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也是生命

傅恒男，生于1948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巴金文学院副院长，一级作家。已出版长篇小说《活人》等三部，中短篇小说集两部。获过“当代文学奖（1985—1994）”“四川省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奖。

年代是荒唐的，但人心是真诚的美好的。荒唐大环境下的美好心灵更容易让人为之动心。

选择这样一个故事，也有针对今天信仰、理想消失的意思。

1

甘蔗和芭茅没长到半人高之前，在平坦如桌面的鸿雁坝上干活，最麻烦的是大小便，谁要有个类似的动作，两公里外都看得明明白白。男人好一点，麻烦的是女人，只能去有人家的地方，距离不值得担心，院落之间大多也就在一两公里内，怕的是生产队长的情绪，倘若队长高兴，半天去两次也没关系，如果队长心情不好，去一次也骂：我不信你那东西会比皇帝后娘娘的更金贵！

不巧的是生产队长的心情大多不好。

甘蔗长到超过半人高也有麻烦。没有改水田的时候，鸿雁坝几千亩平展展的地几乎全种甘蔗，品种集中，生产队干活的项目也集中，说挖甘蔗行，男男女女都挖甘蔗行，经常是七八十人一起干活，等队长叫一声“休息五分钟”，大多数人都不愿在甘蔗地里凑热闹，一齐涌向靠沱江边的芭茅林。芭茅长得比甘蔗快，林子更茂密，宽阔地顺着沱江走，上游不见头，下游不见尾，几十人涌进去像朝大江里扔了几个石头，转眼不见踪影。遮蔽别人视线实际上也在遮挡自己，某大哥遇到某大姐的事便时有发生。一旦遭遇，双方各自默默闪开，换个位置去忙各自的，事后全装没事似的。

我第一次这么干便遇见蔡五姐。

之前志奎还教过我绝招：手背向外，旁人即使看见也分不清。志奎说按此方法，就地解决也行得通。志奎贫农成分，生产队队长，我当然听他的。只是我自幼在城里长大，没本事在男女集中的甘蔗地里解决，还是去了芭茅林。

怕迷路，不敢太深入，选一处芭茅长势密集的地方，正按志奎教的方法实践，蔡五姐突然闯过来，吓得我慌忙中断。蔡五姐见我惊慌失措的模样，瘪瘪嘴，绒毛小鸡鸡，藏什么藏！说着，一边往下拉裤子，不再把我放在眼里。我面红耳赤逃离她，过好久还心跳脸发烧，好多天过去，只要闭上眼，眼前总要晃动蔡五姐将屁股伸进芭茅丛的姿势。

那阵子我刚接手生产队会计，从社员花名册上看见，蔡五姐年龄25岁，只比我大十岁而已，她嚣张的本钱无非是有六年婚龄。

我在给初中班主任老师的信中特别提到这个蔡五姐。班主任老师乘车坐船专程把我送到鸿雁坝，慎重地将我移交给公社领导，后来我总共给班主任老师写过一封信，蔡五姐成为这封惟一的信中最先提到的人。当然不是写蔡五姐在芭茅林里的姿势，我写以蔡五姐为首的一些人都小看我——写到这儿我又记起去蔡五姐家借镰刀，本来她男人已经把镰刀给了我，她又非得要亲自出面，叮咛我别砍在石头上，砍出口子很难磨。让我特别痛苦的是她那时候正在洗澡，就那么周身滴水的站出来吩咐我，一只手捏着毛巾，另一只手像老师讲课一样比比划划。看见我狼狈逃出去，她还很不理解，毛都没长全，就知道害羞了？

很快我就明白蔡五姐不是信口胡说。我当上生产队会计后，第一次背着账本包，怀抱一把长长的算盘，去公社参加全社的会计员培训，我去晚了，培训已经开始，刚走进去就听见台上的“公社辅导会计”（相当于会计长）大声说，那是谁带来的小孩？到外边去玩！

说的是我。

总算明白了，那阵我虽然年过15，发育欠佳，是个不起眼的小不点。知道这一点我不丧气反而自豪，来鸿雁坝之前我就在决心书上写了“秤砣虽小压千斤”。一腔豪情。

真正让我明白自己不值价的是飘妹儿的“黄色事件”。那事发生时我已长高了一点，但瘦得惨不忍睹，那段时间，最怕听别人在我面前说竹竿、干豇豆之类的话。

2

“黄色事件”与遮天蔽日的芭茅林有关。

春末，甘蔗苗长到半人高时就要挖甘蔗行子，将两行之间的泥土挖松，用一种锄头和锄把角度很小，被当地人称作“行（hang）锄”的特殊锄头，将两行之间的泥土一下一下提到甘蔗苗里，间隔开一株株甘蔗苗，再将一整行垒成一条圆埂，又有人把这活儿叫垒甘蔗埂。干那活儿的场面是很可观的，一眼望去全是绿绿的甘蔗叶梢，一大群人走进去只露出若干肩和脑袋，有点风吹草低见“人头”的味道。整块涌动的绿色上，不时有锄头起落，间或搅得阳光一闪，这种所谓可观的感觉，要在不亲自动手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一旦成为这队伍中的一员，很难再找到此心情。

用“行锄”提泥土到甘蔗苗里，要细致也要力气，一不小心就会毁坏一株甘蔗苗，惹来许多人痛斥并算损失账，我第一次干这活儿便狼狈不堪，一会儿工夫落后别人几十米远，一天下来周身疼痛僵硬，做饭弯不下腰，吃饭端不起碗。队长志奎来我家串门，看见我惨状，又好笑又同情，年纪小了一点，缺劲，明天别垒了，换把锄头，跟女人一起去挖。还安慰我，过两三天身上就不痛了。生产队长的话也有不管用的时候，过了五六天，我睡觉翻身还得分几次运转。倒是没想到干这么累的活儿，照样能折腾出更累的事来。

挖甘蔗行子通常是两个人一行，女人和弱劳力在前面将间隙地挖松，有利于强壮男人在后面提泥垒埂。这种分工没人出面搭配，挖的只管挖，垒的各自垒，与谁同在一行，完全是临时遇着谁就是谁。出事前飘妹儿同大块走到了同一行，到志奎喊“休息五分钟”后就发生情况了。

喊“休息五分钟”是志奎的说话习惯，有人说过，宁要志奎的五分钟，不要电台的半小时，可见这五分钟的伸缩性有多大，就像时下执行某些规定。

听到志奎喊声，大家放下手中工具，涌向不远处的芭茅林，进去几乎是同一时间，出来却有早有晚，我以为没人会在意这个时间差，偏偏有人长了这个心眼。都怪芭茅林太宽阔太密集，遮盖了沱江到甘蔗地之间的所有空间，近处只有一条小道横穿，由于里面曾经发现过全裸女尸，平时很少人路过。前几天富贵从县城坐船过来，穿过芭茅林时听见里面传出一种类似憋出来的声音，以为有人在与阶级敌人搏斗，顺声音寻过去，才知是一男一女在“如何”。

长心眼的人不是一个，是一群。他们先在芭茅林里看见大块和飘妹儿走到一起，出来后，又注意到大块比大家晚出来，飘妹儿出来的时间比大块更晚，是在又动工好一会儿以后。

更说明问题的是，飘妹儿没出来挖甘蔗行子，大块没提意见，不声不响拿起飘妹儿的锄头帮忙挖。挖了地，放下锄头，再拿起自己的行锄垒埂，一人干两人的活儿，累是肯定的，还要来来去去变换工具，正常情况下，谁都不会容忍，大块却一声不吭。

按照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没啥了不起，但“现在的眼光”只对未来有用，不可能倒回去改变过去。那个年代，人们特别看重的问题中就有一条：生活作风。富贵是生产队民兵排长，根正苗红，机灵聪明，换电灯头修抽水机之类的事一看就会，具有找对象的多种有利条件，刚满18岁，有人领来一女孩，全家看了都满意，富贵爸爸争着介绍情况：我家富贵，各方面都强，只是生活作风差一点。富贵爸爸的本意是说富贵喜欢睡懒觉，爸爸把习惯和作风混淆了。那女孩对亲事本来乐意，一听这话顿时瞪大眼。富贵爸爸见自己的话引起女孩重视，一得意又重复一遍，女孩马上起身走了，一家人呆在那里，过了好一阵富贵才说，爸呀，你老人家算是整到穴道上了。

大块和飘妹儿的反常表现引起一些人愤慨，互相交流几句，就推荐蔡五姐去向妇女队长反映。那些人说蔡五姐，你是贫下中农代表，又是革命干部家属，你要主持正义。蔡五姐马上放下锄头，边走边拨开甘蔗苗，横跨过十多行甘蔗，走到比她小几岁的王永红面前，说，我代表广大贫下中农来反映一个严重问题。讲完事情蔡五姐又加一句，这么严重的事，随便你们干部管不管！

蔡五姐话音未落，王永红已经板起面孔，你怎么用这种眼光看我们干部？

王永红用力挖下去，让锄头立在原地，她不是生蔡五姐的气，是方便回来找锄头容易些。她立即去找生产队长志奎。

我的位置在蔡五姐和王永红之间，从蔡五姐们议论时我就听到了，我真的是异常震惊，就像书上说的如雷灌顶，好一阵手脚发软，若干次举起锄头挖不准自己想要挖的位置。队长叫休息五分钟时，大块是和我一起走进芭茅林的，我俩在一大丛芭茅下发现一个洞，大块怀疑是野兔或黄鼠狼穴，我俩还蹲在那儿考察了片刻。我不知哪根筋出了毛病，觉得这儿离蔡五姐说我是绒毛小鸡鸡的地方不远，心里有些乱跳，借口大便离开大块去了旁边。去了才发现芭茅林年年冬天砍光，年年春天重新长成，那儿早已面目全非，根本说不准是不是那地方。真没想到大块比我动机更不纯，我一转背他就出事。

我刚来鸿雁坝曾见识过类似事，鳏居多年的木匠替一妇人做了一条木凳，木匠将小凳子递给妇人时，不知有意还是无意，手碰着妇人丰腴的前胸，妇人大怒，告到队长那儿。当时的队长还不是志奎，老队长当晚就在保管室晒坝召开全队社员大会。那晚晒坝上坐了近200人，约占全队总人口八成以上，昏暗的灯光下，黑压压盖满大半个坝子。富贵说从没见过这么多人来开会，而且这么严肃认真。妇人在会上勇敢揭发木匠单身久了，饿慌了，连品行都不要了。木匠从头到尾没说一个字，那以后再没人听木匠说过一句话，过了两个月，人们几天不见木匠，先以为他外出做木工活了，后来见门是从里面关上的，撬开进去，才发现木匠死在自己家里……那是我到鸿雁坝见到的第一件印象深刻的事，那几个月里，我任何时候闭上眼，都能见到木匠坐在晒坝里的模样。

