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对我说,杉杉,你现在变得太冷漠了,就像个陌生人。她的语气里混有一点儿失望,但更多的是在对我进行一个总结,这句话在她,并不是用于交流。此时我们正坐在医院的急诊室外头,里面不时传来的呻吟声都没能影响她的思考和判断。按理说,她已经认定了是这样,我完全不必辩驳;但我们身边,还坐着我的姑姑,这不是一个可以随意不理母亲的场合,于是我拿出同等的力度,一字一句地回答:我是在想怎么办。
母亲没有再继续说什么了,我猜她此时心里也慌乱。毕竟,我们几个虽然都是女人,但对于流产的认知,无非是市级频道里的本地广告,无痛三分钟,还没开始就结束了。可是现在,我们货真价实地赶上了一场二次进行的人流手术,既不是开始,也不知道会何时结束。在里面的人我们不认识,而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合适立场的人,却迟迟没赶到。
圩岩地方小,我们整个家族分别住在三条街上,亲戚间根据某种潜在的规律,相互形成小的交好阵营。在我家,更为瞩目的,也跟各家都较好的是哥哥,我则从小冠着一个“不爱说话,心里有主意”的名头长大,当然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他们认为我有主意。
母亲和自己娘家的姐弟都不亲,反而跟父亲的二姐也就是我的二姑,在婚后的第二年就成了至交。二姑传闻中克夫,她死过两任丈夫。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哥哥被留在那一边,她们的情谊更加有一种相惜味道,经常在周末约着去弄头发、逛商场,在廉价的小饭馆里摆拍对方和美食。今天这事,父亲家是必须要有人出面的,但又不便影响爷爷奶奶,二姑义不容辞。
在出发来医院的路上,母亲叮嘱了我很多事,但反复说的是,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看你哥的笑话了。这真是个笑话,谁打算看他的笑话,我对他一点都不感兴趣。其实我和我哥不怎么熟悉,上初中的时候我们就分开住了,不过还在同一所学校,我读初一,他当时马上要中考,和初恋女友每天吵架,我得到的最后的八卦消息就是,他决定为那女孩考砸一科,以便两人能够顺利上同一所高中。
我哥在学习上是那种老师很喜欢的标准的理科男孩,他的眉眼更像父亲,因此并不丑。可他被我母亲打扮得——穿看不出牌子的运动鞋,校服里露一点黑或灰的运动T恤,戴着放在四十岁银行职员脸上也不违和的铁丝眼镜。他就是那种人,是我觉得学校里最土的那种。他这句豪言寒酸可笑,我也觉得土。听说高中之后两个人分手了,原因是那个女孩的家长听说了这段堪称壮烈的恋情,调查背景,然后要求她离单亲家庭的孩子远一点,特别是我哥这种——这个“特别”,这个“这种”,应该是在暗指我爸,舞蹈团团长,下海失败,不学无术,每天在家熬到半夜,钻研酒精和尼古丁的艺术。母亲很讲体面,不会指摘从前的不好。这些话,当然也不是她告诉我的,但我还是知道了。这些年,母亲唯一一次同时主动提起了父亲和哥哥,就是今天,三个小时前。她把我叫醒,她說,起来,你哥哥女朋友出现流产后遗症了,你爸没法去,你跟我去趟医院。
我说,为什么?
她说,我也不清楚,先跟我去医院。
我说,我不是问事,我是问为什么是咱们去。
母亲没回答,只是自己先去门口换好了鞋,又把我的凉鞋从柜子底层拖出来,回头看着我。上了出租车之后我依然觉得很恍惚,母亲则跟二姑约定好集合地点。
二姑说,确定要流产之后,那个女孩不敢找正规医院,就去私人诊所流,结果没流干净,又有术后感染,现在要重新刮宫。我被那几个动词说得小腹幻痛,我说我们来干什么?当时我们已经走到急诊室了,没看见我哥,我还在想他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能不能认出来。二姑说,把人家女孩子弄成这样,我们肯定是要负责的,现在就等他们来了。
等谁来呢?我不知道哥哥在哪里,我问母亲,她不吱声。而我爸当然没法来,又或者不想来,我觉得很正常,他就不是能处理这种事的人,来了也是白来。那女孩的父母,是不是也还不知道他们的女儿正在经历什么?手术室里的声音让我很紧张,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为什么我和我的母亲,我们生活得爽爽利利风平浪静,现在突然要被叫过来,平白地在这儿遭受这种钻心的联想?
