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无尽关系

一

拉下电门总闸，关掉自来水总开关、煤气总阀，插紧所有窗户的插销，锁了门，把一个热咕隆咚的家锁在身后，回老家过年的征程就从楼梯里开始了。

楼梯里冷飕飕的，因为是早上，被驱逐在门外的隆冬的凉意一遇了人，就像一个长期流落街头的弃儿突然遇到亲人，冰冷的小手迅速抚擦过来，脸颊和鼻尖顿时冰凉一片。脸颊和鼻尖凉，浑身上下却一点都不凉，因为在此之前，我、丈夫、儿子、侄子，我们在楼道里已经上上下下搬运好几个来回了。我们不知道这栋楼里谁还是乡下人，谁还会和我们一样，要这么民工似的大包小裹地回老家过年，在这一趟又一趟的搬运中，我们没有碰到一个人。那清冷的感觉，好像年只属于我们，好像回家过年，只是我和丈夫、儿子我们三个人的事。

年货把面包车的后备箱挤得满满，白酒、果酒、啤酒、饮料、火腿、各种熟食品，这些东西小镇上都有，可小镇上东西终归没有大城市质量可靠、上档次，你是城里人，总得上点档次。当然重要的是有专车，侄子开面包车专程从乡下来，你总不能让车空着。盖后备箱盖时，侄子一边呼呼喘着一边开玩笑说：“还有没有，要有还能装下。”

侄子只小我三岁，大嫂生他时那一头黑乎乎湿漉漉的头发曾吓得我趴在母亲怀里号啕大哭。我们一起长大，却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他因为酷爱机械修理，一直留在大哥开在小镇的修配厂里，最终也就成了关键时刻联系我和乡下家族的使者；我因为酷爱读书，一程程从乡村走出，如今成了媒体记者定居大连，最终也就成了每逢过年都需隆重对待的城里人。

说隆重，是说侄子头天晚上就得赶到。从老家到大连不足三百里，并不算远，可因为我们返回的日子是年三十的前一天，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忙着贴对联挂宗谱，侄子必须在有阳光的正午赶回家里。提前上门等待出发，这等待的时光，不由得就有些隆重了。因为这个晚上，大哥会一遍遍打来电话，一会儿叮嘱侄子夜里早点睡，不能在路上打瞌睡，一会儿又叮嘱侄子再检一遍车，说上了高速发现隐患可就麻烦了，把侄子折腾得反而睡不着坐起来抽烟。点燃的烟头透过客厅的玻璃一星一星闪烁时，我仿佛看到大哥正热盼盼等待的目光，仿佛看到远在三百里外整个一个家族都在热盼盼等待的目光。

大哥大我二十多岁，他一直扮演父亲角色，父亲去世后更是如此。十年前的冬天，他承包的汽车修配厂经营红火，买了面包车，提车的当天晚上就打来电话，“贞子，这回好了，来家过年有专车了。”那坚决而自豪的口气，仿佛他买车就为了过年时专程接我。

为了这隆重的专车，我和丈夫大庆一迈进腊月就开始了隆重的置办，给母亲、大嫂、公公、婆婆买衣服，为娘家和婆家办年货，为大哥、二哥、三哥、公公、大姑、姐夫买拜年酒。我们先是列个单子，写上要买物品的名字，算好要买物品的数量，定好要买物品的价格。娘家和婆家同在一个乡镇，办年货一式两份，列单子并不难，难就难在衣服和拜年酒上。大嫂的腰围一年一变，去年还是二尺九今年就变成了三尺一，公公的喜好很难把握，本来还说喜欢灰色，可你买了灰色他又说太旧，常常要提前打好几个电话。自从婚后第一年拜年，每家四瓶白酒两瓶果酒就成了铁定的规矩，每每想到改革，最终又因为种种不可言说的原因恢复照旧。按着记忆中的亲戚依次写来，往往写着写着就乱了套，因为亲戚有远有近，同是六瓶酒，价格档次总不能一样。调整、更改，毁了几次才写好单子，终于捏在手里，雄赳赳涌入闹哄哄的人流，可临了才发现，一切全不管用。因为你写的价格和货架上的价格大不一样，去年还是四十六块钱一瓶的老牌子酒，今年一下子就长到了七十六，巨大的价差映在眼前，握在手里的单子一下子就被汗洇湿了，要是此时再有人把你挤来搡去，不是踩了脚尖就是撞了肩膀，你的心突然就烦了，你不但心烦了，还忍不住一遍遍发问，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年，实在不是个什么东西，对于我们这些在外的人而言，它不过是一张网的纲绳，纲举目张，它轻轻一拽，一张巨大的亲情之网立即就浮出水面。这张网其实从来都没消失过，它们潜在日子深处，藏在神经最敏感的区域，一有风吹草动，哪怕一个电话，都会让你惊慌失措。如果有谁身体不适怀疑得了重病，进城检查住到家里，你更是乱了方寸。只是很多时候，你努力忽视它忘掉它，你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事情，职称晋级，孩子升学，房子搬迁，或者，你因为有太多属于自己的事情，不知不觉就忽视了它忘掉了它。可只要进了腊月，这张网就网进了大鱼似的，立即活跃起来鼓胀起来，一根根网绳在神经里绷紧抻直时，你不知不觉就成了撑网人。你成了撑网人，收获的却不是鱼，你没有鱼收获，自己却变成一条鱼被年收获，因为你必须为年准备巨大的开支。

说到底，真正的纲绳不是年，而是身后的根系，是奶奶父亲母亲以及由他们延伸出来的血脉。你是血脉上的一个支流，回乡祭祖拜亲，不过是你的本分，可是这正常的不能再正常的本分之事，每做起来，都有一种说不出的烦乱和苦恼，都觉得自己活得太累太委屈。你烦乱，是说你奋斗挣扎了二十多年，双鬓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却也没有把自己变成富翁，还要为几瓶酒钱算计；你委屈，是说你奋斗挣扎了二十多年，都由一个乡下人变成城里人了，餐桌上都有了蔬菜沙拉这简单的西餐了，最终还要为这繁琐的乡俗礼节费心劳神。

侄子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感受，他一上了车就打开音响，播放新版邓丽君的歌曲，《欢欢喜喜过大年》。侄子当然是欢喜的，他一年到头起早贪黑从来捞不着休息，只有过年才可以喝酒打牌睡大觉。实际上，只要坐上侄子的专车，我也一点点有了欢喜的心情，这似乎和歌曲无关，而和车的速度有关。只要接了我们，侄子对这个城市就了无牵挂，出了小区直奔立交桥，密密麻麻的楼房在桥下倾斜时，你觉得有什么东西被你抛弃了，你觉得你对这个城市也了无牵挂了。

这条路一年之中总要走上几回，平均两个月不到，就要回家看一回母亲，可平时走和现在走，感觉是不一样的。平时走，大多都是我一个人。丈夫在广告公司工作，很少节假日，儿子刚从初中进入高中，节假日都在外面上课；我借采访的机会独自坐上大客，跟许多不相识的人行在路上，心是散漫的，要么把注意力放到某个有趣的旅客身上，要么就静静地看着窗外，看车如何一程程告别城市驶入开阔的原野。但不管怎样，你都不用说话。现在不行，一个小小的车体把四个人装到一起，四个人的世界于是就有了一个场，一个不说话就显得不对了的场。儿子建建自然不会说话，他只要离开课本，耳朵立即就塞进MP3，进入一个虚妄的和公式方程完全无关的世界。大庆自来话少，跟我这边的亲人，尤其如此。他好像从没加入过我这个家族，当我以我们家族待人接物严格的礼教要求他的时候，他越发放纵自己在我们家族面前的无礼无教，比如上了车，绝不跟侄子有半句客套。好在侄子早已习惯，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他往往会说“姑最近又跑哪啦?”而不是“姑夫最近忙什么啦”。

一路不停地和侄子说话，就像拜年酒必须每家六瓶一样已经成了铁定的规矩。我们一同在大家庭里生活了近二十年，小时为了逃避地里的活路，一个站岗放哨一个和蛐蛐斗架有过多年默契的配合，虽然各自已经结婚多年，虽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很少见面，但只要见面，一个眼神，就可把你带到亲切又熟悉的往事之中。于是每年从城里往老家行进的道路，都是通向我和侄子童年的欢畅之旅，我们把一个个藏在草垛空里、庄稼地里、河套边上的故事翻找出来，之后长时间笑个不停。偶尔的，在某个地方，也会翻出忧伤，比如有一个黄昏，我和侄子、奶奶(侄子的老奶奶)去村里看电影，侄子走着走着突然不见了，我正慌张寻找，八十多岁的奶奶扑通一声跪到井沿，没一会，一只鸭爪一样的小手拽在奶奶手中。当我以为奶奶拽了一只鸭子时，侄子已被水淋淋拖上井台。谁也想不到，从深井里出来的侄子刚吐出一口水，就大张着嘴哭咧咧说：“俺还能不能看电影啊?”侄子的又一次生命是奶奶给的，这井里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忧伤的意味，奶奶一九八五年去世时九十六岁，侄媳当时怀孕五个月，只差一点就看到第五代了。忧伤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这会使我们寻着奶奶这个根须，翻到更多枝蔓上的故事，二大爷家的，四叔家的，二哥家的，三哥家的。其实一些年来，我们路上谈论最多的，还是身边这些亲人的现状。比如四叔家的征安移民加拿大，二哥家的远程正在闹离婚。我们因为辈分不同，动不动就叫错了称呼，有时我叫二大爷他也跟着叫二大爷，有时他叫三叔我也跟着叫三叔，仿佛我们是两个顽皮的一遇了好事就你追我抢的孩子，但恰因为如此，心会贴得更近，会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姑侄同车回家过年的旅程。

有一种感觉，没有跟任何人说过，我一年一年和丈夫、儿子生活在一起，就在昨天、前天，还和丈夫为办年货同进同出，还臭是一窝烂是一块地为民工一样的忙碌烦乱委屈，可是只要上了侄子的专车，只要和侄子在申家的枝蔓上有了一次古往今来欢畅的翻找，我的感情立即向侄子倾斜。说倾斜，是说某个瞬间，我会不知不觉把自己从丈夫和儿子那里分离出来，会觉得我压根不是程家人，而是申家人。我会突然惊讶地发现，原来我已经嫁给了程家，我一个申家人，为什么要嫁给程家?

可以说，每年，都会有这样一种东西在我心里慢慢浮出，就像年使亲情的网络慢慢从水下浮出一样。它浮出来，却并不像网绳那样越绷越紧越抻越直，而是在经历了瞬间的警觉之后，某根绳索突然绷断，拽我的，或者我拽的，只剩下一根，申家的这一根。那一时刻，我觉得我和身后的丈夫、儿子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好像只是一个搭车者，互不相识的路人，因为在我们翻找攀爬的故事里，看不到他们任何踪影。可奇怪的是，我和丈夫、儿子成了路人，却一点都不伤感，不但不伤感，反而有一种挣脱了某种枷锁的轻松，仿佛又回到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

冬日的阳光在高速路两旁静静地铺洒，一座拱桥下面，两道隆起的河岸上，枯干的蒿草摇曳着瘦弱的身姿，它们和身边河床冰层里几块突起的沙丘遥遥相望时，为我平添了几许梦幻般的感觉。曾几何时，河床是我们冬天里最好的去处，我们掠夺蒿草，将它们拦腰斩断，之后编织厚厚的冰车在冰层上滑翔，在那样的时候，我们的目标在很远的海里，侄子往往会说，咱一直滑到海。

幻觉自然没有多久就消失了，那时我们下了大连至庄河的高速路，上了庄河至歇马镇的乡级公路，再有二十几分钟就要到家了，侄子说：“姑，中午上哪?是一起上俺妈那儿，还是直接给你们送到姑夫家?”我突然惊醒，是啊，在这里，我有两个家，娘家和婆家，我该去哪一家?

我惊醒，好长时间做不出回答，依我的心愿，自然是回到母亲身边，我有一个多月没有看到母亲了。可是这时，一路上一直没有说话的大庆突然说话：“把这边的东西卸下来，先把我们送回家。”

大庆说的这边，是指我的娘家，而他说的我们，包括了我，他希望把属于娘家的东西卸下后，我跟他一同回到婆家。大庆的语气是霸道的，不容置疑的，了解我心情的侄子在后视镜里看了看我，没有说话。

只要你结了婚，你就是婆家人，你和丈夫孩子就牢牢地捆在了一起，这是不可抗拒的现实。也正是了解这一现实，侄子才要这么问一句。被这样的现实压迫，车转了弯，下了路，一点点驶进大哥的修配厂时，我的心像塞了麻团，一种每年都要温习的郁闷使我大喘一口粗气。

大哥早已等在厂子门口了，夜里感觉的整个家族都在热盼盼地等待其实是不存在的，大哥的厂子已经放假，给大哥打工的三哥、两个侄女侄子已经回到自己的小家，二哥的厂子，却在街后的另一条胡同。见到车，大哥笑吟吟迎出来，胡子拉碴的脸上布满了等待的倦意。因为后备箱里的东西需要凭记忆分配，我没有时间跟大哥多说什么。和大庆一起陷入一件件识别区分的忙碌时，大哥和侄子站在车旁，故意大声说些车胎和路况的事，以遮蔽我和大庆因为识别错误而有可能造成的争执。还好，大庆已经霸道地表达了态度，在小节上开始让步，比如在我把给公公的酒记错了拿下来时，他会小声说，“不对，这是给爸的。”

对于大哥，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仪式，他几乎年年如此，在厂子工人都放假之后，一个人空荡荡地等在这里，等着这父亲般的意愿得以实现的一刻。可是大哥和侄子一样，从不因为亲情的需要强留我们，当听侄子说他的姑夫着急回自己的家，二话没说，立即逼我们上车。只是在抹车时他大声跟了句：“后天早上早一点回来。”

二

婆家就住在歇马镇东边，一块坡地上最新建起的一幢小楼的六楼。和城市不断向郊区延伸扩张一样，小镇也一日日把曾经耕种的野地揽入囊中。公婆之所以情愿变成小镇的囊中之物，并不是开发商占用土地之后的回迁，而是从供销社系统退休回家的公公和邻居经常打架的结果。邻居的马钻进了公公门口的菜地，公公就用铁锨让马的后背见红，到邻居大白天进了公公的家掀了一家正吃饭的桌子，公公就把电话打给远在城里的儿子，声言绝不在农村住了，抻断腰筋也要进镇，也要上楼。被开发商占了地盘的老辈人，动迁时还要哭叫着不愿意，公公住在小镇八竿子打不到的乡下，却哭叫着要求上楼。抻断腰筋的自然不是公公，而是在城里工作的大庆，他跟与公公住在一起的弟弟弟媳商量，卖掉海边的瓦房，不足的钱由他补贴。但事实是，你告别烦恼是有代价的，从此没了房前屋后的菜地种了，一日三餐一张嘴就得掏腰包，日子一下子就不是日子，而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无底洞。用公公一点退休金打发无底洞，过日子的从容从此便不再有了。有一回婆婆在电话里说，上冬以来，才买了一百斤大白菜，大庆一听急了，连夜回家送钱。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里回家，我们的专车真是要多重要有多重要了，因为它是一家人打发新年的全部指望，大到五十四响的礼炮，小到一盒火柴，大庆全都备足了，把电话打过去，告诉就要到了，除了婆婆，公公、弟弟二庆、弟媳回菊，他们的女儿小栓，全都等在楼下。

一下了车就被小栓紧紧拥住了，“大娘，怎么才回来，想死俺了。”看着小栓干巴巴的小脸儿，郁闷之气不由得就贼似的溜走了。都当了人家大娘了，还有脸郁闷!于是拽住小栓的小手，虚情假意地说：“大娘也想你啊。”

大庆的决定其实是对的，与其让一家人眼巴巴地盼着，不如早一些让他们如愿以偿。公公往楼上搬东西时，不时地东张西望，似乎特别希望被人看见。他并不是一个虚荣的老人，都因为和邻居打仗，得罪人太多，心里就多了些邻居的眼神儿。大嫂说，她上市场买菜经常见到我的公公，他穿得干干净净，背着手，挺着胸，什么不买也要在集市上转悠，给谁看似的。

不管有没有人看见，那些被我们算过无数次，一遍遍写进单子，一件件从超市搬进城市的家里，又一件件从城市运回的东西，终于心安理得上楼了。说心安理得，是说关了门，公公高音大嗓地发布命令：“都来家了，吃饭!”

