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雨在砌墙,我从那里过,问他有没有看见我母亲。小雨的脸上都是细密的汗珠,像热带雨林中的芭蕉叶子一样。他直起腰来说:“往天都能看见老太朝街里走,今天兴许我没注意。”他解释说,自己一直在猫腰干活儿,老太即便真去了街里,他也看不见。穿过横街,我又遇见了成果。成果网兜里提着一些小碎鱼,刚从河堤上下来。他说:“放周末了?”我说:“放周末了。”他说:“是找老太吧?老太也许去看热闹了——这不,来了。”母亲左手拄拐,右手提拎着一块用线绳绑起来的泡沫板,头上戴一顶粉红色的帽子,仰头跟成果说话。母亲不仰头,帽子就遮住眼睛。母亲说:“又捞这么多鱼,大热天真想吃?”母亲的注意力都在网兜那里,意思是,大热的天不应该想吃鱼。成果翻了一下眼皮,扭身走了。母亲却看不出所以然,冲着成果的背影说:“那水都被污染了,鱼的肚子都是黑的,人吃了容易得病!”最后一句话,母亲几乎发狠了,顿着拐杖,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我朝母亲紧着摆手,那意思是您快别说了,管人家干啥。可母亲不管这些,又朝那背影说:“有病去瞧大夫啊!”成果拐过墙角,倏忽就不见了。“人家不爱听啥您说啥。”我说。母亲这才注意到身边还有人,吃惊地说:“这不是云丫吗,你咋到这里来了?”
我说:“家里没人我才来老街找您。”
母亲说:“你大哥大嫂呢?”
我说:“他们也没在家。房门四敞大开,家里没人,我就出来了。”
母亲说:“三婶子二大娘都还在那里。我说我先回去了,她们还不依。说吃饭还得一会儿,这么早回家干啥去?好像我知道你来似的。”母亲呵呵地笑,特别自负。她是个自负的人,打年轻的时候就这样。我问三婶子二大娘她们都在干啥,母亲说:“瞧热闹,蓝芬死了。”
“啊?”
“还是昨天的事。蓝芬一早不起来,扣子过去扒拉她,一扒拉头,脚动弹。”
“昨天就死了?这大热的天,怎么还没火化?”我更吃惊了,说,“您走得慢,先回家吧,我过去看看情况。”
母亲说:“你别往近前走,人横竖是死了,那里阴气重,身子微的人容易闹窄儿。虽说身子不凉,到底也是活死人了。”
“什么叫活死人?”我给母亲正了正帽子,她仰头看我的样子很别扭。帽子稍稍一提,就露出了眉眼,看人就不那么费劲了。只是就这一点,母亲似乎也想不到。“只要身子不凉,那就说还没死透。”母亲振振有词。
“那就是没死。”我说。
母亲连连摇头说:“人肯定是死了,把棉花绒毛放她鼻子前,棉花都不动弹。可就是身子不凉,真让人纳罕。身子不凉就没法叫火葬场的车,扣子两口子犯难呢。”
拐过响四家门口,就听一阵鼓乐声。响四媳妇在门口站着,说:“这大热的天,闹腾啥啊?”我停下脚步,叫了声“四嫂子”。她朝那边张望,说:“你四哥夜里出车,我傍天亮才眯瞪一会儿。”发完牢骚才问我咋来这么早,我说我来取毕业证,组织上要查学历。“听说现在当干部也不容易了,查得严了。”我说可不是,干啥都不容易了。
響器班子原来是罕村这一拨,以大黑顺为主,贴墙根坐了一溜。村里有红白喜事,他们不是应邀前来,而是硬要前来。吹打一通,酒给多少肉给多少,或给多少钱物,都凭主人自愿。当然越多他们越高兴,能把曲子吹出花样来。这样的组织不止他们一个,所以也就理解他们为啥来这么早,他们都长着顺风耳。大黑顺年轻时是个俊把子,唱样板戏时演郭建光。小时候我们追在他的屁股后头喊他郭政委,就像眼下的追星族一样。眼下他正吹双簧管,腮帮子鼓着,眼睛努着,摇头晃脑吹得特别卖力,曲子却是“天上一个太阳,水里一个月亮”,也如泣如诉。
合着响器哭的是双全,扣子的儿子,蓝芬姐的侄子。他生下来就脑瘫,下巴顶在肩膀上,肩膀歪在胸前,整个身体像半个麻花。他十几岁了仍不会走路,在地上爬。有一次从我家门口过,正好让我看见。我惊奇地说,双全会走了啊。他羞怯地笑,一只脚横着往前移动,另一只脚拖在后面,却显得特别自豪。我问双全多大了,有二十了吗?双全连说带比画,二十六了。我抚了一下胸口,顿觉百感交集。连双全都二十六了,真没天理了。
这是几年前的事儿,我有些想不清。我的记忆力也越来越差了。母亲说自己记性不好的时候我总说,我也记不住事了,伊伊也说没有小时候记忆力好了。伊伊是我女儿,那时才二十出头。
双全坐在方凳上,咧着大嘴哭。脸上都是鼻涕眼泪。他用袖子东抹一把西抹一把,鼻涕都粘在了腮帮子上。我非常想把纸巾递到他手里,或者帮他擦一擦,看了看周围,没动。看热闹的围成了一个圈,三婶子二大娘都在人群里。她们都是母亲的老朋友,平时看见我,总有说不完的话。可此刻大家都很专注地看双全,在响器的空隙分辨只言片语。双全说:“姑呀,你死我没法活呀。你带我走啊,我想跟着你呀!”吐字不清楚,说得也不连贯,一句话总反复,但说的大体是这个意思。悄悄地,我也掉了几滴眼泪。蓝芬姐大我们十多岁,从打年轻的时候就心眼儿好使。采猪草、捡麦穗,或者到邻村偷芝麻秸、棉花柴,我们都爱跟着她,她也不嫌弃我们。跟她同样大的姐姐们心都独,不愿意带着孩子。比如,当着我们的面约定几点在哪里集合。我们早早赶了去,等两个钟头也不见人影。我们还傻子似的在那儿巴望呢,人家已经提着篮子、背着筐子回来了。脸上都是鬼魅的笑。还有去邻村看电影,家里的哥哥姐姐都嫌我们累赘,蓝芬姐却从不嫌,像收容队长一样,把一条街狼哭鬼叫的孩子都带着。回来一个一个点卯,立正稍息向后转,喊着号子回家。当然也出过事,那次我们去窝头庄看《渡江侦察记》,去时八个孩子,回来已经走到村边了,才发现少了一个。蓝芬姐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杀回窝头庄,放电影的场院空无一人,小雨蜷缩在麦秸垛旁酣然大睡。那场电影估计大家都忘了,我忘不了。因为转天我在课堂说话被班主任叫到了办公室,一个老师围着我转,说这孩子多像昨天电影里那个撑船的啊。所有的老师都围了过来,像观看一只猴子。只有班主任说不像,说人家的鼻梁子没有那样粗。管他。我放学就往镇上跑,花两毛五买了本小人书,特意找到了撑船的那一页,上面小姑娘说:“回去,报仇!”