我说,我们不能联系个有立场的人吗?咱们俩算怎么回事。母亲立刻瞪我一眼,说大小也要来盯着,现在没有人。二姑说,是啊,我这不是也来了。这句话听得我直想翻白眼,知道她俩是患难姐妹,但是也不必在此刻,突然有了积淀十几年的血脉之情似的。是,血浓于水不假,可是血当然浓于水,凡事需要强调,就是到了心虚的时候。
手术室里突然安静了。可是那盏灯并没有灭掉,这像是倒数第二集演到了末,片尾曲无声展开,悬念徐徐勒紧我们三个的脖子。夜色远在天边,有那么一点儿前进的意思。
我觉得我必须找到一点儿线索,才能走向结局,于是我盯紧了母亲,果然在几分钟后,她低头回了什么微信。我大胆直接地推论道,我哥为什么不来,是■了吗?
母亲猛地把手机放下了。她说,他,他现在有要紧的事——他来有什么用,这里一团糟,他来了万一跟人家父母打起来怎么办?二姑立刻看出我沉了脸,替母亲补救道,杉杉,你哥那人你还不知道,这种事,总得有个长辈坐镇。
我突然就觉得疲惫了。母亲也不自觉地垂了声音,她说,唉,这谁能想到呢。我把头靠在墙上,主动求和地说,是啊,他为什么会干出这种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句话,实在没什么疑问的意思,这使得它本身更成为一个笃定的问句,不需要答案的那种,母亲又尖锐起来了,我不睁开眼也知道她正盯着我,她说,你什么意思,你为什么又要说这种话?
我也不知道她把我这句话和哪一句并列了,连通了,总之她就喜欢误解,她说出口的事,都是她的判断,她也不需要我的辩解,偶尔我回应,只是给她台阶。我就不再理她,等我们彼此这一股火自动消下去。有个护士从门里匆匆出来了,我们三人全被她引得站起身来,母亲问,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护士眼睛都不抬一下,一边往前走一边远远地把话往身后扔,说还没结束。我说,为什么没声音了?她没再回答我,可能也没有听到。她也没有再返回来。
天色越来越暗,走廊里闷热不减,那手术室的指示灯兀自亮着,门缝里流泻出来的空调冷气,像是在透露什么坏秘密,似乎另成了一个世界。我说,为什么哥哥还不来啊,总要来看一下吧。
两个成年人谁也没回答我。她们各自在思考什么,我在空气里也没看到她们有什么神志上的交流。这样的局面,其实我在初二之前,父母还没离婚的时候,经历过不少次。但那时的主角是父亲母亲,两个人在沙发上和椅子上相对而坐,应该是为了进行一些尽头的谈判,但大部分时候,他们沉默得如同老电影的截图。
关于父亲最后的面孔,其实已经很模糊了,圩岩那么小,可是后来我再没见过我的父亲。我也经常会觉得,父亲还不如二姑扛事,二姑至少还帮母亲一起去她单位帮她出过一回气。但我一直对父亲跳舞这件事有很深的印象,那已经是一张年轻得像上色照片的脸了,眉目英俊,他跳现代舞,做一些力量感十足的动作,身上没有一点儿赘肉,在我家的穿衣镜面前定格,亮相,透过镜子看躺在床上的我。他在对我展示一个父亲身份之外的英俊乃至美丽,而我,我当时大概只有两岁。
镜子里的小孩只会趴在床上傻笑,我不知道她是怎么记住这件事,再变成我,塞进我的脑子里的。每当我想起父母的婚姻,我就会想到这件事。我想,如果婚姻的起点是父亲的翩翩姿骨,那我是可以原谅母亲的走眼的,这恐怕是我记得此事的唯一意义。当然,她不需要我的原谅。就像她在生了哥哥之后又想生下我,也不需要跟我打商量。
今天的事,或许也源自我哥哥某一瞬间的魅力,尽管我印象中的他是那么的老土、寒酸,但他是父亲的儿子,他们必有相似之处。这丝缕的魅力,放在整块布上什么也不是,可是扯落下来,也许能让人联想它生前依附的华美。然后这种联想,在那个女孩的心中无限地变大、膨胀,这些虚虚实实的爱意最终让她的下体变得湿润,畅通无阻,又在子宫里凝成一块可以延续的魅力。如果那个孩子十月见世,那么这世界上的一些评判标准或许能够肯定这一点,比如会有人告诉她,或者她的父母:这男孩/女孩真漂亮,他/她长得和他/她父亲真像。
如果是那样的结局,当然过程里女孩也会痛上很久,而且麻药也不顶用,但如果是那样的结局,说不定他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且因为幸福是突然来得,解决问题就会构成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忙着改造自己,接受新的生活模式,就不会有太多时间去审视感情了。或者,等到他们想起这一码事的时候,感情都已经可以被关系所替代了,他们的事都会牢不可摧,规律循环。
我想到这里,窗外已经长出了星星。依然没有人来,不管是哥哥,还是女孩家的任何人。整个走廊也渐渐安静下来。我问,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好一点的医院做?