大庆的成就感显而易见，第一个操起筷子，夹一块切好的猪肝，夸张地大嚼起来，似乎最有资格吃饭的是他。其实我知道，他是有意向家里表示自己的底气，公司效益好，分了上万块钱奖金，他腰包里，还有为父母备好的六千块钱压岁钱呢。我没有上桌，因为婆婆还没上桌。自我们进家，婆婆一直在厨房里忙活，孙子过去叫她，她抖着瘦瘦的肩膀直喊：“你们先吃俺还早着哪。”其实我知道，婆婆这是故意，她不上桌我们当媳妇的就不能上桌，她并不是不愿意媳妇上桌，而是都上了桌子太挤，她愿意一拨一拨分着吃。可是她的想法从未得到公公理解，公公立即竖眉瞪眼，冲着厨房：“你什么毛病，你不上桌儿媳能上桌?都回来了，不就是图个团圆。”

如果说打怵回家过年，那么最打怵的事儿就是吃饭了，因为要团圆，一家人必须挤在一张桌子上，大家膀挨膀地挤着，无数双筷子在桌子上翻飞，你觉得根本不是吃饭，而是受罪。因为你常常不知道筷子该往哪伸，要是婆婆动不动端一盘菜让来让去，一不小心撞倒一只酒杯，你恨不能变成那只酒杯里的酒，顺桌缝赶紧溜掉。

婆婆从不敢违背公公，她带着五岁的大姑姐姐改嫁程家，就像一条走错门的狗，公公从没给过好脸子。一些年来，公公在外，扔她一个人在家拉扯孩子种地过日子，死去的前夫的兄弟过来帮忙，公公的疑心就乌云一样在家庭的上空翻滚。据大庆讲，每年回家过年，他都借酒发疯，搅得家里鸡犬不宁，退休之后更是变本加厉。他跟邻居打架，是不能看见邻居凑在一起，一看见凑在一起就以为人家在议论他，于是故意借牲畜找茬冲人家发火。种了一辈子地的婆婆之所以忍心扔了地，抻断腰筋也要上楼，就因为受不住公公的折磨。

婆婆顺从，这回家的第一个午餐就有了团圆的模样，我挨着弟媳回菊，回菊挨着婆婆，我们三个女人几乎是侧着身。只要都上了桌，团团圆圆围在一起，公公就大功告成，就摆出一副一家之主的姿态，酒杯在唇边咂得直响。这种时候，第一个退席的总是大庆，就像刚才夸张地嚼猪肝一样，他夸张地把筷子伸这伸那，没一会儿就放下筷子，伸腰腆肚站起来，说饱了。我扒几口饭也放下筷子，说根本不饿。其实早就饿了，一早从家走就慌着没吃好。二庆见我们离席，不解地说：“唉，还是城里人肚里有油水啊，刚上桌就饱了。”婆婆狠狠剜他一眼，之后把目光移过来，不安地看了看我。

为了不让婆婆不安，为了不让一冬连大白菜都不舍得买的家人吃一顿好饭，我说：“妈，爸，你们慢吃，我这会儿回去一趟，回去看看母亲和大嫂。”

婆婆立即松口气，挤满皱折的眉头顿时一亮，“去吧去吧，你老妈不知怎么想了呢，不用着急回来，住楼了家里也没什么活儿。”

下了六楼，来到街上，一股生冷的风扑怀而来，心情一下子轻松多了。我轻松，不仅仅因为终于可以回自己娘家，而是我再也不用去想大庆吃饱没吃饱了，再也不用去听公公响亮的咂唇声了，再也不用和婆婆一起为二庆的不懂事紧张了。大庆吃不饱，心里还是有些不好受；公公餐桌上从不跟儿子交流，这样的氛围我不习惯；而在这个家里，二庆的存在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的导火索，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公公引爆，公公一直以为他就是婆婆对他不忠的产物，他们因此从不搭话，同在一个屋檐下，却谁也不肯正眼看谁。

只要年不过，小镇上总有人在忙碌，三轮车摩托车不时地擦肩而过。从街东到街西，不过二里地，可这二里地的短街可是十里八村的商业中心，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卖烟酒的，卖服装的，拍婚纱照的，美发的。日子总是需要出口和入口，就像人总是需要吃喝拉撒，正是为了满足十里八村人们吃喝拉撒的需要，脑瓜灵活的人们就迅速成了这需要的主宰者，这主宰者汇聚的地方就迅速成了小镇。婆家不是主宰者，可它攀高枝似的挂在小镇的一头，以实际行动印证着报纸上说的农村集镇化建设的进程，实在是方便了我。要是原先，婆家住在镇南十里以外的苇子埔，即使再想远离婆家的餐桌也是做不到的。

我的娘家其实就在修配厂后院，拐出厂子侧门胡同一转弯就上了楼。午前回来，如果不是大庆着急，上楼跟母亲大嫂报个到也是很方便的。所谓娘家，就是大哥大嫂家，母亲年老之后，一直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因为侍候老人，可以说大哥大嫂就是我们的芯子，就像一支蜡烛的芯子，他们以对老人长久的热情烛照着申家这支人的日子。在乡下，只要有两个以上子女，只要不是儿女不孝让老人单过，似乎每个家族都有这样的芯子，他们天长地久侍候着老人，他们因侍候老人而在年、节到来之际，成为所有儿女们的中心。他们最初成为芯子，要么因为儿子孝顺又有威风，媳妇再差都能被镇住，要么就是因为媳妇贤惠，所谓好儿不如好媳妇。大哥大嫂既属于前者，又属于后者。大哥孝顺，大嫂贤惠，可是什么事都架不住天长地久，一日三餐盘来碗去，一年四季洗洗涮涮，再好的脾气也会受到挑战，再有耐心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磨损，尤其大嫂侍候了两代老人。八十年代中期，我们十八口人的大家庭解体，父亲母亲选择跟大嫂时还带着奶奶。尤其那时我们家还没有搬到小镇，联产承包后还分到一大家子人的土地。侍候奶奶活到九十六岁，送走瘫痪三年的父亲，一边种地，一边侍候包括我在内的一大家子人吃吃喝喝，大嫂这棵芯子磨损的已经不是脾气和耐心，而是身体。她一日日口干舌燥，得了那时的人们闻所未闻的糖尿病，可谓一代人的先锋。当大嫂以孱弱的身体摇曳着她微弱的烛光，过年，已经是大嫂最最恐惧的事情了。午前，之所以没有坚持上楼先跟母亲报个到，就因为那时临近吃饭时光，留我们吃饭大嫂会打憷，不留，又觉得说不过去。

为我开门的是大哥，见我这么快又回来了他有些意外，立即冲里屋喊：“贞子回来了。”

大哥这么喊，显然是为了告诉母亲和大嫂。母亲听不见，大嫂却应了一声后，挺着被大红毛衣裹着的浮肿的身体，慢腾腾走了出来。

大嫂糖尿病已经有了并发症，视力减弱，末梢神经麻痹，肾脏损坏，心血管老化，每餐前都要往腿上扎胰岛素。拖着这样的身体，打扫屋子里的卫生，洗床单被单，打发大哥厂子里工人送来的鸡和猪肉，准备供桌上的供品，每到年根，大嫂都注定大病一场。可面对大嫂，我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因为我知道，如果不能把年从日子中剜去，如果不能把母亲永远接走，任何安慰对大嫂都不管用。曾劝大嫂用个保姆，大嫂大动肝火，“俺这女人就废了吗?”从此再不敢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年把母亲接城里住几个月，再就是像现在这样，走近大嫂，紧紧握住她的手，问她身体最近怎么样。

大嫂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知趣地推开我的手，朝南屋指了指：“妈在窗上望你呢。”

冲母亲走过去，她根本没有听见。她盘着腿，端坐窗边，直直地朝外看着。为了母亲的习惯，大哥在楼里为她盘了炕，把暖气片装在下面。坐在炕上向外望，可以说是母亲每一天的功课，在窗的外面，在她视线所到之处，能看见大哥厂房的院子，能看见大哥的身影、三哥的身影以及侄子侄女的身影。大哥厂子放假，望不见他们身影，她望的自然就是我了。拍一拍母亲的肩膀，她慢慢转过脸来，被盼望熬红了的眼仁突然蹿出火苗，仿佛在说，“你怎么才回来?”

母亲目光热烈，却没有语言，因为耳背而长期陷入孤独中的母亲已经不习惯运用语言。可她的眼神常常比语言要复杂一百倍，在那火苗蹿出的瞬间，忧伤、无奈、虚空，种种难以说清的情绪都云雾一样弥漫出来，我的心一下子就疼了。

过日子过的就是女人，大嫂身体出了问题，没人制造热闹的氛围，这年三十的前一天，芯子里的家真的是要多冷清有多冷清了。大嫂的身体出了问题，侄媳们本该提前回来忙活，可是侄子一年到头在修配厂上班，三天两头回家蹭饭，大嫂已厌倦他们提前出现。这正是母亲忧伤和无奈的根本，也是大哥每到年根都通过电话一遍遍向我传递家里隆重等待的原因，是他明知道这个家的热闹不在，才故意渲染它的热闹，就像大嫂自知青春不在，却反而要穿大红衣裳一样。问题是，大哥家确实热闹过，那时还在乡下，大哥还只是工厂里一名技术工人，可那时一到过年，不用说年三十的前一天，提前好多天大嫂家就有了客人了，奶奶的儿子闺女从北京沈阳回来，母亲的舅舅从海城回来，不但把申氏家族的人引来，把整个村里的人引来，还要把母亲娘家的人引来。一腊月一正月上桌接着下桌，大嫂扎着围裙，把一个家搅扰得热热闹闹。大哥轴承轴心一样迎来送往，备受夸奖的就是母亲，“你老太太真摊了个好儿媳，真是太有福气了。”于是不管是大哥，还是母亲，脸上都像抹了油，光彩照人。如今可倒好，大哥有一个偌大的厂子，有发达的事业，有足够的钱为年挥霍，却因为没一个健康的女人为他忙活，清冷就像贴在墙上的宗谱，有名有姓，条清缕晰。

为了驱逐家里的冷清，我回转身来到客厅后，真的就去看墙上的宗谱。申家的宗谱上写有七代人的名字，最远的，是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最近的，是我的父辈。我们这辈，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六个，他们都只活了几个月，我上面的姐姐倒是活到五岁，却因为她是女的，上不了申家的宗谱，只能在供桌旁边单独设个牌位。宗谱两侧，有两联盛开的荷花，巨大的叶子展示着昌翠的面貌，而它的上方，贴有一幅长长的横批：祖豆千秋本支百世永言孝思。千秋，百世，孝思，我属于哪一秋哪一世?我对祖宗有没有孝思?我故意问大哥，爷爷的爷爷到底是谁，是申桐还是申芸。大哥终于找到制造热闹的机会似的，立即走过来，夸张着认真：“是申桐，就他是国子监太学士，回来时还在咱家前边的岭岗子盖过一座三进三出的房子，那房前廊柱下的石鼓现在还在。”

一些年来，守护着被掩埋在地下一百七十多年的荣誉，大哥活得空洞而充实。说空洞，是说他从没为家务繁重的大嫂做一丁点事，哪怕是盛一碗饭；说充实，是说他因为家族曾经的繁荣，很小就人在小镇胸怀世界了。中国和哪个国家建交，以色列和哪个国家不和，仿佛那才是有过国子监祖宗的后人最该关心的事情。从乡村搬到小镇那年，他领着二哥三哥和侄子，去老家前边的岭岗子，把两个石鼓拉回家，放在院子门口。从那时起，大哥动不动就跟人谈起祖宗的国子监，听不懂的人还以为我们的祖宗蹲过监狱。每当这时，大嫂都嘴一瘪，没有好气地说：“屁，讲那些虚的有什么用，有本事帮老婆干点活好不好，只顾祖宗不顾老婆，这种人怎么就叫俺摊上了!”

本是为了家里热闹，却想不到触到了大嫂敏感的话题，我脸忽地一热，立即扭转方向，转向大嫂，漫不经心地说：“可真的大嫂，我怎么忘了，给你买的衣裳试过吗?”

大嫂坐在沙发上，懒洋洋地斜过一眼，有气无力地说：“胳膊腿都硬橛橛的试什么试。”

要不是为了躲避自设的禁区，我是不肯自寻尴尬的。有一首歌曾这么唱道：即使你给我一个明媚的春天，我也不会觉得拥有花朵。这是一个被爱掏空了的人的感叹，大嫂不一定会唱这首歌，但我相信面对我们申家，她一定就是这种感觉，跟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付出相比，即使给一件镶金边的衣裳又能怎样!

本是为了躲避狼窝，最后却掉进了虎口。我笑吟吟地看着大嫂，心里却突突突慌跳不停，因为大嫂极有可能再跟一句，“别像五叔似的，来家头三天甜言蜜语，过几天就不是那样了。”

和我一样，五叔也是从乡下走出去在外的人，五十年代他考入鲁迅美术学院时，在辽南这片土地曾传为佳话，他是在考场用石膏塑像被现场录取的。我们拖着脚步离开了故乡，走出长长的道路，却把母亲亲人永远撇在了乡下。于是和我一样，奶奶活着的时候，循着这长长的道路，他每年过年都要回家。每一次回家开头几天，都对大嫂百般地好，说尽了感激的话，就差给大嫂跪下了，可是三天不到，当他在二大爷和四叔家转够了，听到一些有关大嫂跟奶奶说话声音和表情不怎么好的话，立即变了样，掌握了证据似的回来跟大嫂讲理，“侄媳妇，你怎么能跟你奶奶扔脸子!”大嫂身在局内，不能辩解过日子哪来那么些好脸子，大嫂又要强，不能去找二大爷和四叔对质，就只有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大嫂的冷漠，也是因为尝够了这样的苦果。

五叔简单好冲动，永远不知道一个在外的人跟“家”是什么关系，当你把赡养父母的责任转给了别人，你也就不再拥有讲理的资格，尤其侍候你母亲的是跟母亲的血缘毫无关联的人。但这并不意味我不理解叔叔，当听说你日夜思念的老母在承受衰老的同时还要承受别人的脸色，心自然就疼了，比如刚才看到母亲趴在窗口的刹那。母亲一天天往外看，看他厂子里的儿孙是真，也因为疾病缠身的大嫂没有好脸色。

事实上，在我这个小姑子面前，大嫂还从未说过难听的话，不管多么委屈。我紧张，都因为对大嫂过于在乎，不希望她有丝毫的不快。倒是后来，大哥突然想起我买的衣服和所有年货还在楼下，下楼去拿时，大嫂说话了，大嫂说：“贞子，俺实在不爱动，妈的头还没洗，你给洗洗吧。”

终于可以和母亲独处一室了，这是我和母亲最最幸福的一刻，它本来可以早一点到来，比如午前进院的时候，比如刚才进门之后，可是为了丈夫舒服，为了侍候母亲的嫂子舒服，还是将它推迟了。不过这对母亲，并没有什么不好，关上卫生间的屋门时，她笑吟吟地看着我，小声说：“这就对了，你回来主要是看你嫂子，不能先看我。”

