你看样好东西。”李江天将信将疑，犹犹豫豫，但最终还是老老实实地写了。

当然，他写了个“手”字。正常。

何老师要过他的作业簿，将他刚写的那页纸单列出来，翻了个面，竖在李江天面前，让他从背面看他自己写的字。天光透过薄纸层，字从背面映了出来，尽管字迹浅淡，但还是能看清楚的。这就像村里放露天电影时，我们从银幕背面观看电影是一个道理。奇迹出现了。李江天看到自己写的字，竟然变成了正正确确的“毛”字。

他笑了，眼里还含着的泪水，但被他的笑挤了出来，哧溜溜地滚过他胖胖的脸颊。

何老师问：“看到了吗？这就是‘毛’字。”

李江天拼命地点头。

何老师转过身去，将手中的单页背面展示给其他同学看，问：“这是什么字呀？”

“毛！”

何老师回头对李江天严肃地说：“世间有一种人，刻章的，就是这么写字的。他先把字反写在章子上，再刻出来，当他把章印在纸上时，字就正了。这是可以谋生的，是一种职业;当然，如果有兴趣，将刻章提升到篆刻，那就是治印，就是艺术，是一件很高雅的事情。”

这些话，我们一句都不懂，但李江天高兴来着，他就觉得何老师在表扬他。

晴朗的天气一直持续着。第二天，何老师给我们上第四课“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时，我一直对“窗外阳光灿烂，但我听到沙沙的雨声”的疑惑，总算得以破解。这天一早，何老师把我们的座位做了调整。原先我们坐在靠操场方向的南墙第一排，现在移师到靠北墙第一排;这样轻易就能看到村小北面的风景，一片萝卜地，长叶翘松松的，绿得正常，菜地那边隔了一条环潭半圆形的泥路，就是潮冲潭。潮冲潭是个很大的池塘，水很深，而且是一下子就能深到淹死人的地步，可能是因为它连着利二河，而利二河又直通钱塘江的缘故吧;江里来大潮水时，潮冲潭就像孕妇的肚皮似的大上一圈。每年夏天，當然不一定都是夏天，冬天也有可能，潮冲潭里会淹死个把人的，比如朱阿福最大的哥哥朱阿全，第二天早晨在满潭的薄冰里发现他时，他的脸就像陈校长压在办公桌玻璃台板下的一寸黑白照片。没有人告诉我们，潭里有东西在等着你下水，但我们都知道。看惯了操场，再看北窗外就新鲜了。我注意到村小东北边轻易发现不了的那块萝卜地上，有一株穿天高的大杨树，树荫遮去了半爿天，圆丢丢的杨树叶像掸过清漆般油光锃亮，小风车似的在秋风里疯转，一闪一闪的，拍打得阳光沙沙作响。

原来，雨声就是这么来的。

世间事就是这般不堪深究，一旦真相大白，令人沮丧，我像大人般重重地叹了气。

唉！

因为何老师的“表扬”，李江天非但改不了那个臭毛病，反而变本加厉。左撇子嘛，正常。我那时候就这么认为的。但我总感觉怪怪的，何老师那么说，是不是已经放弃他了？上课时，自我感觉优秀的李江天，不再像以往那样发痴地盯着黑板，而是专注地盯着窗外。

“李江天！”

“李江天！”

何老师教我们认完那十一个字后，发觉李江天还像个雕塑似的，别着个胖头鱼脑袋死盯着窗外，好像潮冲潭或别的什么东西勾住了他的小魂。她点过两次名，见他依旧毫无反应，就从黑板下槽里捡了个粉笔头，再次提醒道：“李江天同学！”这些日子以来，我们已经清楚，何老师一旦在你的姓名背后加上“同学”二字，说明老师很生气，情况很严重。果真，何老师手中的那个粉笔头，突然划过一道漂亮的弧线，准确无误地击到李江天左侧头上;突生的疼痛让他下意识地缩了下头，又慌忙别过头来，两眼眨巴眨巴地朝何老师眨巴，满脸都是委屈。他都不清楚教室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所有的眼睛都像田里的蚂蟥般叮上他，包括何老师。

