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意间,我伸出致敬的胳膊,跟许多年前的罗萨先生握一次手。
——创作手记
父亲丢失记忆大约是从七十一岁开始的。如果说一个实锤的时间点,应该是他的寿辰那天。
那天刚好是快到周末的日子,到了下午,公司里忙乱的气息散去一些。我抽个闲儿打电话给父亲,让他做好出门准备,过一会儿我去接他。父亲问:“让我出门?出门干什么?”我说:“去海鲜馆给你过生日呀,昨天不是跟你说好的吗?”父亲说:“今天是我的生日?没弄错吧?”我奇怪一下,以为是电话嘈音打扰了对话,就大声提示说:“不说了不说了,你收拾好自己等着吧。”
靠近傍晚时,我开车出了公司。因为快到周末,街上有些堵。为了扳回一点时间,我又打电话唤了父亲下楼候车。过了片刻,我的车到达父亲小区,他已挺着身子等在大门口。我招一招手,他拉开后门坐进来,但似乎没把高兴带进来——往日里,与家人到海鲜馆聚餐他一般是压不住快活的,因为不仅可以跟孙儿们见面,也可以吃到老家昆城的风味海鲜。我一边踩着油门一边向后甩出一句话:“怎么啦?去吃海鲜馆心里还装着不痛快。”父亲说:“我对了一遍年历,今天真是我的生日……这个日子我为什么会忘了?”这话听起来有点幽默,我呵呵笑了。
到了海鲜馆,我停好车子,掏出手机点开微信家庭群,见一大堆人已在包厢里等着,小妹已发出桌上冷盘的图片,大妹则送出一张生日蛋糕照片。我紧一紧脚步,携着父亲往里走。刚进入大厅,我突然一愣,因为这时我才注意到父亲脸上的异样——他的上唇刮了半边胡须,一侧已经干净,另一侧则“杂草横生”,左右显得泾渭分明。我有点想笑,忍住了,打开手机镜子让父亲看。父亲不好意思摸了摸右边残留的胡子,回忆着说:“我刮了一半,刚好你又打来电话。”父亲脸面清瘦,胡子却长得很猛,出门前总喜欢刮一下的。
因为父亲的胡子,随后包厢里的场面变得有些喜剧化。我家三口,大妹家三口,小妹家也三口,这么多人的嘴巴一下子被动员起来,发出不同分贝的笑声。尤其三位孙辈,主动拥住爷爷要求合影,脸上还扮出调皮的怪相。好不容易平静下来开始吃喝,大妹先端上圆形蛋糕让父亲吹蜡烛。父亲认真地一吸嘴巴,使劲呼出一股长气——他怪异的胡子在嘴巴鼓起时显出了滑稽。一桌子的人又嘿嘿哈哈笑起来。
在笑声中,我没有意识到父亲已触碰到那种有点虚飘的疾病。不仅是我,两个更细心一些的妹妹也不会往这上面想。因为在此之前,父亲没啥让人不放心的,吃饭和睡眠均好,身子除了定期体检,基本不需什么修理。如果说有些担心,倒是在五年前母亲病逝之后,为了不使父亲沾上孤单,我和两个妹妹商议过轮流陪伴,让他在三个子女家都待上一段日子。但父亲拒绝了,理由是自己还不到熄火靠岸的年龄。他说:“我又不是一只老去的船,在这个码头歇一下,在那个码头又歇一下。”他又说:“你们的妈把我先甩了,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人照样可以乘风破浪。”父亲年轻时在家乡做过几年内河客轮的船员,后来虽然外出当兵,又混过漫长的机关岁月,口中仍免不了会跑出早年的船工腔调。其后数年中,他果然过得豪迈且平常,做饭洗衣,闲逛散步,追看热剧,在周六享受孙儿们的拜访和吵闹。当然隔一些时日,他会要求坐着我们的车出去撒个欢。他比较喜欢站在西湖苏堤上或者钱塘江岸边,一边抱着两条胳膊,一边用目光从左到右横扫过去。这时候他的派头,仿佛不是一个看风景的退休干部,而是一位打量过往船只的老船长。
这样的日子安全并且有着固定方向。只要跟着日子走,父亲的老去便是缓慢的有序的,会一年一年快活地吹掉蛋糕上的蜡烛。
但是,此时坐在蛋糕前的父亲已经不一样了。他的生活正悄悄拐了个弯。