大块和飘妹儿常与我一起玩，我不敢想象他俩站在批判会上的样子。

到中午收工，我发现人们看大块和飘妹儿的眼神明显有了变化。大块一如既往不苟言笑，看不出他的反应。飘妹儿似乎有所觉察，肉肉的脸蛋绷得紧紧的，一听队长喊收工，抢先独自大步离开，我默默盯住她扭动的屁股，心里很复杂。

我一路猜测王永红和志奎会怎样处理这事，志奎在半路上叫住我，要我准备记录。志奎说他一听出了这种事心子就抓紧了，一再问王永红，这么重大的事！有没有证据？志奎是真的意识到事情的麻烦，绝不是戏谑。王永红更严肃：没有证据但有现象，不然不会有人来反映。

王永红还说，要是不管，人家会说我们干部不坚持原则。

志奎说，不管肯定不行，必须管，还得马上管。

志奎提出召开一个小会来处理这个“事件”。王永红也担心事情闹大会有人怪队里干部没能力，同意开小会，她、志奎，再加上大块和飘妹儿，四个人参加。志奎做了一点修改，取消飘妹儿，换成会计来记录。志奎的理由是有记录才经得起核查，至于飘妹儿，志奎说她年纪小，脸皮薄，承受能力差……

王永红不同意这一点，小什么小？和我同年的，虚岁18了。

志奎于是换一个说法，出了这样的事，从来都是收拾男的，先把飘妹儿放一放，弄清情况再说。王永红这才勉强赞同先开大块的会。

我听出，两个人都很坚持原则，只是王永红更能打破情面，更有斗争精神。其实我刚来鸿雁坝就发现，王永红看问题很有眼光，我当时憋不住，曾同她谈起蔡五姐让我心跳的两次表现，王永红毫不惊诧，一针见血指出，你别以为她要怎样，她只是在显示自己。

说这话的时候，王永红还没当妇女队长，只是个可爱的邻家小妹儿。

3

小会议在生产队保管室召开。我的记录本上记下的时间是，午饭后，下午出工前。

全队居住集中，一个大院子，200多人，担心人来人往看见，开会前先关上大门。保管室土墙厚窗户小，室外临近初夏的阳光明亮亮的，室内却不得不拉开电灯，25瓦的灯泡，灯光红得有些无奈。

大块弯腰坐在电灯下，看起来一大堆。他家就他一人，二十五六岁还没讨老婆，这在当时算“很大龄的未婚青年”了，不是没人嫁给他，是他一人挣来一人吃，没供养负担，长得又个头高大，属于条件好的类型。在婚事上，条件好和不好都有各自的麻烦，好在大块体力壮，人热心，邻居家有粗重活一概乐意帮忙，有饭吃当然好，没饭吃说几句好听的话也行，目的就是奠定人气基础。去年春果然有人将一中年妇女和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领到他家，是外地逃荒来鸿雁坝的母女俩。那母女在他家吃住30多天，春荒结束，母女走了，一去无音讯。大块不追究也无怨言。旁人逗大块，那女孩如何？大块说，我摸都没有摸她一下。旁人当然不相信他没摸，他说不服别人干脆懒得再解释，说，反正不影响吃饭干活挣工分，随便你们去讲。

我敢断定，这次他和飘妹儿即使真的有了点什么，也绝对不是大块主动。

大块和我都是一人一家的“单身汉”，平时相处很好，看他蜷着身子的模样，我一下想起鳏居多年的木匠，心里很不是滋味，这才明白志奎通知我做记录时要一再打招呼：关系归关系，原则就是原则。

志奎使劲咳一声，我以为他要讲点什么，忙拿起笔，结果他只说了几个字：王永红，你先讲。

王永红不推辞，马上拿起《毛主席语录》，但没有翻开，极熟练极认真地背诵了两段，一段是“要斗私批修”，一段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她背第一段我能理解，背第二段把我吓了一跳，不断望志奎。志奎坐在小凳上，同样一脸认真，根本不看我。

王永红直接对大块说话，简明严厉，很方便记录，她说“事件”性质严重，必须老实交代，争取从宽处理。

我还没把后面几个字写完，大块已经昂起脖子，直撇撇地闹起来，大块说她不来，我总不能坐在地里等。我要是坐着不干活儿，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哪个负责？换成你们遇到这种事，你们是不是坐着等？大块是在申诉为什么帮飘妹儿挖地，一开口就不闭嘴，一句接一句，好像是他在召开会议。

看见王永红镇不住大块，志奎才说话。志奎一开口，马上显出什么是年轻老辣。他问大块，为啥你们会比大家晚出芭茅林那么久？大块说，我拉屎。志奎说，你那泡屎有几十斤？大块说开始有一阵在刨一个洞，以为有野兔。大块说这话时侧过头看了看我，我明白他希望我证实一下，但我不敢。那次做木凳的妇女揭发鳏居木匠时有人要她拿证据出来，她大骂，难道要抓出狗爪爪印才作数？谁又能拿出证据证明他没有摸？妇人的话我记得，我拿不出证据替大块洗刷，何况他这事已引起公愤，我怕被牵连，就卑劣地选择了保自己，假装埋头记录没看见他求助的眼神，只在肚子里替自己辩解，我家庭政历不好，承受不起风险。

奇怪的是大块并没有提我，只和志奎顶嘴，我咋会晓得飘妹儿在芭茅林里干啥？难道你晓得王永红在里面做啥？

王永红严肃申明，我是和大家一起进去，一起出来的。

志奎不和谁比嘴快，继续不急不躁，他说大块，全队进去几十个男女，为啥独独你们两人落在后面？在地里干活的人七八十个，为啥别人没有帮飘妹儿挖地？手上拿着锄头的人都没有出手，你拿行锄还不怕麻烦，两种锄头换来换去干，你以为你的觉悟比别人高？听说过想吃锅巴饭，才围着锅边转吗？看见个泥洞洞都想钻，你说你一天到晚想些啥？

这番话记录起来很困难，却让大块哑口了。换在平时，大块不会在乎这二人要做什么，他会说老子三代贫农，敢把我怎样？但这事不行，后来大块对我说过，这事牵涉到一个女孩，飘妹儿本身有“前科”，经不起连累。

我极卑微地估计，大块不愿连累的人中可能也包含我。

大块放弃了争辩，叹口气，骂一句粗话，说，算了，不说了，这件事就算我一个人错，与其他任何人无关，随便你们怎么处分我都认，该行了吧？说过，大块又指着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招呼，出了这个门，哪个龟儿子再提这事！

他以为这就了结了。

志奎似乎也希望这样结束，一下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还开个卵子会呀！就宣布散伙。王永红不同意，她说处理不是目的，目的是教育人，大块虽然承认了事实，但没有从思想深处认识问题，我们不搞自欺欺人的事，这事不能草率结束。志奎有点不高兴，半真半假调侃，你是队长还是我是队长？王永红很认真，飘妹儿是女的，妇女归我管。志奎显得有些不耐烦，那你定，你说咋搞就咋搞。王永红一点不怕担担子，宣布，大块先写一份书面检查，根据认识的程度，再决定下一步如何处理。

大块不再吭声，起身拉开保管室大门走出去。外面明晃晃的阳光涌进来，有些让人睁不开眼睛。我趁机停留一下，等王永红离开才鼓起勇气问志奎，这么弄，会不会……有点……重了一点？我没说担心大块像木匠那样崩溃。

估计志奎也是觉得阳光耀眼，他的手已放到额头上却停住了，好一会儿才放下来，志奎说，该说的话总得说，变了雀雀哪能不飞？

我说大块确实刨过野兔洞，我在场。志奎一听发火了，冲我吼，你嫌牵扯的人少了是不是？他俩晚那么久出来你怎么证明？他帮飘妹儿挖地你怎么证明？那两个狗日的给我摆些祸事，你又想给我摆点祸事吗？

我听出他是不想节外生枝，心里一下轻松了。

志奎换了语气对我说，你帮大块写一下检讨，他龟儿子不是吃这碗饭的人。给他分析深刻一些，尽量上纲上线，争取一次过关。

我呆在家里帮大块写检查，也算从挖甘蔗行子的重体力劳动中溜出来养息半天。我很认真，一直写到傍晚，还没来得及深刻认识完，大块到我家来了，一手端一大碗红苕稀饭，饭面上有一点咸菜。他将一碗放在我面前，端着另一碗一屁股坐上我床沿，呼噜呼噜吃起来。我以为他猜出我没顾得上做晚饭，一聊才知道，他已经不声不响来看过一次，看来他的无所谓只是表面。

生产队给了我一间屋，四四方方，除了没厕所，所有过日子的东西基本上都在这间屋里：一张床、一个灶、一个角落堆柴禾，还有一张在鸿雁坝被叫做写字台的书桌。蔡五姐曾说屋里太挤，多一两个人就无法转身，劝我把写字台放到保管室去。志奎要我别听那婆娘的话，这屋里只有这张桌子能表明你的身份了，桌子是以前给社教干部买的，晓得社教干部吗？是国家派来的工作同志，见官大一级，相当于戏里的钦差大臣，他们用过的桌子，可以避邪。

我就是在这张可以避邪的桌子上帮大块“深刻检查”。

一碗稀饭没吃完，大块至少催了我三次，要我念给他听。知道他很在意，我也较真了，我说大块，我帮你深刻了一回，你多少该对我说点实话，你和飘妹儿究竟在芭茅林里有没有“怎样”？大块说你忘了我是和你一起进去的。我说，刨了野兔洞呢？大块沉默了，片刻后，终于承认确实碰见了飘妹儿。我追问，只是碰见？大块说还要怎样，难道你就没有在里面碰见过人？

我当然会想到蔡五姐那个姿势，但大块比我大整整十岁，按鸿雁坝上的说法，属于“叫登了（发育完全成熟）”的大公鸡，至少应该和我有区别。我提醒大块，检讨是我帮你写的，你别害我。大块又不说话了，闷了片刻，拿起桌上的检讨撕了。我慌着挡他，惊叫撕不得，这是我今天下午的工分！大块说，老子三代贫农，没有一点黑疤，我肯信哪个龟儿子敢咬我！