我自己看着都有点像。
“你死了谁给我洗澡,谁给我挠痒痒,谁给我焐被窝,谁给我……”双全忽然不哭了,似乎这才发现围观的众人,一下呆住了。人们似乎一直提着心,等着双全说点什么,又怕双全说些什么。双全不说了,又有些不甘。静场的时候,扣子媳妇分开众人走了过来,一把把双全提拎走了。扣子媳妇怒斥说:“傻哭啥,快去给你姑磕个头,趁着她还没走远。”看见我,扣子媳妇迟疑了一下,还是拖着双全走了。我跟着往里走,我说我想看看蓝芬姐。自从我家从老宅搬走,我很少到老街来,有多久没见过蓝芬姐,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今天既然遇见了,就没有不看她的道理。扣子媳妇站住了,她一脚已经迈进了门槛子里。她是一个小个子女人,出了名的跋扈。扣子本来身材也小,在她的气焰面前,越发没有斤两。她把双全往里推了一把,回转身来说:“还不凉,再不凉我都要凉了。”说得我一激灵,我说:“你说的是蓝芬姐?”她说:“哪儿有这样吓人的,人走魂却不走。”我问:“人几时走的?”扣子媳妇说:“说不准,我们发现的时候,也就两点多吧。”我看了一下手表,快十点了,按说没有不凉的道理了。我说:“你确定她已经死了?”扣子媳妇说:“不是我确定,是成果确定的。我一早就把他找来,他一量,血压没了,脉搏没了,心跳也没了。这还不叫死?”我点头。但医学上有种说法叫脑死亡。显而易见,在乡村没有确定脑死亡的条件。双全不会双腿跪,而是整个身子歪在地上,刚要哭,扣子媳妇喝了一声,他又住了嘴。双全歪在门框上,倦了似的倚了会儿。然后又翻起身,匍匐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地板给震得砰砰响。扣子在炕沿上坐着,脸上有忧戚。到底是嫡亲的姐姐,扣子的忧戚显而易见。可他指缝里夹着烟,那上面还在冒火。他也是五十大几的人了,面相还像个娃娃。蓝芬姐在地上搭起的床板上横陈。被子是紫地白花,脖颈露出了一圈红格格,是家常衣服。脸上盖了一块青布,是旧的,反面朝上,还挂着丝丝棉絮。若是朝向里边,我怀疑,那些棉花丝会被吸进鼻孔。
扣子站了起来,问我啥时候来的。问我有没有听说这样邪性的事儿。“想死就快点死,这样不死不活,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你摸摸她的手,比活人的都热。”
其实我想揭开那块布,看她的脸。很久都不见她了,有点忘了她的模样。当年我家打墙,按照风水先生的意思,往里收了一尺多,把圆角砌成了直角,那个角正对着这条街。不知受了谁的蛊惑,这一条街的人都去村委会告状,派出所的人都找上门来了。可我家是往里砌而不是往外砌,即便是告到中央,又能说出什么来。这一条老街伤了我们的心,很是有些年,我们全家都不愿意往街里走。现在年头实在是太长了,母亲实在是太上岁数了,这一切才真算过去了。这些告状的人里面没有蓝芬姐,她晚上特意跑到我们家,安慰我们。
这样的情谊,才是真情谊呢。
我站在外侧,其实就是扣子的对面,中间隔着蓝芬姐。蓝芬姐就像一条河流,在我和扣子之间形成了沟壑。扣子沉郁着又坐在了炕上,朝向东,用一只肩胛骨对着我。蓝芬姐的左手两根指头露在外面,我小心地摸了下,进而往里摸。摸到了她的手心,横的竖的纹路,很粗糙。蓝芬姐像一株高粱长在地里。扣子夫妇贪心,承包了大片的河滩地,种西瓜、种花生、种棉花,都是经济作物,费工费时。大半活计都是蓝芬姐干,多少年了?很有些年了。他们出产完了,全村的人都去地里捡剩。那时双全还小,扣子媳妇抱着他坐在树下的阴凉里,看着蓝芬姐在地里忙碌。天不亮蓝芬姐就到了地里,天大黑了才回。不忙的时候,孩子才会移到蓝芬姐的手里。扣子媳妇口无遮拦,满街嚷:“羞不羞,还是姑娘呢,就让双全叼乳头。要真嘬出奶来,可别赖我们双全!”
啥人啊?村里人都说,这嘴,就该趁早给缝上!
指节像柴棍,光溜溜、硬邦邦的干燥。可那手心是个旋,微微拱起了手背。我把几个指头放到底下,然后又跟她握手。我觉得,她的体温跟我的差不多,甚至略高。
双全还在磕头。没人理会双全磕头。双全的脑门儿磕出了土印子,边缘都是青的。
扣子媳妇一手支在门框上,说:“会不会因为天气热?”
我出汗了,后背凉森森的。有风从敞开的后窗吹了进来,蓝芬姐耳边的頭发一撩一撩的。我没有回答扣子媳妇的问题,扣子大我几个月,我一直都叫他们扣子、扣子媳妇。我的注意力在那块青布上,方方正正,周边都是针脚的印痕,不知曾经派上过什么用场。它也隐隐在动,上面的棉絮丝,或者,口鼻之处的起伏,都略略有些彰显。我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错动了一下,又错动了一下,揪住了那块青布的下角,蓝芬姐是小鼻子,肉乎乎的。我就预备看见蓝芬姐的小肉鼻子,上面点着几颗浅麻子。青布滑了下来,显现的却是蓝芬姐的眼睛,大睁着,骨碌一转,叫了声:“彭蓉,你啥时来的?”她侧过脸来要伸手抓我。我大叫了一声,甩了那青布就从屋里跳了出来。扣子在叫,扣子媳妇在叫。双全也从地上爬了起来,牛哞一样的叫。这屋子瞬间就被各种啸叫装满了,人都要炸裂开。屋里的响动显然惊扰了外面,外面的人像风一样在往里涌,我在堂屋停顿片刻,一颗心要跳出喉咙口,难受得不行。我擦着门框挤到了院子里,又从院墙边上挤了出去。
外面的空场一个人也没有。大黑顺他们不知逃到了哪里。我站在猪圈旁的一棵槐树的树荫里惊魂未定,抖落了一身鸡皮疙瘩。也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说好的来看蓝芬姐,却让蓝芬姐的一句话吓丢了魂。人可真虚伪啊!我用拳头顶着心脏,那里还在擂鼓。这里是一条宽敞些的胡同,放眼望去,几层房子依次是响四家、线板家、小庄家、扣子家。当然,这都是他们的小名。他们是一爷之孙。要说能干,响四最能干,家里养大车,走南闯北。要说废物,扣子最废物。赶大集都能转向,转到晌午歪才找到回家的路。可扣子的大房盖得最好,沉实地坐在最北端,笃定地看着前边三兄弟的房。小庄和线板家的屋脊都有些塌陷,他们在城里买了房,对老宅就不那么上心了。若不是有个脑瘫的儿子,扣子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家庭。他的小儿子聪明伶俐,眼下正在外读书。村里人都说扣子命好,有姐姐帮衬,又娶来一个能干的媳妇,日子一直没塌过腔。瞧那大房盖的,噔噔噔的。这个“噔”字村里人常用,若用文字解释,能写一页纸。出了罕村就没人这样形容房屋高大结实。成果曾经跟我说:“很多形容词都是罕村人自己造的,要不咋说罕村人聪明呢。”