何老师倒是有耐心的，竟然问他窗外有啥稀奇的，说来大家听听。

他还当真了。

现在我可以说，我是相信李江天所相信的。这个世界不但有红太阳，还有绿太阳、黄太阳和黑太阳什么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太阳。我也相信他就是一个能把太阳说成绿色的人。但在那年深秋，年仅七岁的我，根本就不会这么想，正常。当李江天顶真地告诉何老师，而且他嗓门又大，瓮声瓮气的，以至于全班同学都听到了。

他说：“绿太阳。”

全班同学顿时哄堂大笑，包括我在内。

这很正常，我本来就是个平庸的人。即便到了今天，我敢肯定，我是说不出绿太阳来的;因为在我眼里，太阳永远是红色的。我敢说，一万个人里，肯定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说太阳是红色的。所以，就有人说，当我们跪下去的时候，巨人便产生了。当时，何老师听他这么说，先前仅有的那点儿生气早就跑得光光的，她居然笑了;我还以为她生来就是个不会笑的女人，但她居然笑了，而且笑容还来得个灿烂。她轻盈地走到我们桌前，很有意思也很认真地问李江天：“这位同学，你确定，太阳是绿色的吗？”

我们又笑了。

“何老师，你看，”李江天越发得意了，他手指着窗外那株杨树说，“太阳和树一个颜色。”

“是吗？”何老师故意拖着长音问，“你是哪只眼睛看出来的？”

大家又大笑。

有个别唯恐天下不乱的同学按捺不住兴奋劲儿，双手将课桌拍得嘭嘭响。

“我……”李江天犹豫了一下，说，“两只眼睛。”

“噢，”何老师好像明白了，“你的眼睛还真是特别。”

其实，何老师压根儿就没有弄明白李江天的眼睛。要不，下了课，她就不会那样做了。

如果在课堂上，有关“绿太阳”的话题到此为止，那就不会有后面什么事了。何老师觉得她应该担当起一个做老师的责任，所以下课后，她就带我们全班同学，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过操场，来到校门口的村人民大会堂前。

何老师让我们面朝村人民大会堂，昂起头来，仰望正大门上方一大块神圣的正墙。

我看一眼，就明白了，为何第一课如此熟悉，总觉得有好几个字在哪儿见到过的。

何老师指指墙上头，又指指天上的真太阳，问大家看清楚没有。

“看清楚了。”

“啥颜色？”

“红色。”

正常。那就是红色。

接下来，何老师肯定是犯傻了。她其实不该再问的。其实，到此为止就可以了，但她偏偏又单独问李江天：“这位同学，看清楚没有？”

李江天朝前死撑着个胖头鱼的脑袋，斩钉截铁地说：“是绿色呀。”

“你……”何老师说不出话来。

我们就嘻嘻哈哈地乱笑，你推我一下，我推他一下;不这样，难以表达我们的心情。

这时候，拥到大会堂前面的，不只是我们新生班，几乎全校的学生仔都拥来看热闹了，其中还包括几个老师和陈校长。陈校长十分痛苦地抹着一对烂烂湿的红眼泡，嘴里咝呀咝呀的，走路一跷一跷的，而且跷得来得个快，像个偷婆娘的汉子当场被人打瘸了腿，正在被人追杀似的;他从人群中直奔何老师而来，责问她：“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何老师当然知道，但陈校长不容她辩白，又说：“你还嫌事儿不够多吗？”

这也算是个事儿？何老师倒是不懂了。

“赶紧回去。”陈校长严肃地扯了一把何老师的衣袖，她才瞌铳清醒，和陈校长一起，就像驱赶一群在田野里撒野的青头鸭般将我们赶回教室。当然，其他老师也把别的学生赶回去了。巧的是，上下一堂课的铃声及时响了，教我们算术的刘老师已经走到我们教室门口，陈校长叫他等一下。陈校长显然有话对我们说，但他光顾着朝我们瞪着那对兔眼睛，连抹都忘了，白色蛆虫哧溜溜地滚下来，也不知他要说的话都忘到哪儿去了。