我劝他，我说飘妹儿家也是贫农。

大块马上没脾气了，把撕烂的检讨一块一块拼拢，嘴里嘀咕，你先念给我听听，有一个牵连飘妹儿的字，老子对你不起。

大块不嘴硬，我还得留意他，他这么大着口气说话，反而不值得当回事了。他见我不在乎，又主动解释，飘妹儿犯过事，经不起二层祸事了，她还没嫁人，不要害她。我说你讲了你和她在芭茅林里的真实情况我才念给你听。大块又做出无所谓的样子，你不念就算了！

我知道大块比我急，故意不劝他。大块等了一下，很不情愿地告诉我，其实也没啥，她只是要我帮她进改田专业队，她说她犯过错误，已经失去好多样资格，这次改田是鸿雁坝开天辟地头一回，每个年轻人都不想错过，她特别怕又没资格参加，那样就太丢人了，她要我一定帮忙。

看得出大块不像编故事，鸿雁坝早就在宣传，垒完甘蔗行子动工改田，改写坝上不产大米的历史，那是何等的气派和振奋人！公社还根据土地分布情况，按上坝中坝下坝组建三个联合专业队，我们队属下坝专业队，大块凭借家庭成分和个人能力，被定为下坝筹备组成员。不过，他一句话就把我说服未免太容易，我自以为聪明，反问，飘妹儿和王永红是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为啥不找王永红帮忙？大块说，王永红是党员，飘妹儿担心党员不讲人情。我还是不认可，帮忙的话在哪儿不能说，要躲在芭茅林里讲？大块不满意我一问再问，有点急了，她也不是存心要在芭茅林里去讲，无意中碰见我了，正好没其他人在场，真要有旁人在，她还不一定会讲，她是犯过错误的，怕我拒绝，遭别人笑话。

老实说我不是被大块说服的，我是不想惹大块不高兴，仅从这一点就看出我不如志奎和王永红坚持原则。

大块又招呼一句，对你说的话，不准对任何人讲。我问他为啥不能讲，他一下子冒火了，叫你不讲就不讲嘛，哪来那么多X问题！

4

志奎走进我的屋就说，关门，睡。以为他开玩笑，见他一张脸绷得很紧，一副刚与谁闹过吵过的模样，我马上知趣地闭上嘴。志奎脱了鞋子往我床上倒，床宽，他侧身躺上去没占到一半宽度，躺好又说，睡。

志奎才29岁半，已经在生产队当了六年副队长，大半年队长，少年得志的人大多容易盛气凌人，他没有，有也很少，这是我很多年以后才意识到的，但当时我就对志奎确实有好感。

志奎不是单身汉，是娶了婆娘的人，家里又没来很多客人，年纪轻轻不陪婆娘跑到我这里睡“素瞌睡”，至少可以猜出是和婆娘闹僵了。换成别人我可以逗一逗，对志奎不行，志奎是我顶头上司。这证明很早以前我就懂得什么叫分寸。

志奎躺在蚊帐里不动，我以为他挖甘蔗行子累，睡着了，又听呼吸声不沉，知道还醒着，正掂量要不要和他说点什么，蔡五姐在门外叫我。志奎听到她的声音，抬起身子，压低嗓门严厉招呼，把灯关了，就说我不在这儿。

蔡五姐是志奎的婆娘。志奎知道她是冲着他来的。

我关了灯开门出去，蔡五姐果然是找志奎。我的屋小，门又不严实，蔡五姐如果先探听过，肯定什么都能听到，无奈志奎招呼过，我还是硬着头皮说他不在这儿。蔡五姐似乎晓得会是这个回答，很平静地说，我懒得再找，想回家睡就回，不想就算了。

这番话当然不是说给我听的。她说过就转身。我跟过去一步，悄悄劝她，你让一步，志奎就回去了。蔡五姐一脸严肃，不在乎名声的男人，我宁可单身也不和他过。她走两步又回头说，人要没个好名声，活起有啥意思！

我反而不好面对志奎了。等蔡五姐走远我才假装自语，我说抱着婆娘睡，随便怎样也比抱着自己膝盖睡强。志奎没出声，我以为说错了话，正后悔，黑暗中志奎突然开口，你懂个屁！我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过一阵志奎才说，龟儿子婆娘，当了一回贫下中农代表，就以为她有多了不起了。

我说，她再了不起也不敢惹你呀，你是队长。

志奎说，队长怎样？她自称是贫下中农代表，可以监督队长，还骂我站不稳立场，觉悟不高，枉称是贫下中农的后代……志奎正说得流畅，突然道声算逑了，不说了，明天还要出工，睡瞌睡！

当真不再出声。

第二天夜里志奎依然在我这里搭铺，第三天也来了，每次都几乎不说话，招呼一声倒头便睡，该打呼噜照打不误，认不得什么叫失眠。他早晨要安排全队出工，比我起床早，晚上我比他迟上床，碍于有他在我屋里，我阻挡了常来我这儿玩的年轻人，我们把说说闹闹的场合移到晒坝上。“三合土”坝子宽宽大大，一方靠保管室，一方挨近大片竹林，另两方对着无边的甘蔗地，沱江对岸县城的灯光远距离映过来，天地间飘着淡淡的雾，那种朦胧的氛围非常撩人。说些啥无所谓，青春年少，坐在一起就愉快，一天劳累不知不觉冲淡。如果没女孩在场，会有人唱两句“荤山歌”，很重的“油荤”，露骨演绎男女之事，但很少人说黄段子，那时离黄段的繁荣至少还差30年。蔡五姐就是在晒坝边找到我的。

她指使一个小孩来叫我，小孩按她的教唆对我说，那边有人找你。我东猜西疑走到光线更暗的土墙边，隐约见她穿一件单薄的短袖衣服站在那儿，虽然不清晰，还是感觉出她身上的衣服只有一层。她举起的那只手，手上托两个碗，小碗反扣大碗上，从两个碗的缝隙处冒出诱人的香气。

她肯定发觉了我的目光对准的什么，她说，给你俩一点好吃的。她的语调中充满平时很难见到的轻柔，我说别拿我遮太阳，我不是草帽。她有些尴尬，一下将碗塞给我，不容我有所反应，已消失在黑暗中。

只好捧着碗回去。志奎睡着了，我撩起蚊帐把他叫醒，将两个碗放在他面前席子上，还没揭开反扣的碗，志奎就叹一声，狗日的，给我炸的油坨坨！

按现在的说法，油坨坨是鸿雁坝一道名小吃，做法和炸油条差不多，只是形状圆圆的，像踩了一脚的乒乓。我猜测多半是志奎喜欢吃的东西，蔡五姐的战术陈旧得有点好笑，但志奎没有骂骂咧咧推开碗，也没有边骂边吃。志奎对着香气逼人的油坨坨，轻轻说一句，龟儿子婆娘，就会搞这些，把你惹毛了，又来讨好。我不陪他肉麻，胡乱念戏剧台词：鸡公打架头对头，两口子吵架不记仇。志奎一点不开玩笑，其实也没吵，只为飘妹儿那事争了几句，她说我打不开情面，不敢跟坏人坏事斗争，她狗日的想到啥说啥，不晓得利害关系，正是运动火口上，乱说话会害死人的！

我虽然年纪小，却非常清楚政治运动的厉害，我父亲在这上面吃了大亏，否则我也不会比那么多人早到农村。不过，知道厉害我也只能劝他，我说蔡五姐是在家里说的，没外人听见，不会有事，飘妹儿和大块的“事件”好多人都晓得，你是队长，蔡五姐肯定要替你担心。

志奎说，飘妹儿也是倒霉，不管啥子话，在哪里不能对大块讲？偏偏在芭茅林里说。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会怎样！飘妹儿运气太差，反动口号的事还挂在那里，又冒出作风上的事，才十七八岁，还没嫁人，要处分她，我下不了手。

志奎又说，还有一句话，只对你一个人说，传出去了你负全责——她那个年纪的女娃娃，家庭出身又好，能坏到哪里去？

我听出他对飘妹儿的事是调查过的，但他没法帮她，那个年代最充分的理由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说你是，你就是。我当然记得那天甘蔗地里人们看飘妹儿的眼神。

没料到蔡五姐又来敲门了。听见蔡五姐在门外叫我，志奎放下蚊帐，挥手要我出门去。

蔡五姐并没有要进来的意思，只把捏在手上的几根棉签递给我，她说药棉花上沾的“敌敌畏”，杀跳蚤的，你把它放到席子下面，志奎最怕跳蚤，只要有跳蚤，他就睡不着。

听她说话音量就明白她是让屋里的志奎听。

我把棉签拿进屋，志奎坐在蚊帐里埋下头，不看我也不出声，有点电影里那种被触动了什么心事的味道，只是没电影夸张。我看电影特别怕“静场”，就半开玩笑问志奎是不是感动了，干脆趁机回去。志奎说你晓得个“垂子”，五姐嫁给我那阵是我家最穷的时候，全家七口人，找不出一件没补疤的衣服……

必须解释一下志奎说的“垂子”（这“垂”字是我选的），就是人们常说的“逑”，鸿雁坝人习惯以此强化语气，特别解释一下不是为了注释方言，是这个语气词还会有更多的事。

当时就意识到志奎动情了。果然，他用力抓起充满汗味的衣服，梭下床，将脚伸到木拖鞋里，叽呱叽呱回去了。我以为事情该进入一个缓冲时段，谁知第二天蔡五姐就来我家，没有了讨好志奎时的柔和，一脸严肃对我说，你们这样做要犯大错误！我说，“你们”是哪些人？她说，你们队委会的干部。

蔡五姐来之前我正坐在那张惟一可以表明我身份的写字台前记生产队的账，房门在我左侧，光线也来自那儿，蔡五姐走进屋立在我桌子旁，整个桌面暗下来。我想不抬头看她都不行。我说你影响我做账了。她说我在给你说正事，别往一边扯。

她非要我说出为什么帮飘妹儿写检讨。

蔡五姐背着光，我仍然看清她犀利的眼神，我真的有了理不直气不壮的感觉，只好狡辩，检讨上又不是落飘妹儿名字，为啥要扯到飘妹儿身上去？蔡五姐说，一回事，帮大块等于帮飘妹儿，那种事比大热天生了蛆的死猪更臭，你们难道不怕臭气粘上身？

我不希望隔壁的人误解我和她的对话，特意字字清楚地告诉她，是我一个人，我在帮大块提高认识，帮助阶级弟兄提高觉悟。蔡五姐说，屁！那二人一点儿没有承认错误，哪有可能提高认识？念在他俩是贫农成分才耐心做工作，难道不是在挽救他们？帮他们写检讨是妨碍他们提高认识，他们今后还会犯错误，你们这么做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又是“你们”！我在肚子里望了望背后那堵墙，墙那面是妇女队长王永红。