父亲寿日之后一些天,公司接下了一个新楼盘的小区景观设计,虽然有项目经理具体打理,我还是有点不放心,天天扎在办公室盯着。这样一忙乎,心思就不容易分到父亲那儿。恰是那段时间,父亲的不好情况像池子里的石头,水一退去便接二连三显露出来。譬如有一次他让保安给大妹打电话,说钥匙丢啦进不了门。大妹赶过去还没来得及擦汗,已发觉钥匙在门锁上插着呢。下一次他给小妹打电话,说电视遥控器找不着了。小妹去了一阵没头没脑地找,竟然在冰箱里见到了黑色遥控器。随后一些天,妹妹们又吃惊地发现,父亲去菜市场买肉和菜,买了一回转一圈又买一回,所以拎回家的菜品经常是双份的;父亲吃过中饭才一两个小时,以为时间到了又张罗着给自己做饭;父亲接老同事的电话,拿着听筒半天不吭声,因为弄不明白对方是谁;父亲还喜欢无理由的发脾气了,自己把屋子里摆放的东西搞乱,一转身责问女儿这是谁干的。
姐妹俩做不到淡定了,郑重其事地约见我。三个人聚到父亲家,在小房间里形成严肃的谈话架势。大妹先掰着手指头,把父亲的窘事数点一遍,小妹紧随其后,把父亲的状况分析一遍。她们说:“哥,你别光顾着赚钱,老爸出大问题了。”她们又说:“哥,老爸这段时间很少叫你来,是因为你忙怕打扰到你吗?才不是呢,估计他是找不到你的手机号码或者以为给你打过电话了。”她们还说:“哥,你得赶紧想办法了,不然咱们很快会成为钥匙和遥控器,让老爸找不着啦。”
这个晚上,我在父亲家留下来,以便观察一下他的言行。在晚饭后的时间里,我陪着他喝了一会儿茶。他看上去没啥不一样的,只是有些沉默。沉默是老年人喜欢干的事,不需要往奇怪上靠。奇怪的是这天夜里,我被一泡尿顶醒,上洗手间时,瞧见客厅的灯亮着,父亲坐在那儿安静地看电视。我吃了一惊,赶紧问:“怎么这会儿看上电视啦?”父亲说:“你也该起床啦,今天要上班的,不要睡懒觉。”我看一眼墙上的钟,夜里两点二十分。
第二天上午,我给一位有门路的朋友打电话,说了父亲的病况。朋友不敢偷懒,给他的朋友打了电话。朋友的朋友是骨科开颅医生,回话说这种病不能张冠李戴,他看不了,得去看神经内科。朋友的朋友又友好地表示,他会给神经内科的医生打個电话。
我将外出的衣服让父亲穿上,告诉他要去医院。父亲脸上出现了不高兴:“我身上没有病,手脚又好好的,到那种地方去干什么?”我安抚说:“是去做体检,一年一次不能漏掉的。”父亲想了好几秒钟,似乎要反驳又找不到话语。他应该忘了今年是否已做过体检。
我开车拉着父亲去了医院。在接下来的大半天里,我陪着他在门诊楼里到处忙碌,一会儿坐着排队等号,一会儿回答医生问话,一会儿又接受机器检查,完了再到医生那儿领取预料中的结论。医生是位中年胖子,有一张和气的圆脸——不知是不是朋友的朋友打了电话的缘故。他在电脑上开了一些药物之后,转过身问父亲:“老同志,身体要保健脑子也要保健,医生的建议您会听吗?”父亲不明白地看着医生,没有吭声。我接过来说:“听的,当然听的。”医生说:“您会打牌吗?扑克或者麻将。”我说:“这个他不会。”医生说:“您会下棋吗?象棋或者围棋。”我说:“这个他也不会。”医生说:“那您会写字吗?”我说:“这个他会。”医生说:“我说的是毛笔字。”我缩一缩嘴说:“这个他也不会。”这时父亲开口了:“别说我这个不会那个不会,不会我可以学。”医生笑了笑说:“我要的就是老同志这句话,您可以学打牌学下棋,也可以写字学书法。”父亲说:“我是机关退休干部,我不学打牌下棋,我要学书法。”医生点点头说:“您的书法学好了,记性也会好起来的。”
当天下午,我便买了笔墨纸回来,又在网店下单买了字帖。我怕时间一长,父亲会忘了医生的话。