二姑说,我不知道。
母亲也说,我不知道。不过,她说得不太一样,旋即她就用手捂住了脸。她说,我才知道。我又问,那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来?这下她们都没再说话。我觉得很尴尬,我想赶快结束掉这种可疑的接近自责的气氛,我说,我怎么想起一句话来,这难道是,无知者无畏吗?
这下气氛变得更尴尬了。母亲说,杉杉,你現在长大了,为什么这么冷漠?
她今天第二次问我了。我不能够接受她这样反复给我敲打同一个罪名,我说,你指什么?我打算做一场有耐力的辩论,她却说,我有时候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我说,挺正常的,现在我哥走到我对面,我也未必认得他。
二姑说,杉杉少说两句。我们要不想想办法,先联系个谁来吧。
我说,联系谁,不用想办法,大家都有微信,都有电话。
二姑说,是,我知道,但是叫谁来呢?
我说,看来该来的人是叫不来的。
二姑说,是,我知道,那你说怎么办?
我非常不想继续这个对话了,我想说你知道什么你知道,哏都让你捧了,坏主意却要留给我出。但是母亲看上去很崩溃,如果我继续装聋作哑,就要坐实冷漠的罪名,无奈之下,我说,那就想办法,其实也不用想——你现在给我哥打电话,叫他过来结手术费,这个不是我们该管的。
电话如我所想地结束了,关于我哥的态度,二姑没有透露,只说一会儿。我对这个“一会儿”的容量不做推测,只是觉得很累。在我往常的生活里,家族中的男性已经被割除出去了,如今回头重看,我只觉得麻烦。二姑背对我们,抬头发愣,又似乎是在专心地读着医院墙上的夏季饮食调理食谱。母亲继续垂着头,她的脖颈很长,像试图把脑袋埋进翅膀里的鸟类。但她没有翅膀,半旧的连衣裙在身体上噙着汗,她是一只困倦的、光秃的母鸭。我忍不住拍了拍她。可是母亲就在这一刻回了魂,凶气毕露。她说,我来的时候跟你说什么来着?别看你哥的笑话,结果你连这都没做到。
我说,我才没有看他笑话,你看见我笑了?
她说,你面上不笑,心里在冷笑,我听见了。你就是这样,杉杉,人家是皮笑肉不笑,你是皮不笑心里笑,你总是在嘲讽别人,以为就你自己主意拿得稳。你觉得别人都是活该——
你太冷漠了。她又说了一遍,而我正想要安慰她的话,只好从喉咙里生生咽下去。我犹豫片刻,没有再搬任何台阶给她。这些话太重了,我无法再为母亲留任何余地。最终我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拉我过来做坏人,还要说我冷漠,你想让我说什么呢?
母亲说,你是从来都拿我当外人。你看着这个家里的事,永远都是在嘲讽。
我说,我没有。
她说,你就是觉得我过得根本不好。这话比她的表情来得更快,然而话音未落,她也意识到自己终于不小心讲出了那个存在于所有人心里的概念。母亲不再说话。
很多事,我以为尽忘却了,但在此刻,却很恐怕自己记不得。我的家人也就是我的母亲,这些年便是这样钉在我身体上的,亲情是多么尖锐又深刻的感情关系。我们的家就是这样,整套房子无非是大房间中分出一个小房间,被褥要用旧的改,改完就全然看不出原貌,但也没有多少属于我的气味;卫生间里牙刷毛巾并排放着,我用的少女夜护型卫生巾有二十八厘米长,高高垒起供我度过闷热难熬的青春潮期;她那专门给五十岁以上用的护垫,单薄如两块过期饼干,随手丢在厕所水阀缸子上。她口味清淡,我爱吃酸的,有了话语权之后谁也不会迁就谁的胃,我们就是这样过日子的两个人,两种人。我们是彼此的外人。也正是因为这样,每一个实在找不到理由留校的假期,过得都像逐渐萎缩的阴谋。我和母亲日复一日地对峙、审视,长达六十天,我大学填了我所能离家最远的学校,以便风吹草动都可以构成我不必回去的理由。来的路上我的确在想,若是早知道我回家半月就遭遇这件事,当初就该借口起了疹子之类,留在学校养病。
可是走进医院的时候,我听见母亲轻轻地哽了一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而紧张,一个中年女人的紧张是很狼狈的,因为她是我的母亲,面孔坐态觉得更加熟悉,狼狈也更严重。她此刻不仅狼狈,还很悲伤,或者在别人眼里,那种悲伤的由来会很俗套,但我一路跟着她走进电梯,看着她偷偷打量二姑,我就有了一种想通的力量。我知道她应付不了这两扇铁门展开之后的事情,就像我高二的时候她买了一辆电动车,她不会骑,也没有人能够教她。我告诉她我在学校骑过同学的,带她上街买菜,取了快递。其实我根本没摸过这玩意儿,把手转起来的时候我也很害怕。但是我知道,她自己是应付不了的。
我跟二姑说,给哥哥发微信,问他出发没有。如果十分钟后他没回,你就再发一句,说我和我妈八点半必须要回家,我们有自己的事要处理。窗外偶尔有风吹过,不怀好意。
二姑大概只执行了前一半。她不时看看屏幕,但并沒有把回复念给我听。她只是反复说,再等会儿吧,怎么也该来了,或许现在就在路上了,没办法看手机。
我说,早怎么没想到会这样?为什么不把孩子留下来呢?
