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杂文〗这里有渣滓，也有阳光

一

大型旅行轿车早六点起程，从烟台出发，载着我们一行参加群众出版社笔会的作家往西南方向驶去。它沿着盘回曲折的山路，把一个又一个城镇和村庄抛在后面。三个多小时之后，汽车停在一堵有着灰色围墙和电网的建筑面前。在高耸的了望塔上，持枪的武警战士在左右巡视。这就是山东省北墅劳改支队，也称山东省北墅石墨厂。

一进监狱大门，宽阔的柏油马路，点缀在路旁的花坛和漆色鲜亮的报刊宣传栏，还有坐落在平坦、洁净的场地后面的几栋漂亮的大楼和自由往来的行人和车辆，给人以整洁井然的印象。

荒寂、冷落和灰色被关在大门外面。在办公大楼漂亮的会议室里，周支队长给我们介绍了基本情况：

北墅劳改支队最初建于1952年。犯人在服刑期间，除了给予法制教育，进行文化学习外，还要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主要是从事多种型号的石墨和无缝钢管的生产。今年五月，这里有两种型号的石墨产品，在全国非金属工业产品评比会上，被评为第一名……

我们刚要去各处参观时，楼下传来齐整的脚步声，大家纷纷趴到窗口张望：是四人一排的队列，由穿着蓝色工作服，带着白色塑料头盔的犯人组成；他们迈出的步伐和甩出的手臂之齐整，令我们吃惊。内蒙作家冯苓植说：“简直象仪仗队。”他们是刚刚午休起床，走向工作场地。

二

“提起监狱/人们容易想到/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一座恐怖的荒冢/但我们这里/这里不是一汪悲痛的泪海/而是一片明媚的春天/这里不是一个绝望的深渊/而是一座飞起的高峰！”

这是一个叫史祥的年轻犯人写的长诗《北墅赋》中的几句。

我们参观了探视室、禁闭室和犯室。

犯室是劳改犯人的宿舍。无论进哪个犯室，我们都看到净亮透明的玻璃窗、方正的被垛，床单、枕巾清洁平整，餐具和洗漱用具摆放得井井有条。看后立即会有一种清亮、整洁、舒畅之感。

湖南作家古华提出要求，想和犯人交谈交谈。

在兴建“犯室楼”的施工现场，干部们叫出一个青年犯人刘春。

“你多大年纪了？”天津作家航鹰问。

“二十九岁。”

“因为什么到这里？”

“我……偷盗……”

交谈是在一座新楼的门厅里进行的。刘春穿着被汗水浸透的小背心和白布裤衩，局促不安。虽然已从紧张忙碌的施工现场来到“过堂风”挺畅快的门厅，但仍然汗流不止。他想去换身衣服，被大家劝阻住了。四川青年作家雁宁给他端来了椅子。在交谈中我们知道，他因父母早亡，待业在家，开始行窃，被判四年劳改。在去年，他感到自己年龄已不小，却仍无一技之长，便报名参加了劳改队内举办的“瓦工学习班”。三个月后，他便能熟练地“跑大墙”、“抱角”。经考核被评为“四级瓦工”。现在，他是瓦工二组的组长，并使二组成为施工队中的一支劲旅。

北京青年作家晓剑问：“业余时间怎么过？”

他说，每星期六、日晚上能看电视，其它几天学习、讨论。

他那质朴的外貌和坦白的言辞，还有他那不断流淌的汗水，给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重案犯五队的一间备有电视机和挂在墙上的出自犯人手笔的油画、书法的房间里。我们见到了一个强奸女学生的教师、一个犯了流氓、盗窃罪的干部子弟，和曾在报刊杂志、电台中报道过的戚祖胜，他是“二进宫”了。

那个二十九岁的教师利用职权奸污猥亵女学生，被判十五年徒刑。他全家都是从事党的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谈吐之间，他对自己辱没人民教师的称号很感痛心。这个犯人很善于辞令，诚恳地表述了自己的悔罪心情。他妻子已经和他离了婚，五岁的孩子跟妈妈走了。他低着头说：“我对不起她。我们从小就一块长大，同班学习。她是个很要脸面的人，一直没来看过我。离婚了，当然更不会来了。”已被关押三年左右了，他的父母只来看过他一次。