吃过晚饭,父亲被我引到书房桌子前。他拿起毛笔蘸了墨水,稍稍有些发愣,似乎不知道要写什么字。不过很快那笔尖落下来了,在纸上形成了一行字,吴识水,男,七十一岁,昆城人。这些字有些怯,但不丑,看得出来,父亲多少还有点童子功的。我笑了说:“可以呀老爸,想不到你还藏着写字的功夫。”父亲沉默的脸出现一丝笑意,说:“可以就是不错的意思,我写得真的还不错?”我说:“不错,很不错,你什么时候偷偷练过字呀?”父亲“哼”了一声说:“不是偷偷,是在学堂里明着临了一年字帖。”他想了一下,又在纸上写了一行字:昆城城北中心小学。我说:“噢,原来你小时候上的是这所学校。”父亲说:“读了六年,五年级开始写字帖。”我说:“你记得真清楚……这好呀,以后你又可以临字帖了。”父亲说:“你是让我去学堂当学生吗?”我说:“不用去学堂,你早毕业啦。咱们说好了,以后你就在家里练字。”父親看一眼手中的毛笔,说:“好吧,家里就家里。”
两天后,我把快递收到的字帖交给父亲。按照网上的指点,我买的是颜真卿《勤礼碑》,楷书为先,首选颜体嘛。帖书挺宽大,父亲拿在胸前打开,鼻子往前凑了凑,目光停在上面许久没有挪开——大概是一个个含着劲道的碑字一下子接通了他遥远的记忆。过了一会儿,仿佛听到上课铃声的提醒,他在椅子上坐下,挺直身子摆正脑袋,像一个小学生似的一横一撇认真写起来。我泡了一杯茶水搁在旁边,他没有搭理我。
自此以后,父亲把不少时间花在了书房里,先是上午待一两个小时,后来觉得不够,在下午又添上一两个小时——也许是他搞混了时间,把上午和下午搅拌在了一起。他的书房本来称不上书房,因为书橱里稀稀落落的没多少书,有价值的书更没几本。现在呢,这间不大的屋子里常常飘动着墨香,墨香之中,端坐着一位勤奋得会忘记时间的老学生。
那段日子,为了安顿好父亲的生活起居,需要赶紧往家里请一个保姆。大妹对此比较积极,从中介所先后挑了两位女人跟父亲见面。第一位胖女人站到父亲跟前时,他傻了一下,扇扇手说:“不要不要!”过一天第二位瘦女人刚进门,父亲就生了气说:“你怎么又来了?我说过不要的!”弄得瘦女人一愣一愣的。
看来父亲对男女之别仍保留着警惕,至少还不糊涂。我只好调整思路,让大妹去中介所找一位男保姆。两天后,一个五十来岁的矮个子男人真的来了,条件是只做大半天工,上午十时来下午五时走,但会做好两顿饭和一些家务。父亲对一个陌生男人的进驻仍然是拒绝的,不过大约因为该男人个子小不惹眼,一天中又只待不太多的时间,他眨几下眼不吭声。不吭声就是表示不反对。
有了男保姆以后,父亲的白天可以不挂心了,但还有整个晚上和半个上午仍是不安全的——不用说,父亲现在若是一个人跑出门,是很容易把自己弄丢的。我探问过两个妹妹的想法后,决定身先士卒地搬过来住一段时间。当然啦,这也与妻子和儿子一块撇下我有关。儿子刚刚进入高三再拼一年就高考,可他在校内睡的吃的都不合意,于是我们干脆在学校旁边租了一套小房子,他妈一下班就赶过去做饭陪读。我和父亲一起住还有一个便利,去公司上班的时间是弹性的。地产景观设计公司,工作忙碌是一种常态,一个接一个的项目会推着你往前走。虽然公司养着一批能干活的人,但我远远到不了闲心的时候。不过母亲去世以后,我或多或少忽略了父亲,换句话说,我或多或少亏欠了父亲。现在父亲都成这样了,我再不能一头扎进繁忙的工作里,硬把自己打造成只顾捞钱的老板。
有了这样的心态,我便要求自己迟出早归,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多了起来。上午出门前,我会在书房里,看父亲写一会儿字。父亲写字的时候,脖子前伸着,身体有些硬,有时盯着字帖看一两分钟,才会落笔临出一个字。但不管怎么样,他认真投入的样子让我安心。晚上父亲不写字,我就陪着他在小区院子里走一圈,一边走一边说上几句话。散步回家,两人又坐在客厅里看上一小时的电视剧。电视剧内容不讲究,连串不上也没关系,反正他记不住前一天看了什么。偶尔在电视剧里看到旧时的小镇模样,他脸上会一醒,脑袋往前探出一截,问:“这是昆城吗?”我说:“不是。”他便轻轻叹口气,把脑袋缩了回去。有一次我分着神,随口应道:“是昆城。”他赶紧站起身往前走两步,似乎要走进电视机里,可惜眼前镜头一闪,屏幕上的“昆城”不见了。