这下反而是母亲清醒过来了,她说,当然不能留下来。
我说,为什么不?总比杀人的好,何况现在。我没有继续说下去,我也觉得自己恶毒过了头。
母亲说,当然不能,他们都没有养孩子的能力,这样的家庭是不会幸福的。有了孩子,谁也跑不脱了,你还不懂吗,杉杉?别人不懂你还不懂吗?
有人杀人,就会有人帮他毁尸灭迹,这世上的事不过如此。可如今凶手迟迟懒得露面,我们不相干的人还要想办法帮他逃跑,又赞扬这种正确性,这又是为什么呢?我无法再问母亲了,自行禁言,这让我胸肺疼痛欲裂,我大口喘息着,仿佛经历了什么恶斗。窗外窄窄台阶上的瓷砖,突然被弹打得噼噼啪啪响,空气里漫开泥土的味道。雨水也没有给走廊的闷热带来什么新意,如果为气流的密度上色,我想我们的周围大概会亮得如同白昼。母亲把头靠在墙壁上,坐得挺胸拔背,却像在昂首受难。她说,杉杉,怎么这么闷啊。
二姑终于待不下去了。她说,你们先坐,我现在打车回去找找你哥。我怎么也要把他带过来。说罢,她脚步坚定地走了,每一步都有回音,似乎是借此让我们放心,她绝不是逃离。
母亲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母亲是一个不爱问问题的人。她下判断都很快,比如当年我爸仅仅露了一点影子的事,她认定是出轨了,并且情节严重,立刻开始筹备离婚。我以为故事会像大部分电视剧一样出现撕裂、火爆的桥段,然而短短两个月,一切无声无息地结束了,我也不清楚父亲是否承认,或是拿出了自己的清白证据。家产和人情的平分或许还是简单的,毕竟圩岩地方小,离婚的事情不多,被归为异类,反而使一切矛盾能够自洽。但我和我哥的去向就成了大问题,按照爷爷奶奶的思路,后代当然全应该归在他们家,母亲当然不答应。她大概花了两天来思考这个问题。那两天正好是我的期中考试,出成绩的那一天,她把我和哥哥拉到一起,她说家里商量过了,以后男归男,女归女,哥哥跟着父亲,我跟她离开,搬去旧城区姥姥家留下的一套老家属楼住。那是一片苏联风格的老建筑,妈妈和娘家人关系一般,我小时候只偶尔会去。
其实这跟我当时想的是反的。我在做英语听力的时候,在写数学附加题的时候,我都想过母亲可能会如何通知我这个事实,关于我将要跟着父亲生活。但家长的决定是不能够左右的,一个星期后,母亲借来同事的车,带着我和所有家当驶向市剧团的家属楼。路上,广播里轮播到一首很激荡的英文歌,让迎着夕阳的我和她多少有点壮烈,好像我们是又明媚又勇敢的人。那首歌的歌词以当年我的英文水平足能听懂,女歌手一直在唱:有时候你的出发,甚至是朝着你自己也未知的方向……那首歌叫作Ikeeponlovin'you。很久以后我在大学里再度听到,才查了名字,知道这首歌属于美国乡村音乐,这种风格大多数歌都是那样的,适合一些普通人生活里有仪式感的时刻。
我的生活也在那时起朝着未知的方向出发了。这些事,我本以为都忘记了,原来我都还记得。我原本不是这样的,不喜欢去在意那些细节,否则,我将和母亲矛盾重重。我想我不是刻意记住了,而根本就是耿耿于怀,我始终在想象我的另一种生活可能,并且为它们的覆灭感到悲戚,我无法谅解地爱着母亲,正如她每每看到我,也有逃不脱的从前。可如今她竟然这样无力又尽力地希望她的儿子逃脱。她为什么不帮我呢?