听完母亲的话，一股热热的东西止不住就涌上了喉咙。母亲永远是这样做人做事，当不能把别人的心情安抚好时，她就无论如何都不会有好的心情。可是，就在把母亲头发弄湿，准备抹洗发精时，母亲突然抬起头，瞪着陷进深处的小眼睛说：“你，你怎么没给你嫂子买东西?”母亲小心翼翼，生怕一不留心把买的东西吓跑的样子，我深深地冲她点点头，我的意思是告诉她买了，之后故意大声说：“咱们快点洗吧，等会儿出去给你和大嫂试衣服。”

不仅仅是衣服，各种酒，饮料，各种肉肠鱼肠，各种皮冻，干果全部拿上来了，大哥居然让门卫帮他往上搬。大哥的想法我能猜到，是想让大嫂高兴，因为一些熟食品根本不宜往屋子里放。当我从其中的一个包裹里找出给母亲和大嫂买的衣裳，母亲顿时喜上眉梢，仿佛我终于用实际行动为大嫂一年的付出做了补偿。

虽然大嫂早就不觉得这是补偿，但有和没有还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大嫂的生活中物质超出一般的丰富，回家过年却还是不能空着手的缘故。你表达的是一份心情。那件肥大的紫色羊绒外套，使大嫂肿胖的脸反而有了一丝华贵之气，对着镜子的大嫂嘴角有了笑意，“还是贞子会买衣裳，要不俺这老样子简直不能看了。”

大嫂对我这方面的信任我是知道的，只不过让大嫂表达出这样的信任需要漫长的过程，你不能一进门就拿出衣服，你得漫不经心，你得让大嫂觉得一件衣服并不算什么，重要的是大嫂的身体；你得在对大嫂的身体有了充分的在乎之后，再自然而然拿出衣裳，就像现在。我的鼓舞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回家过年有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大嫂高兴，大嫂高兴母亲就高兴。大嫂高兴了这个芯子上的光才有可能明亮。见大嫂脸上有了明亮的表情，母亲立即说：“别在家磨蹭了，赶紧回去吧，一年一年在外面，过个年，还不得帮婆婆干点活。”

母亲撵我走，预示着我已经大功告成了，从大嫂家出来，听身后的门被母亲慢慢关上，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就像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情。

三

冬天日短，从娘家出来，西下的太阳已经把小镇罩了一层昏暗的面纱，见天色已晚，我真的有些着急了，大庆最在乎我在公婆面前的表现，他的想法和母亲一样，一年年在外面，过个年，怎么说也得帮婆婆干点活。当然也都是我这种从封建大家庭里出来的女人给婆家人养成的习惯，刚结婚那几年，我可是太卖力了，包着头巾，蹲在灰尘飞扬的灶坑里往锅底填柴，与山村妇女一无二致。这几年年纪大了，热情锐减，大庆的想法却从不改变。可越是着急就越是有事，在一家小卖店门口，我居然遇到了三哥，他正在往家买啤酒。

三哥看见我高兴得什么似的，“远见什么时候把你们接回来的?”

“中午，十一点多钟吧。”这么告诉三哥，本是再正常不过，他放了假，我没有在第一时间在修配厂里看见他，可是不知为什么，心里有一种隐隐的歉意，好像没在第一时间告诉三哥是不应该的。

想一想，有这种感觉，都因为跟三哥感情太深了，或者说三哥对我太在乎了。在母亲生的十个孩子中，他是离我最近的一个，但小时候我们并不亲，他十几岁胡作非为时从不带我，要说亲还是我有了儿子之后。他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孩，每次开货车进城都来看我儿子，儿子惦记舅舅也一点点深化了我们之间的惦记，尤其后来他不开货车，进了大哥的厂子给大哥打工，每天都能看到大哥流水一样进钱，自己却挣有数的月工资，对他每日都在经历的不平衡感便有了深刻的惦记。

三哥面容憔悴，干生生的脸上没有一点肌肤应有的光泽，他笑呵呵地看着我，眼睛里有一丝类似母亲看我时才有的热烈，“我挺好的，大哥昨天格外给了我两千块钱。”

由于知道我的惦记，不等我问，三哥就自动说出。兄弟之间有了巨大差别三哥也许能够消化，毕竟能力不同，三哥最崇拜的人就是大哥，他十几岁时，大哥在我们家的家庭会上用过一个词，“话又说回来”。是为了表示更复杂的意思，三哥第二天就学了去，多么简单的事他都要把“话又说回来”，我是说，比任何别人都忠心耿耿为大哥操心，却并没得到比任何别人都多的工资，三哥受到了煎熬，三嫂把他的煎熬告诉我，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劝三哥，让他想明白他现在只是一个工人，而不是大哥的弟弟，不要投入更多的感情，你不投入，也就不想回报。可三哥是人而不是机器，尤其他生性厚道，对大哥有一种愚忠。于是，他做不到不投入，他投入了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时，我这个妹妹就特别想掏自己腰包。

从包里拿出五百块钱，三哥坚决不要，连说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和大嫂一样，他对厂子的热爱和付出，就是给他一个明媚的春天，他都不会觉得拥有花朵。但只要你献出花朵，三哥眉宇之间，立即就有了春天般的光亮，他的脸甚至闪出一缕热腾腾的红，连连摆手说：“快往家走吧，初一早点回来。”

大庆确实生了我的气，他往手机上发了好几个短信，见我不回，就打电话，手机在他身边响起时，才知道我根本没带手机。于是，没有通过手机说出去的话就在暗中扭曲了他的脸，推门进屋，他看我一眼，立即转身，给我一个愤怒的后背。

我脱了外衣，赶紧钻到婆婆和回菊忙活晚餐的厨房里。厨房太小，站不开三个人，婆婆坚决不让我进，说，“可别沾手啦，饭菜就好，一会儿就吃饭。”我只有站在厨房外面的方桌旁，用夸张的声音向婆婆汇报大嫂的身体，母亲的等待，与三哥的相遇。我的汇报无疑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既不让婆婆觉得我在跟大庆怄气，又让她知道我回来晚确有原因。其实婆婆的收获还远不止于此，当听我说大嫂家特别冷清时，她啧啧啧直咂舌头，一边叹息一边说：“嗨，真是的，光有钱有什么用，过日子还是过的人。”似乎她对家里的热闹非常知足。

不觉间又要吃饭了，本来就打憷吃饭，再加上没有亲自下厨，心理更是多了障碍。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庆也是对的，你能在家里抢上下厨的机会，等于为自己能够放松地吃饭开辟一条道路。这样的机会失去，就只有另辟蹊径，比如擦桌子摆椅子拿筷子，比如嘱咐儿子给老祖宗上香。公公家早先从不供宗谱，我结婚时曾暗示过他，他却异常激动，好像想不到我一个读书人会如此愚昧，并发誓说，“我程有汪信科学就不信鬼神，邓小平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后来，邓小平去世那一年，他突然请回宗谱，并让婆婆到我的母亲那学习做供饭，插供花。不知道是老和邻居打架，日子在暗中有了对手，在自己力量不支的时候，终于需要鬼神的帮助，还是对婆婆的怀疑没有随年老而减弱，反而越来越重，希望有什么外力让他从痛苦中解脱，反正他一反常态，烧香磕头十分虔诚。仿佛邓小平去世，鬼神就变成了第一生产力了。

可是，我为自己另辟蹊径的举动不但没有帮自己，反而使道路更加拥塞，因为挂了宗谱，还要请“年”，所谓请“年”，就是上坟地把祖宗从地下请回来，而现在，才是年三十的前一天，请“年”的仪式还没有启动，挂在墙上的宗谱只是一个虚设，上香祖宗也不知道。儿子好奇地在供桌前点燃一炷香时，公公突然就从里屋冲出来，“‘年还没请回来谁叫你上香。”弄得我十分尴尬。好在听说是我，公公收回就要发作的情绪，悻悻地回了屋。

努力反而制造了反作用力，接下来的时光，我彻底打消了参与到婆家过年气氛中的积极性，无论是吃饭还是看电视，无论公婆看我还是不看我，我都只淡淡地笑着不说话。我的情绪迅速就被大庆捕捉到，刚才还是紧绷着的脸立即放松开来，处处寻找机会搭我的目光，我不给目光，就偷偷戳我的肩膀，并故意大声说道：“贞子，你把衣服拿出来给爸妈试一试呀!”

大庆的表现，使我想起下午我在大嫂面前的表现，为了这过年的气氛，我们谨小慎微，神经兮兮，我们的样子就像“年”是个什么易碎的物体，一不小心就会把它弄坏。触及这一点，我立即做了调整，站起来，朝沙发后边的一堆包裹走去。

衣服翻出来自然是一家人最兴奋的时候，弟媳回菊也拿出了自己为公婆买的衣服。娘家和婆家还是不同，娘家物质丰足，一直活在物质里的大嫂需要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婆家精神丰足，为了满足精神宁可抻断腰筋也要上楼的公婆需要的是物质而不是精神。婆婆把一套套新衣穿到身上，满脸的褶子都开了，公公虽然没在我们面前试，但站在婆婆对面，端量来端量去，说了一句让儿女听了都有些脸红的话：“像老年模特。”

当然，娘家和婆家最大的不同还在于，我的母亲已经九十岁，虽是大嫂的婆婆，却已多年不当家了，权力自三个儿子分家那天就移交给了大嫂。大庆的母亲才七十岁，虽是我和回菊的婆婆，可这个家因为没有分，也因为婆婆身手灵活，过日子的权力依然在婆婆那里。这意味着，同为一家的芯子，在娘家，燃烧的是大嫂，在婆家，燃烧的是婆婆。虽然暗里，婆婆常受公公的气，可明里，婆婆高兴了，或者说婆婆漂亮了，公公还是高兴，公公高兴了，一直因为漂亮而受压抑的婆婆更加高兴，婆婆瘦削的脸颊布满少有的红晕时，整个屋子都有了温暖的色调。

有高兴做底，有回家这一天身心的劳累做底，我睡了一个少有的好觉，我、大庆、建建，我们一家三口占据了弟媳一家三口的屋子，换了地方，本是很难睡好的。有一个好觉做底，大年三十的第一缕阳光照进窗棂的瞬间，还是有了和儿子一样的美妙心情。儿子为了除夕熬夜，夜里早早就上了床，当警觉我也醒了，他带着因深睡而干涩的嗓音说：“妈妈，今儿个就过年了，我太兴奋了。”

所有的一切都为了这一刻，所有的忙碌、准备都为了这一刻，我不知道我和大庆有没有盼过，公婆一定是盼过，因为只有这时儿女才会团聚，回菊二庆一定是盼过，因为只有团聚，公公才不至于因为不喜欢二庆而愁眉苦脸，我的儿子建建和弟媳的女儿小栓更是盼过，因为只有这时，他们才可以不纠缠在枯燥的书本里。说句心里话，看身边人高兴，你的心也不由得就被感染，觉得有一个巨大而隆重的好事正款款地向你走来。

那巨大而隆重的好事，不过是放鞭炮，穿新衣，吃年饭，包饺子，请“年”，看春晚。那巨大而隆重的好事，来到时既不巨大又不隆重，一早二庆把一只二踢脚从窗口扔出去，爆响时声音在空旷的外面孤单地下滑，让你反而有一种空荡感。建建和小栓穿了新衣，下楼跑了一趟，回来时异口同声道：“真没意思，外面一个人也没有。”忙活了一上午年饭，倒是抢进了厨房，可临吃时，膀挨膀地挤在一起，重复了以往的局面，不等吃，脑门就出了汗。午饭后安静下来，某些人酒足饭饱，比如公公、大庆、二庆，回屋里小睡；某些人酒不足饭也不饱，比如婆婆、我、回菊，但要忙着烧水洗头洗脚，这也是老家的一个规矩，女人们只有午饭后才能洗头洗脚。把一上午的油烟气洗去，顶着一头洗发香波的清香准备晚上的饺子，以为好事还在后边，可是，煮了饺子，公公，大庆，二庆，建建，这个家里的男人到十字路口望着坟地方向把“年”请回家，点了供桌上的蜡烛、香，给老祖宗磕了头，这些仪式一样样做下来，一切就像小时候过家家，再平常不过。倒是三代男人冲墙上的宗谱跪下时，心里某个部位慌跳了一下，但恰因为慌跳，让你觉得某些隆重的时刻已经过去，它们已经随供桌上飘散的香气，弥漫在屋子的每个空间。这时，身边手机短信的铃声响了，是那些心急的朋友来自远方的祝福。看上去，所有的祝福都是冲着就要开始的新的时光，可你稍稍留心，就会觉察到那躲在祝福后边的哀婉，因为这样的短信一个跟着一个：光阴已逝辞旧岁，万象更新过大年。

所谓隆重而巨大的好事，其实只在等待和盼望里，或者说，在你等待和盼望时，好事就已经发生了。好事充斥在每一寸正在流动的时光里，时光流动正是好事流动。它随着晚会一个又一个节目流逝，随手机里一个又一个短信升空，挽不住留不下，到除夕的钟声进入倒计时，发子饺子下了锅，公婆从屋子里出来，大庆掏出给父母的六千块钱压岁钱，掏出给建建和小栓每人二百的压岁钱，这似乎是这个年中能够留住的唯一的好事了。

然而，就在这一刻，就在我们给公婆问了好，大庆把六千块钱交到公公手上这一刻，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公公站在大厅中央，握着手里的钱，指着还在大口小口吃饺子的二庆，厉声叫道：“老二你给我听着，你要是再不往家交伙食费你就给我滚蛋，你一天天在家晃悠，叫你做买卖不行，叫你进冷库扒虾头还不行，你混吃喝混到老子头上，没门儿。”

二庆绝不吃硬，把筷子往桌子上重重一放，大声道：“你以为俺爱呆在笼子一样的楼里啊，俺才不稀罕!”

见引爆父亲的是自己而不是二庆，大庆赶紧上前推他的爸爸，边推边说：“大过年的你这是干什么?!”