我现在有一种判断,父亲脑子里贮存的东西渐渐减少,可有的记忆他又使劲护着,譬如昆城。
父亲是在十九岁时舍下干了三年的船工身份,离开家乡去当兵的。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凭着脑子灵活手脚勤快,做上了首长勤务员。后来首长到了杭州,他也跟着来了,不过很快政治浪头溅到身上,他被下放到机械厂当了工人。首长几落几起,在“文革”后上任某厅厅长,父亲自然也脱离窘境,被调到厅里做后勤工作,一做便是几十年,最后以工会副主席的身份退休。在长长的岁月里,父亲一直以勤务员的姿态,料理着单位里粗粗细细的杂事。我的公司刚创立那会儿,也想过在他那里拿点装修办公室之类的活,被他一声断喝挡了回来。大概单位的事太累心了,平时家里的事他基本不管,即使在休息日,也是严肃着脸,很少跟我们说些有趣的话。我只记得有一次过中秋节,他往家搬回一只海鲜箱子,里边装着一堆冰冷的水产品。吃晚饭时,父亲有点得意地说:“这回分东西由我来掌舵,我说了算。”母亲瞧着桌上的海鱼,搭话说:“你以前掌舵的是河里的船吧?怎么开到海里去了?”父亲愣了一下,说:“我嘴巴喜欢大海,眼睛喜欢河流。”这句话很有点意思,也符合我们对老家的认知。我们都知道,昆城离海很近,那里培养的嘴巴都离不开海里的鱼虾。我们又知道对昆城来说,比海更重要的是河流——早年,河上的船是昆城通向外面世界的主要工具。
我甚至能感觉到,父亲现在的脑子里有一条河船,正徐徐地驶向多年以前的昆城。
父亲写的字越来越有模样了,但数量越来越少了。高产期的时候,一天能临三四十个字,后来慢下来,只能临二三十个字,再往后,是上午下午各写一张纸,加在一起十六个字。
这不是他偷懒了,而是花在每个字上的时间增多了。他对着字帖,能一个一个读出上面的字,但拿起笔时,那些字便陌生了,各种笔画像是散了架,一下子凑不起来。于是他只能将眼睛再移到字帖上,把要写的字重新研究一遍。
与此同时,家人们在他的眼里也渐渐变得陌生。他先是记不起小妹的名字,很快又丢掉大妹的名字。她们上门的时候,他会点头说来啦、吃过饭了吗之类的,其实是有点狡猾地应付过去。再过一些日子,他忘掉小妹的脸,又抹去了大妹的脸。那次大妹去云南旅游十来天才回来,拎着鲜花饼来讨父亲的欢喜。进了门她将漂亮盒子递给父亲,父亲不接手,只是盯着她的脸说:“你是谁?我是退休干部不收东西的。”大妹愣了几秒钟,嘴巴一瘪差点哭出声来。
现在,能守住被遗忘阵地的只剩下我了。妹妹们带着一点醋意说:“看来老爸还是重男轻女,在记忆这种事上也弄出不平等。”我心里多了些小得意,嘴里却玩笑地说:“那得怪你们不搬过来住,老让我天天跟他待在一起。”妹妹们认了真说:“好吧哥,你得多抵挡一段时间,如果老爸再忘了儿子,那他的世界什么都剩不下了。”我笑一笑想说:“你们不懂老爸了,他的记忆再崩溃,他的世界也不是空白的。”但这句话我没说出来,因为我知道,其实自己也吃不准父亲的变化。
果然,再过一些日子,父亲的书法学不下去了,字帖在他眼中终于成了把握不住的东西。但父亲又是个执拗的人,他的毛笔没有歇下,在宣纸上开始了自由功课——他只写一行字:昆城城北中心小学。
每天上午一张,下午又一张,只写這一行八个字。
写着八个字的宣纸搁在墙角的地上,一张张叠起来,渐渐叠成了一尺多高。有一天我灵机一动,在墙上粘了两只挂钩再拉一根绳子,又在宣纸堆里挑出几张写得好的,一溜儿挂在绳子上做展示。这不仅是表示对他的鼓励,更是怕他某一天忽然忘掉这最后的几个字。