陆续有人在往外走,三婶子、二大娘,以及成果的媳妇和小雨的媳妇,刚才我都没看见她们。她们的脸上都有隐秘的兴奋,就像观看了场精彩的戏剧。小雨媳妇说:“蓝芬还阳了,却管扣子夫妇叫爸叫妈,听上去像回到了多少年前。管双全叫小刚。”小刚是蓝芬的哥哥,十多岁的时候溺水死了。
“她叫你彭蓉了?”成果媳妇凑过来问。
我这才想起刚刚蓝芬姐是这样叫的,可我不知道彭蓉是谁。
二大娘挺着大身板走在我们身后,说:“你们那时小,都不记得事。彭蓉是知青,在长条坑旁的一棵榆树上吊死了。肚子撅出来,孩子都要出怀了。”
两个外来的媳妇不知道,我多少有些印象。跟她有瓜葛的支书做了十几年的牢,出来时人瘦得就剩一把骨头。后来他经常在桥头坐着,摇着一把芭蕉扇。身后都是下棋玩牌的老头儿,他不玩。后来他就坐在那块石头上死了。石头被人推进了河里。与死相关的东西人们还是忌讳。
我匆匆与这些人告别。二大娘的话说得我后背毛凉凉的。
二
成果在门口拾掇小杂鱼。门口是一缓坡,被水泥抹得溜平。我能想象成果骑着摩托进出的情景,连车都不用下。再早,他学过兽医,会给母猪人工授精。可手艺总是不好。比如,我哥当过民办教师,是科学的坚定信仰者。他左三右四把母猪交给成果,支持他搞事业。可千辛万苦等到母猪临产,就生了一只。人还生三胞胎呢,母猪就生一只!把嫂子气得成宿跟哥吵。生一只跟生十只,那都差着行市了!现在养猪不像我们小时候,一筐青草就是一天的吃食,没有多少成本。现在猪吃的都是成品饲料,赊来的。母猪这样不成功,会造成很多亏空。归根结底,还是成果的手艺不行。慢慢地,村里人就不相信他了,而相信走街串巷的猪郎中。猪们都长得高大,被主人用绳子拴住脖子,在街上走得趾高气扬。那个小眼动物聪明至极,谁家有活儿干,门儿清。啥事也瞒不了当庄的人,谁家的猪郎中好,全村人都知道。
小杂鱼的腥气远远就能闻得到。我妈说得对,这鱼真不当吃,那腥气也不是好腥气,还含了一股不纯粹的臭味。但我不会说,我不能犯我妈的低级错误。我朝他走了过去,在几步远的地方站下,看着他在小铝盆里捞了一下,黧黑的手背上沾满了小鱼的鱼鳞。一堆内脏墨一样的黑,堆在他的脚边,招引了好多绿头苍蝇。其中一只苍蝇落在了成果的眉梢上,那里就像长了一个痦子。估计他媳妇已经回家了,蓝芬姐还阳的事他已经知道了。我说:“一早你去给蓝芬姐听心跳了?她没脉搏了?”成果又捞起一条小鱼,在它的腮下一抠一挤,便有肠肚涌出来了。成果朝我笑了一下,说:“那听诊器的橡胶部分都粘连了,足有二十年了。扣子让我去,我不得不去。”我说:“这是人命关天,你咋轻易就说人死了?”成果说:“我不说,她人也死了,只不过后来又活了。”我说:“那就是没死。”成果说:“你当时要是在场,也认为她死了。身上哪儿都不动弹,腮帮子都塌陷了。”想了想,我没注意蓝芬姐的腮帮子,我只注意了她的小肉鼻子和上面的几颗浅麻子,却不小心看见了她的眼,眸子是亮的,骨碌了一下。
“只能说,这是一个奇迹。”成果总结说。他已经把最后一条小麦穗收拾完了,它们叠加在一个盘子里,足有一斤多。放到油锅里煎得两面金黄,估计也很香。
“你知道她为什么会还阳吗?”成果有些诡秘地看我,断定我对他的问题一无所知。成果说:“她放不下双全,所以双全一磕头就能把她磕回来。”我故意说:“你这说法不科学。明天谁家死人了,就让双全去磕头,就能把人磕回来?”成果嘴里发出了“嘁”的一声,表示不屑,说:“你真能抬杠,别人能跟蓝芬比吗?双全是蓝芬摩挲大的,都是大小伙子了,还跟蓝芬不分窝。”他轰了轰落在脸上的苍蝇,神情有些狎昵。“那时总有人嚼舌头根子,你可能不记得了。”成果从墙上扯了几片豆角叶子擦手,那原本舒展的叶子瞬间就被搓烂了。“有轻贱的人问双全姑姑夜里都摸哪儿,双全一个部位一个部位地指。有人指他两腿间,摸那儿吗?双全嘻嘻笑,他只会嘻嘻笑。都说他没心眼儿,咋会。”成果的脸忽然泛出一层水汽,知心样地对我说,“你看他家盖的西厢房,那就是给蓝芬住的。扣子媳妇不止一次想给蓝芬和那傻子分窝,可分不了。傻子又哭又叫,不眠不休。前半夜分开了,后半夜又去砸门。扣子媳妇在院子里跳脚骂蓝芬:‘他傻你也傻?左邻右舍都看着呢!’”
这又能说明啥?我不屑。那些事情早就成传说了,在村里到处流传。我是喜欢蓝芬姐的人,所以我从不把那些传说当回事。小时候,村里到处都是类似的闲话,下雨天没事儿,人们就爱蹲屋檐底下编故事。纯粹是为了痛快嘴,不说这些说啥呢?我印象中,村里人就爱揣测谁家有扒灰、谁家养小叔子,诸如此类。这是《红楼梦》里的说法,在罕村,有个别称叫掏耙,其实也是扒灰的意思。现在再没人关注这类话题了。所以有些话题与时代有关。只是没想到,成果还提这些旧事,倒让我觉得纳罕。蓝芬姐就像个谜面,在村里活成了化石,却没有谁真正了解她。带大一个脑瘫孩子,那孩子却不是自己的。她一辈子没结婚,年轻的时候谁上门提亲都要被骂出门。再早,扣子需要她照应。后来,扣子的儿子双全需要她照应。再怎样也不是她一辈子不嫁人的理由。老街的这一方区域因为蓝芬姐而变得饶有韵味。有时我爱在河堤上转,遥遥地能看见蓝芬姐裹着头巾的身影。抱柴、割草、喂牲口,或抱着扣子的孩子荡秋千。扣子家与河堤之间是一片洼地,长着乱草和寥落的几棵杨树。河堤内就是扣子承包的瓜园,过去是几十户人家的自留地。蓝芬姐经常一个人在地里翻秧或拔草,裹着宽大的男人衣服,忙个不停。扣子家最早用塑料薄膜育种,正午的阳光下,整片土地像闪着波光的池塘一样,蓝芬姐就像条鱼,在水里钻上钻下。
“双全跟着姑姑长大,他依赖姑姑。这个世界上,他大概也只能依赖姑姑……”我叹了一口气。
“没那样简单。”成果挑了挑眉毛,看我。那意思是,我已经说得这样明白了,你咋还不醒悟呢?