我则拽着二庆，一直把他拽到他们的小屋，在他想大声说什么却被我用手堵住时，他呜呜地哭了起来，肩一抽一抽的样子要多委屈有多委屈。

要说委屈他也真是委屈，从出生就没被父亲喜欢过，都三十多岁了，孩子都念初中了，上了桌子还不敢大胆伸筷吃饭。跟老人在一起，本来就亏嘴，再加上被怀疑不是程家人，再加上自己挣不回钱，几乎就是一个可怜虫。每次回来，因为了解这一点，要是有机会在厨房切熟肉，都偷偷拿一大块塞到他的嘴里。可是，难道公公就不委屈吗？他一辈子在外工作，从没过过烦琐的家庭生活，老了老了，回到烦琐中，本来就不适应，却又要时时面对自己的失败，虽然那失败是“误以为”，但只要以为，失败就存在。怀揣失败感，回到浸透了婆婆脚印的院子，本来就容易触景生情，被疑为失败的证据的二庆再一事无成，一天天在家里晃，就等于每天都在扒拉自己伤疤给自己看了。

二庆在这边哭，婆婆早在那边泪水涟涟了，要说委屈，谁也没有婆婆委屈，她曾跟我讲过，她从来就没对公公不忠，那前夫的兄弟确实在一个雨夜来过她的家，他对她好，是为了死去的哥哥，他来她家，是帮她盖粮仓子。谁知第二天公公就回来了，公公看到院子里的脚印质问她，她原告实述，可倒好，从此，她的小辫子就被公公抓在手里。

“爸，我跟你说，你再要是这么不讲理，我们就不回来了。”为了捍卫母亲，大庆终于愤怒起来，动了他的杀手锏。要说公公还有什么怕头，他最怕的就是大儿子大儿媳不再回来。至此，这个年，真的是要多隆重有多隆重了，隆重得都有些庄严了，因为屋子里顿时寂静无声，所有的人都愣愣地站在那里。

四

睡了少少一点觉，天就亮了，第一缕阳光照进窗棂，心情自然很不美妙。我不美妙，并不是担心公公继续找碴，有了大庆的愤怒，我相信他会做些相应的调整，可即使他不找碴，这个家里的空气一定是不会好了。对这个家而言，初一这天的空气好不好可是太重要了，这一天苇子埔的同族人要来拜年，大庆和二庆，还要到苇子埔拜年。如果说公公，包括婆婆，还有一点虚荣，希望向村人展示自己日子的美好，那么一年当中，这一天便是最佳时机了。不赶上过年，谁来爬你的六楼，不赶上过年，记者的儿子作家的媳妇怎么能在家里闲着。或许正因为这一点，一早起来，公公向一家人发出了和平的信号，他在供桌前点燃一炷香，冲身后的建建喊：“孙子，来，帮爷爷把这香插到香炉里。”

公公不亏当过公家人，知火候识大局，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可是建建呼应他，二庆并不呼应，一早大庆逼他一起回村拜年，他脑袋甩得像个货郎鼓，坚决不去。要不是他崇拜的哥哥冲他把眉头竖起来，很难说他会不会动身。

回村子拜年，大庆也不愿意，一程程从农村出来，和我一样，我们经历了太多的挣脱和建立，我们是在不断地挣脱了跟乡村的关系之后，才一点点建立了跟城市的关系，也正是这一点，几年来，除夕夜我们不停地捏着手机键发短信，公婆的脸上都显出得意，似乎他们看到，有一个巨大的关系网络正包围着他的儿子和儿媳。其实大庆挣脱乡村是被动的，是跟着我，想法也非常单纯，只为了改善小家和大家的生活，从没想为祖上争什么光。关键是你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有一辆车，还要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拜年，你有什么光?可是，就像每年我们都下决心留在城里过年，再也不回老家经受烦心的忙碌，最终不但回来了，却还要大包小裹民工似的回来一样，每年，大庆都下决心再也不回苇子埔拜年了，可到了初一早上，你不由得就上了贼船，不但自己上，还要逼着弟弟上。

说到底，还是一个根系在一点点复活，就像一进了腊月亲情的网络在我们意识里的复活，它们不在前方，而在后方，在你还在城里时，它们还被深深埋藏着，它们不是亲情，却在一端上连接着亲情，是亲情往纵深处幽暗处延伸的部分，只有当你回到火热的亲情里，回到亘古不变的拜年风俗里，它才会一点点显现，你才会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活跃在根系上的细胞，游走在根系上的分子，就像一尾钻进池塘的鱼。

大庆和二庆往苇子埔游走时，苇子埔族上的人已经敲开了家门。我从来认不准他们都是程姓人家的谁和谁，哪一个是大爷家的儿子哪一个是叔叔家的儿子，因为一年只见一面，又是在最短的时间里以最大的面积接触。也是怪了，只要有拜年的人来，公婆立即退居边缘位置，把我让到中心，比如客人坐在沙发上，他们非让我坐客人对面，每当这时，我都如坐针毡，因为我实在不知该跟他们说什么，我虽嫁了程家，可我的记忆里没有他们，没有共同的人事可供回忆，而为了寻找话题，他们一遍遍夸我是程家最了不起的儿媳，将来说不定有什么事，还得找我帮忙，我会因为一种说不清的恐惧而思想溜号，我在想，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有些关系，在你并不自知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虽然它们需要借助想象，如同男人把从女人身体里掉下来的孩子视为自己的需要想象，但想象出来的关系往往是最真实的关系，比如把最后一拨拜年的客人——公公叔叔的儿子送走，婆婆跟我讲起，她跟公公结婚时，她的叔公公歧视她是二婚女人，见面从不跟她说话，那时她就发狠，将来一定生个好儿子给他看看，现在怎么样，终于争了这口气，不但儿子有出息，儿媳也有出息。这时，你知道，你跟这八竿子打不到的婆婆叔公公之间的关系，早在婆婆结婚时就已经发生了。

有高高的楼房和平地上矮矮的草房比着，有城里的儿子儿媳和泥地里土坷垃的庄稼人比着，有婆婆记忆中誓言和现实的结果比着，大庆和二庆拜年回来时，公公坐在沙发中央，居然心平气和地问两个儿子：“没上邻居家去拜拜吗?”那语气之泰然，那泰然语气后边透露出的胸怀之开阔，仿佛拜年是他的药，短暂的上午已经让他吸收了无限的药量，把那血淋淋的伤口治愈。哥俩愣愣地伫立在那，偷偷对视之后，大庆把目光移向我，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我这复杂的感受，只有借机赶紧说：“看什么看，吃了饭，咱们得去给建建姥姥拜年，你回来都没上去一趟。”

新的建议阻挡了公公的问题，他不但没生气，反而提供了一个让他更加开阔的机会似的，“就是嘛，快弄饭吃，去拜拜你岳母和舅哥儿。”

拜了婆家，接着就是娘家。大年初一就回娘家，也是对老祖宗留下规矩的一个突破。在那个规矩里，嫁出去的闺女，就是泼出去的水，你泼出去了，就不得看见娘家的祖宗，就得把祖宗送走才能回家。而把请回家来的祖宗送走，得初三晚上，所谓送“年”，闺女女婿回娘家拜年只能等到初四。可是我们初四就要回城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十几年前，大嫂就代我们对着宗谱做了祷告，说：“老祖宗你别挑理，贞子和贞子女婿是在外的人，给公家做事，必得提前回来，他们是老程家人，给老程家争光，可贞子是咱家人。你可千万不能挑理。”

听说上姥姥家，建建兴奋得一高跳起来，他兴奋，并不是想姥姥，三十的下午，他下楼学骑自行车已经去过姥姥家和三舅家了，主要是他终于盼来一次学会骑自行车以来最实际最有意义的旅行。乡村在他心里的长度，只有从奶奶家到姥姥家那么长，能在这个长度上获得驾驭的快感，大概是年对他最有意义的馈赠了。也就是说，在他的年里边，除了二百块钱压岁钱，自行车可能是和他最有关系的事物。因为在姥姥家楼下等到我们，他撇着嘴说：“要是没有这车子，可就憋死我了。”

和前一天不一样，大哥家有些热闹的意思了，侄子侄媳和他们的孩子都回来了，母亲的娘家亲戚也来了一大帮。因为有客人，午餐还没结束，一张桌子杯盘狼藉，两个侄媳正在往餐厅撤席，另一张桌上，大哥正在和表哥们举杯喝酒，母亲则坐在大厅的沙发上。我们进来，远见第一个问好，“姑姑姑夫好!”其声音之大之洪亮，好像接了我们，他就是家人中和我们最亲近的人。拜了母亲，便去拜大嫂。大嫂躺在北屋床上，一脸痛苦的表情，有气无力地说，“好，好，都好，你们都好。”接受了侄子侄媳妇们的对拜，给了侄孙们压岁钱，我和大庆就来到桌子旁一一拜客人。大表哥二表哥三表哥四表哥，还有两个表姐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大嫂家暖气太热，他们统统开着怀，黝黑的脸上冒着湿漉漉的热气。这是一场持续了近四十年的酒宴，参加者永远是母亲娘家亲戚。自我记事，每年正月初一，他们都带着并不厚重的礼来庄重地拜见姑姑。说并不厚重，是说他们无论生活怎么改善，拜年的礼物永远是两瓶罐头两瓶果酒；说庄重，是说不管大嫂在乡下还是在小镇，在平房还是进楼房，他们雷打不动风雨不误，且只要来了，就一定要留下吃饭，全不顾大嫂身体不好，拜年习俗已经改革，大家只拜年不吃饭。他们不但要吃饭，还要把自己喝得脸红脖子粗，还要借着酒劲，大夸他们的姑姑如何有德行，申家这支人如何有本事，他们如何摊了门好亲戚。他们攀高枝的目光就像挂在枝头的果子，亮得真实又坦荡。他们确因摊了门好亲戚而改善了生活，二表哥的儿子和表姐夫的儿子都被大哥收编，以为是亲戚，大哥让他们学钣金学喷漆，可他们学成手立即背叛大哥，另开修理点与大哥竞争。他们一年一年恭维大哥不厌其烦，也许包含了歉疚，可大哥从不计较也从不厌倦，不但不厌倦，还不无得意：“是啊，在这小镇上，你大哥可算霸主了。”

或许，大哥就是要让他们看到他这高枝儿的气度，可是大嫂厌倦了，母亲厌倦了。坐在沙发上的母亲，脸颊紧紧地抽着，眉头上竖着深深一个川字。

母亲厌倦，当然来自大嫂的厌倦。大嫂虽然不说厌倦，但她病歪歪躺在床上的样子已经胜过所有语言。倒是家有了热闹的气象，母亲再也不像头一天那样逼我和大嫂亲近了，不但如此，还毫不掩饰地盯着我，急切地把我拉到她的身边，就像我是一只终于可以放飞在她身边的蝴蝶，不快点抓住，就有飞走的危险。

母亲问程家的年过得怎么样，杀了几只鸡，年夜饺子搁没搁虾仁。这是她每年都要关心的事，在她的意识里，年的意义永远跟吃连在一起。母亲自然得不到真实的答案，我不能让她在因为娘家侄子的到来而感伤时，再因为我而感伤，要是我实话实说，告诉她程家只杀了一只鸡，几天来没有一顿饭能吃好，她就不是感伤，而是心疼了。我说：“挺好的，他爷他奶挺高兴。”

屋子太喧闹，母亲听不见我在说什么。后来，她看了看她的侄子们，缓缓站起来，挪着小脚回了她的屋子。这是没有语言的暗示，我立即跟她进了里屋，并在往里屋迈步时，做好了粉饰婆家一切的准备。

然而，当母亲坐到炕上，小眼睛在深深下陷的眼眶里闪出光亮，我的心一下子就慌了，那里边已经有了亮晶晶的泪水。

“妈，你怎么了?”

母亲朝门的方向看了看，我于是转身去关门。回身时，母亲已深深低下了头，两只枯瘦的手抚在瘦削的脸上。“你大嫂和你大哥早上吵嘴了，俺听不清，好像为了你三哥，你大哥不知给了你三哥多少钱，你嫂子嫌给她妹夫少了。”

提起三哥，我不由得想起昨天路上的情景，一定是大哥给三哥两千块钱大嫂知道了。可是还不等我做出反应，身后的门吱一声打开，大嫂撑着沉重的身子从外面走进来。见大嫂进来，母亲立即把脸冲向窗外，故意说：“今年的正月一点都不冷。”

母亲的小把戏一下子就被大嫂揭穿：“什么冷不冷，肯定是告你媳妇的状，贞子你评评理，你说你哥能不能那么做，都在一个厂子，他兄弟奖金两千，俺妹夫就一千。”

我没有马上接话，因为我无法战胜自己内心的感受，大嫂把三哥说成“他兄弟”时，就忘了我也是他妹妹，这语气有些生分，当然关键不在这，据我所知，三哥和大嫂的妹夫工种是不一样的，三哥替大哥接待来往车辆，是二层管理，大嫂的妹夫只是个徒工。我不能说什么，就只有安慰道，“大哥是不该那么做，不过你也别太生气，大过年的。”

“俺不生气，俺和你哥争讲完了也就完了，俺怕妈跟你讲了你生气。俺知道你是开明人，不至于……”大嫂说完，给出一个稍纵即逝的笑，立即又离开屋子，紧紧地关上了门。

虽然和门外的世界隔开，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没有说话，仿佛只要说话，就是对大嫂的不恭。我拽过母亲的手，抚着她的手背，手指在青色的血管上轻轻摁着，我的意思是说，我了解你的心情，你什么都不用说。可是停了一会儿，母亲还是说话了，“这几年不知怎么了，你大嫂就是觉得屈，厂子都快成她娘家的了，还觉得屈，咱这边，不就你三哥一个吗。”

要说屈，大嫂当然屈，她十八岁嫁到申家，还是刚从山沟里选到海上客轮的服务员，从一个农民变成走南闯北的公家人，她家那一带山里人都说她家祖坟冒了青烟。可是连她自己都想不到，遇到大哥，她竟自动放弃船上工作，回到上有老下有小的申家，做了大儿媳妇。大哥对大嫂的吸引力，也许是他过硬的修车技术，是他乐于将一个家族的责任揽于一身的大男子气派，可是大嫂不知道，你嫁了一个有责任的人，就意味你和这个人身后所有责任绑在一起。大哥的身后，有大爷和叔叔都无力抚养的奶奶，有二哥和三哥家都不愿意去的父亲母亲，要是你再要强，想做个贤惠儿媳孙媳，重新点燃祖坟上的青烟，那几乎就等于把自己送上祭坛。大嫂的觉醒，是在她得病之后，那之后她动不动就说，“俺要是不嫁你哥何至于!”

大嫂要是不嫁大哥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得病，都是未知，但就因为得了病，大嫂开始在乎她在大哥心目中的地位，在乎她娘家人在大哥心目中的地位，仿佛这是补偿自己命运的唯一方式。在大哥买下厂子产权之后，她想方设法把她穷山沟的兄弟姊妹弄出来，大哥最终接受，或许正出于对大嫂为申家所做的一切，可当她身后一条根系上的网络在母亲的眼皮底下一点点建立，受到威胁和挑战的自然就是母亲了。要知道，大哥是母亲的儿子，大哥创造的世界理该是母亲的世界，虽然她的娘家亲戚瓦解过大哥的世界，可眼前的现实是，这个世界差不多全被大嫂娘家人占领，她有六个妹子两个兄弟，她还有两个表妹和两个姑舅兄弟，在眼前的现实里，大哥给三哥奖金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母亲用的是简单的加法，申家这边，除了大哥的儿女，就三哥一个人，而大嫂娘家那边，一层层加起来十好几个，十好几个和一个比，你怎么能觉得屈呢!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只有陪着母亲黯然神伤。恰在这时，屋外有了轰隆隆搬椅子声音，是酒宴已经结束。开门出去，表哥们正往身上套衣服，他们一个个醉醺醺的，身子都有些摇晃了，他们身子摇晃，神志却清醒，大表哥看见我，立即冲过来，冲到母亲房间，抖动着因喝酒而发板的嘴唇，大声喊着：“大姑，你，你老有福啊，你这茬人，数你有福啦，儿女都有本事!”

母亲应和道：“俺有福，俺知道俺有福。”

五

送走母亲娘家亲戚，屋子里立即空荡了，看侄子侄媳，立即觉得他们离你近了。这近，不是距离上的近，而是他们嵌在身后的生活浮现了出来，比如看见远见媳妇，会想起她最近开了超市，看见远明七岁的儿子，会想起他学习一直班级第一。他们是大哥这个家的主体，是大哥大嫂这棵芯子向上延伸的部分，表哥们也是延伸，方向却正好相反，表哥的延伸是向下，向着陈腐、陈旧，就像树梢相对于树根，就像苇子埔相对于公公；侄子们的延伸却是向上，向着明亮，就像树梢向着蓝天，就像窗口向着风景。我是说，人的存在是带着信息的，当表哥们把陈腐、陈旧的信息带走，侄子们的生活浮现出来，屋子里顿时就有了盎然的气象。远见媳妇汇报她超市一天的盈余，所有人都感到惊讶，而远明说他的儿子不但是全班第一，这回考试，全校排名第二，大哥大嫂脸上顿时溢出灿烂。而我，被这灿烂感染，有了回家以来最明媚的心情。

姑侄通着心，这是不可抗拒的感觉，就像爱的不可抗拒，可是时间总会将爱磨损。很难想象，有那么一天，我也会和母亲一样，心再也不会为侄子所动，心的缝隙里，填进另一些不为人知的苦恼。

清除了某种信息，大哥和我似也近了。我询问了侄子的生活之后，大哥又开始询问我的生活，是不是还跑卫生战线，大庆的公司效益怎么样。说起来，这还是大哥隆重接我们回来后第一次正式的叙谈。大哥和侄子不同，明知道大庆融不进申氏家族，说话时却还要照顾他。但有了简单的开场白之后，大哥迅速奔他的主题：“你说大庆，贝·布托这个家族，是不是叫人佩服，儿子十九岁就有了政治志向。”

大庆懵懵懂懂，他在广告公司一天天忙碌，很少有时间看新闻，我赶紧接过话：“是啊，他儿子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学生。”

大嫂一向反感大哥关心八竿子打不到的事，早上又为三哥的事和大哥吵过，立即挖苦道：“没去问问那什么托是不是国子监吗?”