我再次告诉蔡五姐，是我一个人写的，你别口口声声“你们你们”的，一竿子扫一群人。

蔡五姐用近乎轻蔑的眼光看我一眼，别嘴硬，我不是担心你，老实告诉你，上面在培养志奎，整个下坝17个生产队长，独独选志奎当下坝改田专业队的筹备组长，你以为这容易吗！志奎一再给我说，他就是累死也不能辜负大家的希望。

蔡五姐说，这么重要的大事在等着志奎，你们却连一件“坏人坏事”都处理不好，上面会怎么看待？广大的贫下中农会怎么看待？

她的声音招来几个邻居，我不想被人围观，有些不耐烦，我说志奎是队长，你回去对他反映。

蔡五姐更不耐烦，你们不要影响了志奎！她踩着很响的脚步声走了，我既委屈又不服气，用得着踩这么重吗？

蔡五姐才离去，与我一墙之隔的王永红来到我家，这不意外，蔡五姐一口一个“你们”，王永红肯定不会不在意。

王永红问，蔡五姐找你了？她语气温和，有同情我的意思。我年少离家，一点点温暖都会令我心动，那一刻，我拿账本的手情不自禁有些发抖。王永红本来的名字叫春芬，去年才改的，我刚来鸿雁坝时她对我极好，我和她家之间的墙是竹片糊石灰，中间有一处坏出一个洞，蔡五姐取笑过，干脆把整壁墙全拆掉，春芬一点不生气。自从改名为王永红，又当上妇女队长后，这样的故事没有了，她也很久没出现在我屋里。

王永红说，蔡五姐是为你们好，她担心你们卷进坏事情里去。

我马上明白自己表错情了。她也说的是“你们”。她一开始就心明眼亮。帮忙写检讨，或者想放过这件事的，只是志奎和我。她让我再次明白，这种事，只要有人较真，不管大块和飘妹儿的家庭成分多好，也不可能简单了结。

我只好说没有卷进去，也没有帮飘妹儿做什么。王永红不说信，也不说不信，她说，有句话，除了我，其他人不会对你说得这么直接：你的家庭政历本来不好，更要站到正确的立场上，要抛弃私人情感……

我应该明白王永红这么说，是真关心我，至少我该道声谢或者顺从地点点头，但我那会儿已经被弄得有些心虚，只顾慌着狡辩：我和飘妹儿没有私人情感。

王永红语气一下冷了，没人提飘妹儿，你紧张什么？

这才意识到，王永红早已不是两年前那个非常亲近的邻居小妹儿了。

我对介入那个“黄色事件”有点后悔了，我有了很不好的预感。

反复犹豫要不要把蔡五姐找我的事告诉志奎，我不想给志奎两口子带来新的不愉快，志奎在我家搭铺那两天富贵就告诫过我，那两口子关系一直很亲密，你别在中间起反作用。

志奎似乎什么都清楚。隔一天挖甘蔗行子，他故意走来和我同一行，我在前面挖，他在后面垒，他年轻力壮又熟练，追得我拼足了劲才适应他的节奏。没过多久我俩就与其他人拉开距离，到身边只见长长的甘蔗叶梢不见人时，他直起腰叫我，说，这两天看过飘妹儿的脸么，有什么感想？

出了这样的事，谁会不注意飘妹儿？飘妹儿肉肉的脸蛋完全没了光泽，以前年轻人晚上一起说说唱唱，大多时间有她，这几天基本上不参加了，看见我们不说话也不招呼，整天埋头做活路，收工又埋着头回家，我们一群小青年昨天晚上还聊到她，说看了她的模样心里很不是滋味。

志奎说，飘妹儿最怕有人新账旧账一起算。飘妹儿特别有上进心，她说过，人要是没有志向，活起也没啥意思！现在这样了，哪还谈得上什么志向！

我说，飘妹儿找过你？志奎说没有，是我希望队里多一点有志向的人。我说，我也有志向。志奎说，我难道没有帮你吗！

志奎的一只手一直捏着行锄把，他说，挽救飘妹儿的政治生命，等于是救她的命，也许，在她看来，比救命更重要。

像我这种家庭政历不好的人，听见队长有这个念头，心里一下轻松许多。

飘妹儿的“前科”，在今天看来一文钱不值，但那是个特殊年代，那样的事是可以丢命的。志奎说过，出那事，和飘妹儿喜欢出头露面有关。飘妹儿在县城里读初中，以往是周末才回家。“文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号召农村来的学生回乡“抓革命，促生产”，生产队回来了四个中学生，飘妹儿是其中四分之一。鸿雁坝靠近县城，中学生不像山区那么金贵，回来后的中学生们像一瓢清水倒进水缸，除了言谈中偶尔流露一点书本语言，一般很难看出与其他人有什么不一样。只有飘妹儿例外，继续保留中学生的活跃，只要听到沱江对岸县城里传出大喇叭和锣鼓声，哪怕半夜也要赶过江去。

不久公社也成立革命群众组织，联合附近几个公社，搞万人进城大游行。飘妹儿走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不可能不激动，行进途中她情不自禁站出去领呼口号。那时候媒体不发达，“伟大的舵手”这个称呼又刚出现在报上，飘妹儿虽然号称初中生，实际上没上几天课就停课闹革命了，激动和忙乱之中她混淆了“舵”字与“般”字，将“伟大的舵手”喊成“伟大的般手”。

当场有人要抓她挂黑牌游街。好在身边革命群众都证明飘妹儿家庭成分是响当当的贫农，三代人历史清白，加上贫下中农组织有气派，声称贫下中农有能力自己解决，让飘妹儿平安回家。都以为过一阵子就没事了，不料有多批人一再来鸿雁坝，调查“呼反动口号事件”的处理情况，公社也责成生产队“结合抓革命促生产来解决”。不久，县城里的革命组织忙着夺权斗争，这事才逐渐冷下来。后来只有一个开手扶拖拉机的小子举起活动扳手逗过飘妹儿，问这是什么。当然，那小子是喜欢飘妹儿胖嘟嘟的模样，故意无话找话。

5

越是担心影响到什么，就当真会影响到什么。我最怕遭遇的事果然来了。

落雨，不方便进甘蔗地，妇女们围坐在保管室择胡豆种。头天夜里正好轮到我和富贵值夜班守保管室，我俩在保管室门上方那张充满汗味叶烟味的床上，伴着哗哗雨声“摆龙门阵”到深夜。知道次日不会出工便放心大睡，直到被妇女们的说话声和放肆的笑声吵醒。

保管室样式修建特别，门口屋檐超过半间屋宽，檐口用四根石柱高高支撑起，像一个长长的帽檐，鸿雁坝的人称这种建筑为“亮檐柱”。守夜的床就悬在保管室门口亮檐下，离地一人多高，举直手臂摸不着，守夜人要顺着树棍绑成的简易梯子爬上去，木梯跨度大，故意不方便小孩和女人上。床上罩着深色麻布蚊帐，加上守夜人怕鞋遗失，都习惯把鞋带上去，所以下面很难判断上面是否有人。这种隐蔽性那天就给我和富贵带来了麻烦。我俩还没有睁开眼便听见女人们在下面讲男女之事，毫无顾忌，讲男人在她们身上的表现，讲她们如何生小孩……我在接受再教育的年月中顺带弄懂的现象就有这一样：嫂子们成堆的时候，讲起某些事，比大哥们说得更有深度。

想逃离现场，又怕遭她们集体哄笑，再凶悍的男人都经不起她们来这一手，更怕说我是故意想听，传出去今后怎么做人？我求助似的看看富贵，富贵给我打手势，要我别出声。只好躲在蚊帐里，丝毫不敢动弹。

也不知谁开的头，谈“黄事”的话题突然转到“红色热门”——鸿雁坝改田的事。鸿雁坝是沱江冲积成的平原，土地肥沃松散。志奎曾取笑过，撒尿时手抓紧，万一“老二”掉到土里，会长出一大堆鸡巴来。这么好的土地，千百年来却从没种植过水稻，据说是土质松散渗漏快，除非有不断的长流水。沱江倒是就躺在鸿雁坝旁边，只是河床低，河滩宽，还隔着宽阔的芭茅林，不便提水。修水渠和“土改田”决非三五个队可以干成，必须全公社一齐动作。这事议过几次没结果，“农业学大寨”一来成了，全公社48个生产队一致同意秋天开始改田。春天，到处欢呼“革命形势空前大好”，鸿雁坝公社又发扬只争朝夕的精神，将“战天斗地夺丰收”的举措提前为垒完甘蔗行子马上开工。

那段时间，公社和县的广播多次反复播送有关内容，称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壮举。一时间，进改田专业队，亲手开创崭新历史，成为鸿雁坝年轻人心目中的荣耀事。连去相亲的小伙子和大姑娘，和对方见面都会先自我介绍“我是改田专业队的”，其语气，丝毫不比20年后说“我是经理”逊色。我比其他年轻人更看重专业队员身份，不单是从小就在学校老师教育下树立了做英雄模范的宏伟理想，更重要的是我家庭政历不好，必须要比别人做出加倍的成绩，因此特别关注这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她们一议这个话题我情不自禁瞪大双眼，事后富贵说我当时的表情像发情的公牛，眼里射出惊人的饥渴。

蔡五姐想显示她知情，透露专业队名单已经确定。蔡五姐说，昨天下雨，你们在家歇气，志奎在公社开了一天会，回来淋得一身透湿，连裤腰带都不是干的。女人们对雨湿衣服的事不感兴趣，只问蔡五姐，晓不晓得我们队有哪些人进专业队？蔡五姐故意吊大家胃口，她不说名单的事，要大家先保证不说是她透露的。有人笑骂她装疯，又有人求她快说。我突然有了不祥的预感，果然，蔡五姐说飘妹儿和我都被取消了进专业队的资格。

蔡五姐不是幸灾乐祸，是带几分同情，她说，上面说飘妹儿犯了两大错误，叉了；会计娃娃本来是要留的，想树一个“可教育好子女”的典型，有人说会计娃娃和坏人坏事划不清界线，唉，也叉了。