我没理他。成果的桃色眼神让我觉得很受伤。我转身要走,成果又说:“你知道扣子媳妇最怕什么?”我只得停下了脚步。我确实不知道扣子媳妇最怕什么。我跟她没多少交往。当年她是被堂姐骗来的。堂姐是被别人骗来的。她们都嫁得不好,跟心理预期有落差。比如,堂姐的婆家装有钱,结了婚才知道,家里是大窟窿小眼的饥荒。扣子家里有几口大匹缸,里面装满了水稻。其实,那水稻就浮在表面,下面垫的都是谷草,用布隔开,造成假象。兒子说不上媳妇,那些准婆婆的办法多了去了。扣子媳妇和堂姐一前一后嫁过来,对周围的人充满敌意。后来大概好了,是因为生了孩子。第一胎,堂姐生的是女孩,扣子媳妇生了男孩。那时计划生育正搞得火热,第一胎生了男孩的都觉得是个保障。因为家里所有的努力,都为了有个后代。她曾经很解气,觉得自己比堂姐命好,给儿子取名双全。谁想到会是脑瘫呢。一岁多了,头还耷拉着,抬不起来。医生说,这孩子一辈子只能卧床了,家属要有心理准备。扣子媳妇回来就在院子里挖坑,要把双全埋了。是蓝芬把孩子救下了。
从此孩子就成了蓝芬的,只要不下地干活儿,双全就长在蓝芬的背上。
“扣子媳妇就怕蓝芬怀孕,经常在饭里给她拌避孕药。”成果说时挤眉弄眼,我却摇了下头,这更是无稽之谈。我对扣子媳妇历来没有好印象,我的印象就是村里人的印象。主要还是来自她对蓝芬的态度。她嚷嚷出来的许多事都是故意糟蹋蓝芬。再早,她不愿意蓝芬嫁。后来又恨不得蓝芬嫁。一切都取决于她对蓝芬的需要。因为蓝芬大她十多岁,她唯恐蓝芬成为自己的负担。姑姑照顾一个险遭遗弃的脑瘫侄子,这有多合情理啊。我打了个哈欠,成果还要说什么,他媳妇出来了。提着一柄木锨,她是来铲那些鱼肠的。成果把铝盆里的水倒在了墙根的豆角秧下,把盘子坐到盆子里,端了起来。成果媳妇对我说:“家里坐会儿吧?”我说:“你们该做饭了吧,改天过来串门。”
“她一会儿说自己是刚头,一会儿说自己是小赵。扣子媳妇问她小赵是谁,她娇滴滴地说,二哥哥呀。噗——”
成果媳妇鼻尖上有颗痣,也像落了只苍蝇。
“她管你叫彭蓉,她怎么想起管你叫彭蓉呢?你出去了,她还找,说:‘爸、妈,留彭蓉吃饭,我还欠她一顿饺子呢。’她管扣子两口子叫爸妈。嘻嘻,你要是不走就好了,可以好好问问她。”
我又起鸡皮疙瘩了。我搖手跟他们再见,拐过胡同到了另一条街上,赶紧回家。我妈一准在门外等我。
大堤外边就是河滩地,被扣子夫妻承包了很多年。种西瓜、种花生、种棉花,都是经济作物。他家的大房子咋盖起来的,都是地里产的。蓝芬姐就像长在了这片河滩地里,终年在这里劳作。因为开不进来旋耕机,蓝芬姐用最原始的方式深翻土地,铺排粪肥。天旱的年月,她肩挑一对水桶去河里挑水,大片干渴的土地上,就她一个人,像只地拨鼠。村里人说,扣子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有这样一个不要工钱的长工。一晃很多年过去了,却是蓝芬姐的一辈子。双全若是不脑瘫能娶上媳妇,儿子都会打酱油了。
我心里一动,拿出手机打开了搜索。“脑瘫患者有性功能吗?”有四千多条答案备选。第一条这样回答:脑瘫不具有遗传性,检查生育能力健全,从医学上来说脑瘫病人可以生育,是可以要孩子的。
哦。
蓝芬姐的母亲,我们叫“二婶子”。但大人都叫“刚头妈”。刚头是蓝芬姐的哥哥,外号“浪里黑条”。是小雨的爷爷给起的。那时他爷爷在队里当保管员,兼说书人。说起谁水性好,就叫浪里白条。刚头长得黑,就叫黑条。
第一批知青下来是晚秋,我们队里分来三个人。一个叫张元和,一个叫卫子峰,还有一个叫小赵,瘦高的个子,长着牛铃铛似的大眼。宿舍还没修好。队长让社员发扬风格,把知青领回家里住。队长就是我父亲,遗憾地说,我们家房子太小,人口太多,否则说啥也要领回来一个,给大家做表率。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三个知青约好了来我家串门,听我父亲忆苦思甜,讲村史家史。罕村是个落道村,以前盛产要饭的,而且出了个花子头,统领周围百十号花子队伍,所到之处,人鬼都怕。后来这支队伍去了关外,想去东北掠一把,回来过个肥年,却被土匪打得七零八落。逃回来的也就十之二三。罕村很多年不消停,总有外村人到这里找人要人。花子头是蓝芬姐的祖爷爷,他从东北带回个祖奶奶,打大辫,叼长杆烟袋,穿绣花鞋,一副高门大嗓。后来给家人定规矩,没事儿不许过那条横街,那条横街有长虫精,能迷人。家里人都知道规矩是给祖奶奶定的。但外人说,他也怕遭人暗算。
三个知青像傻子一样专注地听我父亲讲古,表情凝重而虔诚。
大哥那年刚高中毕业,像小公鸡一样爱奓毛。他坐在一只小木柜上,表情一直不屑。他说父亲讲的这些一点也不符合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他的言外之意是,父亲讲的这些都属于“封资修”。父亲很不耐烦,痛斥地说:“上三天半学,你哪来的那么多主义!”
父亲很快换了一副面孔,问三个知青在房东家习不习惯。他们一致表示贫下中农都很好,对他们很照顾。
问他们有什么困难需要队里解决。小赵说,他的女朋友分到了二队,能不能把她也调到一队来?