这样父亲每次走进书房,都要巡视似的一张一张打量自己的作品。他的反应一般挺安静,先是认真地点点头,又严肃地沉思一会儿,然后才来到桌子前开始提笔写字。有一回我站在旁边见他写好了,夸奖一句取过宣纸,走到墙前替下原来的一张。父亲盯着墙面,突然开口说:“这个校名,不是放在这样的墙上。”我说:“那应该挂在哪儿呀?”父亲说:“这个你也不懂?是放在学堂的大门上头。”我愿意跟沉默的父亲多搭些话,就说:“学堂的大门在哪里?”父亲说:“北门轮船码头旁边呀。”我说:“你在这个学堂待了几年?”父亲伸出一只手点了一遍,觉得不够用,又从另一只手借了一个指头,说:“六年,是六年。”我说:“你在学校成绩好吗?”父亲说:“我上课不调皮,下课才调皮。”我说:“你调什么皮?是跟同学打架吗?”父亲说:“那时我十一岁,也许还不满十一岁,我记不住自己生日了。我说:“记不住没关系,我替你记着。”父亲说:“昆城南门有轮船码头,北门也有轮船码头。”我说:“那时候的轮船码头相当于现在的高铁站吧?”父亲说:“下了课我喜欢爬上学堂墙头,在那里可以看到河里的船。”我说:“原来你说的调皮是指这个呀?”父亲说:“有的船从远的地方开过来,有的船从码头开到远的地方去。”
我和父亲就这样有点混乱地说来说去。我想了想,父亲似乎很久没有说过这么多话了,而且我还注意到,说话时他眼睛是清澈的。
但所谓清澈只是偶尔一现,事实上,父亲眼睛里的亮光越来越少了。
这天我在公司里被杂事缠住,回到家稍晚,男保姆做好饭菜已经走了。父亲在厨房门口踱着步,挺无助的样子——现在他还能自己吃饭,却不会打饭端菜了。我赶紧让他在椅子上坐好,把锅里的饭菜拿到桌子上。父亲认真吃了一口,抬起头说:“谢谢老师。”我以为自己听错,问:“你说什么?”父亲说:“我饿了,谢谢老师给我饭吃。”哦,我明白了,父亲又回到小时候的学堂。我说:“我是你儿子。”父亲看我一眼说:“你叫我儿子早点回来吃饭,菜快凉了。”我心里凉了一下,一口饭裹着舌头,好一会儿才咽下去。
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和父亲都默默地没有说话。后来躺到床上,我一时也找不到睡意。我沮丧地想,自己天天和父亲待在一起,却只能看着他一日日地走远。换句话说,父亲周围本来有母亲和一堆子孙,现在亲人们却一个接一个抽身离去,剩下他一个人活在空荡荡的日子里。让人没法安心的是,我能感觉到父亲的孤单,可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到他。
这天夜里,我的脑子哀哀的又飘飘的,远远近近想了一些事情。
因为睡得不踏实,我第二天起床晚了一些,走到卫生间,见父亲垂着双手站在镜子前。我以为父亲忘了做什么,刚要提醒一句,听见父亲说:“这个人是谁?”我一愣,紧上一步站到父亲旁边。
在那一刻,我盯着镜子里的父亲,镜子外的父亲也盯着镜子里的父亲。我说:“这个人是你呀。”父亲摇摇头说:“不是我。”我说:“当然是你,是吴识水。”父亲说:“吴识水不在这里,吴识水去昆城了,吴识水到学堂去啦。”
我看见镜子里的我默着脸,嘴巴抽搐了一下。
过了十来天,我挑一个周末,独自带着父亲去昆城。我想一个人专心陪陪父亲,给父亲一些高兴。
从杭州去昆城坐高铁两个半小时,自驾车四个半小时,我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自己开车。自己的车总归自由些,也不用担心父亲在人群中乱窜走丢,再说正是秋天里的日子,路上容易获得好心情。
果然,出行那天天气不错,有点天高云淡的样子。听说要去昆城,父亲一上车就显得有些兴奋。上了高速后,他不说话,眼睛一直望着窗外。窗外是不断向后退去的田野、河流和房子,看久了会累眼的。过一些时间,父亲问:“昆城到了吗?”再过一些时间,他又问:“为什么还不到?”我告诉他可以先睡一觉,睡着了时间会变快的。这时候的父亲孩子似的听话了,闭上眼睛把脑袋抵在窗边,隔一会儿才弹开眼皮偷偷看一下外面。
