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题词的语言大都比较简洁,最短的是“求是”、“晗亭”、“深圳”,只有两个字,而最长的是纪念韦拔群的题词,有两百多个字。邓小平还很少随机题词,一般是在北京题写好后送到被题词的单位或个人手中。据悉,邓小平在1988年5月11日一天题写了19幅,是数量最多的一次。
邓小平题词非常严谨。1983年6月,邓小平为“学习雷锋标兵”朱伯儒题词:“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他把这份题词交给办公厅的同志,说:“请不要急于拿去发表,应该请语言学家推敲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字不准确的地方。”办公厅的同志去请教语言学家王力。王力接过题词,一字一字地推敲后,认为“符”字用得不规范,并用铅笔在旁边写了个“副”字。邓小平看后十分高兴,说:“改得好,改得好。虽然过去用这个‘符字,但现在不用了,就是错别字了。国家领导人写了错别字会影响国民的文风。”
有关邓小平题词,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1986年2月,邓小平最后一次到成都杜甫草堂。他每次到成都都要到这个地方,他还说:不到杜甫草堂等于没有到成都。这次赏梅之后,杜甫草堂的同志准备了笔墨请他为草堂题词,他的外孙拉着他的手说:“爷爷又要写什么?我们不写了吧!”使劲往回拽,邓小平听了笑着说:“好,好!听你的,我们不写了。”一边说一边向草堂的工作人员表示歉意。虽然他没有给草堂留下题词,但他的亲情给草堂的工作人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广西策划了一套献礼书,其中广西军区主编的《广西革命回忆录》,是这套献礼书的龙头作品,获得了张云逸的题词。后来张云逸亲笔写信请邓小平为《广西革命回忆录》题词,并建议主编单位编辑出版续集,再版时将邓小平题词补上。
1963年春节刚过,《广西革命回忆录》征文小组张武拿着张云逸的亲笔信,晋京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一周之内即回复: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邓小平题词一到,立即制作复制件。原件保存在主编单位,复制件保存在出版单位。《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进入定稿阶段时,康生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给历史题材制造困难,所以审批作品进展缓慢。在“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广西革命回忆录》被打成为邓小平树碑立传的“大毒草”。
经办邓小平题词的张武,挨批后受贬下放。为了确保邓小平题词万无一失,张武先用红绸把题词包在里面,再用草纸包封外面,把它藏在啤酒瓶箱中,偷偷随身携带,完好地保存下来。
十一屆三中全会后,张武带着邓小平题词重返南宁,《广西革命回忆录》的编辑陆续归队,把再版《广西革命回忆录》和出版续集列入1980年的选题计划。而受“左”倾思想影响的人还是不给《广西革命回忆录》开绿灯。1982年竟然出现了一个取消出版《广西革命回忆录》的红头文件。
后来编者们上书自治区党委直至中央,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大环境中,在自治区党委和中宣部的直接干预下,由中央工作组李英敏一锤定音,致函广西宣传口领导,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关于出版《广西革命回忆录》的批示。这样,邓小平的题词终于印在了《广西革命回忆录》的卷首与读者见面了。
作者:王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