父亲沉吟片刻,说出了一番道理。主要是,二队文盲青年多,女知青在那里可以发挥作用。年轻人应该有远大理想和志向,漫说一队二队相隔不远,就是分到天南海北,也要想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革命志向高于天。
我们一家人都崇敬地看着父亲。知道他跟二队队长关系不好,走碰头都不说话。这样的情况下,他咋可能去要人,要了人家也不会给。这都是寻常道理。但从父亲嘴里说出来,就不寻常了。
小赵连连点头,说懂了懂了。
他们走了以后父亲说,谁愿意要女知青,娇滴滴的背不动一筐粪。
小赵被刚头妈领走了,他家只有一间屋子能住人。有人说,他家不具备让知青住的条件,可刚头妈说:“我家咋没条件?我看别人家才没条件呢。”刚头妈从柜子里拿出新被让小赵盖,天气冷了,让他睡在炕头上,让蓝芬姐睡炕脚。天气热了,让蓝芬姐睡炕头,让小赵睡炕脚。别小看这炕头炕脚,里面的学问大了。一天三顿饭都要烧柴灶,夏天那炕热得人受不了,咋能睡得好。那时蓝芬姐的父亲和刚头都还活着,他们这一铺大炕,睡得热气腾腾。高腰尿桶就摆放在炕沿底下,冬天的夜里能把桶尿满。每天早晨,蓝芬姐都抢在小赵起来之前把尿桶倒进园子里,当肥料用。三个月以后,小赵认刚头妈做干妈,蓝芬姐在队里干活儿,总娇滴滴地喊“二哥哥”。就有人跟她开玩笑,问她喊的是二哥哥还是爱哥哥?
蓝芬姐好看的面孔飞起红晕,眼风跟荡起的秋千一样。
转年春天,蓝芬姐的父亲去世了,是肝病。脸黑得像炭一样。我至今都记得一个梦,在河堤坡道的车辙里,一只虫子咕囔咕囔往上爬,那虫子又粗又壮,足有一尺长。潜意识里,这虫子是从二叔的肝里爬出来的。这个我叫二叔的人,就是蓝芬姐的父亲。我当时跟家里人说过这个梦,可谁都当没听见。他们不觉得一个小孩子做个稀奇古怪的梦有什么好当真的。就是因为没人问,被我记了很多年。
这年夏天,山里的洪水下来了。整个河滩地都被淹掉了。河水一寸一寸往上涨,整个大堤岌岌可危。河里不断漂来西瓜、衣物,或死猪死羊。大家都像过年一样争先恐后往河水里跳,打捞。一根松木檩子漂过来时,刚头眼尖,第一个冲了过去。他头天刚相了对象。他一定在想,这样的松木檩子可是稀罕物,多捞几根就能翻修房屋。一个浪头翻起来,木头就像冲锋舟一样高高跃起,又啪地回落,正好杵在刚头的心口上。当即一口血喷出,刚头就被卷走了。有人说,刚头顺着水流入海了。
刚头的坟是个衣冠冢,被小赵托举着小木箱送到墓地。蓝芬姐跟小赵站在一起给哥哥三鞠躬,头发上裹着白布条,像在拍电影一样,因为有小赵的加入,特别有画面感。说到底,知青跟罕村的青年不一样,他们更像演员。
有一天晚上,彭蓉到我家来,我家的疙瘩汤刚出锅,热气腾腾地散发着香气。彭蓉用很浓的城市语调说:“小赵应该回知青点住,再住蓝家不是个事儿。您说说他。”父亲激灵一下,点点头。似乎这才意识到,眼下那一家人都是女将,而知青是男将。知青宿舍建好,别人都迫不及待往里搬。只有小赵还住在蓝家。父亲觉得,这不是大事,人家处得好,是干儿干娘的关系,愿意住就多住些时日吧。况且因为刚头的死,这家也需要人照料。父亲就是这样想的。那年头的人,真是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其实,有关蓝家的闲话早就有,说干娘干儿如何、干哥干妹如何,就是没人往父亲耳朵里传。父亲是一个听不得任何闲话的人,谁往他的耳朵里传是非,那就准备挨批和挨骂吧。
在父亲的心里,天地就是方圆,没有不方不圆的地方。
我们全家坐在炕上吃饭,彭蓉坐在地上的小木柜上抹眼泪。知青点的饭菜比我家的好,所以没人跟她客气,我姐甚至专门跑过去喝人家煮饺子的汤。因为她分在了二队,我们跟她都不怎么熟,她自己在那儿唠叨时,我们都没人接话茬。她说她跟小赵在一个院子里长大,从小就要好。两家父母费尽心思才把他们安排到一起插队,就是图有个照应。可小赵自从住到蓝家,就跟彭蓉疏远了。蓝家的炕上三个铺盖卷并排。中间那个是小赵的。刚头妈在炕头,蓝芬在炕脚,小赵在中心。这算怎么回事,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
知道彭蓉想歪了,父亲沉下了脸。把饭碗一放,父亲让彭蓉跟他走,他们去了刚头家。父亲是想让彭蓉看看其乐融融的场面。因为队里人都知道,小赵每天都受特殊的款待,一天吃一个鸡蛋,三天吃一顿细米白面,他吃小锅饭。晚上小赵教蓝芬她们学文化,是知青中的典范。城市的孩子下到农村来,怎样优待都不为过。父亲就是想让彭蓉受受教育,别净长歪心思。蓝芬姐正端盆热水伺候小赵洗脚。那是一只黄铜盆,祖上那个花子头儿留下来的。传说他走到哪里背到哪里,既可以当汤盆,又可以当锣用。蓝芬姐蹲在小趙面前,一双手从脚踝捋下来,一个一个搓揉脚指头,脸仰着,一边洗一边说笑。这种场景却让父亲受不了,上前一脚就把盆子踢翻了。堂屋地顿时有了一条小河,洗脚水淌得比贼跑得都快,盆子骨碌到了碗柜底下,“咣当”坐到了地上。他骂小赵是少爷羔子,资产阶级作风,洗脚都要劳动人民伺候,这还了得!“今晚你就搬家,搬知青点去。早知道你在这里作威作福,就该开你的斗争会!你把贫下中农当成什么了!”
父亲气得呼呼直喘粗气。他眼里从不揉沙子。
小赵狠狠瞪了一眼跟在后面的彭蓉,赌气去收拾东西。
父亲一直等着小赵把东西收拾完,“押解”他往知青点走。小赵哭,蓝芬姐也哭,她妈拿根鸡毛掸子掸浮尘,突然举起来抽打我父亲。“王大方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干妹愿意伺候干哥,关你屁事!”