有人顶蔡五姐一句，你的话能信多少？蔡五姐说，我亲眼看过名单。蔡五姐的态度越坚决我越失望……富贵见我脸色不对，一再打手势，要我别出声。

但我无法平静，脑子里像煮沸的稀饭，腻腻糊糊乱翻滚。自从传出鸿雁坝要改田，我写过好多篇相关的广播稿，还一再在文稿中表雄心壮志，这些稿子在公社和县广播站播出多遍，鸿雁坝上知道我的人多了许多，我要不进专业队，别人会怎么说？那个年代，任何人都非常看重旁人的评价。

富贵见我好一阵不动弹，把嘴凑到我耳边，轻轻说，命上有的始终跑不掉，比如我找婆娘，我爸把第一个吓跑了，后来接连来了好几个，眼睛都挑花了。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你干着急有垂子用！

安慰人的话也被富贵说得硬邦邦的，但就比软绵绵的劝说见效，我至少意识到干着急没丝毫用。一咬牙，吩咐富贵不准再打扰，我掏出钢笔，用床头的旧报纸作稿纸，趴在混合汗味和叶烟味的床上，在乱糟糟的闹声中写申请，诚恳要求加入改田专业队。我相信这会是鸿雁坝改田专业队的第一份书面申请，更相信我的热情会打动上面。我写得很长，没考虑别人有没有兴趣读，很多年过去，依然记得大致内容。我写我是戴着红领巾长大，胸前别着共青团徽成长的革命青年，在鸿雁坝翻开新一页历史的时刻，如果不能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我将遗憾终生，死不瞑目。又写了请组织上在实际战斗中考验我，把最艰苦的任务交给我，等等等等。具体字句回忆不起，但那份赤诚，那份决心，至今可以当之无愧地用认真二字来注释。

写好初稿发觉富贵躺在我身边睡着了，下面已经空无一人，完全没注意到女人们什么时候走的。回家去顾不上煮午饭吃，又修改了一遍，下午，趴在那张可以辟邪的书桌上，尽量工整地将申请书抄写了两份，抄到天黑才完。我把其中一份送到隔壁，交给兼任团支书的王永红。

王永红以为我是递什么纸条，误会了，不伸手，严厉问我写的啥。听我说是进专业队的申请，她又一脸惊讶，问我从哪儿来的消息。我才记起上午择胡豆种的人群中没有她。

她接了我的申请书不鼓励也不说研究，她说，飘妹儿才交了你又来交，你俩到底是商量好的还是有人教你们？

她脸上挂起几分警惕神情。

我没料到飘妹儿也写了申请，农村长大的女孩也来这一手？我明白自己写的申请既不是第一也不是惟一，更急着把抄好的另一份申请送到志奎手上。

东弯西拐的巷道杂乱无序，房屋阻挡了县城投射过江的灯光，夜晚的院子里远没有野外亮，从沿路人家屋檐缝和小窗户漏出的灯火不仅不照路，反而晃眼睛，我不得不一会儿弯下腰，一会儿用手左遮右挡。或许正是这样，才不声不响接近志奎家，就看见飘妹儿和蔡五姐站在门边说话。

飘妹儿每一下都走在前面，我更急，但听见她们对话，马上又替飘妹儿惋惜。飘妹儿给蔡五姐送来20个鸡蛋，这个礼品在今天的城里拿不出手说不出口，在当时，却至少是四五个人的家庭几个月油盐钱。飘妹儿家人多劳动力少，是典型的入不敷出的困难户，她上街连凉粉都舍不得买一碗来吃，为进专业队，真的是投入血本了。只是，她干的是件笨事。这20个蛋送给别人我没把握，送给蔡五姐，飘妹儿确实糊涂。

果然听蔡五姐严厉斥责飘妹儿，说她错上加错。

没见志奎出来。室内灯光勾勒出她俩的剪影，飘妹儿用围腰兜着蛋站在那里，从姿态上就看出她非常羞愧，仿佛被当场捉住的偷蛋人。

终于听到飘妹儿解释：我没在芭茅林里做坏事，我真的是求大块帮我进改田专业队，我已经十八九岁了，年龄一大就再没机会了。

蔡五姐不相信，正大光明的事，为啥要躲躲藏藏的？

飘妹儿声音很弱，我不敢让别人知道我很想进专业队，我前次的事还悬在那儿，怕别人说我削尖脑袋往里钻，怀疑我有什么阴谋。

蔡五姐说，不就是把土隔成小块，弄平，关水插秧，能搞啥鸡儿阴谋？

一句话就把飘妹儿感动了，感动得说话声音都有些发颤，五姐，都像你这么高的水平就对了。

蔡五姐也兴奋了，要飘妹儿悄悄把蛋兜回去，她说，我一定给他们说，帮助教育归帮助教育，不能剥夺人家的雄心壮志。

如果蔡五姐不说最后这句话，我不会进她家门。

果然只有蔡五姐一人在家，正坐在桌上喝稀饭，见我进去她没招呼，继续把嘴里的泡菜嚼得嚓嚓响，整个屋弥漫着泡菜味儿。蔡五姐说，你找志奎吗？他又和我赌气了，我煮的饭也不吃了。说着用嘴指了指桌上。

我怀疑蔡五姐是调侃我，因为志奎在我那里搭过铺。

蔡五姐又喝下一大口稀饭：信不信随你，志奎怪我把专业队名单的事漏出去了，骂我自由主义，说我管事太宽。我怎么管宽了？贫下中农是主人翁，就该承担重任。哪天的广播不这么说！你说是不是？

我当然说是。

我一顺从蔡五姐就来劲，说，其实志奎的火气不在这上面，志奎是不满意我说他原则性不强，说他辜负了组织上的培养，对不起广大贫下中农的信任。他说我乱给他上纲上线，存心要害死他。他抱起铺盖就冲出去了。

蔡五姐说得很随意的样子，但我看见她眼里有泪花，在电灯下特别显眼。

蔡五姐说，我们开口争气，闭口争气，争啥气？不就是图个不被人小瞧？这么多年了，有谁见过乡下农民像今天这样被人尊敬！开会游行喊口号，哪次不喊向贫下中农学习？我们去学校参加批判会，老师学生敲锣打鼓欢迎；散会人多拥挤，大喇叭直喊让贫下中农先走；晚上操场上放电影，专门给贫下中农留一片好位置；不管是电影是戏，只要演贫下中农，全是英雄是模范。人活到这个份上，还要怎样！人家把你当成“金包卵”，你不要把自己搞成“卵包金”，要对得起别人的尊敬。志奎他不懂这些吗？他比我懂得多得多。事到临头他就落不到行动上，枉自是个革命干部，真的让我很失望！

蔡五姐早已泪流满面。

蔡五姐的话令我更想尽快交加入专业队的申请。就问知不知道志奎哥去了哪儿。蔡五姐毫不犹豫准确回答，他跑到守保管室的床上睡去了。蔡五姐说，你去告诉他，五姐说的，是好汉就别回来。再不提高认识，下次就不是他赌气出去，五姐会一脚把他踢出去。

我惊讶蔡五姐对志奎行踪了如指掌。就直奔保管室去。借助对岸县城远距离映过来的灯光，勉强可见门上方那张床的轮廓。我抬头叫志奎哥，他答应了，以为我是来守夜的，说，从今天起每天只轮一个人，我长期顶另一个。我想劝他去我那儿搭铺，又意识到我家庭政历不好，他是上面培养的革命接班人，不去我家，总是有这方面考虑的。

我说志奎哥，我交一样东西给你。志奎摁亮手电筒，上来吧，这阵只有我一个人在上面。我顺着树棍梯子爬上去，将申请书递到志奎手上。志奎像拿着什么烫手的东西，不知如何处置，他说，你别信蔡五姐的话，龟儿子婆娘只晓得显洋盘，把还在研究的事到处乱说。我说趁还在研究，更该抓紧交申请书了。志奎哼一声，写这些有垂子用，你以为这就能解决事情了吗？飘妹儿今天下午写了血书，还是不起作用！

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患了大病似的周身发软，费好大劲才从简易梯子上下到地面。事隔30多年再回忆那事，连我自己都惊讶，为了一点荣誉竟会那么牵肠挂肚！但是我不会记错，当时就那样。那时候我正处于兴趣最广泛的年龄，那几天却对任何事都打不起丝毫精神。

6

飘妹儿不仅割破手指，沾着鲜血写了申请书，还给家里留了遗书：如果不能投身改天换地的壮丽事业，如果连那么多年轻人能参加的事都没有资格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虚岁18的飘妹儿做好了最大投入的准备。

大块听我说了这事，急了，认为是他影响了飘妹儿，他说，在芭茅林里要是干脆地答应了飘妹儿，就不会拖延时间，也就不会出来晚了引起别人怀疑，一迟疑竟弄成这样。大块要亲自去劝飘妹儿。怕又添新的麻烦，要我作陪，大块说，你要敢不去，老子对你不起！

我也怕麻烦，就选中午时分在保管室晒坝，那儿视线好，四通八达，即使有人说啥，也有充足的理由辩解。我估计，有了这么多麻烦，飘妹儿不会来。结果，飘妹儿比我和大块先到。

大块话不多，一开口便很直接，他劝飘妹儿放弃，不就一个改田专业队，不去又不会死人，有啥了不起！飘妹儿也很干脆，说大块，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这是政治生命，和命一样重要，没有这个，活起顶多就是挣口饭吃挣件衣服穿，和一头牛一条狗没多大区别。大块说，这么明白的事我哪会不懂，我的意思是，有些事只能听天由命。飘妹儿不同意，毛主席说事在人为，有志者，事竟成。

飘妹儿说，如果你真的想帮我，就答应我一件事。

大块毫不犹豫，狗才不想帮！

飘妹儿脸一下绯红，话却说得斩钉截铁，你娶我，你政治条件好，当你的婆娘可以沾你的光，我们可以一起进专业队，还可以在工地上举行革命的婚礼。

大块一下跳起来，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人家会怎样看我？

飘妹儿马上冷淡了，那你就不用管我的事。说罢拂袖而去。

大块像急着尿尿的狗一样原地乱转，这才意识到旁边还有我，大块说，我是那种人吗？我是那种人吗！我说她已经走远了，你叫个垂子！我在鸿雁坝学会不少粗话，张口就来。大块火气更大，去找狗日的志奎！