《北墅劳改报》第四版是文艺版，专刊登犯人自己写的诗歌和小说。其中有篇题目为《月季花》的小说，写一个曾是教师的犯人，在暴风雨之夜看到监舍外边的月季花被狂风暴雨肆虐摧残，终于跑出去用自己的衣服给它搭了个防雨棚；因为他想起同样一个暴风雨的日子，他放走了所有的同学，只留下一个被同学们称为“月季花”的漂亮姑娘；在空荡荡的校舍里，他摧残了她……写这篇小说的犯人，会不会是他呢？

这是个脸色苍白、眉目清秀的干部子弟。他手中拿着一卷纸，始终坐在屋子中间的小板凳上，听着我们和别的犯人交谈。也许是出于自尊的心理，他不愿露出犯人的光头，便戴了顶蓝色劳动布帽。

他手中的那卷纸上写着诗。在犯人的文艺联欢会上，他的朗诵引起人们强烈的反响。诗人顾工立即表示，要听他朗诵。

诗中叙述他白发苍苍的父亲，在枪林弹雨中度过了大半生的戎马生涯，在他的晚年，一辈子没落过泪的老军人，却面对不肖子孙流下苍老的泪水……在诗中，他说他对不起他的爸爸和革命先烈。

天很热。他站在屋子中间。由于朗诵得十分卖劲，汗水浸透他那厚厚的蓝号服。一滴滴汗水还顺着脸颊流到下巴上，又一滴滴落到地上。他穿着黑塑料凉鞋的大脚拇指上还残留着紫色的血迹。大概是干活时碰伤的。他改造得肯定相当认真。

“我因偷了自行车发案，对厂保卫科同时交代了两个罪行：曾偷过一块手表；在未婚前和一个女工鬼混。厂保卫科原说：坦白从宽，但却把我送到公安局，被判七年。”

因为坦白，却将使他在劳改队中度过七年青春！作家们报以同情。甚至在出了这间房时，有人还与管教人员谈到是否对他量刑过重的问题。

“他没谈他们是团伙犯罪，”管教人员说，“他们那伙人把在北京上大学放假回家探亲的一个女学生，以买东西、请客送礼等手段，拉到高粱地里轮奸。因情节卑鄙、手段恶劣，首犯已被处决，另一名从犯被判十五年。”

我们不明白这个干部子弟为什么撒谎，也不明白劳教干部为什么不当面纠正他。

曾长期在监狱中采访，写过报告文学《中国的监狱》的长春作家顾笑言知其奥秘，他说：“犯人一般都有或多或少地减轻自己罪行的心理；而管教人员，一般又决不与犯人正面发生冲突，他们讲究‘冷处理。事情过后再作工作。”

报告文学《爱的暖流》和电视剧《暖流》的男主人公，就是以犯人戚祖胜的真实经历为根据写的。早在1975年至1977年，他诈骗人民币一千一百三十余元，被国法制裁。劳教出来之后，安排他干了临时工。他却乘乱“上访”到北京，并且从骗钱升级到骗人——他骗了个北京姑娘，把她带到威海，领了结婚证书。后来她知道受了骗，但为了挽救他，为了让他感到人间的温暖，这位姑娘决心作出牺牲，和他结了婚。

这桩诈骗使他达到了“诈骗事业”的峰顶——由于这个姑娘高尚的举动，受到社会各方面的注意。一千多元欠款，派出所帮助归还了不少。为了帮其还清债务，北京姑娘在威海勒紧腰带，省吃俭用，担起了全部家庭重务，日夜操劳，还为他生了个聪明灵俐的小女儿。

