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随笔〗母亲盏藤

七十年前的山东半岛农村，一个地主用几十斤高粱米就可以买一个穷人家五六岁的女孩子做自己的使唤丫头。在中国，使唤丫头不过是奴隶的另一种称呼而已。想想看，现在一个五六岁的孩子还躺在妈妈的怀里撒娇呢，而那时候却要烧水、做饭、收拾房间、照顾大人了。

我母亲小时候就是这样一位被卖到地主家的使唤丫头，代价是四十公斤高粱，年龄只有六岁。

今年已经七十八岁的母亲是部队的离休干部。她身体还算硬朗，只是脑子有些糊涂了，中午吃的什么饭，到晚上便记不清楚了。但母亲对她幼时的生活经历却记忆犹新。我虽然好奇，而且影影绰绰知道一星半点，只是不便提及，生怕触动母亲那根痛苦和敏感的神经。

1986年我父亲病故后，母亲改变了许多。老人家从不爱说话到嘱咐我们生活起居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我想，这大概是她孤独所致，需要多找人说说话，以排遣心中的寂寞。

机会终于来了。在我多次的请求下，母亲讲述了她小时候的经历。

那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山东省掖县（现在叫莱州市）农村的事情，距今已有七十多年了。

七十多年，对一个人来说，也许就是一生。

我母亲的家在掖县的小尹家村。我姥爷名叫傅喜林，是一个本本分分的农民。他一生娶过两个女人，共有五个孩子。姥爷和他前妻生的儿子排行为老大。他的大名我母亲已经不记得了，只晓得他的乳名叫“石头”。“石头”长大结婚后不久就到黑龙江鸡西做苦工去了，留下他媳妇在婆婆家。那时候叫“闯关东”，许多穷苦的山东人为了填饱肚子或找一条活路，都到东北打工。如今许许多多的东北人，他们的祖籍都在山东省。

前妻死后，我姥爷娶了第二个妻子，也就是我的姥姥。他们生了四个孩子，一男三女。我舅排行老二，名叫傅响菊；我姨是老三，叫傅盏菊，乳名“大”；我母亲是老四，叫傅盏藤，乳名“二”；下面还有一个两岁的妹妹，乳名“小”。除此以外，我姥姥又怀孕了，刚好赶上姥姥的父亲病故，她挺着大肚子带着小要回娘家给父亲送葬。姥爷领着我舅舅在地里干活，我姨和我母亲在家中用麦秸搓草绳。

为了阅读的方便，我省去复杂的辈分关系，以我母亲的称呼为参照系，叙述家庭成员。

因为只有大、二两个女孩子在家，要去送葬的母亲不放心，临走时，她从外面锁上房门。

时值夏季，窗外的天空似锅底，不久，便打起了闪电，雷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紧接着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顷刻间，密密麻麻的雨点从天而降，激烈地摔打在地上如跳珠一般。母亲不在身边，待在茅草房里的大和二惊恐万状，相互搂抱着，缩成一团。

两个小女孩心里害怕极了。门外积水成河，已经漫过门槛流进房间的地板，屋中的老鼠也烦躁不安，在房梁上蹿来蹿去隆隆作响。

惊天的炸雷声和倾盆大雨，也让送葬的母亲十分担心。她惦记着关在家里的两个女儿，葬礼未完便抱着小冒雨跑回来，全身被淋了个透湿。两岁的小被雨水淋病了，发起了高烧。父亲请来村里稍懂医术的乡亲给小看病，然后又背着几十斤高粱徒步去县城换钱买药。几天后回来时，两岁的小已经躺在母亲怀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刚死了父亲，又失去了最小的女儿，再加上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浇湿了身体，不久，极度伤心的母亲也病倒了。这一躺倒就再也没有站起来，直到奄奄一息吐血而死，肚子里还怀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二至今还依稀记得，她用棉花蘸着清水擦洗母亲（尸体）的脸庞时，那张脸已经肿胀得很大，像一轮惨白的圆月，高高地挂在夜空，也永远地挂在二的心里。