“啊呀！”他感叹道，“到此为止，谁也不许提此事。”

他举起右手，单独伸出一个手指头，食指，朝我们使劲儿地摇晃。

他再次强调：“那三个字，禁用！”

田红莲傻傻的，她竟然问：“陈校长，哪三个字？”

陈校长火了，冲她吼道：“一个字都不许提！”

声音大得把我们的魂儿都要吓得蹦出脑门心。

第二天变天了。

正常，晴久必雨，雨久必晴;人世间不就是这样的吗？这天从天蒙蒙亮开始，就下起淅淅沥沥的又细又密的小雨来。家里仅有的蓑笠只能供大人出工专用，哥他们各白用一块薄薄的塑料布罩在头上，一路狂奔去学校。我没有抢到塑料布，母亲给了我一顶破旧的大草帽，太丑，我不要，我就头顶着母亲用旧裤布缝的新书包，一路慢吞吞地走去。我不急，前面也是雨，走快走慢还不是一样得淋雨;到村小时，书包朝天那面都湿透了，但挤不出一滴水来，只是湿了双手。

窗外下着雨，但我听到沙沙的阳光声。

这天在上语文课前，我们还真听陈校长的话，把李江天的“绿太阳”彻底忘了。

但何老师在上正课前，却错误地和我们做了一个游戏，或者说是给李江天做了项测试。何老师首先让我们大家都不要响，谁也不许说话，听明白了吗？我们听明白了。于是，她走到我们课桌前，把一张涂满了颜色但四边有一寸宽留白的纸，放到李江天那边的課桌上。

何老师问他：“纸上画的都有什么颜色？”

李江天毫不犹豫地说：“绿色。”

我惊呆了。

何老师又问：“就一种颜色吗？”

“一种。”

“绿色？”

“绿色。”

“你呀，”何老师不无感慨地笑道：“还真是江天一色呢。”

何老师转而又问我：“你来说说看？”

我得意地伸长了手，指着纸上的画说：“天空是蓝色的，是用蓝墨水画的;太阳是红色的，是用红笔画的;中间空着的朵朵白云，是白纸的颜色;下面的大地是黑色的，是用黑墨水画的;河边上这排树嘛，树干是黑色的，也是用黑墨水画的;树叶是蓝色的，也是用蓝墨水画的……”

何老师好听地嗯了一声。

她拿起那幅画，举起来，以逆时针的方向，慢慢地转过去，转到头后，又顺时针方向慢慢地转回来，让每个同学都能看到，都能看清楚。

她这才问大家：“他有没有说错呀？”

大家说：“没有。”

何老师说：“对。”

“昨天我就在怀疑你的眼睛有问题，”何老师有些喜形于色地对李江天说，“夜里头就想到这个法子，花了我半夜头工夫，才画好这张画;今天给你一测试，果然，你是色盲。”她皱起好看的满是胶原蛋白的洁白闪亮的额头，轻轻地摇了一下头，才叮咛李江天道：“哪天让你父亲带你去大医院看看，不知能不能治愈？但据我所知，色盲是……”她忽然转移话题道：“对了，我只是奇怪你眼里既然只有一种颜色，为什么就认定是绿色呢？为什么就不是红色或黑色呢？”她又说：“你倒说说看，为什么？”

窗外下着雨，但我听到沙沙的阳光声。

李江天又像缩小版的陈校长，但他一声都不吭。

何老师碰碰他的大头，亲切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老师没有怪你。”

她问：“你能告诉老师，池塘和树是一个颜色吗？”

她指着北窗外的潮冲潭和萝卜地上的杨树。

李江天听话地点点头。

“那边的房子呢？”何老师指着潮冲潭东边的农家。

李江天说：“绿色。”

