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格斯堡灰阑记

三十年战争时期，有个叫辛格里的瑞士新教徒在莱希河边的自由城奥格斯堡开了一家制革厂，附设一家皮革店。他跟奥格斯堡的一个女人结了婚，生了一个孩子。当天主教徒向这个城市开进时，他的朋友诚心劝他逃走，但是他已有了家累，又不愿扔下制革厂不管，所以没打算逃走。

这样，当皇帝的军队进入城市，并在夜间开始洗劫的时候，他只好藏在院子里一个贮存颜料的地窖里。他的女人本应带小孩逃到郊外的亲戚家里去，但由于忙于清理她的衣服、首饰和床褥，耽误了时间。当突然看到一群皇家士兵冲进院子时，她失魂落魄地从后门逃出了庄园，什么东西也没带走。

所以那孩子也留在家里，他躺在大厅的摇篮里玩着木球，球用绳子挂在天花板上。房子里还有一个年轻的女仆，她在厨房里忙着清洗铜制厨具，听到弄堂里传来喧闹声，她冲到窗户前，看到许多士兵从对面房子二楼把各种战利品扔到弄堂里。她跑回大厅想把孩子从摇篮里抱出来，这时听到沉重的敲打栎木大门的声音。她在慌乱中飞快跑上了楼梯。

大厅挤满了喝醉酒的士兵，他们把一切砸得粉碎。他们知道自己是在一个新教徒的人家里。也许是奇迹，在搜查中女仆安娜居然没被发现。之后，这伙人撤走了。女仆从藏身的柜子里爬出来，发现大厅里的孩子也安然无恙，她急忙把他抱在怀里，轻声走到院子外面。已经是深夜了，但附近有幢房子在燃烧，光亮照亮了这家院子，她惊恐地看到被残暴处决的主人的尸体，这是士兵们把他从地窖里拖出来活活地打死的。

女仆现在明白，假若她带着这新教徒的孩子在街上被抓走，她会遇到什么样的危险。她心情沉重地将他放回摇篮里，给他喝了点牛奶，摇着他睡着了，然后上路去她姐姐的那个城区。晚上十点钟由她的姐夫陪同，穿过庆祝胜利的喧闹的士兵，去拜望城郊的辛格里夫人，那孩子的母亲。他们来到一幢高大的房子前，安娜敲着大门，半晌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小老头，辛格里夫人的叔叔，从门缝里伸出头。安娜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说辛格里先生死了，那孩子还呆在房子里，老头睁着滑溜溜的小眼睛看着她，说他的侄女已不在这里，他自己跟新教徒的私生子无关，说完就关上门。离开时安娜的姐夫看到，有扇窗户的窗帘动了一下，他确信辛格里夫人一定在，她竟抛下自己孩子而不感到羞愧。

安娜和姐夫一声不吭地并肩走着，良久，安娜说，她想回到制革厂去接那孩子。她姐夫是个老实正派的人，吃惊地听她说完，试图说服她不要冒这个险，她跟这家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甚至没把她当人对待过。

安娜静静地听他说完，她口里答应不干不理智的事，但心想一定要尽快到制革厂去看看那孩子是否出事。她打算一个人去。

她照她想的做了，在洗劫过的大厅里，那孩子安静地躺在摇篮里睡着了，安娜疲惫地坐到那孩子身边，注视着他，她不敢点灯。附近的房子仍在燃烧，借着光她可以清楚地看见这孩子，孩子的脖子上有一块微小的色斑。

很长一段时间，也许过了一个多小时，女仆一直看着孩子均匀地呼吸，吮吸他的小指头，这时她意识到她坐得太久，看得太多，已不忍心扔下这孩子一个人走。她慢慢地站起来，小心地把孩子包在亚麻布被子里，抱起孩子离开院子，她不时胆怯地环顾四周，像做了亏心事一样，贼似的溜走了。

两周后，她跟姐姐、姐夫商量了许久，把那孩子带到乡下，一个叫格罗斯艾廷根的村子，她哥哥是那里的农夫，农庄属于他妻子，他只是倒插门。事先他们约好只告诉她哥哥那是谁的孩子，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年轻的农妇，不知道她是否愿意接纳这样一个危险的小客人。

安娜中午时分赶到村子，她哥哥、嫂子和雇工们正要坐下吃午饭。他们待她还算热情，但是她看了嫂子一眼，便说这孩子是自己的。她解释说自己的男人在很远的村子里的磨房里干活，她和孩子几星期后将去那里，这时农妇绷紧的脸才松弛下来，那孩子也得到应有的夸奖。