不过我觉得,父亲的迫切是正常的。眼下的昆城用时间丈量已不算太远,但故乡是一种概念,不容易回去便是远的。记得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昆城看爷爷奶奶,一早出门坐尘土汽车,路上又是绕山又是渡河,夜里到了家得洗两次脸,才能让老人看清孙子的模样。后来爷爷奶奶先后离世,父亲便去得少了,我更没了去的理由。前些年高铁开通后,父亲回去过两次,但也没找到格外的快活,因为在那里除了吃两顿可口的海鲜,已没人能说上话了。父亲说过一句挺艺术的话:“昆城现在变得红光满面了,看着挺精神,可它不认识我啦。”
但这回不一样,父亲不是去看红光满面的昆城,而是要走进小时候的昆城。对他的记忆来说,这是相隔六十年的一次回乡。正因为这样,我认为自己此次的用心安排是值得的。
车子一路顺畅,中途我们在服务区用了简单的午餐。饭后上車前,接到昆城曾总打来的电话。曾总说一切都已备妥,他会亲自在高速出口迎候。曾总也是做楼盘小区景观的,几年前以同乡之名靠近我,之后时有联系。因为扎在小城,曾总经常自降身段,要我喂他一些业内信息什么的,这回是我第一次讨要他的援手。
半下午的时候,车子抵达昆城。出了高速口,曾总果然已在等着。他身子肥胖,却挺灵活地小跑过来,一边招呼一边坐进我的车子后排。父亲转过脑袋看他一眼,他送出一个饱满的笑脸。我说:“怎么走?”曾总说:“不先休息吗?”我说:“先办事,后休息。”曾总说:“那好,跟着前边我的车子。”我点点头,跟上前面引路的轿车。
曾总为了表示热情,说一些欢迎的虚话。我截住他说:“那学校还在原址?”曾总说:“是呀是呀,不过早换了模样,天翻地覆慨而慷嘛。”我说:“那边的码头肯定没了,也见不到水了吧?”曾总说:“见不到了见不到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呀。”他瞥一眼父亲,似乎想看看父亲的反应。父亲贴着窗户,认真地看外面的街景。
昆城我有些年没回来了,变化还真是不小。街道两边长出不少楼房,路上乱窜的三轮车似乎也不见了。曾总又说:“昆城城内也不是见不到水,你看那公园就建在河上的。”他指了指右边的不远处,那里有一片挺大的安静区域。我说:“这公园看上去不小呀,建的时候你有没有分到一口汤?”曾总说:“没有喝上没有喝上。”说着自作主张地打前面司机的电话,指令拐一下公园。
公园确实不错,两大块不相连的岛屿卧在水中央,周边被河道搂住,又用好几座不同造型的石桥连通,感觉像是一大片土地浮在水面上。在镇子上造这么个公园,应该是大手笔了。曾总引着我和父亲站在外围的河边,对公园的景点设计点评了一番,认为这里应该这样,那边应该那样。他又举例似的指着停在水边的几只小游船,说公园正准备用长网拦一片水面,搞水上游船项目,这格局显然太小了。我说:“什么意思?”他说:“这公园的河水是连着外面长河的,可以弄两条大的观光游船。”我笑了说:“你玩的是景观设计,又不是旅游开发。”曾总说:“一点浅见一点浅见,位卑未敢忘忧国嘛。”说着嘿嘿地笑,笑声中他又瞥一眼父亲。此时的父亲,竟抱着两条胳膊,像以前站在西湖边或钱塘江边一样打量着前方。他大概忘了这里已不是杭州。
离开水上公园,我们抓紧在街道上穿行。过了约十分钟,车子在城北一所小学前停下。出了车门,见学校门口站着几位迎候的人,其中一位白净的眼镜男为校长。校长先握握我的手,又拉着父亲的手说:“吴老先生,欢迎您,您是我们的重要校友。”父亲不懂对方说的什么,但还是礼貌地点点头。校长转过头对我说:“吴老先生毕竟在省里做过领导,得了这种病也还保持着风度。”我不知道曾总是怎么向校长推介父亲的,但此时也只能礼貌地点点头。