侄子们在一旁哄堂大笑，但大哥旁若无人。在这个家里，我是大哥唯一的知音，只要我在场，只要我们有更多的时间说话，大哥就忘了身边的一切，就走到要多广大有多广大的世界。那广大的世界，是中东，伊拉克，约旦，是东南亚，朝鲜，印尼，是美国，英国，俄罗斯。有时，我们跟着恐怖分子炸弹的声音，有时，就循着各国最高元首访问的路线。那时，你觉得大哥根本不是乡下人，也不相信他一辈子没离开小镇，因为他如数家珍的样子就像他刚刚从外国访问回来。那时，你觉得他和乡村、小镇，和修配厂以及身边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唯一有关系的，就是我了，因为在他周游世界时，唯我跟在他的身后。为此，我一直觉得，一进了腊月，大哥就一遍遍电话约定回家时间，除了试图弄出一种虚假的热闹，为的就是这一刻。

可是，这一刻那么短暂，没一会儿，大嫂娘家一群兄弟姐妹就汹涌而入了。他们被母亲娘家人阻隔到下午，已经有些急不可待了，一进门就大呼小叫姐姐姐夫好啊!然而，你绝不要以为，周游世界的一刻消失，大哥会遗憾会痛苦，根本没有!当看见他的小舅子连襟簇拥进来，他立即转换角色，从沙发上站起来，一个深受公民拥戴的国家元首似的，一一跟大家握手。

我曾经以为，大哥关心国家的事世界的事，是因为家族使命感所致，比如祖上曾出过国子监太学士申桐，父辈曾出过鲁美毕业，最后成为《人民画报》美术设计师的五叔，是因为有了重振家族雄风的使命，才使他不满足于自己人生狭小的疆土，才每每要让思想超拔出去，可是现在，当看见大哥闪在脑门上少有的幸福之光，我知道我错了。问题是，我知道我错了，却又不知错在哪里，大哥无数次把自己超拔出去，难道正是想从更宽广的疆土来印证自己的成就，比如当看见贝·布托家族不断有领袖出现，他会想到自己，从而更充分地享受在家族中的领袖地位?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让我非常惊讶的话：“你姐夫要是像贝·布托那样有人想暗杀，你们当中有谁能站起来为我保镖?”

虽然不会有谁知道贝·布托，但保镖的意思还是被大家听懂了，于是呼应声此起彼伏。不知是新的拜年者带来的信息阻隔了我和大哥之间的距离，还是别的什么，我和大庆对视了一下，立即做出撤退的打算。

然而，我怎么也没想到，从大哥家出来，大庆居然冲我火了起来，他火了，不是跟我吵，而是一个人噌噌噌蹿走到前边，等也不等。我们接下来还要上二哥三哥家，在大哥厂子的门卫那，还放着二哥三哥的拜年酒，可是他根本不管，出了楼道就没影了。

当我和儿子拎着酒来到街上，只见他横眉冷对站在路边，脑门上的发丝站立着，脸阴沉得就像抹满水泥的墙壁，一点缝隙都没有。他为什么火，我似乎能猜到一些，他进门之后，没人逼他上酒桌喝酒，他不喜欢喝酒，但他在乎他在申家的地位，他一直觉得他这个女婿在申家没有地位。你舅哥不重视身边的妹夫，却去管什么贝·布托，他当然不高兴。因为知道他为什么火，我更加火了，我说：“你回家去吧，我不用你跟我拜年。”

建建还当成好话，赶紧响应：“那好，我和爸爸回家了。”

大庆没动，但当我错过他时，他走上来，接过我手中的酒，没好气地说：“你说我不该生气吗，大哥借我们的钱都三年了，都要雇保镖了，提都不提，你给儿媳办超市，我们就不能给二庆办超市吗?”

我没有接话。仅一个中午，大庆就捕捉了这么多信息，真可谓说者无心听者留意。三年前，大哥上设备借我们五万元时是说一年就还，可是大哥没还对我是有交代的，第一年要买吊车，第二年又要上“四轮定位”流水线，今年，大哥告诉说，远见媳妇闲在家里总打麻将，远见看不惯，两口子老打架，就寻思帮她在镇上弄个超市。每次，大哥都让我告诉大庆按银行利息一分不差，我没告诉，没有别的意思，仅仅是忘了，不然，听侄媳谈超市，也不能没感觉。这件事失误在我，我本该道歉，可是事情的走向往往不按惯常的逻辑，现在的逻辑是，大庆发火时眉头扭曲的样子，让我一下子想起昨天冲二庆发火的公公，他们的表情太像了，这让我莫名其妙就有了抵触情绪，就想我跟你们程家有什么关系，凭什么要看你们脸色。情绪是一种奇怪的物体，像龙卷风，刚刚生起在草垛空儿时还只能掀动一片草叶，可一瞬间鼓舞起来，席卷的就不是草叶，而是房屋树木，土粒沙石，比如这么一程想着，自然就想到给公婆买的楼房，我嫁你程家，得不到家里一丝一毫的帮助，却还要给买房子；借给大哥的钱还有利息，给你爹妈投资无本无息。这么想着，就把嫁给大庆之后所有的艰难都想起来了，就觉得委屈的不得了，为给他找工作，求亲访友，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和专业技术，工作换一家又一家，往往刚刚稳定又得折腾，送礼摸不到家门时在大街上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后来，我都有些眼泪汪汪了。

事情小得不能再小，也许不用解释，一个体谅的眼神就解决了，可是，我不但没有体谅，还拉着脸，还眼泪汪汪，大庆就吃不住了，“怎么?你掉眼泪啦?我怎么你啦?”

我不吱声，但我气哼哼雄赳赳往前走的样子，绝对就是挨了欺负，大庆这下真的火了，把拜年酒往地上一，“我不去了，谁爱去谁去。”说罢，扭头就走，留下我和建建相互看着。

谁爱去?我也不爱去，我都四十五六岁的人了，过个年不能坐在母亲炕头闲着，还要大包小裹东奔西忙。可是不去行吗，大哥是哥，二哥三哥就不是哥?大嫂是嫂子，二嫂三嫂就不是嫂子?她们尽管没有侍候母亲，可就因为这一点，她们更在乎我这做小姑子的态度，她们没有侍候母亲，我可以想什么态度就什么态度，可是，我对她们的态度往往要影响她们对哥哥的态度，我不能因为礼节不到，让哥哥受了委屈。

和建建拎着十二瓶酒往前走着，眼睛湿了又湿，因为走在这条街上，不由得就想到自己最初的恋爱。当初，和大庆恋爱时，这条街曾寄托了我们无限的情思。他的单位在上街，我的单位在下街，我们因为一个莫名的眼神，掀动了青春的草叶，就像一丝风掀动草垛空的草叶，从此就被卷进一场爱情风暴中。我们在这条街上眉目传情，当朦胧的思念随当时对青年最具影响的《马克思传》的传递，我们彼此就毫无道理地嵌入了对方的生命。说毫无道理，是说我们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爱情看成是马克思和燕妮的爱情，伟大而崇高，忠贞地相守一生。如今，我们也像他们那样守着，不怎么就守出了一堆鸡毛蒜皮，全没了想象中的伟大和崇高，我们像一个挖自己墙脚的小丑，心甘情愿把自己卷进一场青春的风暴里，到最终，又脆弱到仅一根草叶的掀动，就会席卷掉我们的一生。因为往二嫂家走去时，我不断地问建建：“妈妈为什么要嫁你爸爸?”

二哥家在镇子后边一个胡同里，在大哥买了企业产权时，二哥所在的小镇机械厂也在拍卖，那时二哥只是车间主任，没有买断的想法，也没有办厂的雄心，当机械厂被厂长买去，二哥由一个公家人变成一个私有企业的打工者，突然受不了，就在毫无能力和准备的情况下，借钱买了几台机床，租了几间老纸箱厂的旧房，小打小闹干了起来。把家也从乡下搬到厂子里。

为了不让二哥二嫂看出什么，在胡同门口，我停下来，从衣兜里掏出纸巾揉了揉眼睛，然而就在这时，我听见有人喊我，“姑。”

一定神，发现二哥的三儿子从胡同口跑出来，他没穿外衣，毛衣的袖口还高高挽在胳膊上，一看就知道是突然发现我们才迎出来的。把一提酒瓶交给侄子，一股暖融融的感觉还是让我心情有了调整，可是正要往屋里走，却被侄子截住，侄子站在我的对面，背对胡同，神经兮兮地说：“姑，不稀进吧，俺哥跑了没回来，俺爸俺妈正哄俺嫂子打扑克，你要进了，不提俺哥不好，提了，全家都难受。”

我愣住了，似乎明白了一些缘由。元旦刚过，二哥就打来电话，说在县里做买卖的大侄子，因为侄媳有外遇气跑了，跟一个朋友去了上海。我给侄子打电话，他一直关机，想不到他年都没回来过。

我只有悻悻地转身。

“妈妈，二舅家的三哥说他哥跑了，他哥是谁，我该叫什么?”

我向来不指望建建能搞明白他和我身后这一大家子人的关系，可他三哥的哥哥他该叫什么分辨不出，却让我惊讶，于是没好气地说，“我也不知道。”

从胡同口离开，我的心情更加坏了，我心情坏了，不是心疼二哥二嫂，而是心疼侄子，大过年的，他一个人上哪去呢。在跟他联系不上时，曾跟身边的朋友说起，朋友没好气地批评我：“你这人真怪，侄子的事你也管。”朋友觉得怪，我才知道，在很多人那里，姑侄并没有我们这么深的感情。我比这个侄子大六岁，从六岁到九岁，我哄了他三年，直到大嫂的第三个孩子出生。我细弱的胳膊因为没力气，常常背着背着手就撸了扣，就把他掉到地上，因此他跌哭时的样子就成了永远抹不去的影像。我下意识掏出手机，拨出侄子号码，我知道没有希望，因为这个号码拨过无数次了，从没开通过。然而，几乎刚刚拨完号，侄子熟悉的声音就传了出来，“姑姑过年好啊!一直想跟你打电话都不敢打，我挺好的。”

很显然，他因想家终于开了机。“你在哪里?为什么不回来?”

“姑，我在西部，西部大开发，我跟朋友过来干，这里机会太多了，出来一个月，顶在家里一辈子。”

我说不出话来，嗓子眼有些哽咽。侄子的声音特别高亢，让你感到他火热的人生正在开始，可我激动的不是这个，而是从他嘴里吐出的“西部”，你无法想象，那媒体上耳熟能详的西部大开发会跟你的亲人发生联系，当你感觉到他们的联系，就像你的血管通了国家血管，一瞬间有一种超拔感，尤其当你站在故乡的街头，踩着一地鸡毛蒜皮。

也正是因此，去三哥家，看到三哥三嫂寂寞地守着电视，听三嫂唠叨对大哥的不满，“原来说挣了钱怎么都不能忘了自家兄弟，现在只给两千块钱，却花一万给自个儿媳办超市。”我一直走神，恨不能赶紧远离这繁琐的一切，也像侄子那样飞到西部。

六

人在现实里边，总要生出远离现实的梦想，它也可以是西部，也可以是南部，是东部，是北部，总之它在远方，就像此时此刻，我所在的小镇也成了侄子的远方和梦想一样。通完电话后，他发来好几个短信，说他非常想家，一想到家人团聚的热闹就恨不能马上飞回。每个人，都无法感知他人的此刻，比如，思乡的侄子就无法感知我的此刻。我的此刻，人虽在家，却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我的此刻，不但不热闹，且十分孤寂，婆家那边，大庆正在跟我赌气，娘家这边，大嫂家，拥满了她的姊妹，二嫂家，纸包火一样包裹一堆烦恼不让进，三嫂家倒是让进，你却不愿意被说不清的烦恼包裹。

转到天黑，回到婆家，大庆早已经消了气，从不在公婆面前表示出对我好的他，居然为我倒了一杯热水，并说：“明天上歇马山庄拜年，我准备跟踪拍摄。”

只有我知道，这句话包含了多深的殷勤，两年前，因为想自己做广告，他买了一台专用摄像机，每年回家，都说要跟踪我回老家歇马山庄拜年，可是每每临了，都以在家陪父母为由，不去践行。事情就是这样，你如果不能在风掀草叶时控制事态，那么你就只有事后屈尊殷勤。这个下午，大庆一定为自己转身离去的行为很是后悔了，他后悔，不是觉得他错了，而是他认为即使没错，也不该跟我咬尖，一旦我因此不回婆家，他父母的年，可就怎么都过不好了。而我，之所以自知有错，却还要理直气壮，也都因为有这个杀手锏。我没把这个杀手锏派上用场，不是不想用，而是在街上流浪时才发现，那杀手锏并不存在，我要是不回婆家，叫母亲知道我和大庆闹别扭，母亲的年也过不好啊。所以，当大庆向我出示了拍摄计划，感激涕零的不是他而是我了，尤其先回来的建建偷偷告诉我，“爸爸扛机器出去好几趟了，他说要去拍你，可走出去又回来了。”

不经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正月初一这天晚上，我的心情里有了彩虹。那彩虹升起来，不过是一个跟踪拍摄的计划，他拍摄不过是玩玩，也上不了电视，可我知道我的家人，尤其是大哥会在乎。为了这计划，大庆提前在家人面前演练，录了婆婆又录回菊，录了建建又录小栓，公公和二庆在一旁助威。他是一个燃点极低的人，因为总难唤起热情，他屡屡把摄像机拿回来，又屡屡原封不动拿回去。当一家人都成了镜头里的人物，有了嘎嘎嘎的笑声，夜晚再也不是夜晚，而是布满霞光的白日。

在侄媳的金玛超市集合时，冬日的朝霞已经褪去，被淡淡升空的日光取代。超市，不过是比小卖店大一点的商店而已，它是大哥家的新生事物，大哥安排在这里聚集，也许仅仅因为它在小镇商业街的正中，是我们、二哥、三哥和大哥聚集最方便的地方。可大哥不知道，在这个年里，这个新生事物已经伤害了好几个人的感情了，比如三哥三嫂，比如大庆。三嫂根本没进超市，只冷冷地站在门口，大庆倒是进了，染着黄头发的侄媳满腔热情迎出来，一迭声地喊姑夫，他不能不进，但他并没像我希望的那样，把机器打开，录点什么。

二哥二嫂从胡同拐过来，离超市还有几米远就停下了。他们倒不一定对超市有意见，但跑到西部的儿子破坏了他们的心情。我迎过去，只见二哥一张脸灰涂涂的，而二嫂，眼圈像挂了葡萄，乌紫乌紫。与我对视，泪光顿时盈满眼眶。

听说有摄像跟着，大哥从面包车上下来，俨然就是一个出访的国家元首了，只不过国家元首出访只带夫人，大哥出访还带了母亲。看见我和二哥二嫂，朝车上指着说：“妈九十岁了，难得回去一趟，让她回去看看。”

初二回歇马山庄拜年，是三个哥哥搬到小镇一直都在奉行的礼数，看起来是一种礼数，实际上是向村人展示申家风光。文革时，父亲、四叔、二大爷都在村里挨过整，在二哥看来，去拜他们等于忘了杀父之仇，可大哥绝不这么看，大哥认为，就因为当年挨过整，如今过得好了，才要送给他们看看，这是另一种复仇。实际上还是性格的差别，觉得过得好了是自己的事，是讲究实际，觉得过得好了必得送给别人看，是追求虚荣。二哥讲究实际，可多年来，他一直影子一样追随大哥呵护大哥，对大哥的想法从无二话。