下午她陪哥哥去树林里拾柴。他们坐在树墩上，安娜把真相告诉了哥哥，她看得出，哥哥对此事感到为难，因为他在这个家里的位置还不牢固，他称赞安娜在他妻子面前保守秘密。显然他不相信他年轻的妻子会宽容这个新教徒的孩子，他希望一直这么瞒下去。

但长期隐瞒可不是件易事。

收割的时候安娜也帮忙，别人休息的时候她总是从田里跑回家里去照料“她的”孩子。小孩子在长大，长得胖胖的，一见到安娜就笑，努力地想抬起头来。

冬天来了，安娜的嫂子开始打听她的男人了。

安娜呆在村子里，可以帮上点忙，没有人反对。不妙的是，邻居们总是奇怪那小孩的父亲从来不来看他。假若安娜不能让他们看到那孩子的父亲，闲话就会在整个村子传开。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农夫套上马，叫安娜一起到附近一家村庄取一头牛犊。坐在嘎嘎作响的马车上，哥哥告诉她已经替她找到一个男人，是一个病得快要死的雇工。当安娜和她哥哥站在他低矮的茅屋里时，这个男人躺在肮脏的被单里，无力抬起他的头。

他愿意跟安娜结婚。床的一头站着一个皮肤发黄的老女人，他母亲。她应从安娜那里得到一点报酬，因为他们给安娜帮了忙。

这笔生意不到十分钟就成交了，安娜和她哥哥继续赶路，去取那头牛犊。他们的结婚仪式是在周末举行的。在牧师举行仪式的时候，这病人呆滞的目光连看也不看安娜一眼。她的哥哥毫不怀疑，过不了几天他们就会得到死亡证书。安娜的男人，也就是小孩的父亲应该在去看她的路上，死在了奥格斯堡附近的一个村庄上。这样寡妇呆在她哥哥家里，也就顺理成章了。

安娜高兴地从那奇怪的婚礼上回来，这婚礼既无教堂的钟声也无铜管乐，既无伴娘也无客人。她在饭厅里吃了一块带一片肥肉的面包作为这婚礼的美食，然后跟哥哥走到放孩子的箱子前。这孩子现在有名字了。把床单塞紧了些，她朝哥哥笑了笑。

死亡证明书却迟迟未到。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老女人没有送来消息。安娜在村子里解释说，她男人正在来的路上，现在若有人问她，她就告诉他们他在哪里，可能是厚厚的积雪使得旅行变得困难。这样又过了三个礼拜，她的哥哥怀着不安的心情驾车去了奥格斯堡附近的那个村子。

夜深时他回来，安娜还醒着，当她听到院子里的嘎吱声时就跑到门口，看到哥哥动作缓慢地卸下马套，她的心揪紧了。他带来了坏消息。当他走到茅屋时，看到那个原以为快死的男人坐在饭桌边吃晚饭，只穿件衬衣，两个腮帮子不停地嚼，他又完全康复了。

哥哥往下说着，没有看安娜。那个雇工，他叫奥特赖尔，他的母亲看来对这种转机同样感到吃惊，对以后的事还没有主意。奥特赖尔没有让人产生不愉快的印象。他说话不多，但当他母亲抱怨他以后要为一个不想要的老婆和孩子操心时，他示意她不要说了。在整个谈话中他不紧不慢地吃着他的乳酪面食，哥哥走时仍是这样。

接下去的几天安娜自然很担忧，干活之余她教那小男孩走路。当他松手放掉捻杆伸开双臂踉跄着朝她走来时，她强忍住一阵抽噎，接住他，紧紧地抱着他。

有一次她问哥哥，那雇工是什么样的人?她只见过他躺在病床上，而且是在晚上，只有微弱的烛光照着。现在她知道，她男人是一个被劳动榨干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如同每一个雇工。

不久她就看到了他，一个小贩子经过极其秘密的安排之后告诉她，有“某位她的熟人”想在某天某时某村一条通向兰茨贝格的路上跟她碰面。这样这对夫妻就在两个村子之间的白雪皑皑的原野上碰面了，如同古代两个摆开阵式的将领一样。

安娜不喜欢这个男人。

他有着灰色的牙齿。尽管她裹在厚实的羊皮里从外看不出什么，他还是从上到下打量着她，说什么“神圣的婚礼”之类的话。她干脆地告诉他，她还要把所有的事情重新想一遍，他应该托某个路过格罗斯艾廷根的商人或屠夫带个消息给他嫂子，告诉她，他不久就会来，只是在路上病了。