我被大块强拉到志奎面前，为了表示无辜，我一个字也不说。大块其实也说得不多，就一句，他说狗日的志奎，你要不收飘妹儿，老子就退出专业队！

我一听大块这么说就满肚子感慨，有本钱的人就是不一样，敢叫。

志奎那阵子不在他和蔡五姐组成的家里，在他父母家，正端着一个大碗吃饭，他才不怕大块要挟，碗一放就朝大块骂，你狗日的威胁革命干部，你在找死！

志奎端起碗又说，你再在老子面前放泼，我日死你先人！

我拉着大块退出来，我说，志奎心情不好，这件事把他弄得很烦，他比你更急。有句话我没对大块说，志奎的烦躁反而给了我一线希望，我估计志奎也在为我和飘妹儿的事着急。

事情的结果超出所有人预料，名单正式公布时，我和飘妹儿都在其中。我看见贴在保管室土墙上的名单，心子撞得胸口痛，好想把名单揭回家去，生怕知道的人多了会发生变化。

是王永红后来在无意中道出实情，批准的原因是志奎一再说改田需要人力多，中年人家事拖累大，今天婆娘流血明天娃娃生病，远不及未婚的年轻人利索。正好公社也希望尽快改田成功，给革命委员会成立一周年献礼。就这么定了。

那几天我无数次听见飘妹儿哼同一句歌：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上荣光……

这时候我才回味起飘妹儿要大块娶她做婆娘，对于大块的拒绝有些想不通。我把这事悄悄对富贵说起。我和富贵那时正站在保管室边，看土墙上红纸写的专业队员名单。是夏天里的明朗日子，富贵眼中闪着暧昧的光，很明显的暧昧，非常清楚。富贵说，你以为大块不想飘妹儿吗，他狗日的做梦都在想。我连连表示不可能。富贵说，飘妹儿长得肉鼓鼓的，具有很强的可抱性。我说富贵，亏你龟儿子还是民兵排长！富贵很不服气，民兵排长又怎么啦？脱光衣服裤子，武装部长也一个样子。说了许多怪话，富贵还是收起暧昧，认真道出他的判断，富贵说，大块怕别人说他趁人有难捡便宜，现在的人看重名声，名声比什么都重要。

其实我也是这个看法。

我这会儿不准备回忆改田工地上的事，尽管30多年过去我依然能看见当时的情景。不讲的原因是讲的人太多，而且都不像，电影没演像，文章也没写像，我暂不参与倒胃口。那时候我们在广播稿里用得最多的词就是红旗招展、歌声飞扬、热火朝天，现在想来也不准确，不知道是词的毛病，还是理解上的毛病。开始确实有一面写有“下坝专业队”大黄字的红旗，扛旗的人每天要带锄头扁担箢篼，总是把旗子搞忘，久了也就淡了。大家干活确实很认真很卖力，但连续几小时体力活，不可能节奏飞快还在脸上做喜悦表情，不信谁来试试。歌声得看干什么，像改田这样的活儿是短距离搬运泥土，大多数时间嘴巴必须用来喘气，那种状况下唱得出来的基本不是人。

在唱得出的时间里，唱歌最多的是飘妹儿。

改田工地分两大板块，一个是从小山坡上取石头，修水渠；一个是把宽阔的土地筑埂分割成小块，再将每块中细微的起伏弄平。我和飘妹儿都属于后面这个分支。小山坡在鸿雁坝不靠江那面，离我们的直线距离大约两三公里，在那里取石头的大多会石匠活儿，清一色的男人，自称“工（公）人”。石匠有时要喊号子吼山歌，鼓劲儿壮声势，传说可以辟邪防工伤。经常听到小山坡上传来长声吆吆的高亢喊声，听不清楚词，但我晓得大多是荤内容，比如：你的婆娘我睡过，大家味道差不多……比如：幺妹十七八，坐在门口把花扎，看见鸡公啄鸡婆，啄得奴家心火发，骂声龟儿子挨刀的，为啥不来啄奴家……据说至少几百年前就开始传唱。按今天的说法，应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时却提倡不唱。不过，事实是，提倡和唱，不统一。

我们这儿没人唱那个。这儿有个“铁姑娘队”，说话不能不分场合。还有，确实累，30多年后还能想起那种累的感觉。工地上偶尔也有歌声，只要一响起，多半与飘妹儿有关，既是领头唱又是主唱，不仅声音听熟了，连某个字会如何发声我都可以预知，因为她唱的大多是那几首，除了“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就是“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再就是“学习大寨呀赶大寨”……我理解飘妹儿的兴奋。但富贵告诉我这不是好现象，富贵说他老爸说的，“太欢喜的鸡婆会踩烂蛋”。我说富贵，你老爸不是把你第一个女朋友踩扁了吗？富贵一脸轻蔑地望我，你懂个垂子！我不想和富贵争论，这小子，太老气，不青春。

专业队实行投票选优秀，第一个月我和飘妹儿从组到队都是优。第二个月评比，我和她又以高票当选。当选后我俩都不敢笑，怕被人说是骄傲，就竭力皱着眉头扮虚心状。志奎收工路上遇到我们，他一手扛锄头一手叉腰，对飘妹儿说，好！又转身对我说，好！

其实他自己的票数比我们高。

我悄悄问大块他为啥特别鼓励我们。大块说，你别装疯。我不高兴了，谁装疯谁是小舅子。大块仔细看看我，说，好多人都晓得的事，你会没听说？你和飘妹儿能够进专业队，是志奎犟赢了的结果。

我听明白了——志奎说过，他喜欢有志向的人。志奎说，挽救一个人的政治生命，等于救她的命，有时，比救命更重要。

我更明白，我和飘妹儿如果有丝毫闪失，都会给志奎带来灾祸。

到第三个月结束，公社决定庆祝“第一个战役”的胜利，开个表彰大会，要上坝中坝下坝三个专业队各推选一批先进。说我“没料到会当选”是故作谦虚，为了不辜负志奎的保举，除了干活努力，我还在收工后写了好多篇广播稿，公社和县的广播都播出过我们专业队的好人好事，不少人说我让“扣肉没有埋在碗底”。单凭这一点，投我票的人也会增多。飘妹儿当选更是意料中的事。“铁姑娘队”公认干得最多最好的两个人，王永红和飘妹儿。王永红如实告诉大家，她没有飘妹儿干得多，她要经常参加干部会。铁姑娘们说开会也是革命工作。她俩都当选，也是当之无愧。

下坝专业队队委会审定了上报名单，让我抄写，估计是因为上报的名单中有我。我一高兴就浅薄地嚣张起来，很自由主义地把这事漏给飘妹儿。

飘妹儿瞪大双眼一下子惊呆了。那阵子我和她正走在甘蔗地中间的小道上，前后左右全是铺天盖地的甘蔗林，我看她惊得那样，又悔又怕，担心她发出什么叫声，恰好只有我和她走在一块儿，傍晚的甘蔗林光线又有些暗淡，走在前面和后面的人看不见我们在做什么，凭叫声会猜测我做了什么动作，弄不好再版一个“芭茅林事件”，我这辈子就完了。

好在她没叫，只捂着胸喘气。我问她，这么经不住荣誉？她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她说，心子都要跳出来了！

才过一天，志奎和王永红一同在工地上找我谈话。他俩把我从正在干活的人堆里叫出来，带到离开大家，靠近甘蔗林的地方，我还以为他二人要对我说点勉励的话，结果，他俩给我传递了一个很残酷的消息。志奎说，评先进，要看表现和贡献，还要看政治，政治高于一切，公社审查先进名单，不可能不考虑这一点，就这个样子，日他妈，他们把你叉逑下来了。不等志奎说完，王永红抢着补充，其实，你个人的政治没啥问题，你是共青团员嘛，主要是你的家庭政历不好，这也不是你能做主的事。王永红还说，上面并没有要求和你谈话，我和志奎担心你有其他想法，特意找你摆一摆龙门阵。

志奎和王永红故意说得轻描淡写，志奎还一反常态，表情大大咧咧，表示对这种事不在意。不管志奎和王永红用啥方法，还是没能填补我心中空荡荡的感觉。有一刻，夏日的阳光突然变了温度，照在脸上，比贴着冰块更冷。

好在这种事在那个年代相当普遍，我必须接受，还得说服自己，先进是走在队伍前面的人，家庭政历不好，哪有资格走在贫下中农前面！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谁叫你出生在一个那样的家庭。

我强作笑脸向两位干部表态，服从组织，不背思想包袱，继续努力……

志奎粗暴打断我的话，早就讲完了，还说个垂子！

志奎的语气告诉我，他的心情并不比我好。心情一差就离不开粗话，鸿雁坝的男人几乎都这样。

他俩又找飘妹儿谈话，依然坐在和我谈话那个地方。我远远望过去，他们身后甘蔗林像厚重的墙巍然耸立，前不见头后不见尾，这种气势衬得他们的身影小了许多。我从飘妹儿垂头丧气的样子，断定她也被“叉下来”。她有“现行”，我没有，虽然她家庭成分好，我还是有一点吃亏的感觉。

一整天里飘妹儿再没有唱一句歌，没有说一句话，干活却比以往更狠，有一股不要命的味道。我明白她从昨天的大喜到今天的失落，会特别难受，很后悔昨天把消息漏给她。

回到家，静下来我才觉得空虚难耐，多年后我在鸿雁坝的家被洪水彻底冲毁，十年心血汗水积攒的财富几乎全“洗白”，那时候我的失落感也远没有这么重。我坐在那张可以辟邪的书桌前很久不动，那是我对灰心一词理解得最具体的时候——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

志奎来了，手上捏两个玉米面和麦粉混合做的馍，他把馍放到我面前的桌上，转身脱掉鞋子，坐上床，蜷作一团，不说一个字。

我知道志奎早已回到蔡五姐床上去了，我想说这馍是蔡五姐做的吧，就是开不了口。不过那馍的香味确实很有说服力，我突然发觉饿得很厉害，就一声不吭把两个馍吃得干干净净。志奎见我吃完馍便下床走了，还是没说一个字。

7

一整夜我都在梦中为自己申辩，到天亮周身发软，还是咬牙起床做饭吃然后出工。扛着工具走出大院子走过保管室晒坝，远远看见飘妹儿站在甘蔗地边，我猜出她是想和我说话，却没猜出她要说的内容。她等我走近一开口就直接谈正事，听说你昨晚闷在家里怄气？我反问谁说的。她不回答，继续问，你进专业队就是为了名利？这话问得我有些紧张，那个年代，名利二字大粪一样臭，说谁追名逐利，等于说谁心术不正。我马上严厉起来，反问，你呢？你自己呢？她说得像背课文，为了实现革命理想，把青春贡献给战天斗地的壮丽事业！

语言很书面，但我看出，没有半点虚假半点做作。

我也声明，我只希望大家不把我和我的家庭等同起来看。

飘妹儿喘口气，这次评不评先进也许是对我们的考验。

飘妹儿这番话和她昨天的神情差距太大，真的这么快就提高认识了？我有些不大相信，后来证明我的疑惑是有道理的。但当时我不敢问，不相信群众也是一大错误，我是连小错误都犯不起的人。