最初，只三个哥哥，后来，又加入了我，再后来，又加入了三个嫂子。在大哥看来，要说申家风光，那么我肯定是这风光的一部分。当然，我积极参与不全为了大哥，而是为了自己，出生地的乡村常让我想念，最重要的是，在婆家呆着太没意思。这几年，大哥厂子越来越红火，大嫂加入了，见大嫂加入了，二嫂也不甘示弱，二嫂的厂子并不红火，连年亏损，但二嫂是孤儿，一小就没有爹妈，一个没有爹妈的人能出息成厂长夫人，自然要送给那些有爹妈的人看看。见二嫂加入，三嫂也加入了，三嫂没有厂子，也不是孤儿，但三嫂是城里下乡知青，十几年前还没搬出来时，三哥开大货车拉她一趟趟进城，进进出出穿些时髦衣服，曾是村里人最羡慕的人物。如今日子没落了，可越是没落了越不能让人看低，关键是，日子没落了，身材却反而好，她有比大嫂二嫂苗条一百倍的身材，即使没有时髦衣服让人羡慕还有腰条儿。所以，这看上去是向村人展示申家风光，实际上更是妯娌之间的一种较劲了。

每年拜年，都是三哥开车，大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可是因为母亲去，必须坐在前边，三哥就自动把车让给大哥开。做任何事情，三哥都不放弃突出大哥的地位，在修配厂，有修车的来，本来一百块钱的活，三哥故意要一百五，把那五十的面子留给大哥，因常常扮演黑脸，许多司机都在说大哥好话时骂三哥狠，这也正是三嫂不平衡的地方，弟弟愚忠，把哥哥的厂子当成自己的，你就该对愚忠的弟弟有所回报。可是往往性格即命运，愚忠是三哥的性格，常了也就不被人在意，比如现在，他把车让给大哥，自己钻到最后一排的最里边，没有任何人就此说什么。

从小镇到歇马山庄，十里路不到。这条并不宽敞的沙土路，小时走过无数次，那时小镇在我心里还是远方，还是梦一样的地方，就像侄子所在的西部。在礼教严格的大家庭里被母亲打了骂了，就顺这条路，一次次把自己放逐到小镇前边的大海。那里有成群的海鸥无边的海水。其实不仅仅是我，申家好几代人都在这条路上无数次地走过，五叔活着时有一年夏天回来，领我走这条路，走着走着就蹲下了，捧着一捧热热的沙子，忧伤地说：“你们还认得我吗，你们中的哪一粒被我踩过?”我们一代代人踩过的沙子，也许早就被雨水冲走了，即使不冲走，也有了另外的命运，被碾在橡胶轮胎下面，而不是踩在胶鞋布鞋下面，可恰恰如此，我的忧伤一点也不亚于叔叔。叔叔时代，踩着沙路回到奶奶炕头，从窗口，还能看着小时候玩过的窗台和庭院，野地和河套，故乡还是一个单纯的物体，故土还是真实的存在。如今，母亲的炕头屡屡搬迁，窗口对着的地方嘈杂又陌生，熟悉的路被甩在身后，心也就像被甩出来的路，除了被现代交通工具碾压，孤寂而飘零。

歇马山庄坐落在一个小山包的下边，是一块洼地之中的村庄，它既无山的依傍，又无林的环抱，前后左右都光秃秃的。恰因为没山没林，一个土岗就成了童年的山，一片河岸的草丛就成了童年的林。长大出来，看见了那么多名山大川，高楼大厦，再回这里，就觉得这是小孩过家家玩的地方。房子矮趴趴地簇拥着，以草垛为界；河谷静静地逶迤着，以孤独为岸；赤裸裸的地垄匍匐在房与河之间，仿佛一条条冻僵的蛇。你人在远方想故乡，觉得它在黄海北岸，如今人在黄海北岸看故乡，你不由得就想，这里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大哥的车刚刚停到屯街，就有人过来打招呼，老由家三爷，老周家二哥，老于家小久子。只要你从车上下来，一个小世界突然就变大了，一个埋藏并不深远的关系迅速就苏醒了。虽都有变化，可一眼就认出来了，他们也一下子就喊出了你的小名。他们都穿得新锃锃，老于家小久子居然穿一件皮夹克，脖子上还围了一条墨绿色围巾，可是与乡亲握手，问好，不怎么就觉得是在一个崭新的屏幕上放映旧世界影像。因为你脑子里闪回的，都是这些人的过去，比如那年侄子掉到井里被奶奶捞出，第一个冲到井沿的就是小久子，他冲到井沿不是帮助奶奶，而是和侄子一起号啕大哭，边哭边喊：“还能不能和俺做伴看电影啊?”

脑袋里放映的是旧世界影像，大庆机器里拍摄的却是新世纪镜头。大哥神采飞扬，因为身材太魁梧，需微微含着胸才可走进低矮的屋子，可这似乎更突出了他的高大。大嫂搀着母亲，她身体不好，搀母亲的本该是我或者三嫂，可大庆的摄像头一直跟着母亲，大嫂当仁不让，她侍候的母亲，她最有资格。有母亲、大哥大嫂在前边，我、二哥三哥二嫂三嫂，自然就成了陪同。不过，这一点也没什么不好，一大帮人闹闹哄哄，倒有一种相互借势的快感。

我们一家家串着，有的人家，只进去打声招呼，比如那些我们已不大认识的小年轻的家，有的人家，却要停下来说几句话，比如那些有老人的人家，或者像已经卧床不起的李玉胜家。

李玉胜是当年打父亲最猖狂的一个，他十年前死于肝硬化，扔下病歪歪的老婆和儿子住在一起。年是年轻人的节日，儿子儿媳不知拜谁去了，脏兮兮的屋子里只有一个被我们叫着二嫂的女人。见我们来，二嫂有些慌乱，明知道爬不起来，却还是要爬：“妈呀就知道你们能来。”

她慌乱，也许没想到九十岁的母亲会来，李玉胜打父亲时，母亲曾拿鸡蛋去求过她，结果这成了父亲又一罪状。落入今天这步田地，一定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到，可她偎着被子的身子颤巍巍的，掉进深洞的眼睛顿时湿润，仿佛我们能来搅扰，她太感激，仿佛我们的到来已是她的节日。实际上，都是我们的锲而不舍把复仇的现实变成了历史，把女人的历史变成了现实。女人的历史，是她没嫁一个好男人，她心灵手巧人又漂亮，当初追求者多得推不出门，李玉胜靠他三寸不烂之舌勾走她的心，曾自以为是女人中最幸福的一个，可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不烂之舌竟成了咬破她幸福生活的罪魁祸首，除了耍嘴皮子，好吃懒做一无所能，不但如此，还一喝了酒就打老婆。问题是，跟了这么个男人，又生了个和老子一模一样的儿子，好吃懒做一无所能又脾气暴躁，所以她就有了儿子不孝媳妇也不孝的命运。女人的现实，是这一天，她要借夸申家婆婆媳妇如何命好的时机，痛痛快快骂一骂她那不孝的儿子媳妇，彻彻底底抱怨一回自己怎么就瞎了眼，嫁给李玉胜这个老死鬼。女人最终把不幸归结到命运时，都要把目标指向嫁人那一刻。她却不知道，即使在她眼里太有福气的大嫂也这么想过。

自己想和别人想，当然很不一样，自己想，是往深井里掉，别人想，是看着别人往深井里掉，你自然就有了往上升的感觉，就像同时进站却开往相反方向的火车，一个动了，坐在没动的那一个车上就以为是自己在动。问题是，这个时候，往上升了的一面，也绝不让对方继续往井里掉，当李玉胜女人用羡慕的目光看着母亲，看着三个嫂子，三个嫂子顿时捅了马蜂窝似的七言八语，大嫂说自己的糖尿病，二嫂说自己厂子的亏损，三嫂说自己花钱的紧缺，反正都是自己的不易。如此一来，拜年就不仅仅是妯娌间的较量，还是彼此的鼓劲、抚慰；就不是一家人向另一家人的示威，而是两家人真切的支持、加油。因为要不是这个场合，三个嫂子是从不交流的；而李玉胜女人，也不会在散发着臭烘烘酸溜溜气味的屋子里，留母亲和嫂子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

然而，这样的抚慰并没持续多久，在另外一家，却遇到了麻烦。

那还是去拜老队长的时候。当年，二哥三哥被大哥弄到小镇干临时工时，因为出身不好，老队长一直刁难，大哥踏破了门槛看够了脸色才磨出批条。可时光是个奇怪的物体，它在慢慢的迁移中，一点点磨掉了老队长的脸色，只留下他的功德。因为对申家有功，每年拜他他都分外高兴，龇着黄黄的牙齿呵呵地笑着。虽对申家有功，但他绝不白白接受你的拜，当着我们，非讲一通世事的变迁。他大字不识一个，可心里装着那么多外面的信息、故事，所有的信息和故事都跟腐败有关。他的儿子跟一个做塑钢生意的朋友干，那朋友信任他，给管城建的送大礼都不背他，送一回都是十万八万。他表弟的儿子大学毕业，光找工作就拿出去三万。讲也不要紧，他往往讲着讲着就骂起来，一骂就一脸怒气，仿佛腐败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为此，刚走门口，二哥就打了憷，“下年就不拜了吧，老这一套，也没什么意思。”

可二哥再打憷，也想不到，老队长把我们迎进屋，闲扯一会儿，会突然把目光移到二哥这里，慢条斯理说：“老二，你这几年弄得不怎么样啊，怎么听说儿媳跟了一个腐败分子，儿子气跑了?”

关于远程的出走，到目前为止，在申家除了二哥一家人，只有我知道。二哥二嫂一直封闭信息。见有新闻，大庆赶紧把机器对准了二哥二嫂，大哥大嫂也把目光转过来。

这还是进村以来，二哥二嫂第一次变成主角。二哥的脖子噌地一下就紫了，他看看镜头，看看老队长，语无伦次：“啊，不是跑了，他上西部了，去搞大开发。”

老队长不依不饶：“还开发，糊弄二鬼子啊，你问恁哥，那可能吗?”

大哥愣了一下，想了一会儿接话道：“不大可能，是不是叫人骗了，我天天看电视，去西部的都是大学生，都是组织安排，还没听说哪个个人。”

大哥当场质疑，是老队长把目标转向他，也是突然听到这个消息的本能反应，因为他后边还跟了句，“怪不得这一腊月一直没看见远程”，可是就因为大哥当场质疑，二哥二嫂变了脸。他们变了脸，不是顶撞大哥，而是从老队长家出来，坚决不跟大哥拜了。在屯街上，二哥对着手机大呼小叫：“刘师傅吗，马上过来，我在歇马山庄，过来接我一下。”

我怎么都想不到，影子也有厌倦的时候，问题是，二哥此时的举动，不是当不当影子，而是他想成为一棵树，因为他放下电话，冲着站在一旁的三哥说：“走吧，没什么意思。”

三哥迟疑了一会儿，还是上了车，可三嫂没上，三嫂立即跟二嫂站到一起：“俺也不去了，俺家里有事。”

大哥就是大哥，不亏看多了国家的事世界的事，懂得世界联盟分分合合的局面，他上车后，异常平静地说，“你二哥可能家里真的有事。”

大哥平静，大庆却不平静了，一遍遍侧过脸看我。大庆看我，我莫名其妙，以为他跟够了要打退堂鼓，当他把一直扛在肩上的摄像机放到膝盖，我突然警醒，原来都是摄像机惹的祸。老队长是不该那么说，大哥也不该去证实老队长的正确，可要是没有摄像机跟着，二哥也许不会如此激动。

我表面平静，心里却再也不能平静了。因为在我们接下来的拜访中，大嫂的变化可是太明显了，进了别人家门，她高音大嗓，喜笑颜开，一些时候，大庆把镜头对准她，还有意往大哥跟前凑，还有意配合大哥，比如当有人问，“老二两口子怎么没来?”她轻描淡写地说：“家里有急事走了。”可只要离开人群，上了自家的车，立即闭了嘴，绷住脸，使车里的空气顿时紧张。为了缓解气氛，大哥有意议论一下刚才的见闻，说某某人老了，头发都掉光了，大嫂没好气地说：“算了吧你，就你不老?你为申家操碎了心，不看看你头上那几撮毛!”如此一来，不平静的就不是我了，还有三哥，还有母亲。母亲听不见大嫂的话，但她会察言观色，她似乎从二哥二嫂走，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动不动就痴痴地看着我。

终于把该拜的拜下来，大哥把车开到了老房子前边。这是每年拜年必有的程序，不管时间是否充裕，我们都要过来扫一眼，看一看我们的出生地。它不是三个嫂子的出生地，可她们嫁人之后最年轻的时光都在这里度过，现在，二嫂走了，三嫂走了，可九十岁的母亲来了，扛着摄像机的大庆来了，尽管一路上留下不快，但大哥知道什么才是大局。

曾经人丁兴旺的申家大院，如今已相当破败了，后边六间草房房梁已经坍塌，屋檐上的苫草耷拉着沮丧的脑袋，呼应着院子里横七竖八的木棒、草秸，我们搬走之后，卖给一个刘姓人家，可这个曾经发旺了申家的庭院，却败亡了刘家，他的一个儿子搬来不久遇到车祸，另一个儿子第二年得了类风湿，做父亲的却在三年之后患了胃癌，于是房子和院子就被废弃。

三哥搀着母亲，跟着走在前边的大哥。因为再也不必在人前表演，大嫂没有下车，三哥于是有了走进镜头的机会。大哥边走边讲解，哪哪是原来井的位置，哪哪是原来粮仓的位置，三哥在后边殷勤呼应，憨憨的脸上还涌出气愤，大声道：“都让他们卖了废铁!”仿佛要是不卖废铁，就会被大庆永记史册。看上去，大哥是对着三哥，实际是对着大庆的镜头，看上去，寻找的是井和粮仓，实际上寻找的是他曾经的业绩，因为我们家的井不是一般的井，而是一压就出水的压水井，那粮仓也不是一般的粮仓，而是铁板焊接的带着防雨篷的粮仓，现在这种东西在乡下比比皆是，在当时，大哥可谓领导了乡村新潮流。我不知道，二哥他们要是不走，此刻大哥会怎么样，会不会比现在要自然，反正看着大哥夸张的动作，听着三哥夸张的呼应，我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二哥，他的声音呼隆呼隆，一听就知道带着情绪，“贞子，俺年年跟大哥，跟了他这么多年，他怎么能不帮自家兄弟说话呢?再说，他也不能把兄弟一碗凉水看到底了呀。”

我没跟二哥说什么，但放下电话，再看大哥，心像有沙石掠过，一下子疼了起来。因为此时，大哥正扬着脖子，抻直腰板够房檐，这是父亲常有的动作。为了显示自己的个子，小时候常见到父亲扬着脖子够房檐。

大哥、二哥、三哥、我，我们都生在这个院子里，可是大哥的命运和我们却完全不同。大哥出生时，家里来了个算命先生，说大哥命硬，主着父亲早亡，十八岁之前，不能让他喊父亲爹，只能叫大叔。大哥懂事后，曾多次哭着问妈妈，别人都有爹为什么我没有爹，母亲做不出可信的回答，他就疯了一样跑到野地里撒野。母亲每讲一次这个故事，我都止不住泪流满面，我那时哭，仅仅以一个孩子心情揣度爹就在身边而不能喊爹的难过，可现在不同了，现在，我突然觉得，他一小就拥有家族责任感，十五岁就跟远房舅舅上小镇学徒，他不断地折腾让申家改变，是不是就因为没有爹才很早就学会承担呢，在他的兄妹都有爹他没有爹的时候，他是不是暗中一直和父亲较量着，比试着，一直不放弃在家庭中树立自己的权威呢?他不断地在并不广大的领域里挑起征服的喧嚣，希望尽可能地集结更多的人，是不是他一出生就感觉自己是孤身一人，从而希望获得集体的力量呢。

我不知道。

对于出生地，大哥也许有比我们复杂一百倍的感受，可是他感受再复杂，也比不得母亲。母亲从史家沟嫁过来才十九岁，她在做着村保长姥爷的大小姐时，姥爷把聚赌时和自己勾搭的庄家女人领进家，成了我的小姥姥。姥姥的媳妇大妗子从此有了同盟，和小姥姥勾结，不到两年，年仅四十的姥姥就被气死，母亲就被逼嫁人。母亲嫁父亲，是姥爷情急之中托人做的媒，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姥爷跟小姥姥的关系，就没有母亲跟父亲的关系，也就没有我们这一些父母的后人。在这个院子里，母亲经历了那么多骨肉的生和死。我那只活到五岁的姐姐，因为吞了一只鞋卡子，还不等便出来就跌了一跤，把肠子卡断，在炕上爬了三天三夜咽气。她死后妈妈才要的我。没有姐姐的死，就没有我的生，生死缘于宿命。母亲之所以都四十多岁了还要要我，是有僧人告诉她的姥姥，从她往下三代只有一个女的，母亲就是第三代。在这个院子里不断经历死，经历生，她扎煞着小脚，把所有的苦乐都踩在了一方狭小的地盘，重返这个地盘，母亲刚刚进院就不再往前走了，呆呆地立在一个石罅旁，仿佛这里埋藏着地雷、炸弹。有好长一段时间，她都把目光对准西墙边一截曾是我们家猪圈的残壁，面无表情。

回老家拜年，她一上午都没说话，她听不清别人的话，也是早已习惯把主角让给大嫂，可是在老家的院子里，呆呆地看着那截残壁，看着看着，她说话了。母亲说话，不是她看到了旧物，翻动了埋在这里的历史，想诉一诉在这里吃下的苦头，就像李玉胜女人遇到我们，而是说：“俺要是能说了算，说什么也不搬走啊，要是不搬走，哪能有这一天?”