奥特赖尔从容地点了点头，他比她高出一个头，在她说话时总是看着她的脖子左侧，让她恼火。

但是消息一直没到。安娜转而想干脆带着孩子离开村子往南走，在肯普腾或宗特霍芬谋一份工作。只是听说路上不安全，且是隆冬，所以她留了下来。

呆在村子里现在变得困难了。嫂子当着众人的面提出许多怀疑她男人的问题，有一次当她虚情假意地看着小孩叫他“小可怜虫”时，安娜决定还是走，可这时小孩病了。

小孩发高烧，满脸通红，眼睛迷糊，不安静地躺在箱子里。安娜整夜守着他，心中很害怕，盼望他快点康复。当他开始好转又重新会笑时，有天上午有人来敲门，奥特赖尔走了进来。

屋里除了安娜和那个小孩没有别人，安娜用不着掩饰，她吓成那样也掩饰不了。好长一段时间他们站在那里，没说话。然后奥特赖尔说，他那方面已经考虑过了，是接她的，他又特地提起了神圣的婚礼。

安娜火了。用坚定的、强自压抑的声音告诉这个男人，她没想过和他生活，她答应了这桩婚事只是为了她的孩子。除了给孩子一个姓氏，她不想从他那得到什么。当她说到这小孩时，奥特赖尔朝那箱子瞟了一眼，小孩正躺在里面踢蹬。奥特赖尔并没再往前走一步，这使安娜对他更反感。

他说了一通套话：她应该再考虑一下，他家虽穷得吃不饱，他母亲可以睡在厨房里。这时，农夫的女人走了进来，好奇地向他问好，请他吃午饭，坐着吃饭的时候他只是对农夫不经意地点了一下头表示问候，既不假装不认识他，也不流露出认识他。对农夫女人的提问他只作片言只语的回答，眼睛却不从饭碗边抬起来。他说他在梅林找到一份工作，安娜可以搬到他那去，但他没说必须马上就去。下午他躲开农夫的陪伴在屋后劈柴，尽管没有人要求他那么做。吃晚饭时他又没说一句话。吃过饭，农夫女人拿一条鸭绒被进了安娜的房间，让他在那过夜，可这时他样子古怪地慢慢站起来，嘟哝着说当天晚上他还必须回去。走之前他不在意地瞥了一眼箱子里的小孩子，没说什么也没碰他一下。

晚上安娜病了，发高烧，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大多数时间她神志不清地躺着，只有中午烧退了些的时候，她才咬着牙爬到孩子的木箱边，把他的被子掖好。

病后第四个星期奥特赖尔驾一辆栅栏马车来到村里，把她和小孩接走了。她一声也没吭。

在他家常常只能喝到稀汤，她恢复得很慢，又浑身无力。有一天早上，当看到小孩弄得肮脏不堪时，她毅然地站了起来。

小孩高兴地微笑着迎向她，正因为这微笑，她哥哥一直断定这孩子是她的。他长大了，在房间里飞快地爬来爬去，不停地拍着手，跌倒时发出小小的喊叫声。她用一个大木盆给他洗澡，又重新恢复了自信。

几天后她便忍受不了茅棚里的生活。她给小孩包了几层被子，藏了几块面包和乳酪跑掉了。

她本打算去宗特霍芬，但没走多远双腿就发软了。公路上正在化雪，沿途村子里的人都因战争而变得吝啬和互不信任。出走的第三天她踩进一个坑里崴了脚。经过好几个小时———其间她一直担心着那小孩———她被带到一个村庄，安顿在一个牛棚里。小孩在牛中间爬来爬去，她一惊叫他就朝她笑。最后她不得不把她男人的名字告诉村子里的人。当天他便把他们接回了梅林。

从此以后她不再想出逃，开始认命，卖力地干活。要从地里弄点什么出来维持生计很难，但那男人对她很好。小孩吃得很饱，她哥哥有时也过来，带上这个那个作为礼物。有一回她甚至可以给小孩染一条红裙子，她想，这条裙子一定适合一个染匠的孩子穿。

慢慢地她显得满足了，教育小孩也给她带来了许多乐趣。这样过了好几年。

可是有一天她到村子里去取糖浆，回来时小孩不在茅棚里，她男人告诉她有个衣着考究的女人乘轿式马车而来，把小孩接走了。

惊恐中她撞倒在墙下，当天晚上她带了一包食物上路去奥格斯堡。

在帝国城她头一个去制革厂。人们不让她进去，她没见到孩子。

姐姐和姐夫都试图安慰她，没有用。她跑到有关当局，不住地叫喊，说有人偷走了她的孩子，她进而又告诉他们，是新教徒偷走了她的孩子。但有人告诉她现在是另一个时代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和解了。