就这么同飘妹儿一道走过甘蔗林间的小道，刚进入一段宽阔一点的路，发现王永红扛着工具在前面走，我一下放慢脚步。飘妹儿问，怎么了？我说，王永红见我和你单独走在一起，她会怎么想？

我当然不会提前次帮忙写检查惹的麻烦。

飘妹儿说，你晓得是哪个叫我来劝你的吗？我直发愣，莫非是王永红？飘妹儿独自甩开步子往前走，说，不住在你隔壁，哪个会晓得你在怄气！

年轻人再累也舍不得放弃晚饭后的聚会，尤其夏天，坐在一起随心所欲闲聊，凉也乘了，心情也舒坦许多。有人暗地里说我们是处在发情期，其实，不只单身，娶了婆娘的人有时也来，比如富贵。

富贵虽然年轻，因家里有老有小，生产队也需要留两个头儿，综合考虑没让他参加专业队。富贵参与大晒坝聚会的次数不多，他说最见效的娱乐是搓揉婆娘，我情绪低落那两天他来了，后来我才意识到他是有意来的。

富贵比其他人先到。月光亮得令对岸县城投过来的灯火黯然失色，大晒坝及四周的竹林甘蔗林都罩上一层银灰，隔很远我就看见银灰色中有一个红色火点一闪一闪，知道是有人在那儿抽叶子烟，只是没猜到是富贵。富贵会修电源开关会修抽水机，他的机灵又配上极不相称的老气，20多岁抽叶子烟的人相当少，年轻人都不喜欢和他一起守夜，我不在意那味道，抽起来可以驱蚊子。还有，我喜欢听他说很实在的话。

没等我在他身边坐稳，他就直撇撇地对我说话，进了专业队就对了，还在乎啥子先不先进嘛。我一听忙声明，我不是得寸进尺，先进是荣誉，也是对我努力的一种承认。他觉得这话很好笑，有人不承认你就不做事了？我的婆娘并不需要旁人承认乖丑，她照样给我生儿子。我说，我和你观点不一样。他说，垂子！无非是虚荣心作怪。

他说话没有面对我，两只眼一直对着茫茫夜色，他望着灰蒙蒙的空间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别以为只有你才不顺心，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念不通也得念，除非不活了。

我等他注释这句话，谁知他偏偏这次破例了。

猜不出富贵针对的是谁，我把队里近些日子发生的事来回想了几遍，先以为富贵针对的是蔡五姐，我在乘凉时听一伙伴说过，蔡五姐因为对飘妹儿的事说过“帮助教育归帮助教育，不能剥夺人家的雄心壮志”，这话传开，就有人说蔡五姐不明是非，立场有毛病，也有人说她是炫耀自己看问题有眼光。蔡五姐这些天正气哼哼打听说话的是哪些人。

我很快否定了这个猜测，蔡五姐从来不认为她家的经难念，她要的就是“显英雄本色”的机会。

如果志奎不连续在我家坐几次，我真还猜不出富贵到底指的是什么。

志奎每次来都坐上我的床，抱成一团，一言不发，坐一会儿，走了。第二天照样来，继续如此反复。我以为他是对我表达同情，多几个晚上才知道，我犯了自作多情的毛病。

志奎很疲倦，像连续配种几次的公猪，连站的力气也快没了，四肢拉伸摊在我床上，说他刚从公社回来，有事要我马上做。

志奎告诉了我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有一拨又一拨的人，连续在县城张贴大字报，揭发鸿雁坝集中人力大张旗鼓改田，打着“学大寨”的幌子，以生产抵制革命，干扰斗争大方向。大字报还揭露，“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鸿雁坝没有搞出一次轰轰烈烈的高潮，几乎无所作为。按当时“行情”，这绝对是很严重的罪行，谁也不敢把这话不当回事。

县革委没有动静，公社革委更不敢贸然表态，上坝中坝的专业队进退两难，实际上已处于半停工状态。志奎见事关重大，又得不到明确指示，只好跑遍下坝17个生产队征求意见，结果更为难——每个队都有几十亩甲等好地没种甘蔗，专门留来改田种水稻，如果一事无成停下来，那么多人力物力白投入，还糟蹋了人民公社的土地，这也不是小罪过！别说无法向广大贫下中农交代，自己良心也过不去。志奎为此一再跑公社，跑得领导们一听他来了就躲。

关键时刻，只有一个人替志奎拿了主意，这人就是蔡五姐。

蔡五姐像骂儿子一样骂志奎，你们拿那么多人那么多地不当回事，庄稼人就靠这个为革命做贡献，你们可以不要命，不能不要良心！

志奎回击蔡五姐，你只晓得锅儿是铁做的，还有锅盖呢！你晓得街上的大字报哪儿来的？是革命群众贴的。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蔡五姐说，人家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的群众就是假英雄？

志奎大惊失色，不准蔡五姐胡说。蔡五姐说，我不是胡说，他们能写，难道我们就找不到人写？明明是你自己有私心杂念，没有树雄心立壮志。

这话把志奎弄毛了，大叫，你少在大字报上抄些帽子给我戴。两人闹翻，蔡五姐气得捶胸顿足，当真把志奎赶出家门。蔡五姐说，你太令我失望了！我太失望了！

可能气消了，志奎坐在我床上一再感叹，龟儿子婆娘的脑壳真还好用。

志奎说这话的语气肉麻得令我周身起鸡皮。

志奎又去找公社领导，志奎说，大字报，大家写，我们组织人对着写。终于有领导被他感动，冒险告诉他，土地、情感、愿望都不起作用，惟一镇得住的是革命委员会的红头文件。县革委是红色政权，谁反红色政权，谁就是反革命。

那领导没说具体怎么办。志奎自幼在县城边长大，见多识广谈不上，想点鬼点子不难。

志奎对我说，你给县革委写几封群众来信，用很多贫下中农的语气写。

我提醒志奎，风险很大。

志奎显然早已想好，一切麻烦算我的，我现在是寡妇生儿——已经处在风口上了，改不成田同样是罪人，不如把好事做成，死了也留个好字。

志奎，一个讲究把复杂事简单化的人，自从我认识他，从没见过他这么满脸庄严与忧郁。他走后很久我都睡不着，躺在床上看着黑暗中清晰浮现的志奎。我和飘妹儿因倒霉烦恼，风光的人居然更烦恼。

我变换语气写了三封渴望学习大寨治理山水的信，恳请革命政权发一个红头文件，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找人在信上摁手印的时候进行得很顺畅，有人还主动找上门来摁。后来听说蔡五姐一家一家地去发动，我把这话告诉志奎，志奎不动声色，说，哼！

信送去县革委刚三天，就接到紧急通知：后天，县革委要来20多人视察改田工程。志奎跳起来，这种事，不怕上面来人，就怕上面不来人！

志奎连夜召开下坝专业队队委会，提出一个惊人的设想：突击几块成品田出来，让视察的人“眼见为实”。他说的成品就是把几块改造成形的地关上水，插上秧，弄成真正的田。志奎仔细筹划过，新修的水渠还早，可以利用原有的灌溉渠放水，派人去沿途口子看守，只要中途不分水，肯定能淹出几块田，然后集中力量连夜插秧……

志奎的话还没说完，下面已是一片嗡嗡声，接二连三有人提出疑问：有没有把握？万一弄巧成拙更糟！现在这季节只能插晚稻，到哪里去买晚稻的秧苗？种田和种地使用的农具不一样，时间这么紧，到哪儿去找耙田、插秧的农具？……有人提问，也有人支招，又有人质疑那些招数，会场成了农贸市场，各人强调各人的，闹哄哄一片，几乎听不清任何人的话。志奎招呼了几次不起作用。平时听这些人说起改田种水稻热情蛮高，到关键时刻，却为一些小事争论不休。志奎本来就缺乏耐心，几次想拂袖而去。

被迫耐着性子说服大家，志奎的话就有些沉不住气，他说，我们改田的事全县人民都听广播说了，眼下成了老头儿的鸡巴，软溜溜地悬在那儿上下两难，我们的脸难道是屁股？

志奎说，很快是县革委成立一周年的日子，人家早做出成绩等着给县革委献礼，我们呢？拿垂子给革委会献礼！

志奎这话大家都明白——我们什么也没干成，到时候拿啥去给县革委献礼？其中的粗话只是本地习惯性的语气词，换成其他人甚至换成我，情绪激动起来都可能这样说。但下面却突然有人笑起来，笑声转瞬间扩大，变成哄堂大笑。我也忍不住跟着笑了，因为志奎这话说得很容易让人想到另一方面去。

这话有些多层意思的味道了。

不管怎么说，17个生产队终于还是统一起来。志奎显示出过人的指挥能力，各个环节落实专人负责。当天夜里，按志奎的说法是上下一齐动。几个小时过去，一块地果然淹满水。第一次淹上水的地还不是田，看起平整的地面，一淹水立即显出细微的不平，同时，未浸泡过的地，泥土粗糙，毫无面糊感，断然不能插秧。如果过去种过田，驾上牛，来回耙若干遍，这事就解决了。但队里没有水田用的耙，只能打人海战，用锄头和脚来回搅拌。

干起来才晓得这活儿累得惊人，一会儿工夫便脚手发软气喘吁吁。志奎把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下田搅拌，一部分在地边休息，轮流上阵，依然不轻松。有县城的灯光隔着沱江映过来，干活不会看不见，只是参与人多，场面乱，无法掌握每个人。飘妹儿不知哪来那么大的狠劲，竟然一轮接一轮地干，一声不吭，直到清晨昏倒在田里，人们才发觉没有人看见她中途休息。

王永红抱着周身泥水的飘妹儿，放声大哭。

志奎也红了眼圈，大声喊，下次评先进，哪个再叉你，老子坚决不依！

为这句话蔡五姐和志奎又争论过一次。事实证明了蔡五姐的正确。这事结束又评了一次先进，当选面相当大，大队、专业队和公社表彰的人，加起来超过参与改田人的三分之二，被表彰的人中仍然没有飘妹儿。

很快，飘妹儿闪电般地嫁到外地，她嫁了以后生产队的人才知道。消息确实那天夜里，大块在我屋里默默坐了好几个小时。

过几天飘妹儿按惯例“回门”，我们发现，飘妹儿的话比以前多了许多，见到人就说过不停，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话：他们都说我有啥子毛病，其实不是，我只是想说话，啥子毛病也没有，就是多说了一点点话，说话会有啥毛病？