这一天怎么了?这一天难道不比她的过去更好吗?她生儿育女，一天天盼着的难道不是儿女有出息的这一天吗?母亲的话，也许不过是对抛撒在院子里某些时光的怀念，在那时光里，她像一个做窝的老母鸡，虽不能完好地护住她的小鸡，可毕竟她年轻，能干活。老来之后，母亲常说，要是还能干活该多好啊。可这句话多么深地刺疼了大哥只有我知道，在回来的路上，他一遍遍重复说：“恁二哥家肯定有什么事了，要不他不能早走。”在大哥那里，母亲指的这一天，就是二哥对他权威进行了挑战的今天，而他，决不想把这样的挑战看成是事实。

七

展示申家风光的拜年之旅，居然成了虎头蛇尾的败兴之旅。从歇马山庄回来的路上，谁都不再说话。然而坏事也是好事的前因，有了二哥的挑战，大哥大嫂坚决要求我、大庆还有三哥去家里吃饭。大嫂有病之后，这已经是好多年不曾有过的事了。这年头，谁也不在乎一顿饭，但大庆在乎，我也在乎。我在乎主要因为大庆在乎。年里不去打扰大嫂，最初还是大庆提出的倡议，可是这样的倡议得到实施，受益的是大嫂，受伤的却是大庆。不去大哥家吃饭，就没法去二哥三哥家吃饭，都是嫂子，得一视同仁。可长期不去舅哥家吃饭，和舅哥感情越来越生了，当然只要和老婆不生，和别人生就生了，问题是，你作为申家女婿，过个年都没人叫你吃一顿饭，在父母那里，就显得太没面子，大庆动辄就以开玩笑的口吻说：“不能求求大嫂请咱吃顿饭吗?”

大嫂终于请了，大庆高兴，我也高兴。说心里话，几天来我一直处于饥饿状态，肚子里哗啦啦叫的时候，常常要不停地咽口水。见我们兴高采烈答应，大哥更高兴，要是依大哥的想法，恨不能天天有人热闹。当然，在这些人当中，最高兴的要数母亲，她愿意我们在她身边环绕，就像小鸡在老母鸡身边环绕，关键这环绕的人里有三哥。在大嫂做了好吃的，杀了鸡或包了包子，把自己的儿女叫到楼上吃的时候，最难受的就是母亲了。这个家是大嫂的，她就无权往家叫三哥。三哥等于每一天都在以实际行动向母亲提醒她的苍老、无权。母亲觉得不搬出来好，或许就因为这个。可是，这一顿让所有人都高兴的午餐，却让大庆搅了，他在往家里打电话通报不回去时，那边公公命令，必须回去，他的两个女儿回来了。

婆婆家早已是一派热闹景象了，大姑姐和大姑姐夫，小姑子和小姑妹夫，还有他们的孩子全都回来了。这是另一棵树上的枝杈，以往，为了能和我们见一面，他们都是初三回来，公公家不讲究送年不送年。这次之所以提前，是公公一早给他们打了电话，说大庆带了摄像机，早一点回来热闹热闹。

小姑子一见我就把我搂了去，甜兮兮地说：“嫂子俺太想你了。”她一向嘴甜，会说话，可因为她心眼好思想简单，你觉得她怎么说都不麻人。大姑姐姐生性忧郁，话少，但她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向你表达感情时，她愿意摸你耳朵，每次，耳唇捏在她手里，你都会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想把她的手拿下来贴在自己脸上。

我明知道，我是外姓人，是她们娘家的媳妇，虽然我没有日夜守在公婆身边侍候他们，但从某种意义上，在程家，我就是申家大嫂的角色，是未来的芯子，因为不管怎么说，未来老人生计的责任，全都在我们身上。她们亲近我，就像我亲近大嫂，有感情在，但更多的是技术行为。可是，她们这么热火热燎地抱你摸你，浑身痒酥酥的同时，不怎么就有一种飘浮感，心再也不像在娘家那么沉了。你心不沉了，突然就觉得有什么东西乘虚而入了——你不能辜负她们。

这也是老天的安排，让你有了做小姑子的沉重后，再给你一点做嫂子的轻松，你就在这少许的、一次又一次的轻松中，被和平演变了，一点点就有了对于另一个家庭的责任感了。小姑子也是一样，她是程家的闺女，却是她婆家唯一的媳妇，没有小姑子小叔子，婆婆跟她在一起，回家打溜须的是姨婆婆家的女儿，她说她会烫发，一腊月给她换了三次发型。在婚姻这个迷宫一样的回廊尽头，你永远不知道有多少微妙的关系在悄悄缔结。然而就在这轻松刚刚到来不久，大哥那面打来电话，说移民加拿大的堂弟回来了，要我和大庆马上回去。

热闹，就像快乐一样，是可遇不可求的，不能预期。公公蓄谋制造热闹，都因为大庆昨晚为了感动我拿出摄像机，让他体会了多年来不曾预期的热闹。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我和大庆，会因为有不能预期的客人从天而降，让他预期的热闹迅速消散。

大庆不想去，和姐妹一年才见一次，关键是我们结婚时四叔平反，全家早从歇马山庄迁回沈阳，他和堂弟不认识，也不觉得有什么关系，可是他不知道，一早上把摄像机拿回娘家，就已经有了关系，大哥在电话里说，“叫大庆回来拍拍，安征五年没回来了。”

有五年和一年比，当然五年重要，从家里出来，大庆拍拍摄像机，有些沮丧地说：“都是自找的麻烦，饿死我了。”

进门才知道，堂弟在我们还没从歇马山庄回来时就已经来了，他朋友开的车。见大哥不在家，他先去前炉舅舅那边走了一趟。按原计划，他是准备和四婶一起回来，正月十五去老家坟地看四叔的。可单位那边有急事，就提前了。

和大哥一样，堂弟高大、魁梧，宽宽的肩膀方方的下颏，一看就是申家的后人。他是申家后人，如今却有了外国身份，你看他时，不怎么就有了怪怪的感觉，让你想起小时家里丢了的一只鸭子，它三个月后从外面回来，分明还是那只鸭子，你却觉得已经不全是了，好像它身上已经有了说不清的什么东西。堂弟无论见谁，都要拥抱，两只长长的胳膊环抱你是那么的轻，传达的亲热却那么浓烈：“大姐，太想家了。”

我早就知道他对家的想念，在他那里，家是个复杂的所在，它既是国土，又是沈阳的母亲姐妹，又是出生地的乡村、小镇。2005年随一个采访团去加拿大，走了好几个城市，就是没去蒙特利尔，夜里跟他通话，说我在多伦多，明天一早离开，他激动得语无伦次，“大姐，你，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啊，你还是咱家来加拿大的第一个人呢，早告诉我就飞过去看你了，我太想家里人了啊。”那次电话，堂弟和我唠了整整四个小时，说他为什么出国，出国后经历了哪些磨难。沾市长舅哥的光，出国前他的生活太安逸了，除了偶尔出趟国，大多时间都是在机关里喝茶水看报纸，节假日，家里围着一圈姐妹打麻将，外面围着一圈狐朋狗友喝大酒，一天天重复，他早早就看到了人生尽头。他不想纠缠在世俗的关系里，不想早早就看到人生尽头，就在舅哥帮助下踏出国门。可是在大西洋最东边的城市纽芬兰挣扎五年，奋斗成如今多伦多市政厅的一名职员，成为移民中少有的幸运者，老婆孩子都接过去，他的人生居然又看到了尽头。倒是他一辈子也不会纠缠在世俗的关系里了，可恰恰如此，让他恐惧又忧伤。他说一到周末没事，就开车拉着全家去城郊，坐在野外望着遥远的西方。那时，他无比的惶惑，问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他挖空心思建立跟这里的关系，到头来却发现和自己有深切关系的只有大洋彼岸的亲人、家，无法让他们分享自己的一切，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意义似乎只在摄像机拍下的内容里，坐下没一会儿，他就把压好的碟播给大家看。孩子上学的学校，家里新买的房子，他上班的市政厅，乡村一样被树林包围的城市，童话传说一样的尖顶教堂。这一切一点都不新鲜，在电影电视里都能看到，唯一新鲜的就是偶尔的，堂弟的媳妇在镜头里出现，还有他的孩子，他们在冲家人说，“过年好!”

这两个人，对于我们，都是陌生的，堂弟结婚后从没往家领过，要不是他说他们是他的妻儿，你根本不觉得他们与你有什么关系，尤其他的媳妇。就连堂弟也说：“她和咱农村人不一样，没有家族意识，她从来不知道家族意味着什么。”那意思好像在说，她冲大家问好，都是他逼的。

对国外的一切，最有感觉的，就是大哥了，他天天看世界新闻，蒙特利尔这个城市并不陌生，由于堂弟在那里，有时还特意关注来自那里的消息，于是不时发言，一会儿冲远见说，“你小叔就比你大一岁，你到现在还没有独创门面。”一会儿冲他正捣乱的孙子说，“快看看，那里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你将来要是能上那念书，爷爷可就烧高香了。”

说起来，大哥和堂弟还真太像了，都不安于现状，都一门心思征服世界，只不过堂弟摊了一个好舅哥，有一个奋斗的阶梯，大哥没有好舅哥却是别人的好舅哥，是别人的阶梯，于是命运就有了巨大的反差，堂弟从此远离家族、国家，孤军奋战在地球的那一边，大哥一直在家族人群的包围当中，领袖一样独霸一方。

没一会儿，大哥就把二哥三哥都找来了。要不是我们被半道叫走，和三哥早在大哥家里吃上饭了，宿命的东西无时不在，大到一个人的一生，小到一顿饭。然而，在大嫂家宿命般地逃不过一顿饭的忙碌时，我和大庆竟然宿命般地被蔽在饭桌外面。我们的宿命，都因为二哥来了。听说堂弟回来，二哥毫不迟疑就来了，见二哥来，大哥像丢失已久的宝物失而复得，立即把注意力调到二哥那里，在把餐桌上重要位置让给二哥的同时，只例行公事似的冲我和大庆说：“再上来吃点?”

大哥以为我们吃了，我们也只有说自己吃了。我们说自己吃了，当然也因为饭桌太挤，因为大庆要现场拍摄。和大庆失望地被排除在饭桌外边时，我只有上大嫂的糖盒里抓一把糖塞到大庆衣兜。

二哥精神头和一早大不一样，一张苦抽着的脸有了笑纹不说，曾经的情绪也不见了，和堂弟说话气量非常足，“远程早就跟俺说你正月回来，但没想会这么早。”说罢，把堂弟推远，梗着脖子盯住他，“哈，外国佬，和守在家门口的人就是不一样。”

堂弟立即想起什么似的，“对啊，远程在网上跟我联系，说去了西部，说大男人志在四方，要向我学习。到底怎么回事?”

“就是想到外面锻炼锻炼呗，锻炼好了，不就像你一样，给咱申家争气了吗!咱申家下一辈儿，还没有一个离开家门的呢。”这时，二哥赶紧打开手机，拨号后交给堂弟说：“通了，是远程，你跟他说。”

堂弟懵懵懂懂接过电话，“喂，远程，啊我是你小叔，你好好干，听你爸说你挺好的，好好干。”

在堂弟面前不避讳谈远程，我立即捕捉到二哥的用意，也捕捉到他为什么精神抖擞，他不想做大哥的影子，原来有一个远程在暗中支持，而那个远程，一个人在外孤独无援时，把他加拿大的堂叔当成了榜样，把一个遥远的本来扯不上的关系扯上了。可大哥对此还是怀疑：“能行吗?可不是那么容易，比不得安征，人家有个好舅哥。”

大哥对侄子的走一直不明真相，怀疑是真实的，不含任何他意，可二哥却激动起来，指着堂弟，“让安征说说，他去了国外舅哥还能帮上吗，都得靠自个儿!”

堂弟点头，于是就讲起了他的奋斗历程。二哥于是一脸的喜悦，仿佛在讲他的远程，仿佛堂弟的现在就是远程的将来，因为当堂弟让大庆把自带的家用摄像机打开，要录一录在场的亲人们给远在加拿大的妻儿看，二哥冲着镜头说：“等着吧弟妹，你侄子早晚会去看你。”

堂弟的到来，对二哥无疑是一场及时雨，它在浇淋了大哥的同时，使二哥一点点滋润起来。吃午饭的时候，简直就成了二哥和堂弟专场访谈，大哥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可是很不舒服了。

在我心里，最疼的是二哥而不是大哥和三哥，他生性懦弱，依赖性强，母亲说他先天身体不好，一小从不出门，一直拽着母亲衣襟。结婚后在大家庭里，他像一匹听话的马，以勤快能干俯贴在大家身边，大哥三哥下班闲逛去了，他下班放下自行车，就背起网包去了野地搂烧，依赖着勤快而获得的夸奖，他愉快地生活了好些年。1985年分家，他的勤快无人分享，丢了魂一样，一再当着母亲说：“妈，怎么就觉得不能过了!”母亲心酸，我也心酸，因此常常生出同情，偷偷买些洗衣粉之类日用品以表抚慰。可是你很难想到，一个人在你的心灵格局上一旦定位，稍有越位，就觉得不对了，比如现在。他旁若无人地侃侃而谈，完全无视大哥的存在，你恨不能上前堵住他的嘴。

后来，他的嘴终于被堵住了，只不过堵他嘴的不是我，而是堂弟。堂弟堵住他的嘴，不是用手，而是用一把思乡的眼泪。堂弟吃了饭，喝了酒，去歇马山庄走了一趟后，要去祖坟，于是一干人陪他去了西大荒坟地。来到坟地，他跪到四叔坟前，呜噜呜噜就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想家啊，爸，太想了，我常常开车上郊外往西望，想沈阳的妈妈，想咱小镇，想咱歇马山庄，想咱家里亲人。”二哥于是再也忍不住，山洪暴发一样号啕大哭，任大嫂怎么劝都劝不住。

二哥撑着，不过是不想面对身后的虚空，对于他这样一个实际又懦弱的人，儿子的远离其实是最大的打击，尤其远离是为了逃婚。然而，那虚空转瞬之间泄露出来，最受感染的居然是大嫂，她拍着二哥肩膀，一遍遍喊着：“二兄弟想开点，咱出去也是为了给申家争气，想开点。”听上去是重复二哥的话，却一点也没有讽刺的意思。