如果不是一桩幸运的事帮了她，她一定不会有什么结果。她这桩案子被传到某个法官那里，这法官是一个很特别的人。

法官叫伊格纳兹·多林格，在整个施瓦本，他以粗暴和学识渊博而著称。巴伐利亚的选帝侯称他为“会拉丁文的下流农民”，因为他们曾经一起了结过一桩自由城的法律纠纷。下层人民写歌将他传唱。

安娜在姐姐、姐夫的陪同下见到了他。老头儿个子矮小肥胖，坐在一堆羊皮纸书稿间，房间里摆设简单。老头儿边听她说边在纸上写些什么，声音低沉地说道：“站到那去，快点!”同时用胖小手指着一处光亮的地方。好几分钟他打量着她，然后叹口气，挥手示意她走。

第二天一个差人把她叫来，她还站在门槛上时法官就朝她嚷：“为什么你没告诉我这案子牵扯到一家制革厂?这可是一笔财产哪。”

安娜执拗地说，她关心的只是小孩，没有想到制革厂。

“你甭想占有这家制革厂!”法官吼道，“假若私生子真是你的，那么那笔财产便落在辛格里亲属头上。”

安娜点头，并不抬头看，然后她说，“小孩不需要制革厂。”

“他是你的吗?”法官吼道。

“是的，”她轻声地说，“只要我能一直领养他，直到他会说话为止。现在他才会数七。”

法官咳嗽了一下，整理桌上的羊皮纸书稿，平静了些，但仍是怒气未消地说：

“你想要这孩子，那穿绸裙子的婆娘也要这孩子。但这孩子需要个真正的母亲。”

“是的。”安娜说着，看着法官的眼睛。

“滚吧，”他低吼一声，“礼拜六我开庭。”

礼拜六大街和市府前的广场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他们都想目睹一下这桩关系到那个新教徒孩子的案子。这桩奇特的案子一开始就引起轰动，从家庭到酒店，人们都在争论，两位母亲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多林格老头因为他审判中的刻薄话语和智慧格言而名闻遐迩。他的判案比哭哭闹闹和教堂落成典礼更受人喜爱。

市府前不仅挤满了奥格斯堡人，附近不少农民也来了，星期五是赶集的日子，为了等待审判，他们在城里过了一夜。

法官多林格审案的那个大厅叫金色大厅，它在全德国是唯一这么高大且没有立柱的大厅，十分著名，它的天花板是用链条吊在屋脊上的。

法官多林格像一座小肉山，坐在一扇紧闭的旁门前，一根普通的绳子把公众隔开。但是法官坐在平滑的地板上，身前并没有桌子。这是几年前他作出的一项规定，他对摆设是大有讲究的。到场的被绳子围在里面的是辛格里夫人和她父母，两个从瑞士赶来的辛格里的亲戚，他们俩衣着考究，看起来像被委以重任的商人；还有安娜·奥特赖尔和她的姐姐。一个保姆带着那个小孩站在辛格里夫人旁边。

所有的人包括双方当事人和证人都站着。法官多林格总是说，要是所有参加的人都站着，审判就要短得多。也许他让他们站着，是想让观众看不到他，这样人们想看他就只有踮起脚伸长脖子才够得着。

审判开始时出了一个小插曲。安娜看到那小孩时叫了一声，往前走了一步，那小孩想要她抱，在保姆的怀里又踢又叫，法官示意把他带出大厅。

然后他传唤辛格里夫人。

她快步走上前来，说皇家士兵怎样劫走了她的孩子，边讲边用手帕擦擦眼睛。就在当天夜里女仆跑到她父亲那儿，告诉他们小孩仍在房子里，显然是为了讨赏钱。她父母打发一个厨师去制革厂，但没发现那小孩。她因此认为，那个人(指安娜)强占小孩，以此来诈骗钱财。即使不让人把孩子从她那儿带走，她迟早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法官传唤辛格里先生的两个亲戚，问他们，当时是否打听过辛格里的消息，辛格里夫人跟他们说了些什么。

他们说，辛格里夫人让人告诉他们，她男人被打死了，她把小孩委托给了女仆，放在女仆那儿比较安全。他们提及她很不友好，这也很自然，因为假如辛格里夫人输了这场官司，田产就归他们了。

他们讲完，法官又转向辛格里夫人，想知道在抢劫中她是不是昏了头，把那孩子扔下不管了。

这有点出乎她的意料，她用没有血色的蓝眼睛看着法官，委屈地说，她没有扔下孩子不管。

法官清了清嗓子，好奇地问：“你是不是相信，没有哪个母亲会扔下小孩不管?”