何老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行了，现在上正课。

她快步走回到黑板前的讲台后。

或许好奇心还在作怪，何老师又用手掌拍拍大黑板，问李江天：“这也是绿色吗？”

李江天说是的。

第三天，雨还在下，正常，时令已进入秋雨绵绵的季节。

早自习时，我倒不是故意要为难李江天，作为同桌，作为好朋友，我非常担心他的眼睛，用现在的话来说，李江天的眼睛赛过黑白电视机，而我们的眼睛则是彩电。我就想知道他所看到的世界，和我所看到的世界，到底有啥个区别。我悄悄地问他，夜是什么颜色？他说绿色。我又问.那你能看到月亮和星星吗？他点点头。

“什么颜色？”

“白色。”

“房子是绿色？”

“是。”

“人也是绿色？”

“是。”

“你看，他们在粮仓前面走，绿色和绿色混在一起，你能看得到人吗？”

李江天的脑袋更往前挪了，距离大到让人怀疑，这胖头鱼脑袋不是装在他脖子上的;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他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因为色盲的缘故。你瞧他盯着南窗外面的人，是那么努力，又那么吃力。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当然能看出来了。”

“除了绿色，就是白色？”

“嗯。

那是一个多么神奇的世界呀！

窗外下着雨，但我听到沙沙的阳光声。

就因为昨天何老师的测试有了重大发现，“江天一色”早已传开了。高年级的男生，趁去公厕的便利，每每经过我们教室门口，就大喝一声：“绿太阳！”吓人倒怪的。有时候是一个人这么猛吼，有时候是两三个人一起大吼，然后哈哈大笑，跑了。

第一节课上课铃响时，何老师几乎是跌跌撞撞进教室的，她是见到我们才像清醒了过来，在门口停了停，捋了一下挂在前面的秀发，生硬地将苍白的脸色撸平淡了些;但我一眼就看出何老师哭过了，她双眼红红的，有些肿。

何老师说今天我们上第五课：“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但我一直在想，何老师为什么哭了呢？

我只能想到李江天父亲和田红莲父亲这一步，就不能再深入下去了，直到放学后，我才听哥他们说，今天一大早，“田鸡”背着长枪去了陈校长家，将他从家里直接押去了公社。哥他们在瞎猜乱蒙，是不是陈校长经常在夜里去村小找何老师，还装神弄鬼的？又说何老师在下沙的时候有过一个绰号，叫“乌骨鸡”，说她是“乌到骨子里的鸡”。又说她要吃生活哉。这话还不是他们说的，好像听谁谁谁说的，说是给太阳戴绿帽子，能有啥个好下场呀。

我一直搞不懂“乌到骨子里的鸡”是啥个意思。

过了两天，天气一冷，人间就又放晴了。

八间“7”字形草舍顶上的稻草苫，已褪尽鲜亮的黄色，开始走向灰暗。

正常。做人，就是草一样。

窗外阳光灿烂，我听到沙沙的阳光声。

我扭头望着窗外的大杨树，大杨树的叶子和其他树种的叶子完全两样生的。其他树种的叶子在风中，是上下抖动的，像水流中的水草;但大杨树叶子却是转圈的，像奔跑的我举过头顶的小风车，在阳光里轱辘轱辘打转，一闪一闪的，发出沙沙的声音。

陈校长一直被关在公社里。

我记得何老师给李江天做测试那天，放学时，陈校长将我们全班同学留了下来，他哭丧着那张苦大仇深般的老脸，让我们——尤其是让李江天，不许再提“绿太阳”，连个“绿”字都不许提。他神情落寞，一声声重重地叹息，虽然那天没有太阳光照进教室里来，而且原本就是个雨天，但他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地从他红壳河蚌般的双眼中滾出来。

他一再地感叹：“你们呀！”