当时二只有四岁，对母亲的记忆还很模糊，印象最深的不过有两次。一次是扎耳朵眼儿。女人总是爱美的，这大概也是女人的天性，再穷的女人也会打扮自己。母亲把二抱在怀里，用高粱秸在二的耳垂上反复地搓揉，待二感觉耳朵麻木时，母亲用钢针猛地刺进去，二没有感觉到疼，耳垂已经被穿透了。然后，母亲在针孔内留下一根红线。另一次是母亲教二给缝衣服的线头打结。二觉得很好玩，这种接线头的方法使缝纫用的棉线连接点牢固结实，直到近八十岁的今天仍然记忆犹新。

这两件事情，构成了二对母亲记忆的全部内容。

母亲死后，“石头”媳妇的娘家人调唆她和公公傅喜林分家单过。因为她不愿意背负生活上既要照顾公公、小叔子，还要照顾两个小姑子的沉重包袱。公公为了这个家的完整，没有同意分家。

“石头”媳妇蓄意找碴儿闹事，故意将家里唯一腌咸菜的大缸打破。起初，父亲再三忍让，并没有责怪她，可她得寸进尺，接二连三地损坏家里的其他用具。父亲气不过，便动手打了“石头”媳妇，这正中了她的诡计。“石头”媳妇趁人多时，大喊大叫说公公欺负她，便跳入枯水井中“寻死”。乡亲们下去救她，她不上来，偏要她公公下去。没办法，父亲跳入井中救她上来，她在公公身上又咬又掐。父亲身上的皮肤到处是牙印和创口，青一块紫一块。

矛盾激化导致不得不分家。

分家以后，父亲一个人又要种地，又要照顾家，三个孩子最大的八岁，最小的四岁。疲于奔命的父亲整日焦头烂额不得安宁，便下决心处理这三个孩子。

二的母亲活着时，有勤劳细致的母亲操持，家境还算过得去。他们有自己盖的三间茅草房和两分土地，除了种田以外，一家人还能做一点豆腐、包些粽子（芦苇叶包着有黏性的小黄米）卖。母亲一死，儿媳妇闹着分家，好端端的家便顷刻瓦解。

为了减轻生活负担，父亲要八岁的儿子傅响菊带着妹妹大外出讨饭。二觉得好奇，也要跟着他们去讨饭，曾经被狗惊吓过。后来二回忆说，讨饭也要懂规矩，大户人家的院门若关着，讨饭的人是不能上前敲门的，只能站在门外不声不响地等候。当大宅门打开时，他们兄妹才能站在大院门口，怯生生地叫着：“大伯、大婶，可怜可怜俺吧，给点儿吃的东西吧！”

同村的一位乡亲闯关东从黑龙江回来，告诉父亲“石头”不但在黑龙江的鸡西立住了脚，而且还找到了一份卖苦力的差事，挣几个钱能够养活自己。父亲动了心思。他托那个闯关东的乡亲把儿子傅响菊带到鸡西，让“石头”哥哥领着，总比在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要强。同时，父亲决定托乡亲把大和二送给别人家收养，再准备把草房和土地卖掉，打算也去鸡西找儿子“石头”。

二年纪小，成了最先要卖掉的孩子。村里的一个乡亲传过话来，说他在掖县的驿道镇找了一个大户人家。那家人要招一个使唤丫头伺候瘫痪病人，岁数小一点也没关系，先试用一段时间，就当是亲戚一样走动。

父亲爽快地答应了。不久，驿道镇的大户人家派人来接二。

那一天晌午，大和二正在地里收麦子，见地头有几个人在招呼她们回家。二不知是怎么回事，觉得好玩。可大感觉不对，却又不好说什么，因为这是父亲事先的安排。到了家，见父亲翻箱倒柜找出母亲当年结婚的嫁妆，挑了一件新衣裳给二穿上。

那是一件粗布做的衣服，大红的颜色还很鲜艳，母亲生前一直舍不得穿。二还清楚地记得穿上它时，好像闻到了母亲那熟悉的气息，衣服的下摆遮到二的膝盖，两只长长的袖子甩来甩去。嫂子（“石头”媳妇）提前给二做了一双新鞋，也拿来给二穿上。

