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教徒的大衣

来自诺拉的乔尔丹诺·布鲁诺于1600年被罗马宗教法庭以异端罪焚烧于柴堆之上，他被公认为伟大的人，不仅因为他勇敢的关于天体运动的假说，这种假说后来被认为是真实的，也因为他对宗教法庭无畏的态度。他对法庭说：“你们对我宣判时所怀的恐怖恐怕比我听到宣判时的还要大。”

读一点他的书籍，再瞧一眼关于他公开露面的报道，人们都会说，他是一个伟大的人。这里一则故事也许会使我们对他更加尊敬。

这是一则关于他的大衣的故事。

我们首先要知道，他是如何落入宗教法庭之手的。

一个叫摩岑尼戈的威尼斯贵族，邀请学者到他家去学物理和记忆法。他招待了他几个月，作为报酬，摩岑尼戈得到了所要求讲的课。但是取代巫术课，布鲁诺给他上了物理课。他很不满意，因为物理对他无用。他的客人给他带来的开支让他后悔。好几次他严肃地提醒布鲁诺要传授秘传的管用的知识，这些知识像他这么一位出名的人肯定是具有的。希望落空后，他写信向宗教法庭告发了布鲁诺。他写道，这个不知感激的恶人当着他的面诋毁基督，说僧侣是驴，愚昧人民，此外还宣扬说，跟《圣经》里说的相反，不只有一个太阳而是有无数个，等等。他，摩岑尼戈，因此把布鲁诺关进了顶层房间，并请求尽快派官员来把他接走。

官方派人在一个星期天至星期一的午夜抓走了学者，关进了宗教法庭的地牢。

这事发生于1592年5月25日星期一早上三点钟。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600年2月17日登上火堆，这个诺拉人再也没有走出过地牢。

在可怕的持续八年的审判中，他不知疲倦地为自己的生命奋斗。在威尼斯的头一年，他为反抗将他移交罗马而进行的斗争也许是最令人绝望的一次。

他的大衣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1592年冬天，当时他还住在旅馆，让一个叫嘉布里勒·宗托的裁缝量好尺寸做一件厚大衣。他被捕时还没付钱。

听到逮捕的音讯，裁缝急匆匆赶到圣山穆尔地区的摩岑尼戈家里，给他看账单，但晚了。摩岑尼戈的佣人指着门让他走。“我们为这个骗子付了够多的钱，”他站在门槛上大叫，好几个行人回头望着。“您应该去神圣教廷的法庭，告诉他们您跟这个异教徒有桩事情还没了结。”

裁缝惊慌地站立街头。弄堂里的一群年轻人听到这些，其中一个脸上长满脓疱、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向他扔石头，虽然从一扇门里跑出一位衣着可怜的女人给了小男孩一个耳光，但老头宗托还是明显地感觉到，“跟一个异教徒有牵扯”是件非常危险的事。他边跑边小心环顾四周，绕了一个大圈子回到家里。他没有跟妻子谈起这件倒霉的事。她也对他整个星期的沮丧感到不解。

但是6月1日查账时，她发现一件大衣没付钱，且这个人的名字尽人皆知，这个诺拉人成了城里的话题。可怕的、关于他的卑鄙的谣言四处传播。他不仅在书中和谈话中丑化婚姻，而且称基督为江湖骗子，还有关于太阳的疯狂言论。这种人最像那种做大衣不付钱的人。善良的女人不想忍受这份损失。跟男人一阵激烈口角之后，70岁的她穿上礼拜天的服装，来到神圣教廷的大楼，气势汹汹地要求异教徒归还她三十二个斯古迪欠款。

听她说完，官员把她的要求记录下来，答应处理这桩事情。

不久宗托得到传唤。他浑身抖索地到森严可怖的大楼去报到。出乎他的意料，他没有被审问，而被告知在那桩涉及犯人的经济纠纷的处理中，他的要求将得到应有的照顾。但是这位官员也暗示，这桩事情不会有大的结果。老头子很高兴这么容易就可以走了，走时还卑躬屈膝地道了谢。但是他的妻子很不满意。没能挽回损失让人心里不平衡，以致她的男人没吃晚饭，到夜里还在缝衣。布料商那里还欠着债要还。她在厨房里和院子外叫喊说，一个罪犯债还没还就逮捕他是件可耻的事。如果必要的话，她会去罗马找教皇，一定得要回那三十二个斯古迪。“柴火堆上他要穿什么大衣。”她叫道。