报告文学和电视剧问世后，戚祖胜先后接待了各省市(包括香港)共计三十九家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的采访和宣传，收到三千四百多封热情洋溢的鼓励信件；收到四百多元现金和物品；省、地团委给他们新成立的家庭送来了录音机和洗衣机。这件事说明了我们的社会多么关心失足青年的改造，但却忽略了对他诈骗姑娘这个行为本身，去作严肃的分析。因而，使戚祖胜因祸得福，他简直飘飘然了！

此刻，他正坐在屋子中间，不断地眨着他那大而无神的眼睛。在听我们问话时，把那个尖尖的下巴耷拉着，微微张开的嘴露出满口黄牙。

他因再度诈骗，又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这次诈骗，简直就是第一次“上访”北京时的故伎重演。所不同的是，那一次，他只骗到手一个北京姑娘；这一次，他除了骗到手一个陕西姑娘，还沿途骗取了四个人的一百九十余元，以及某刊物编辑部开的一封“夫妻探亲”介绍信！不仅如此，他兜里还揣着妻子参加六届人大会议的出席证，冒充起“人大代表”来了！这真使他如虎添翼。他用这些东西拐带那个被骗的女人，以夫妻名义住进旅馆。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由于被旅馆工作人员发现破绽，终于再度落入法网

“你为什么要这么干？”云南作家张昆华问。

他眨着眼睛，沉吟片刻，操着山东口音说：

“我爱人发现我恶习不改，说，‘咱俩就不是一种人，离婚吧。我想，离婚怎么着！你看看，还没离呢，我又带回家来一个(姑娘)！”

他果真跑到陕西去了！要是不出事，他也肯定会带回这个姑娘！

作家陈敦德忍不住痛斥他这种恶劣的行径。

作家蒋子龙则问：“戚祖胜，你说心里话，那些报刊、杂志的记者，对你的采访和宣传，究竟对你起了什么作用？”

戚祖胜又眨着眼睛，沉吟着说：

“说心里话，很不好。”

“怎么不好？”蒋子龙又问。

他两只手各伸出一个食指，比划着说：“他们把一件短短的小事，说成这么长、这么长；又把芝麻大点的事，说得那么大、那么大……这使我……当时……心里……也不很高兴……”

令我们十分震惊的是，他那个妻子抱着五岁的孩子在等他。据说，她本来已提出离婚，但有关部门劝道：这样不利犯人改造，对你也不合适……于是她说：“只要你能改好，我等你一辈子！”戚祖胜掏出妻子和女儿的照片给我们看。那确实是个善良、憨厚的女人。

我们在《北墅劳改报》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与旧我彻底决裂》。文中说：“记得有个名人这样说：错误的东西流进一个人的脑海中，会使无知变得更无知，他的所作所为变得更坏。由于私欲和贪婪盘踞着我的头脑，所以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和关照，并没使我满足，……一次，我又‘借了八十元钱，妻子责备说：咱们刚还上帐，你怎么又这样？难道你要毁掉这个家吗？我哪听进她的话？上班吊儿郎当，工作马马虎虎，终于造成一场严重的生产责任事故，受到记过处分。我一气之下，……流窜外地，诈骗钱财，又以‘人大代表名义与一女人在旅馆鬼混……肮脏和罪恶的昨天象一场恶梦。”

无须再多介绍这件事和这个人了。只上述这些，已足够引起我们很多思考。难道我们不应当记取那种宣传上大嗡大轰带来的弊病吗？

三

把劳改生活丰富地展现出来的《北墅劳改报》的编辑们，竟然也由犯人组成！

编辑部显得挺宽敞。见我们进来，八张办公桌前的编辑们都站起来。这些“知识分子”露出和蔼的微笑。我们让他们坐下来，他们便谦卑地说：“首长来参观，我们不能坐。”

他们过去大都是搞文化宣传工作的。有的是机关或公社宣传干部，有的是教员，还有个戴眼镜的青年在新华书店工作……大都犯的是贪污盗窃和奸污妇女罪。四年以上徒刑的犯人是不许当编辑的。

“在这儿办报好办吗？”古华问。

“我们常常学习法律、刑法、狱规，按党的政策和首长指示办报。经常学习能使我们克服困难。”一个编辑说。

“一般稿都由犯人写吗？”