飘妹儿在娘家那几天，只要出家门，大块几乎都不远不近地跟在她身后，皱着眉头，默默看她，不转眼地望。直到飘妹儿离开，大块才对我说了一句，当初我要答应了她，就没有这回事了。我想安慰他，说，那不一定。大块火了，红着眼睛瞪我，敢说不一定！

次年春末，大块放炮取石时，排哑炮出了意外，不幸身亡。

8

视察团来的前夕，一共完成四块成品田，仅一亩多一点，没有达到志奎设想的两亩。旧灌溉渠太小，水量不够。只好这样了。第四块田还没插完秧时志奎沿视察团来的路走了一次，发现其中一段甘蔗林太密，长长的甘蔗叶伸到小路中间，志奎担心甘蔗叶上的小齿割伤视察团的人，马上安排人将那些伸出的甘蔗叶或者割短，或者挽起来。

正说再也找不到纰漏，突然变天，乌云越来越厚，都知道这个季节的雨不会久但也不会小，去现场的路上，有一公里多泥路，因为是横穿甘蔗地，从来没有铺过碎石，一下雨就泥泞。视察团的人万一走不过去，所有一切岂不白干！

志奎脸色比天上的云更黑。

都急着想主意：不可能组织人背，就算你愿意背，人家也不愿意让你背；用木板垫路？哪来那么多木板！请县革委视察团换时间……这话还没说完，志奎马上打回去，这一改，很可能遥遥无期。

蔡五姐颠着胸部在旁边晃来晃去，她还在和志奎赌气，说话不看志奎，但声音很大，她说，叫所有人都把家里的油布、蓑衣、草帽、斗篷（斗笠）全借出来，把路盖上。

人们发出了嘲笑声，志奎也笑了，但不是嘲笑，志奎轻轻骂了声龟儿子婆娘。我一看就明白，志奎被蔡五姐的话启发，想到了办法。

去冬砍倒的芭茅大多还堆成一个个垛子立在江边，志奎通知相关生产队，马上集中劳动力抢运芭茅。17个生产队一下子来了近千个社员，有人挑了两担，有人只挑了一担，一公里多泥路就全部铺满芭茅，路面被严严实实遮住。为防止火灾和其他不安全因素，志奎又让富贵调动民兵通宵守护。

志奎正忙得两眼喷火，有人骑自行车送来一张通知，要志奎马上去公社。他问是什么事，送通知的人只知道是紧急事，此外啥也不晓得。志奎捏着通知犹豫了一下，将迎接视察团的有关事情再作一番交代，还是去了公社。

据说，志奎回来已过半夜12点，周身淋得透湿。只有蔡五姐一个人在等他。他俩本来还在赌气分居，但蔡五姐把志奎接回了家。后来有邻居说，他听见志奎家的猪整夜一直在哼哼，发出一种很不正常的声音。

邻居说，不吉利。

大家就更担心明天的县革委视察团。

雨哗啦啦地下到临近黎明才停。天刚亮，就听见志奎嘶哑着嗓子，在院子里来回大喊去揭路上的芭茅。各生产队的人都按时到位。志奎一再强调方法后，才允许动手。几百人小心翼翼将遮盖在路面的芭茅揭开。除了揭芭茅时溅落的一点点水，一公里多泥路面同没下雨前几乎一样。太阳开始露出一线脸，像个出门前先藏在门后窥视一下外面的小女孩。雨是不会再下了。

志奎问身边的人，哪个有烟，我扯一口。

他拿着别人的叶子烟杆，很别扭地吸。那之前我从没见他吸过烟。

欢迎的队伍按设计站好，等了一阵，不见视察团过来，又解散。过一会儿，估计要来了，又站好队，等一阵还是没来，又解散。终于听到甘蔗林外传来喊声，县革委视察团到了。欢迎队伍再次迅速排列好。一辆北京吉普和几辆大货车从甘蔗林后冒出来，转眼开到面前，停在大公路和乡村小道交界处。欢迎队伍一起鼓掌，高声唱歌，“毛主席呀派人来……”唱得情真意切。

车上人狂呼“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口号，边呼边下车，这才看清不是20多人，少说也有一百多，工人、解放军、学生、干部，各方面代表都有，可见红色政权同样非常慎重，当然，也可以理解是对贫下中农来信非常重视。

走在雨后依然干燥的泥路上，两旁是热情的人群，县革委视察团的人确实兴致很高，但似乎没人注意到脚下的小路为什么下了一夜雨仍然是干的。

视察团的注意力在贫下中农身上，17个生产队的社员都在关注视察团，没有人注意到志奎与昨天有什么差别。

所有人都围在那几块成品田四周，刚插下的秧苗在周围原始森林般的甘蔗林衬托下，像才出生的小动物，娇嫩凌乱。百多名各界代表现场展开讨论，有点雷厉风行干革命的味道。近千社员在尚未改完的空地上忐忑不安地旁听。我虽然不能像志奎站在视察代表旁边，但那个年代的人发言流行慷慨激昂，几乎每句话我都听得清清楚楚。

确实有人反对，说种甘蔗是革命的分工，只要革命需要，党叫种啥就种啥；赞同改田的理由也明白，要有人定胜天的气派，不改造旧山河就无法创建新农村；肚子饿了不可能只吃甘蔗只吃糖，古巴都在拿糖到我们国家换粮，难道我们又拿糖去别的国家换米！真正奠定决议的是有人提到最高指示，毛主席说过“以粮为纲”，说过“广积粮”，这话还没完周围旁听的贫下中农就纷纷议论起来，的确，毛主席没说过“以甘蔗怎样”，也没说过“广积糖”。

就有贫下中农带头呼口号：战天斗地夺丰收！誓死保卫红色政权！县革委视察团的人也振臂高呼：向贫下中农学习！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一瞬间，整个现场一片激昂的口号声，惊天动地，声浪越过宽阔的甘蔗林，两公里外的院落和江对岸县城边的人都能听见。

送走视察团，大家把握十足，等候好消息。当天傍晚，公社的广播在夕阳照耀下大声喊志奎和王永红马上去公社，下坝各个院落十多个高音喇叭同时播放一句话，半个鸿雁坝回声缭绕。这种宏伟壮观的声势经常有，此时听起来分外振奋人。志奎和王永红去了。谁也不曾料到，志奎这一去竟成永远。

志奎的遗体是次日清早发现的，躺在新改的几块成品田旁边，出工的专业队员们看见，惊愣万分，围在四周放声大哭。

我们队的人和公社的车几乎同时赶到，紧接着是县里的公安，一来就封锁了现场，过一会儿，运走志奎遗体，并让王永红和蔡五姐一同去了。

中午，传出志奎死因，说法不统一，有说是喝农药自杀，有说是患急病，也有说劳累过度，还有说是吓死的。“文化大革命”中谣传盛行，说法不杂乱才不正常。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造成志奎灾祸的起因是他前两天那句话，他说“拿垂子给革委会献礼”。这话可有多种解释：问——拿啥给革委会献礼？赌气——坚决不拿任何东西给革委会献礼！恶毒幽默——拿裆里的玩意儿献给革委会。志奎这话是当着几十个人说的，在那个年代，谁揭发都不奇怪，说话的当天夜里公社武装部就知道了。志奎带领人们加班突击成品田时，调查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除了那句拿什么献礼的话，还抖出志奎“袒护坏人坏事”的问题。负责调查的人似乎有意帮志奎，尽量找与志奎无过节的人询问，但最终还是放出话，批斗是难免的。

前晚志奎深夜淋着雨从公社回来，和蔡五姐在家里长时间地谈话，几乎是蔡五姐一个人在说，她一再要志奎主动深刻检查。志奎靠在椅子上，很久才开口一次，每次都是同样几个字：没有田什么都是空的。

“芭茅林事件”以来，志奎一直想替相关人员解脱，现在，他自己却套起了，无法解脱。

志奎遗体送回，按当地风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回家，灵堂搭在保管室。公社没再说任何话，下坝17个生产队都送了花圈，五颜六色堆得保管室晒坝像花园。队里的人不善于在别人伤口上撒盐，都不说半个关于死因的字。只有王永红表现失常，哭得比所有人都伤心，那副泪涟涟的凄楚相，与她平时的铁姑娘英姿很不融洽。就有人私下怀疑她是告状人，还记起第二次通知志奎去公社也通知了她。但我不相信？她确实积极求上进，却不可能举报志奎。

还有另一个人不大合常理：蔡五姐。她应该最悲伤却没有痛哭，更没有悲痛欲绝的表情。志奎生前和蔡五姐一直互相心疼，绝对不是虚情假意。我利用守灵时间长的机会，特别留意过蔡五姐。那三天，她几乎一步不离守在志奎身边，有时默默坐在那儿，有时又独自对志奎遗体说话，说得最多的一句是：这样躺下，总比挨批斗好……我会把你的儿子带好，永远维护你的声誉。

我拿她反复嘀咕的这句话悄悄问富贵，富贵确定我确实听清后，反而松了口气，富贵说，她怀娃娃了，志奎有后人了！

不多久蔡五姐果然挺起了肚子，几个月后生下一男孩。蔡五姐没改嫁。我顶替母亲招工离开鸿雁坝时，她的孩子已上小学一年级。

再次见到蔡五姐是今年的事，这之前我听说过蔡五姐的儿子参军，退伍后应聘在镇上搞开发。算来该超过志奎去世时的年龄好几岁了。我很想看看志奎的儿子长成什么样，就去了蔡五姐家。

我去得不是时候，他们母子正在吵架，吵得很厉害，事由却极简单：镇上要解聘志奎儿子，志奎儿子咬牙切齿在家找证据，他曾经帮镇上开过假发票，替镇领导付过娱乐费，给镇上干部发过多次过节费……总之，他被惹怒了，要去举报。蔡五姐嗓子嘶哑，大骂儿子，她越骂，儿子越愤怒，举报的决心越大。蔡五姐终于控制不住，朝30多岁的儿子脸上狠狠扇去一巴掌，那一声脆响，令所有在场的人惊呆。

蔡五姐任泪水满脸流淌，她颤抖的手指着有些发呆的儿子，骂：那年，上面来调查，我是说过，说你爸说了那句话，确实说了……但我是希望上面帮助他，教育他，他是党培养的红色接班人。我绝对没有半点私心，没有半点个人杂念！

蔡五姐说儿子，你去举报，连你自己一起举报。

责任编辑洪清波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傅 恒 期刊：《当代》200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