父亲躲都没躲,任由鸡毛掸子落在肩上。父亲说:“不关我的事,但做人要有章法,不能坏了规矩。”
这件事不久,彭蓉就去当赤脚医生了。在县里的医疗机构学习三个月,回来就把药箱背在身上,走村串户。再不久,她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有人看见她从乒乓球案子上往下跳,反复跳,孩子没掉,却把脚崴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她是卷头发,大白脸,戴小红框的眼镜。脑门很窄,都让茂密的头发欺负没了。她见了谁都爱打招呼。大家都说,她是一个好医生。传说她曾经找过蓝芬姐,说把孩子生下来送给她。蓝芬姐说她自己还生呢。
三
老宅留给了弟弟。弟弟在城里买了房子,所以那老房子一直挂着锁。
母亲把自己的一应物件都搬到了哥哥家,床是大哥从北京带回来的,名牌,弹性非常好。大嫂经常说,二十几年前,这床也要上万块呢,意大利产的。
新闻导语经常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哥家不是,大哥家是每况愈下。当年他辞了民办教师去北京做生意,正做到风生水起时,被大嫂强制要求回了家。那时刚有一句流行语,男人有钱就变坏。大哥的两个儿子都刚上小学。大嫂问孩子是要钱还是要爹,孩子异口同声“要爹”。大哥惹不起大嫂,把生意转给了别人。
大哥的意思是,手里有几十万,一家四口也就不愁生活了。所以,他四十岁就当了“息爷”,背地里我们都叫他“大少”。那时他的钱可以买十套楼房,但大哥不买,存着。二十几年过去后,他买十套楼房的钱只能换一间档次高些的厕所。关键是,他这些年干啥都不顺,养猪年年赔,他又不想干别的,所以大哥听见新闻导语就生气。
院子里都是生猪的味道。我一步跨进屋子,嘴里喊着真热真热真热。母亲坐在床边发呆,她的百宝箱放在一边,床上都被她铺陈满了。各种票据、各种证件、各种字据,老旧枯黄的纸,摸一下就像要碎了。还有两个老存折,是爷爷留下的,我跑过很多部门,已经无处兑换了。我说:“您这是要干啥,摆龙门阵?”母亲仰起小小的头颅,混浊的一双眼睛望向我,眼神里含着惊恐。“我记不住事了。”母亲说。我说:“您想记住啥?”母亲说:“我忘了你是属啥的,多大了。我前些日子还记着,这几天就忘干净了。”我说:“忘了好,连我都不想记着,没用。”确实没用。母亲每次都提醒我多大岁数,我的心里很抵触。我打三十五岁起就想忘记自己的年龄。我的劝说没起作用,她还坐在那里沉思。母亲说:“这些毕业证有你哥的、你弟的、你姐的,咋就没有你的呢?这是让我放哪儿了?”
我动手翻了翻,果然没有发现我的毕业证。我十七周岁的照片扎两个羊角辫,脑顶别一只发卡,单眼皮抻扯着,一看就是个有心事的孩子。家里资料性的东西都归母亲保管,各有各的手绢包,然后装在一只帽盒里,随母亲走到哪儿搬到哪儿。她不识字,可认得我们的名字。二十几年前的毕业证书就是对折的一张小纸片,过去我在母亲的百宝箱中见到过。我这才想起,我此次回家就是来取毕业证的。我的干部履历是高中学历,组织部门说,高中学历也要登记,也要备案。
我想了想,没告訴母亲回来干啥。她咋想起给我找毕业证?关键是,还找不到了。
我把东西帮她收起来,顺便检查了一遍。还是没发现我的毕业证。我心里有点急,脸上却没表现出来。她还坐那里发呆,自言自语:“我的大脑咋是一片空白了,昨天的事都想不起来了。”
我说:“真不记得我属啥了?”
母亲摇摇头。过去她夜里睡不着觉,就翻来覆去叨咕几个孩子的出生时辰属相。
我说:“刚才呢?”
母亲忽然高兴了,说:“蓝芬活了,活了好,双全那孩子就不可怜了。”
我说:“是我扯下了蓝芬姐脸上的布单子,她大睁着眼,吓了我一跳……您告诉我蓝芬姐死了,又听谁说她活了?”
母亲说:“刚才你大嫂回家打了个旋风脚,又出去了。她说你不该拽那布单子,那东西不干净。”
我赶紧去洗手。用肥皂搓了很长时间。搓完了才想起蓝芬姐没死,那布单算不得不洁净。我说:“我也没想到蓝芬姐能活过来,她居然管我叫彭蓉。您还记得彭蓉吗?”
“我就是想说你,那是个吊死鬼,你咋能会是她。蓝芬不该瞎说。”
我说:“是我赶上了,换了别人在跟前,她也会这样说。”
母亲想了想,似乎还是不明白。
我说:“她管扣子两口子叫爸妈。”
母亲说:“她是孤寒的。没有一个亲人,双全算亲人,却是个废物。”
该我发呆了。我觉得母亲的话里有玄机。我说:“应该把蓝芬姐拉到医院检查一下。”
母亲说:“你以为扣子媳妇会?”
我又呆住了。母亲过去是个柔软的人,说话从不这样一针见血。对了。适才跟成果说夏天吃鱼的事也属于一针见血,让我很不适应。
“你就不该往蓝芬近前走,你不听我的话。”母亲抱怨。
“这不记性挺好吗?”我敷衍。
“可你的毕业证找不到了,我这是放哪儿了呢?”母亲又陷入了沉思。
我拍了下她青筋毕露的手背,说:“没事儿,我再想别的办法。”
大嫂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不一会儿的工夫往外跑三趟了。她是听见外面有人经过,出去打探消息去了。大哥对这件事无动于衷,他只问了句:“蓝芬活了?”就又去忙活猪的事了。新买来的一只母猪不合群,被另三只咬得又叫又跳,猪的叫声委实不好听,像挨了刀一样。大哥不时拿着棍子去教训:“别咬了!它是新来的,你们就不能团结友爱一些?”
午饭做得很潦草,是大嫂的心思没在这上边。她边刷锅边说:“蓝芬活了,却精力不济,脸煞白,一口接一口地喘气。双全一直抱着姑姑,一刻都不撒手。扣子媳妇骂半天,但双全就那样抱着姑姑,不撒手。”
大嫂把一盘炒土豆端上桌,那土豆切得都有小手指粗。
大嫂接着说:“那姑侄俩一看关系就不一般。傻子看姑姑的眼神那样。”大嫂低下头,眯起眼,眼神朝斜上方挑,做出一脸桃色。我不禁笑了下,大嫂是有这本事,学什么像什么。我夹一筷子土豆放在嘴里,大嫂忘了搁盐。大嫂又说:“扣子媳妇跟蓝芬的冲突都因为双全,蓝芬要给双全洗澡,扣子媳妇不依。扣子媳妇对人说,双全都长毛了,蓝芬还要摩挲。可不摩挲那傻子不干,我这是造什么孽啊。”
大家都不说话。大哥喝一种虫草泡的酒,浊黄色。养猪不挣钱,他的酒一点不少喝,嫂子对此非常有意见。嫂子继续说:“我要是扣子媳妇,就由她去。她爱干啥干啥。你不让人家洗澡,人家夜里钻一个被窝,你能管得住人家?”