二要被“驿道”的人带走，许多乡亲都出来看热闹，说傅家的人把闺女卖了。二仍不知是怎么回事，穿着新衣服、新鞋在地上来回地走，觉得新奇好玩。忽然，大哭着叫了一声：“二！”

二一回头，见父亲和姐姐都在注视着自己，两个人的眼圈都红红的。二这才发觉事情不妙，却不知怎么回事。

大顾不得父亲的嘱托，首先大哭起来。二见状跑过来和姐姐抱在一起号啕大哭，表示哪里也不去。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二终于被“驿道”的人带走了。

驿道的大户人家叫李澜方，拥有上千亩土地和一个极大的四合院，院里有二十多间大瓦房。二只住过窄小的茅草屋，从没有见过如此气派的砖瓦房。

李澜方本人在烟台做买卖，不常回家。他家里有一个大老婆，因为不生育，平时在娘家居住。另有一个小老婆常住，还有已经瘫痪多年的李澜方的母亲。二被他们带来，就是为了照顾这个瘫痪的病人，给她喂饭喂药，端屎端尿，烧水做饭洗衣服，还要养鸡养猪，给病人点烟袋锅子，磕烟灰。

为了试验新来的使唤丫头是否记仇，李澜方的小老婆故意找碴儿用板凳狠狠打了二。二年幼无知，哪里懂得记仇，疼过哭过也就忘记了。她们觉得这个小丫头干活时手脚还算利索。

李澜方的小老婆叫李杨氏，个子不高，人也瘦小，有心计且刁蛮。六岁的二每天要干不少的活计，小小的年纪特别辛苦，却很少见到李杨氏的笑脸。

两年后，二的父亲到驿道来看二，被李杨氏堵在门外不许见。

父亲说：“我闺女又没有正式卖给你们家，你们当初也说是‘当亲戚一样来回走动，现在为什么不让我见闺女？”

李杨氏说：“不行就是不行，一见面这丫头就跟着你跑了。”

父亲说：“我不会让二跟我走的。我大老远地来一趟不容易，走了整整一天的路，你们总得让我看闺女一眼。”

李杨氏说什么也不答应。父亲便和她吵起来。二在屋里听到父亲说话的声音，心急如焚，但又知道李杨氏的凶狠，不敢出来见父亲。时间长了，二尿憋得厉害。平时她在院里的厕所小便，厕所和猪圈相连。现在院里有人，二只好悄悄溜出来想绕道去猪圈，结果被李杨氏发现，大喊道：“不好了，这丫头要跑。”便一把将二抓住，并狠劲掐她，二疼得直叫唤。

这时，李家大院围了许多人看热闹，他们当然不会向着外乡人的父亲，推推搡搡把他撵走。父亲不服，李杨氏后来给了父亲四十公斤高粱米，就算是把二正式卖给李家当丫头了，却始终没让父亲见到二。

不久，李澜方瘫痪在床的母亲病死，李杨氏生了孩子，二又要照顾这个刚出生的婴儿。李杨氏逼着二管她叫“妈”，还把二原来的傅姓改成李姓。

有一天夜晚，狂风大作，下起了暴雨，风雨把窗户刮得乒乓乱响。李杨氏要二出去把窗外的木板关上顶好。二个子小，得搬凳子站在上面才能够着窗户。当时风很大，木板关上了，又给吹开。二找不到木棍，也关不住窗户，便回到家里，谁知被李杨氏一脚给踢了出来，并吼道：“窗户关不好别回来睡觉！”二只好再爬上窗台，用自己的身体顶住木板，整整站了一夜。

李家的土地多，农忙时种不过来，总要临时雇短工。有时一天要雇十多个人，这些人的饭，都由二一个人来做。她每天晚上要把锅灰掏出来垫猪圈，再往灶里续好柴火，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烧水。灶台上下忙里忙外都是二一个人，烟熏火燎，常常红肿着眼睛。

在烟台做生意的李澜方回来了，李杨氏告诉他买了一个使唤丫头。李澜方说带过来看看，二特别胆小怕事，胆战心惊怕见生人。李澜方见了以后，只是感觉年龄太小了，并说这丫头的眼睛怎么是红肿的，别是有什么病吧。