窗外阳光灿烂，我听到沙沙的阳光声。

这天上午，“田鸡”来村小了，他到的时候，何老师正在给我们上课，他就站在敞开的教室门口，着一身旧军装，一本正经地背着支木柄长枪，看上去吓佬佬的。我又开小差了，我没办法不去张望教室门口的这个人。我见过两眼长到额角头上的人，但门口的这个人，白多黑少小得像莲子的双眼，却拦腰长在脸部的中间地方，硬是比别人多出一大块额角，也不知上帝造他时，是否用皱巴巴的玩意儿将这么多空地填满了。

他双眼始终锁住何老师不放，好像怕她会凭空蒸发似的。

后来，他大概放心了，或者是太无聊了，玩起了就像小女生在课桌上抛沙包的游戏。只不过他手上的，并不是沙包，而是一粒金黄色的花生米。他将它抛向上空，等它落下来时，迅速伸手接住。他的身手非常敏捷，接法也非常之多。弯曲成斗状的右手，从下往上接，从上往下接，从左往右接，从右往左接，不断地变化接法，没有一次是重复的，简直把我看傻了。

上完这节课，何老师走出教室门，“田鸡”小声地向她说了些啥，我们也听不到是啥。总之，这些话对何老师来说是个打击，或者过于突然吧，她顿时傻呆呆地站住了，忘了接下来应该迈动双腿，朝前走。“田鸡”就在她的后背上，带着轻蔑的手势推了她一把。

我看得清清楚楚。

这一把绝对带有污辱性质的。

我这辈子都记恨他。

两人走去教师办公室的途中，“田鸡”的莲子眼在何老师身上刮来刮去的，大概是在她身上寻找有啥纪念物。我是听说了，但凡被他斗过的人，他都要留下点儿炫耀的物件。何老师回头问起陈校长的情况，“田鸡”就摊开右手，亮出右手心里那颗刚才当沙包玩的金黄色花生米。“你们把陈校长怎么啦？”何老师气急地问。“田鸡”却轻描淡写地揶揄她道：“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他在阳光里，又动作漂亮地抛了几下“金沙包”。

“叫他装！”他恶狠狠地说，“装，终究是不牢靠的。”

又过了一节课时间，我们才看到何老师背着一只帆布料的黄书包，翻盖上用红线绣着五个毛体字“为人民服务”，从她的宿舍出来，走进阳光灿烂的操场上。她的四周，洒落在操场上的阳光就像盐粒一般泛起白光，刺眼的白光。“田鸡”依旧走在她身后，两眼刮来刮去的。何老师微低着头，脸朝村粮仓的方向微侧着，可能是怕看到我們吧。我们都趴在教室朝南的两个破窗口，李江天突然大声喊：“何老师！”

我们像刚醒了一般，也一起喊：“何老师！”

何老师终于别过头来，双目暗淡地望着我们。

她站住了，张了张嘴，却没有出声。站在她身后的“田鸡”，又很不耐烦地推了一下何老师的后背。我发誓我会记恨“田鸡”两辈子。这辈子我记恨他。下辈子我加倍记恨他。何老师怕脏似的扭了下背脊，厌恶地朝前迈了一大步;她边走边撸了下扎马尾的秀发，然后小脚快节奏地走m操场，消失在村人民大会堂与村粮仓之间那个逼仄的小口子里。

不知怎么的，眼泪就濡湿了我们叫喊的嘴巴，就连喊出口的“何老师”三个字也是咸咸的。

但我们还是拥在两个破窗口拼命地喊，拼命地喊：“何老师！何老师！”

窗外阳光灿烂，我听到沙沙的阳光声。

责任编辑刘升盈

【作者简介】许仙，本名许顺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杭州半山。在《江南》《十月》《北京文学》《天涯》《清明》《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有作品入选年度选本及排行榜。出版长篇小说《关于我漂亮母亲的一切》、短篇小说集《麻雀不是鸟》、小小说集《麻醉师酒吧》《爱人树》《北极的春天》、散文集《樱桃豌豆分儿女》等六部。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许仙 期刊：《小说月报》201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