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位日本同学从东京来访。许久没见,我一开口,不知为何,竟先问起了代田老师的近况。友人迟疑了一下,说老师已经去世了。虽说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但听到时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代田老师不是我的指导老师,但在某些意义上来说,却是给我最大鼓励的一位老师。然而我回国以后,却始终与他疏于联系,潜意识中,也许就是害怕会得到噩耗,带着某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只要不联系、不知道消息,就可以当老师依然健在,毕竟日本医疗水平那么高……但其实,心里多少已经猜到了这个结果,只是不想去面对而已。
代田智明老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尤其在鲁迅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也曾来中国任教。在日本,研究中国文学是坐冷板凳的活儿,代田老师却一坐几十年。也是在他身上,我第一次感受到一位学人对自己专业的热爱和自信,以及宠辱不惊的淡定。这多半和他研究鲁迅有关,总觉得老师身上也有一股与鲁迅相似的狷介和孤傲,同时又有对晚辈的热心和亲切,这也是最让我感激和怀念的。
二
当年选了代田老师的课,多少有些阴差阳错的缘分。
为了凑够学分,我把整个学院关于东亚的课程都筛了一遍,选了几门试听。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定标准,就是看看是否能把握内容,和任课老师是否投缘。代田老师的课在8号馆的一个小教室里上,听课的也就稀稀拉拉几个学生。后来我算了下,第一学期正式选课的只有3个人,加上两个固定旁听的中国学生,一共5个人。到了上课时间,代田老师推门走进来,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街头巷尾常见的日本大叔的模样,稍微无礼一些说,多少还有些落魄和不修边幅的感觉,脸上、手上脱皮挺严重,整个人也不是很有精神。后来听他的学生说,老师刚做完手术不久,状态不是很好,其实在家休息就行,但不知为何就是喜欢来学校上课—后来我想,大概是在课堂上和学生在一起,会让他更有充满生命力的感觉。
清点了一下人数,大概也是意料之中,他就俨然一副认定我们这些家伙必然会选他的课的架势,开始安排进度。当时我虽然对老师完全不了解,但一方面觉得选课的人太少,有点儿同情这位老先生;另一方面,也是在他身上感受到某种亲近感—不是和蔼可亲的亲近,而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似乎这位老师身上有一种吸引我的东西,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不是中文系出身,我对文学的文本分析等内容其实并无多大兴趣。也许是从竹内好开始,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少是抱着某种立场和追求在做研究,因此和思想史研究有一定联系,所以我从代田老师的课上收获了不少新知识,也重新阅读了一些中国现代文学的名篇,除了鲁迅之外,还有汪曾祺、沈从文,等等。
主题演讲是自由的,只是因为人数太少,每个人至少要做两次主题演讲。后来我就想偷个懒,找了篇以前写的分析《藤野先生》的文章,问老师能不能用中文论文替代。说完,我看到代田老师眼睛一亮,这似乎也是这学期上课以来,第一次看到老师有点儿“起劲儿”的样子,我顿时有种忐忑感。
按照慣例,课前要由做演讲的学生把讲义材料打印好相应的份数带到课堂上,再发给所有选课的同学。那天我提前带着打印稿去上课时,却发现代田老师自己早已打印了一份带来—这也是开课以来的第一次。不仅如此,他还准备了一沓参考材料分发给我们,指出我的论文中的缺漏之处,显然也是事先准备好的。他的举动把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更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但与其说是“指错”,倒不如说是“辩解”,主要是针对我在论文中写到的,鲁迅留学日本时期,所遇到的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问题,以及包括藤野先生在内的对中国人保有善意的日本人,也无法理解的中国留学生自身的“屈辱感”心理。代田老师再三想说明的是,即使在那个时代,也不是所有日本人都歧视中国人,也有很多人表示出了尊重和理解。有些尊重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依稀记得一个材料是举了鲁迅一篇文章里提到的,到日本某处旅游住宿,店主知道他是中国人后,非要给换到昂贵的上房招待,反而把他“吓跑”的例子。另一个是举了增田涉等人的文章引段,说明也有日本人能理解中国人感受到的“屈辱感”,并对之做出反省,等等。因为材料没有带在身边,老师只能凭印象还原。但是比起材料本身,我印象更深刻的是代田老师的态度,似乎是他这个日本老师在我这个中国学生面前辩解,希望我们明白“日本人并不都是这样”。我心里是感激的,尤其是在这么短的一周时间内,老师拖着病体去找了这么多原始资料。而且我能感觉到,老师在做这些事情时是快乐的,那种挠到痒处终于有机会大展身手的“孩子气”的快乐,大概是每个真心做学问的人必不可少的东西。而这个小小的“刺激”也调动了他身上最有活力的一面,也让我有幸依稀看到老师盛年时的几分风采。