她跟她的神父讲述发生的事情。神父建议她至少把大衣要回来。她从中看出教会一方默认了她的权利，扬言说，光还给她大衣是不会罢休的，因为那大衣肯定已经穿过，而且是度身定做的。她一定要还钱。由于说话激动，声音过大，神父把她撵了出来，这使她稍许理智了一些，有几周显得比较安静。从宗教法庭的大楼里没有再传来被逮捕的异教徒的消息。然而人们都在私下传说，审讯暴露出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丑事。老太太贪婪地听着这些闲言碎语，听到异教徒处境如此之糟，她如同受刑一般。他再也不会被放出来还她的债了。她夜不能寐，当八月的炎热彻底摧毁了她的神经时，她便开始在她买东西的商店里跟来试衣的顾客大发牢骚。她说，如果神父们如此无所谓地对待一个手工艺者的正当要求，那他们是在犯罪。税那么重，面包不久前又涨价了。

一天上午，一个官员把她召唤到神圣教廷的大楼，警告她不要再说那些闲话。有人问她，为了几个斯古迪而对一桩非常严肃的宗教案件喋喋不休是不是感到害羞。有人告诉她，对待像她这类人有的是办法。

尽管每次一想到那个胖乎乎的兄弟说的“为了几个斯古迪”那句话她就怒火中烧，她还是被镇住了一段时间。但九月份就有消息说，罗马宗教法庭的大审判官要求把诺拉人移交给他。当局正在为此事磋商。

市民们都在纷纷议论这件移交申请，情绪普遍是反对的。各行会不愿意罗马的法官来干预这件事情。

老太太急得不得了。异教徒真的要被带到罗马去，那他欠我的账怎么办?她刚一听到这不可思议的消息便等不及了，也没换上好点的裙子，就急匆匆往神圣教廷的大楼跑。

这回一位更高级的官员接待了她，比上次那位客气得多。他跟她差不多年纪，耐心听完她的申诉，停了一会儿问她，是不是想跟布鲁诺谈谈。

她立即同意。会见安排在第二天。

这天上午在一间有铁窗的小屋子里，一个瘦削的黑胡子老头走进来，很客气地问她有何贵干。她量衣的时候见过他，也一直记得他的模样，可这会儿他没立刻认出她来，一定是审讯的刺激使他有了改变。

她马上说：“那件大衣，您没有付钱。”

有几秒他惊讶地望着她，然后他记起来，轻声地问她：“我欠您多少?”

“三十二个斯古迪，”她说，“您不是拿到账单了吗?”

他转身问那个肥胖的监视会谈的官员，是否知道他交给神圣教廷的家当里还有多少钱，那人说不知道，但是答应为他弄清楚。

“您丈夫身体如何?”犯人转过身又朝老太太问，好像这桩事情已经了结，又可以建立正常的关系，一次普通拜访的氛围又已产生。

老太太被小个老头的和蔼可亲弄得有点迷糊，嘟哝说，她的丈夫很好，甚至还提及了他的风湿病。

她两天以后才再次走进那栋大楼，因为她觉得多给他一点时间去打听要显得得体一些。

她真的又获准再次跟他会谈。因为他正在受审，她足足在铁窗外的房间里等上了一个小时。

他来了，显得很疲惫。没有凳子，他靠着墙，马上就转入正题。

他声音微弱，告诉她，很遗憾付不起大衣的钱。他的家当里没有钱。但她也不必放弃希望。他想了一下，记得他在法兰克福的一个人那里还有钱，那个人为他印了书，假如允许的话他会给那人写信，明天他就去申请，今天审讯时气氛不大好，因此他不想问，免得把一切搞得一团糟。

他说话的时候，老太太尖锐的眼睛看着他。她清楚那种赖债不还的人如何用托词拖延时间，他们才不关心他们的义务，如果催促他们，他们就装出想尽各种办法的样子。

“如果您知道付不起钱，您要大衣干什么?”她冷冷地问。

犯人点着头，好让她知道他在听着。他回答说：

“我一直挣钱，靠写书和教书。我想我现在还能挣钱。我觉得用得着那件大衣，因为我还能自由地在外面走。”