他点点头。“他们投稿，让各班组的队长集中上来，我们看过之后，去核实采访，然后再编辑加工。有时，在没文化的人身上发现典型事例，我们就帮助代写。”

“这个比例大吗？”

“犯人中，没文化的总是占大多数。”

他们的汗水在这份报上绽出朵朵鲜花。报上刊登着犯人写给张海迪、朱伯儒的信和他们的回信；全国其它省市劳改局组织的犯人改造汇报团来这里的讲演，以及走出劳改队重新作人，并在生活和工作中干出成绩的狱外消息……

从中，我们了解到，劳改队对刑满释放的人的回访工作搞得很好。从这儿出去的犯人，由于改造得好，犯人重犯率不超过百分之二。

一个叫刘新军的农村青年，他因三百二十三元钱犯了罪；三年刑满释放后，他把在劳改期间学到的技能——机电维修，应用到现代化建设中去。他开设了个体机电维修部。几年来，他求师拜友，刻苦自学，掌握了各种电机、变压机、潜水泵、电焊机的维修。如今，他已能借出十个、二十个三百二十三元钱，去帮助群众致富，支持集体福利事业。为让附近几个村的学生有更好的学习条件，他为一所小学购买了二十五吨水泥，保证了校舍工程进度和工程质量。

类似的事例还很多。

参观后走出编辑部，他们还在玻璃窗内向我们招手。若不是窗户上的铁栏杆，我们简直忘了他们是劳改犯人。

四

“我们这里绝对不许打犯人。打犯人的管理人员要受处分的。”陪同参观的孙副支队长说，“这同样是犯法。”

“我们这里的犯人吃得也很好。喏，这不——”董副政委指着一块写着食谱的黑板说。那上边写着：馒头、米饭、肉炒大葱、豆腐烧菠菜、鸡蛋炒西红柿、鸡蛋汤……另一块墙报上，还在专栏上写着夏季饮食卫生注意事项、预防痢疾和其它夏季易患病。

董副政委继续介绍：“就拿三队食堂来说，这个食堂有十二个炊事人员，每天负责几百人的伙食供应，昼夜轮流开饭十一次。为保证不同工种吃菜需要，每顿起码要作四、五样菜。食堂内部分工明确，炊具都用碱水消毒……”

此时，他们有几人正穿着白大褂坐在院中摘菜呢。而刚进这个院时，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外边请来的大师傅！

“既然是劳改队嘛，有改造就有反改造，”张副队长介绍说，“但我们抱有一个信心，就是：绝大多数犯人是可以改造好的。没这个信心是不行的。”他谈到有一小部分犯人，利用工余时间，凑在一起吹牛皮、说些臊的臭的不堪入耳的话；有的还拉扯起团伙拨弄是非，制造谣言，交换案情，鼓动翻案，极个别的正密谋逃窜……，“但总的来讲，我们是信任他们的。”

是的，正是由于一位支队领导说过：“我相信你们”这句话，一个犯人激动得以此话为题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

“‘我相信你们/‘我相信你们/……它象一股温柔的春风/把我童年纯真的梦/从泯灭的边缘唤醒/它象一簇簇跳跃的火焰/烧尽我心中冷漠的荒草/一个金色的理想在烈火中升腾/信任与期望紧紧相连/春风送来无限深情/我们没被抛弃/母亲的爱仍在血管中奔腾……”

天色渐晚，参观只好结束了，但每位参观者都很感动。北墅的干部们真诚地希望我们再来，多住些日子，体验体验他们的生活。我们也十分感谢他们满足我们提出的一切要求。为我们了解中国的劳改队提供的一切方便，感谢《啄木鸟》编辑部组织的这次活动，它扩大了我们的生活视野和活动领域。许多作家将根据编辑部提供的种种方便，去公安战线深入生活，争取早日写出公安战士真切感人的形象，反映这一战线艰苦卓绝而又无比荣光的斗争风貌。

一九八四年八月八日于烟台笔会

分类：散文·杂文 作者：甘铁生 期刊：《啄木鸟》1984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