校长按接待惯例,用嘴巴数点学校的百年历史和当下成绩。我注意到学校已改了名号,叫实验小学,门面也显得光鲜而俗气。曾总接过校长的话头,引了大家往校门旁侧走,绕着围墙走了一段路,眼前忽然又多出一个校门——这是新建的砖式校门,造型朴旧端庄,又透着不扎实的虚简,大门上方一行白地黑字:昆城城北中心小学。大家收住脚步站那儿看。曾总转过脑袋低声说:“校长给了一张老照片,我仿着做的,短平快项目,多请包涵多请包涵。”我点点头,眼光已给了旁边的父亲。父亲默默盯着校门,记忆似乎在一点点苏醒——不用说,许多年前的情景重新向他靠近,他的记忆正在刷新。果然,他脸上出现了久违的喜悦。他向前走了两步,抬头看大门上方的校名,嘴里自语着什么。我往前凑一凑,听见他说的是:“这字熟哩,这字熟哩。”呵呵,他当然熟,因为这正是他自己写的字,只是放大了而已。之前托曾总办此事,他一口答应了,说自己能搞定校方,毕竟只是临时用一下场地嘛。不过在建造过程中,他打来电话说校名的题字找不到原迹,问我怎么弄。我犹豫一下,拍下父亲写的字发给了他。现在看来,这一招终于没有不妥。
父亲又向前走几步,摸一摸木门,又摸一摸门边的墙砖,然后转过身子说:“校门口每天有卖爆米花和糖人的,今天为什么没有?”曾总抖着机灵抢答:“现在下课了,卖吃的的都收摊了。”父亲说:“你说得不对,下课了生意才好呢。”曾总连忙说:“我说得不对我说得不对,不是下课了而是放学了。”父亲点一下头说:“这个时间是放学了,怪不得大门关上啦。”校长在旁边示意,手下的人赶紧把校门推开。父亲脸色一凛,大步迈了进去。进门后是学校的操场,自然没了早年的样貌,但父亲此时已进入自己的记忆,他沿着围墙快走数十步,回过身说:“放学了我喜欢爬墙头的,我要爬上去。”众人都有些发愣,把目光投向我。我笑了说:“老爸小时候顽皮呢,能不能借个梯子?”校长又一示意,手下的人赶紧跑开,很快拎回一把轻型的铝梯子,在围墙前架好。
父亲看一眼梯子,有些不满意——在他的记忆里,自己应该灵活地蹿上围墙。但此时,他只能无奈地用七十多岁的脚踩上梯档。大家伸出凌乱的手,扶着他一级一级往上走。
父亲在梯子上站定了,伸长脖子向外张望。只过了几秒钟,他脸上便浮满了失望。他不明白地嘟囔着,声音很轻,但我能听懂他的话:“没有码头,没有河水,也没有船。”
事后想想,我为父亲做的事可能有些离谱也有些夸张。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份成色挺足的孝心,只要父亲在昆城故地获得一点记忆中的快乐,我便可以自我表扬了。
可问题是,事情并没有结束。
当天傍晚,曾总安排接风,餐桌上布满诱嘴的小海鲜。父亲虽然不言语,但吃得也挺积极。饭后曾总又将我们送到一家披着醒目灯光的酒店。他特别说明,这是昆城目前最好的宾馆,就在下午看过的水上公园旁边。
开好房间洗漱过,我伺候父亲睡下,又捧着手机看一会儿屏幕,并无大趣,便在另一张床上躺下。
因为忙累了一天,一躺下我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相當踏实,一夜无梦。待第二天醒来看手表,已是七时。瞥一眼旁床,被子空空瘦瘦的,原来父亲已起床去了卫生间。等了一小会儿,耳朵里未听到动响,我起身走到卫生间门口,眼睛扑了个空。我一愣,目光再往床上找,仍只有空空瘦瘦的被子。
我赶紧穿上睡衣出门,希望在走廊里见到父亲。走廊很长也很静,一眼望过去捉不住任何身影。我走到电梯等候区,这里有四扇门,父亲有可能摁开其中的一扇门躲在里头。我着急又耐心地摁亮四个按键,等着电梯们上上下下地停住打开。这么一一验查一遍,我心里的不安也渐渐增加。又使劲想一想,我坐电梯下楼去找厅堂服务生。守着大门的服务生眼睛有点惺忪。他说:“刚才好像是有一位头发花白身体瘦高的老先生出去了。”顿一顿又说,“但是我也不能完全确定。”