我们终于迎来了这个时刻。头顶的电灯在天空黑透的一个小时后抽搐两下,亮光意兴阑珊,暗淡的一片电流只够打亮我们的眼睛。我看着母亲,我问她,为什么是我呢,那个时候?
她眼中的光扑闪起来,像在发抖。待她终于平静下来的时候,我已经想要放弃追问,她却回答说,我觉得你比你哥成熟,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你一定可以理解我的。
我说,就这样?
她说,还能怎样?很多事,也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我说,你为什么要求我,一个小孩子,像成年人一样陪你生活?你为什么不这样要求我哥?
她说,因为你哥和你爸太像了——你看看今天,你知道,我们都改变不了他们。
巨大的失落和恐慌瞬间勒住了我。我觉得眼前发黑,心脏随着头顶煎熬的电灯压低跳动。原来是这样,原来就只是这样——为什么我要问呢?我后悔了。
可就在这时,母亲投降似的说,我改变不了他,还有你哥。他小的时候就已经跟你爸太像……
我觉得我头顶有什么东西碎了一点儿,身体里各处也有了细微的响声。我说,那为什么要……你为什么会觉得,女儿就会不一样?
沉默将我们隔得远远的。我的意识已经蜷在了黑暗中的某处,或者我此刻已经离开了我的身体,我和手术室中,那个未卜的女孩子子宫中剩余的血肉一起,躲在一个我以为的最后的栖身之所。我想,我不该说这么多话,母亲从小教我言多必失,是这样的,她教我的一切,或者也为着她自己而考虑,她需要造出一个能够全然理解她的人,而不是把二十多年的力气攒在一起,在今天一箭箭射出来——在一个还未决生死的房间外。我或许不该伤害她,她才是经历过腥风血雨的那类成年人,她比我狠多了。
果然,母亲说了,她让自己一定要说出来,她说,我觉得,或者试一试,或者你是不一样的,你可以改变我们。
她说,每次你睡着的时候,我就很后悔这件事。你小的时候太聪明,我以为长大些就好了,你就能理解我,但也并没有……这么看,你很像我。
我说,小的时候别人都说我像爸爸,没有女儿不像爸爸。
她说,你不像,你长得也不像。
不知道为什么,我失去了所有力气。我说,我真的很像你吗?我不知道。
她说,别怕,你会比我过得好。
仿佛有预兆似的,我的身体支撑不住,向一边歪去,而她依然牢牢地靠着墙,用胳膊揽住了我。我又听见那种东西碎裂的声音了,我抬头看,是母亲,她也在低头看着我,我们是两面混浊的镜子。她是从眼睛开始碎的,她是水里的倒影,碎了又圆为一体,她这样低头看着我。
我说,怎么办?为什么手术还没停,为什么哥哥还没来,再不结束,我们该怎么办?
她说,别怕,睡吧,我拍着你。
母亲用陌生儿歌的韵律拍着我,我的魂灵无处可去,最终昏沉沉进入了睡眠。我醒来的时候,满头是汗,整个人被平放在椅子上,浑身酸疼。我甚至以为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大病。白炽灯在头顶稳定地亮着,手术室却已经静悄悄了。整条走廊像是已经谢幕的剧场,我误了钟点,又错过了同伴。母亲不知去向,二姑则提着一袋东西回来了,食物香气跟着她一起向我靠近,她整个人冒着汗,也是一只水淋淋的、在蒸锅里捂久了的旧馒头。
我问,我妈呢,她去哪里了?里面的人怎么样了?
二姑说,她去找你哥哥。可是那姑娘被父母接走了,我联系不上你妈——但她说你一定等她回来接你。
我点点头。随后二姑又说,我想你可能还没吃饭,给你买了包子。
我从她手中的袋子里拿出一只软塌塌的包子。她也吃起来,问我,你的是什么馅儿的?我咬了两口,我说,反正是素的吧,味道很淡。
原刊责编耿凤
【作者简介】闵芝萍,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现居北京。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等杂志。小说《月亮照中天》入选《2019中国年度短篇小说》。
分类:短篇小说 作者:闵芝萍 期刊:《小说月报》2021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