堂弟和二哥都哭够了，一直很冷静的大哥开始说话了，大哥说话，不是站在父亲坟前，而是站在奶奶坟前，他人站在奶奶坟前，语气却是对着大家，“奶奶，咱家人从国内到国外，从乡村到城市，全都有了，咱在乡下，也不落后，咱家现在也有超市，给远见媳妇开了超市，就是想为祖上争光，世界各地都有超市，沃尔玛已经有四十多年历史，咱不叫沃尔玛，叫金玛，也是连锁，咱从现在开始也不算晚，咱人在家门口，可咱一点不落后。”

关于超市，我从不知道大哥开办它基于这样的想法。大嫂赶紧接上：“老奶奶把远见从井里拽上来，不能丢了老奶奶的脸，他是申家长孙。”

坟地一片肃静，一丝风旋动了坟头的草叶，仿佛在做着某种呼应。然而这时，堂弟从四叔坟前缓缓站起，移到五叔坟前，慢慢跪下，拖着哭韵说：“五叔，侄子不孝，等不到十五来给您上坟了，侄子什么事都没有，可就是想走，侄子受不了这一天天混吃混喝，在沈阳一场接着一场，太累了，您一定会理解的五叔。”

看着堂弟弓下去的后背，我不由得泪眼蒙。在外的人，当被裹挟在巨大的思念里的时候，以为长时间在家居住会缓解思念，会储存起一些东西在心灵的仓库，可供未来离家的日子一点点享用，以为在家的日子越多，储存的东西就越多，而回家才知道，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当搅扰在繁琐的家务事里，当无所事事又忙忙碌碌地打发每一天，不到三五天，就急得不行，就怀念起离家在外的日子，就怀念起曾经有过的对家的思念。事实证明，你与家的关系，只在想念里，而不在现实里。五叔当年，每次写信都发誓住满半个月休假，可每次，住不上一周，就赶紧离开。我居住的城市离家较近，一两个月回家一次，可每次总打算住满周末两天，结果总是睡一宿觉第二天就返回。

知道堂弟不是因为公务，而是自己要走，大家交换着惊奇的眼神，仿佛刚才说过的想家都是假的，受了蒙骗，大嫂在我身边小声说：“看来外国还是好。”

八

堂弟的车一股烟一样就消失在小镇前边的土道上了，一个远在海外的申家的后人的一举一动一瞬间就变成了回忆。送行的人站在道边，孤零零地相互看着，面面相觑。我们本是一大群，其中还多了二大爷家的堂哥和堂姐，他们听说堂弟回来，也从歇马山庄赶过来。可当大家共同的目标消失，人群立即散落，呈现了每个人都是独自的孤零零的面目。虽然大哥还以追忆的形式挽留着这一切，“安征真是长大了，记不记得小时候和远见争吃黄瓜，把远见手指都咬出血。”没有任何人响应。堂哥堂姐们站了一会儿，说大哥大嫂，俺家里还有客，就不上楼了，转身上了自行车。二哥有些发傻，久久地望着远方，一动不动，仿佛堂弟在不经意间带走了他的一切。三哥多年来第一次在大哥家喝酒，有些醉意，眼睛里布满红红的血丝，他痴痴地看着我，看着大庆，之后小声说：“你三嫂跟俺闹别扭，想跟你们一起回大连，你们什么时候走?”

大庆也警觉地看我一眼，走过来说：“能不能跟大哥商量一下，今晚送了年，就让远见送我们回去，就别再住了。”

大庆的想法，正是我的想法，要不是怕公婆不高兴，我早就想走了。而在大哥那里，我的想法就是不容推托的责任，大哥立即答应，命令远见赶紧把车油加满。

因为中午草草一见没有尽兴，公公把大姑姐、小姑子两口子都留了下来，是不是希望把热闹重新找回我不知道，反正我们进屋，所有人都欢呼雀跃。然而任何东西过了也就过了，是找不回的，你重复上演，即使地点和人员一切都没变，可时间变了，所谓世界上没有一条相同的河流，是以时间为参数。比如现在，人还是这些人，大庆摄像机也一直开着，可是当我不得不告诉公婆我们晚上就要离开，大家一下子就陷入慌乱之中。回菊和婆婆紧着包送年饺子，初三晚上送年是要包饺子的。大姑姐和小姑子紧着帮我们收拾东西，我们把换下来的内衣外衣散落在好几个地方，还有我和大庆的充电器，建建的CD盘，一大堆《灌篮》杂志，公公一遍遍催促二庆，赶紧把送年的鞭炮找出来放到暖气上烘一烘。

热闹没有找回，公公有些怅然，因为一通忙碌之后，他的闺女女婿也都走了，他们也要回家包饺子送年。一大帮人带着我们送给他们的酒离去，屋子里顿时空荡下来，二庆的存在顿时显现出来。这一天里，他夹在一大堆人里，你都快把他忘了。他显现出来，屋子里顿时就有了紧张的气氛。尤其公公要求他把鞭炮放在暖气上，他偏偏放到窗台上，你就觉得，不定什么时候，公公会像炮仗一样，被二庆点燃。

这一刻终于来到了，送了年，一家人膀挨膀围在桌子上吃饺子，饥饿的我和大庆刚刚伸筷，公公就看了看大庆和二庆，之后郑重其事说：“你俩听着，俺有一个想法，俺和你妈死了，绝不回苇子埔祖坟，你们要是孝顺，就上县里买个公墓。”

桌前一片安静，大过年的，相信谁也没有这个准备，去谈活着的人死后的归宿。问题是，公婆身体好好的，离那一天还太远了。

见我们都不吱声，公公又说：“你姐今天回来俺问了，一万块钱就下来了，俺和你妈没有别的要求，就这点要求。”

我顿时有些明白，这只是公公的想法，程家坟地在村子里，他不想让活着的人指指戳戳，更不想让地下祖宗脸上无光。

如果此时二庆不吱声，再稍等一会儿，我就会应承下来，我应承了，大庆就会大包大揽，就像为公婆买楼房那样，就一切都不会发生。可是不等我说话，二庆等不及了，“不是孝不孝，咱家坟地是好坟地，为什么不能去，要是不好，俺哥能进城?俺不同意!”

公公立即火了，筷子在桌子上飞了起来，粗话也飞了起来，“你这个王八犊子你算老几?你哥没发话你算老几?”

“老几?老二!俺是这个家的老二!在村里住得好好的，要求上楼，上楼住得好好的，又要死后进县城，你这不是折腾儿女。”

二庆话这么说，可我似乎也明白他气愤的来由，如果同意，就意味着向村里人证明，他真的不是老子的儿子，老子连坟地都不敢回了。

这一次，大庆没有冲公公发火，我也没有拉二庆，不是我们厌倦了，而是这时，婆婆手里的筷子哐啷一声掉到地上，随之，身子一歪，和椅子一同倒了下去，直僵僵委在身后的沙发旁。

“妈妈——妈妈——”我和大庆嗷嗷叫着，一阵手足无措之后，才想起拍打婆婆肩膀，掐婆婆的人中，这时，建建和小栓大哭起来，回菊也在哭，屋子里顿时被哭声填满。公公和大庆声息全无。

一通喊叫之后，婆婆从那个世界醒了过来，她慢慢睁开双眼，看了看大庆，之后把目光移向我，泪眼婆娑地说：“大庆媳妇，俺不想去苇子埔坟地，俺爹妈没给俺找个好婆家，俺不去他家坟地。”

我立即点头，哭着说：“妈你放心，俺同意买公墓。”

我这么说着，心里却有些胆怯，因为婆婆明显和公公不是一个意思，公公不回坟地，是怕丢脸，婆婆不回坟地，是不愿意承认她是程家人。这太容易惹恼公公了。然而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公公真就恼了。他恼了，冲的不是婆婆，也不是二庆，而是我。他从窗前转过身，往沙发前挪了几步，嗓音沙哑地说：“大庆媳妇，俺不想掖着藏着，俺想跟你讲，俺对你有意见。”

我愣住，静静地看着一脸阴沉的公公，他不但脸阴沉，浑浊的目光里，有一种怨怒在蹿动。我想他是嫌我答应晚了，要是早答应，他和二庆就不会吵起来，婆婆也不会这样。

“俺觉得你从来没瞧起程家人，俺是无能，和你们申家比是不行，可俺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俺在县城上过班，你说是不是?!”公公一字一顿地说。

我顿时蒙了，脸腾的一阵就烧了起来。

“你回来过个年，心根本不在这个家里。是，你娘家有外面人回来，可你是咱程家媳妇呀，你心里根本没有程家!”

我垂下眼睑，感觉有一股气在往胸脯顶，我在想，即使我有错，这和买不买公墓有什么关系呢。

“不去老坟地，俺是想，想从根上拔出来，俺想从俺这一辈，从死了那天起，重新做人，做你大哥那样有本事的人，到那会儿，你回来就不惦记娘家了。你说是不是?!”

我彻底低下头，眼泪刷地一下就淌了出来。一种比委屈更复杂的东西洪水一般旋在身体里，使我怎么都控制不住。

见我哭，刚刚好了一点的婆婆又抽搐起来，一抖一抖说：“老死鬼俺才瞎了眼了，俺怎么就找了这么个婆家啊?”

见婆婆抽搐，我立即咬紧嘴唇，努力控制住自己，可我分明听见，我心里也响着这样的声音：怎么就找了这么个婆家?

我们最初嫁人，根本没想找婆家，可我们嫁了男人，就有了婆家，就有了和婆家人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我们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可到最终，却觉得自己是孤身一人。因为当我问自己，婆婆死了不想去程家坟地，作为程家媳妇，你想吗?

回答是肯定的，不!

正胡乱想着，手机响了，是侄子在楼下催促我们。我握住婆婆的手，冲她再次点了点头，我的意思是，她的要求没有问题。可婆婆并没接这个茬，她只是心疼地看着我，哆嗦着嘴唇说：“一年到头回来过个年，年年都过不好。”

我说：“没事妈妈，没事。”

大庆和建建都凑过来时，我离开婆婆，站起来，把目光移向公公。可此时的公公，和刚才判若两人，眼睛里那丝蹿动的怨怒，像被筷子搅碎的蛋黄，彻底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凄楚和无助，如同一个惹了祸的孩子不知该如何收拾眼前的局面。我原本也没想跟他说什么，只想道个别，说爸，我们走了。可是看着他可怜兮兮的样子，居然连这句话也说不出了。

直到下了楼，上了侄子车，我也一直没跟公公说句什么，可是在我们的车就要开动时，他突然扑到车窗前，眼泪汪汪地冲我们喊：“再回来啊!”我的眼泪一瞬间又旋了出来。

因为眼里有泪，回家跟母亲告别时，一直不敢看她。我不看母亲，母亲却要拉住我的手，紧紧盯住我，“怎么啦?怎么刚送了年就要走?”

我扬了扬下颏，漫不经心地说，“我明天有采访，今儿来电话啦。”

直到就要上车的时候，我才敢和送行的人对视，因为此时夜色已经完全模糊了视线。他们是大哥，三哥，是大哥和二哥家的侄子侄媳。三哥说三嫂不跟我们走了。想必走，不过是一时情绪所致，她不走，也没有照面。二哥二嫂都没来，可他们居然让远程媳妇来了，仿佛要以此向大家证明正在西部为申家争光的远程的存在。可她并不理解她的公婆，只是缩在一角，远远地打着招呼。

车门关上了，车子启动了，亲人、小镇都退到身后的夜色里了。送年的鞭炮声渐渐远去，亲人们的“再见”声也渐渐远去，车里一瞬间陷入无边的空荡和寂静。侄子把车开动，一直没有和我说话，其实每年都是如此，回程的路上我们无话，仿佛年把我们之间的什么东西带走了。

把什么带走了?不知道。但随着某种东西的走，另一种东西却势不可挡地来了。它来自喉管，来自食道，来自胸腔的下边，它其实一直就蛇一样蜷伏在年的几天里，蜷伏在身体的某个角落，只不过我没有时间顾及而已。现在，当终于告别身后沉重的现实，当我们终于静下来，飞一样行驶在寂静的黑暗中，它居然随着身体里看不见的网络轰轰烈烈地来了。我没问大庆，但我相信我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因为此时，他的一只手正从我的肩头伸过来，我接过时，发现是一把糖。

2008年2月10日于大连鹏程家园

2008年3月10日改于大连鹏程家园

原载《钟山》2008年第6期

本刊责编章颖

作者简介

孙惠芬：1961年生于辽宁庄河。曾当过农民、工人、编辑，现为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小说集《孙惠芬的世界》《伤痛城市》《城乡之间》《民工》《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岸边的蜻蜓》《歌者》，长篇散文《街与道的宗教》，长篇小说《歇马山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等。曾荣获多种文学奖励。２００２年，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长篇小说《歇马山庄》获辽宁第四届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中篇小说《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创作谈

孙惠芬

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叫《春天的叙述》，那篇小说来自于某个早上对儿子后颈窝的印象，儿子每次理发之后，露出被剃须刀刮净的后颈窝，都让我想起一个人——他的爷爷。那时，我第一次知道人的后颈窝也是有表情的。我儿子后颈窝的表情酷似他的爷爷，这让我想不通。于是就有了那个发生在春天里的关于对媳妇与公公婆婆关系的叙述。然而一些年过去，这种关于关系的叙述欲望一直驱之不去。许多时候，当我坐在丈夫家里的人中间，被他们叫着嫂子或媳妇，或一些辈分上的称谓，我都在想，我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我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事情其实再简单不过，我与人家的儿子结了婚！可是，我与他家儿子结了婚，只与他家儿子有关系，与他家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呢。我所谓想不通，不是想不通人为什么会有血脉，为什么会有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血脉，而是说，我最初结婚，根本就没有做承担血脉延续的准备，我根本就不知道，在一个丈夫的身后，隐藏着那么多我们所不愿接受又必须接受的关系。

每个人，都生活在由血脉生成的关系网络里，我的母亲从一个与孙家毫无关系的于家嫁到了孙家，她生了我们一大串儿女，从此她就与孙家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关系；我的婆婆从一个与张家毫无关系的厚家嫁到了张家，生了我丈夫一大串儿女，于是，她就是张家宗族网络里不可或缺的一环；而我，从与张家毫无关系的孙家嫁到张家，生了我和丈夫的儿子，从此，我儿子的后颈窝就有了不可磨灭的爷爷的表情。在这些错综复杂的亲缘关系里，婚姻是第一关系，如同亚当夏娃是人类的第一关系，作为这种关系的缔造者，母亲和婆婆怎么想我不知道，父亲和公公包括我的丈夫怎么想我也不知道，我经常有的想法是：我们为什么要结婚？

这篇小说，可以说从我结婚那天起就萌生在心里了，每当我往返在婆家和娘家之间，忙碌在由婚姻关系牵扯出来的关系里，每当我忙碌在那个繁复复杂的关系里，觉得几乎被关系包围，到头来却发现自己的灵魂如此孤独，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我就恨不能马上写它。可是，不知为什么，那叙述的激情一直没有到达。2007年年末，年一点点来临，我和丈夫讨论着过年回家给亲人买什么酒，这是每年一度都必须讨论的话题，就是这时，我的激情来了，我的小说诞生了，它顺着回家过年而勾起的无尽的关系网络生根、萌芽、长叶、开花。只是在写作过程中我意外地发现，这烦琐而繁复的关系，其实是人得以活下去的真正养料，没有它，人就是一缕虚无的风。只是这关系在小说中延伸出来的，不仅仅是由婚姻而交织的人跟家庭家族的关系，还有人跟故乡、过去的关系，人跟眼前、现实的关系，人跟梦想、远方的关系。

十几年的情感、情绪积累，小说语言就像一块压缩饼干，我的语言太浓稠了，我知道这很不好，可是我没有办法，当我拿起笔来，它们就这么块状地喷射。

作者：孙惠芬 期刊：《故事族·中篇》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