他说这话一点不带酸楚，很显然是不想欠她一个回答。

老太太从头到脚打量了他一番，满心恼怒，又尽量小心着别顶撞他，然后不再说一句话，转身跑出了房间。

“谁还会给一个被宗教法庭审判的人寄钱呢?”晚上她躺在床上，生气地对丈夫说。现在宗教机构的态度使他心安了些，他指责妻子不该屡次去讨钱。

“他现在有其他许多事情要想。”他唠叨着。

她不再说话。

几个月过去了，这件讨厌的事情没有新进展。1月初，有消息说当局正在考虑满足主教的要求，把异教徒移交罗马。然后宗托一家又被传唤去神圣教廷的大楼。

没有指定具体的时间，所以宗托夫人是某天下午去的，为的是给移交问题作一份鉴定。那个较高级的官员接待了她，他曾给她安排过一次跟诺拉人的会谈。这个白发老头告诉她，犯人愿意跟她谈话，不过她应该想想，时间是不是合适，因为犯人正等着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她又说，问一问他就可以了。

一位官员去了，回来时带来了犯人。会谈当着那位高级官员的面进行。

诺拉人还在门口就朝她笑，刚想说话，老太太就开口了：

“如果您想自由的话，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一会儿小个子显得有点茫然不知所措，这个季度以来他回答了许多问题，已记不清最后一次跟这个裁缝的女人谈话的结果。

“钱没有寄来，”最后他说，“我为此写了两封信，但是钱没寄来。我也想过了，是不是请你们把大衣领回去。”

“我知道会是这种结果，”她轻蔑地说，“但是大衣是按尺寸做的，对大多数人来说它太小了。”

“这不可能，”那位领他进来的肥胖官员插话说，“摩岑尼戈先生已提出了这个要求。您在他那吃了很久的饭。”

“是他邀请我的。”诺拉人说，他觉得累了。

白发老头抬起他的手。

“这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事，我那大衣应该还给她。”

白发老头有点火了，他慢慢地说：

“尊敬的夫人，显示一点基督的宽容，对您来说也不至于坏到哪里。被告现在正面临一次可能决定他生死的会谈，您不能要求他还为您的大衣操多少心。”

老太太不知所措地看着他。她突然想起她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她在想是不是应该走，这时她听见身后的犯人轻声说：

“我觉得她有这个权利。”

当她转过身时，他还说：

“请您原谅我。无论如何您不要认为我对您的损失无所谓。我会为此事写一份申请书。”

大胖子在白发老头的示意下离开房间，回来时他摊开双手说道：“那件大衣根本就没有一同交来，一定是奸险的摩岑尼戈把它留下了。”

诺拉人明显吃了一惊，然后气愤地说：

“真不讲理。我会控告他。”

白发老人摇着头：

“您最好为几分钟后的会谈作些准备。我再也不能允许在这里为几个斯古迪吵来吵去。”

老太太听到这话血直往上冒，诺拉人说话时她一直沉默不语，不快地瞧着房间的一角。但是现在她忍不住了。

“几个斯古迪!”她叫道，“那是一个月的收入!您可以谈宽容，因为您不受损失。”

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僧侣走了进来。

“执政官到了。”他低声地说，吃惊地看着叫喊的老太太。

大胖子抓住诺拉人的袖子领他往外走。犯人回头从瘦小的肩膀上看着她，直到被带出门槛。他瘦削的脸面色惨白。

老太太神情恍惚地走下大楼的石阶。她不知道该想些什么。再说那个人也做了他能够做的。

一星期后那个胖子把大衣带来时，她没走进作坊。但她在门边偷听。她听见那个官员说：“最后几天他确实为大衣操了心。在市政当局审问他的间隙，他两次提出申请。好几次他要求就这事跟有关的人谈话。他赢了。摩岑尼戈不得不把大衣交出来。顺便说一下，其实他现在也用得着这件大衣，因为他将被移送，这个星期就要去罗马。”

他说得对。此时是1月末。

期刊：《故事族·中篇》202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