“是的，我相信。”她肯定地说。

“你是不是相信，”法官接下去问，“一个真扔下小孩不管的母亲屁股是要挨打的，不管她穿几条裙子?”

辛格里夫人没有回答。法官传讯女仆安娜。安娜快步上前，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她在预审时说过的那些话。她说话时好像在倾听什么，不时朝大门望望，那小孩被带到了大门外，好像她能听到小孩还在哭喊。

她陈述道，虽然那天晚上她去了辛格里夫人叔叔家里，但并没有回到制革厂，因为她害怕皇家军队，也为自己唯一的孩子担心，她被安置在莱希豪森附近的一个人家里。

老多林格打断了她，激动地说：整个城里至少还有这么一个人知道害怕一类的事情。他高兴地得出如此结论，因此事实证明，至少当时还有一人还是理智的。但是女仆只顾关心自己的孩子，这并不太好，俗话说得好，血比水浓，一个真正的母亲甚至会为孩子去偷，但这是法律禁止的，因为别人的财产是别人的，谁偷窃谁就是欺骗，欺骗也是法律禁止的。然后他从充满智慧的厚实的讲义里讲授了一堂课，是关于那些狡猾欺骗法庭的、最后被打得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人。顺便又提及那些用水掺牛奶的农民，向农民征过高市场税的市府官员等等这些跟审判根本不相关的事情。这时他突然宣布：证人陈述结束，暂无结果。

人们瞠目以待，有些人伸长脖子，想看看这无助的法官。大厅里很静，只有从街道上传来人群的嘈杂声。

然后法官叹了口气又开始发表意见。

“还不确定谁是真正的母亲，”他说，“那孩子真可怜。人们听说过父亲逃走，不想做父亲，我们称之为流氓，可这里一下子就出来了两个母亲。法庭已听了两个女人每人讲了足足五分钟的话，然后得出结论：双方都是废话连篇。现在只是为了考虑那个小孩，他必须有一个母亲，所以不管说什么废话，必须确定，谁是真正的母亲。”

然后他怒气冲冲地叫法警过来，命令他去取一支粉笔。

法警去取了一支粉笔。

“用粉笔在地板上画一个圈，要站得了三个人。”法官指示。

法警跑下去用粉笔按要求在地上画了一个圈。

“把那孩子带来。”法官命令。

孩子带来了，又开始号哭，要安娜。老多林格不理会他的号哭，讲话的声音提高了—些。

“现在进行的这个实验，”他说，“是我在一本老书上发现的，它一直很管用。灰阑试验的基本思想是，可以从对孩子的爱来识别出谁是真正的母亲。也就是说要检验这种爱是多么强烈。法警，你把小孩放在灰阑里!”

法警从保姆手中把哭叫的小孩接过来放到粉笔圈里。法官转身向着辛格里夫人和安娜，接下去说：“你们也站到灰阑内，每人抓住孩子的一只手，当我喊‘拉，你们使劲把孩子从圈里拉出来。你们中谁的爱更强烈，谁拉的力气就越大，就会把孩子拉到她那边。”

大厅里骚动起来，观众踮起脚尖，跟站在前面的人争吵着。

两个女人刚一站进圈内，人群马上又死一般寂静下来，她们每人抓住孩子的一只手，那小孩也停止了哭泣，似乎他也意识到要发生什么，挂满泪水的脸看着安娜，想往前靠。法官下令“拉”。

辛格里夫人猛地一下就把孩子拉出了灰阑。安娜怅惘的眼睛不相信地盯着小孩。她担心小孩的手臂若从两个方向拉的话，一定会受伤害，所以她立刻就撒了手。

多林格站了起来。

“这样我们知道了。”他大声说，“到底谁是真正的母亲。把小孩子从那臭女人那儿抱回来，这样狼心狗肺的女人会把小孩扯碎的!”

他朝安娜点了点头，快步走出大厅吃早饭去了。

接下去几周附近能说会道的农民都在谈论，说法官把小孩判给从梅林来的女人时，朝她眨了一下眼睛。

期刊：《故事族·中篇》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