整天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大地主李澜方，怎能体会到二奴隶般的生活待遇？

二在李家当使唤丫头，从六岁熬到十六岁。这十年里，除了那次父亲来李杨氏不许见面外，还有一次是二的姐姐大来看她。

大也是偷着来的，到驿道东打听西打听，终于找到李家大院。大战战兢兢、蹑手蹑脚地来到院门口，向里面张望，什么也看不见。她在门口守着，心想说不定二会从房间里出来。

鬼使神差，做好午饭的二要送饭到田间地头给长工们吃，在大院门口与大撞个满怀。

大悄声喊道：“二，二，俺是你姐！”

二一愣，马上认出姐姐。这是真的吗？她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姐妹俩抱在一起，涕泗滂沱。

二见到姐姐特别高兴，可是马上想到上次父亲来看她，让李杨氏把自己痛打一顿，就说：“你怎么来了？我‘妈看见又要打我，你赶紧走吧。”可是姐姐舍不得离开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妹妹，妹妹也舍不得离开姐姐，姐妹相见难舍难分。

因为害怕，二哽咽着回了屋。大却在大门外站着不走，还要躲着不让李杨氏的家人看见。二眼泪汪汪的，被住在李澜方家的长工李洪林看到。

李洪林五十岁左右，和傅喜林年纪一般大，有妻子和儿子。李洪林因为生活困难便来到李澜方家当长工。他以为二又挨打了，便关心地询问是怎么回事。二把姐姐来看她但躲在门口不敢见的情形告诉他。李洪林便想出一个办法，说下午去碾房碾麦子，约好你们姐妹在那里见面，我出去告诉你姐。

下午在碾房里，姐妹俩见面再次抱头痛哭。二才知道姐姐大也让父亲卖给人家做童养媳，父亲傅喜林已经把草房和两分地都卖了，用作路费，去黑龙江鸡西找“石头”去了。

这次大和二见面仅有十几分钟，因害怕李杨氏找来，大便匆匆离开了。

1946年，驿道成为解放区，共产党搞土地改革，贫苦农民翻身得解放，李杨氏如惊弓之鸟早已跑到烟台躲避。

李家的房子和土地被乡公所没收，分给了穷苦的农民。李家大院靠北的五间大瓦房，东边两间分给二，西边两间分给李洪林，中间是共用的一个厨房，里面有两个灶台。大院内的五间南房成了乡公所办公的地方。

在土改前，李澜方病故，李杨氏与李澜方的大老婆争夺遗产。每次法院开庭时，李杨氏都要带着孩子（刚出生不久的婴儿）接受调查，二就跟着一同侍候大人和孩子。李杨氏逃到烟台以后，曾托人捎信给二，说她病了，让二去烟台照顾她。二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

当时，有一个参加过八路军的女兵复员回家，结婚后又离婚，是个夜校的文化教员。她常到乡公所找干部谈话。有一天很晚了，她回不去，又没有地方住宿，二就让她到自己的房间住宿，两个人就熟悉起来。二把去烟台的事情告诉她，她很警觉，担心李杨氏会把二卖到窑子里当妓女。她说那些富贵人家的人心肠都是黑的，要二提高警惕，最好别去。二最终接受了她的忠告。这个大姐因为当过兵，知道共产党的部队很有前途，就劝二参加解放军。

1948年春天，不到十七岁的二真的参加了解放军。她穿上了军装，办完手续，就去找姐姐大告别。

从小就失去父母关爱、脱离家庭的二，找到了革命部队的大家庭。从此以后，二获得了新生。

二还随着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抗美援朝和建国后部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成为一名军医，后来安家在北京。

苦命的二、小小的盏藤，我的母亲，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

大，我的姨妈傅盏菊，也参加了工作，现已退休，如今已经八十一岁。

傅响菊，我的舅舅，20世纪50年代公派援助蒙古经济建设时因公牺牲。

傅喜林，我的姥爷，不知所终。

“石头”和他妻子，我的舅舅、舅妈，也不知所终。

分类：散文随笔 作者：张 明 期刊：《啄木鸟》2009年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