母亲终于忍不住了,不耐烦地说:“吃饭。”
大嫂顿了一下。她要是听母亲的话她就不是大嫂了。“都说扣子的大房是蓝芬挣来的,蓝芬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多少。”大嫂的眼皮耷拉了下来,筷子在盘子里拨拉,却不见她夹东西,“该嫁人不嫁人,在娘家祸害,就是挣来一座金山,换了我也不稀罕。”我咽不下去了。此时我也是蓝芬姐的角色,大姑子小姑子,总之都是不受人待见。大嫂说话喜欢含沙射影,一贯的。她这是在报复母亲刚才说的话。大嫂是这风格,话头上从不吃亏。大哥小心地看了我一眼说:“吃饭。”大嫂用力一挑,一撮土豆跳到了盘子外面,母亲赶紧去捡。大嫂说:“有一次,她还想拉双全跳河,死就死得了,还拉垫背的。还是不想死,若是真想死,后滩离河那样近,死一百回也有了。”我说吃好了,离开了餐桌。大嫂倒了杯水给我端了过来。她这是在做姿态。母亲也一手扶墙一手扶凳子站了起来,端了杯子去漱口。母亲说:“蓝芬原本就不该死,她心好,老天爷不会这么早就收她。”
乡办中学在太和路的中间地带,现在改叫镇了。但仍是一个乡的建制。这段路大约有一百米长,能跑四车道。只是乡村的路没规矩,看不到双实线之类的交通标志。当年我在这里读书的时候走小路,相当于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中学就在其中一个顶点。街只有“一拃”宽,对面是供销社,里面的吃穿用品都让人眼馋。
校园的整体形制没有变。中间是一条甬路,两边是红砖排子房。双扇大铁门都是斑斑锈迹,我上三年高中都没见它闭合过。还记得最后那天从校园出来是上午十点左右,天气不怎么好总是要下雨,像人的心情一样。一想到迈出这里从此就是社会青年了,便在大铁门旁蹲了下来,眼睛都湿了。
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围着我安慰。我给她们写了很多诗。也不知是怎么回事,那时每天都是诗人。
如今修了牌楼,安装了电动门。电动门齐胸高,我隔着门跟门卫打招呼。“我能进去吗?”“你找谁?”“找校长。”“有预约吗?”“没有。”“校长不在。”我只得给局长打电话,局长关机。相熟的副局长,寒暄几句,说:“我已经调走了,大姐不知道吗?”
我对门卫说:“我也是从这里毕业的,毕业证丢了,想在这里开个证明。”门卫审视地看我半天,大概觉得我实在不像坏人。我又跟着说:“老家就是罕村的,离这里三里地。这学校,肯定有罕村的孩子在这里上学吧?”门卫从那座岗亭里走了出来,总算把电动门开了道缝,勉强我能进身。找到办公室,一位赵老师喊来了李主任,说:“这位校友要开个证明,你看怎么开好?”李主任坐在电脑前,写了两行字,问我行不行。我看了下,说:“写清楚就行,那时的校长姓胡。”赵老师拉了把椅子让我坐,说:“您是罕村的,最近罕村出了新鲜事,我们很好奇。”
我也很好奇,问他有什么新鲜事。
赵老师说:“听说有个人死了又活了,这不是古人说的过阴术吗?还听说她把世界弄反了,眼里都是死去的人。她不会是成心的吧?”
我想起了彭蓉,我还能记起她的样子。“她不是成心的。”说完这话,我心里动了一下。她是不是成心的,我哪知道。
“她确实是死了又活了。”我只得传播消息,“没有脉搏,也没有心跳。人都停到了床板上了……”
“这能说明什么?”赵老师说,“那几个学生说得有鼻子有眼,我不信……我们有个老师动了心思。七年前她母亲因为脑萎缩走失了,她一直想知道母亲是不是死了,若是去了阴间,也好给母亲烧纸。”
李主任也转过身来,说:“另一个老师也想去看看。她婆婆去年去世,把祖传的一对玉如意不知放哪儿了,临走没交代。如果真有人会过阴,她想托那人问问她婆婆。”
我轻轻地笑了,这倒有点像黑色幽默。事情发酵得这样快,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轻輕拽下她脸上的布单,蓝芬姐就从阴间回来了,然后又生出了故事,这可让人想不到。过阴术的事我没听说过,但我知道蓝芬姐只是个普通人,长一颗小肉鼻子,上面点着几颗浅麻子。一辈子没结婚,把脑瘫的侄子从小养育到大,都会走路了。
赵老师问:“她因为什么死,又因为什么活?”
我回答不出。好像也没听说她有什么病。她六十七岁,也还不够老。城里的女人这个岁数,还往小姑娘样儿捯饬呢。没人送她去医院,从医学角度也不好解释。
李主任站了起来,一按打印机的按钮,打印机开始出纸。李主任说:“也许她本来就没死。听说身体一直没凉?”
我点头说:“我先摸她的手,甚至觉得她比我体温还高。她睁开眼就管我叫彭蓉,是许多年前上吊的一个女知青。”
“是赤脚医生,”赵老师显然更了解情况,“听说她早晨起来就给哥嫂上茶,叫爸叫妈,管脑瘫侄子叫哥哥,其实她哥哥早死了。”
“发洪水去河里捞木头,撞死的。”我说。
李主任把几页纸戳整齐,说等下去找校长盖章。
赵老师说:“一九二五年,有一个叫塔哈拉·贝伊的埃及人具有随心所欲控制脉搏的本领。他可以让自己的脉搏增加到每分钟跳一百四十,也可以令其放慢到跳四十次。甚至能使脉搏完全停止。还有一个埃及人叫哈米德·贝伊,可以单独控制某一手腕的脉搏跳动,在一次实验中,医生记录了他左腕的脉搏跳动为一百零二次,右腕为八十四次。这种特殊本领能让他们轻易就能进入假死状态。”
我困惑地看着赵老师,搞不清楚他说这些的用意何在,我对这些资料闻所未闻。
“听说她跟自己的侄子……”
赵老师稍微变换了一下表情,眼睛发亮,眉毛挑了起来,这是跳出正经话题的征兆。不等我回答,他的眼神又暗淡了。他大概也觉得跟陌生的女性扯八卦不成体统,及时住了口。
李主任探了一下头,把赵老师喊出去了。再进来,赵老师非常不自然。说:“虽然我们很想给你出这个证明,可却无法盖公章。公章在校长的抽屉里,校长去北京给他爸看病去了。”
一句话,把所有的路都封死了。但分明是在说谎。
“我今天拿不到证明了?”我徒劳地问。
“拿不到。”赵老师回答得很果断。
四
乡间的公共汽车还是招手停,当然也足够破烂。里面人多得就像马蜂窝。从学校出来,正好遇见了这辆车经过,就像专门为我开来的一样。可见凡事有正有负。没开来证明我不失望,我原本也没怎么抱希望。只不过,这次开证明是我返乡的一个理由。其实,如果想拿到证明,我还有其他途径,这里就无须细说了。这是贯穿南北的一辆乡村公共汽车,我走到车厢里,有点犹疑,是不是要往里走。往里走就意味着要在埙城下车。如果不遇见这辆车,我大概会走着回罕村。这是我希冀的。人生的路,就是这样七七八八。当年对角线的那条小路早就不存在了,现在的孩子都骑自行车上学。不像我们那个时候,一边走一边讲故事。从棉花地里扯来棉花边走边纺线,线纺出来像长虫吃了蛤蟆。那些小纺车都是自己制作的,用螺丝固定两个电线的瓷夹板,中间穿一根带钩的扫帚苗,勾线头用。所有的女生都无师自通。线纺多了居然也能织一只袜子,但从没有人织成一双袜子穿在脚上。有人拉扯了我一下,示意让我坐,我低头一看,是小雨媳妇,中年女人,打扮得像朵花。嘴唇脸蛋都是红的,领口开得很低,海绵乳罩把胸垫得鼓鼓的。头发染成了棕黄色,发根一片白,就像长满了虮子一样。
我赶忙把她摁下了,说:“我坐半天了,不累。”她问我:“咋在这里上车?”我说:“去乡中学办点事。”她问:“回家看老娘吗?”我有点纠结要不要说,但嘴里说:“前几天才看过。对,就是蓝芬姐假死那天,我也看见了小雨的媳妇,她还跟我说了话。”我问她去哪儿了,她说去青甸庄了,那里有几个人要产品,她大早晨就送过去了。我不再搭话茬,怕她让我买产品。小雨媳妇搞传销在罕村是出了名的。美里美、高乐高,二十几年了,哪一拨传销都少不了她。她就是个荒唐人,小雨管不了她。
“这个产品现在世界上都很紧俏,做这个产品的都是精英团队。”小雨媳妇说得信誓旦旦,穿二十块钱的小开衫,却胸怀全球。眼看着马上要开始上课,我赶忙问:“蓝芬姐最近几天怎么样了?我刚才在学校都听说了她的事,她会过阴?”