但最令我意外的,是代田老师问我要不要把这篇文章翻译成日文,他可以找期刊发表。我有些为难地表示,上万字的文章翻译起来很麻烦,而且我这个半吊子的日语写作水平肯定会有很多语法错误。老师说没关系,他会帮我修订。但我实在太懒,当初写时原本也无意当成成果发表—当时我没有继续做学术的打算,也不知道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是多么难得的机会,所以没有完全体会到老师提携的心意,最后拖了半年,不了了之。但是这份盛情我是感激的,也是惭愧的,更是铭刻在心的,在今天,也因此更多了一份对他的想念。
三
第二学期,我又选了代田老师的课。这一次,也不知吹了哪门子的风,第一堂课来试听的学生居然有十几个,把代田老师吓了一跳,还特地看了下门牌号,说以为走错门了,开这门课以来从未见过这么多人。不过他又略带自嘲地说:“渐渐会少下去的。”果不其然,两周试听课结束后,人少了一半,不过好歹剩下了七八个人,比起上学期多了近一倍,算是蔚为昌盛了。代田老师颇为高兴,也可能是这一段时间身体状况相对稳定一些,这学期他以“近现代日本人的中国描写”为中心,带我们一起读了竹内好、武田泰淳、堀田善卫、尾崎秀实等一批我熟悉或不熟悉的作者的文章。
代田老师爱憎分明的有趣个性,也常在课下和我们的闲聊中体现出来。有一次,不知为何聊到日本社会现状的沉闷、封闭,老师认为是因为国民构成过于单一,社会成员的思维方式过于趋同,找不到出口。我随口一说:“那岂不是应该引入移民?”没想到老师眼睛一亮,说:“对、对,就是应该引入移民。”然后开始谈了加藤周一的“杂交种”文化论,顺便向我推荐了《羊之歌》,遗憾的是该书中文版出版时老师已经仙逝了。
代田老师是土生土长的东京人,頗有些“江户仔”的洒脱不羁。第一学期课上到一半,有位同学期满要回国,老师就宣布下一堂课改成“东京半日游”,为这位同学送行。定下了路线,我们先是去深川的江户民俗博物馆,然后去清澄白河的庭园,晚上逛了浅草寺,吃了大阪烧,行程满满。我们都担心老师身体吃不消,连老师的夫人也特地出动来“护驾”,但还好没出什么事。
代田夫人是一位身材娇小、朴素温婉的阿姨,和老师是大学同学,后来做了教中文的老师,中文口语说得比丈夫还好,对学生也非常亲切。当时我也挺好奇,因为来东京大学以后已经听说好几位老师都是和自己同学结婚,我觉得很是浪漫。夫人却说其实是倒过来的,不是东大男生喜欢找东大女生,而是东大女生很难嫁出去,往往只能校内“消化”,所以和同学结婚的比例很高。说起来,“东大女子”的低婚率,如今也是日本社会的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现状似乎也没有多少改善。不过话说回来,我看到的几位同窗伉俪感情都很好,代田老师两口子也是如此,而且夫妻间的平等感也比日本社会的普遍水平要高不少,大概也有是同学关系的缘故。
另一方面,我在代田夫人身上也见识到了日本女性细腻和爱美的天性。有一个细节,大家一起去清澄庭院逛时,正值深秋,槭树落叶遍地,夫人很自然地拾起一片树叶,夹进随身带的小本子中当书签,这个细微却很优雅的举动让其他几个女生纷纷效仿。那天两位老师心情都很好,尤其是代田先生兴致很高,夫人还打趣说,能带这么多年轻姑娘到处逛,也够他得意的,这是他生病以来少有的如此高兴的样子。我想这是真的。但也在那一刻,我产生一种对快乐转瞬即逝的“物哀”心情,也许是或多或少隐约感觉到,这是老师所剩无几的快乐时光之一。我隐藏着不安,希望这种感觉是错误的。
四
回想起来,我和代田老师相处的时间其实并不长,但他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老师之一。他狷介的个性,对学术研究的纯粹和认真,还有对中国的感情和对中国学生的亲切都让我感念。在中文世界里,他的学生、和他有过交往的学者有很多,很多人比我更有资格写关于他的文章。但即使如此,我所看到的和留在我记忆中的老师是独一无二、没有其他人可以替代的。写下这些文字,是想念,也是希望能以另一种形式在中文世界里留下关于他的印记。想象着,也许在黑暗的另一边,他可以和那些神交已久的研究对象开怀畅谈,谈他所爱的中国的过去和现在。这种想象让我稍感欣慰,又有几分复杂心情,不知道未来的我们会交给他们怎样的答卷。
分类:生活情感 作者:薛倩 期刊:《读者·原创版》202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