说实在的,此刻我内心已有些慌乱。我不再犹豫,掏出手机找到曾总,将情况说了。曾总说:“也许是老人来了兴致,一个人去逛街,回到老家了嘛,少小离家老大回嘛。”我说:“一个人去逛街,这太容易自己丢掉自己了。”曾总听出了我的慌急,说:“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我马上在微信朋友圈发寻人消息,昆城又不大,丢不了人。”又补一句,“再说了,人贩子喜欢的是小孩而不是老人”。
我返回房间,换上衣服又下了楼。我不知道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就骂一声自己,然后匆匆走出厅堂大门。正是在此时,我注意到右边不远处就是公园,那里的石桥隐约可见。
我怔了怔,一个念头已跳将出来:公园连着河水,河水是危险的。我快着脚步往公园奔去。先赶到河边,附近有几位闲步游人,但没一个身影像父亲。又过了一座石桥,拐个弯走几步,见河边有两个管理员模样的人在着急地说着什么。我心里一慌,赶紧将身子和耳朵一起凑过去,听见两只嘴巴说的是小游船。他们说本来八条小船的,现在只有七条了。他们说从没发生过这样的事,这些小船一直老老实实待在这里的。他们又说,该不是哪个捣蛋孩子偷走了划着玩吧?那是很不好的,得打电话给领导。我插嘴问了一句:“公园的河水不是有长网拦着吗?”他们看我一眼,说:“游船项目还没开张呢,哪有什么长网拦着河水。”我说:“这么说小船一直可以划到外边的长河?”他们说:“是呀是呀,我们说的不好就是指这个。”
我站在那里静了几秒钟,一提身子沿着河边小道向前奔去。我不相信父亲有这样的能耐可弄走一条小船,但强烈的预感还是推动着我的身子。我加速了脚步,渐渐跑起来。很快,粗气从我鼻子里喷出。而我的左方,河边的树向后掠过,将同样后退的河面割成一截一截。
就在我气喘吁吁几乎要转变念头的时候,前方河面上出现了一个浮动物。我用手指刮一下眼皮上的汗水,那个浮动物清晰了,变成了一条小船,船上坐着一个人。我提一口气又跑了数十米,那个坐着的人影终于也变成了父亲。远远望去,此刻的父亲挺直身板端坐着,脸上似乎仍然严肃,两只手却活泼地划着船桨。我举起手臂不停挥动,呼喊着父亲。父亲也许听见了,也许没听见,反正没回应我的呼喊声。小船继续向前划去。
我使力往前又跑了一段,这才发现已到公园尽头。河道在这里汇入长河,而公园小道往右一拐,大约环绕回去了。我停在那里喘气,有点气急败坏了。这时的小船正安静地进入长河,离我的站位越来越远。我双手搭起喇叭,朝河面上大声喊叫。
小船稳稳地漂进长河中,向北方移去。
太阳刚刚升起,淡黄的光芒铺在水面上,也照在小船上。父亲的身子在光线中成为晃动的亮点,像是存在,又像是不存在。
我抻直脖子,想再次发出喊声,但嗓子一哽,反而眼眶憋出了泪花。
【作者简介】钟求是,男,1964年出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经济系。在《收获》《人民文学》《当代》《十月》等刊物发表小说多篇,曾获《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十月》文学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奖项。出版小说集《等待呼吸》《零年代》《两个人的电影》《谢雨的大学》《给我一个借口》《昆城记》《街上的耳朵》等。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分类:短篇小说 作者:钟求是 期刊:《小说月报》2021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