立刻,前后左右都有人把脑袋伸了过来,大家七嘴八舌。“你们是罕村的?”“那个没出门子的老大闺女是个神怪吧?”“听说她专门吃年轻人的精子!”
我起鸡皮疙瘩了。回头看说话的年轻人,戴一副近视镜,学生模样。他无辜的表情面对我,一点也不觉得这话羞于出口。
小雨媳妇对这个也感兴趣,马上就是一副新闻发言人的样子,说:“这些天罕村可热闹了,总有人来找蓝芬问来生、问前世。蓝芬也像变了个人,过去她像个耙子一样长在地里,现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盘腿坐在炕上,叼两尺长的大烟袋,那大烟袋锅是紫铜的,像蒜头那么大。她每天都不下炕,让扣子媳妇送吃送喝。过去都是蓝芬伺候那一家子人,现在倒过来了。”
“扣子媳妇乐意?”我问。
小雨媳妇说:“乐意着呢。那天有个老板来,甩手给了两千块钱。这得卖多少西瓜啊!”
“这个年头,她哪来的烟袋?”小伙子凑过来脑袋,刨根问底。
小雨媳妇说:“听说是祖传的。扣子媳妇也不知道烟袋平时放在哪儿,关键是,过去蓝芬不吸烟。”
我想起了她家祖上,是花子头儿出身。从东北带回来个女人,就叼长杆大烟袋。叼长杆大烟袋的人不能自己点火,因为够不着。她一装烟袋锅,点火的人就在旁边伺候着。只有花子头儿家的女人有这待遇。
可按理,这些东西早就该进棺材了。
“蓝芬姐的身体没大碍吧?”我问。
小雨媳妇说:“要说没大碍,也有大碍。她过去是红脸膛,现在却是白惨惨的。这样热的天,她裹一件大棉袄,连汗都不出。她家的厕所在外边,她出来进去低着头,走得比风还快。”
“是不是有啥附体了?”旁边有个女人见多识广。
小雨媳妇说:“被附体的人得有邪骨头邪肉才行。蓝芬那么精壮,啥也附不上去。她一个人干几十亩地的活儿,顶几个好劳力。”
“她还管扣子两口子叫爸妈?”我问。
“还有更邪性的呢,”小雨媳妇说,“她管瘫子叫刚头,夜里说啥也不让瘫子进门。瘫子成宿在院子里号,扣子两口子都求情,没用。”
我心中一动,这话倒有足够多的信息量。
罕村到了,小雨媳妇站起身,用身体护住座位,问我下不下车。如果我不下车,好把座位留给我。我略一迟疑,跟她下来了。我目前的状况就像俗语说的黄豆心、黑豆心,既想来罕村,又想回埙城。如果不遇见小雨媳妇,我可能真就回埙城了。下了车我才发现小雨媳妇穿高跟鞋,裙裤有些长,走路裹腿。我走两步就要等一等她,她像踩高跷一样。
“我表姐这几天输惨了,她啥也不想干,咋这么没事业心呢?我告诉你,人光活着不行,就是得有事业心。”
小雨媳妇是在说自己有事业心,传销也算事业?这倒让我开了眼。我恍惚了一下,才想起她说的是我大嫂,她俩是表姐妹,当年是大嫂做的媒,她才嫁来罕村。那时两人关系很好,整天黏在一起,说婆婆的种种不是。后来,她们两家的父母出了状况,才老死不相往来。
大嫂每天都去打麻将,要穿过一条街,输赢全村人都知道。
几个老头儿在桥头下棋,跟我们招手。小雨媳妇抒情的时候,他们都能听到。
我想笑,却没敢笑出来。小雨媳妇挽住我的手,看了看前后,说:“刚才车上人多,我没好意思说。有一天蓝芬骂你了。”我不习惯让她挽着,她的手很黏,像煮玉米一样发散着热气。我借故抽出了手,问蓝芬骂我什么。小雨媳妇有些不满,潦草地说:“其实也不是骂你,她是骂彭蓉。她为啥说你是彭蓉?”
更小的时候,我跟蓝芬姐去采菜,要去很深的玉米地里。那年头地里连草都不愿意长,家里的羊、兔子,生产队的大牲口小牲口,都靠青草养活。有一次,我割了一筐青草,卖了五分钱。蓝芬姐说我吃了亏,因为割的都是好草。蓝芬姐说:“完全可以掺些大药、蒿子之类,只要是绿的就行。”
跟着蓝芬姐采菜的有三四个孩子,都是我的小伙伴。野草不好找,野菜更难找,所以要跑更深更远的地方。我们兜了好大一个圈子,刚钻进玉米地,就被护青的二驴盯上了。人起这样的名字,脾气会好吗?我们事先有规定,只要有人追,不能往一起跑,要呈菊花状,散开了跑。可二驴不管小孩子,他只盯蓝芬姐一个人。蓝芬姐穿着花上衣,臂弯里挎着篮子,在玉米地里风驰电掣。可再怎么努力也没有二驴跑得快,他是个四十多岁的壮汉,眼看就要追上了。蓝芬姐突然蹲下身,把裤子脱了,装解手。二驴刹不住闸,闯进另一垄玉米地,顺便踅了个弯,往回跑。二驴是羞臊的,他还是个光棍。蓝芬姐顺顺当当提起篮子跟我们会合,把我们乐得呀。一是赞扬蓝芬姐有办法,二是羡慕她到底是大女孩,若是我们假装解手,人家说不定会照我们屁股上给一巴掌。
说蓝芬姐是我们的偶像一点也不为过。那天我们都采了很多野菜,称得上满载而归。
童年的有关记忆就是这么多。知青下乡时,我们已经称得上少年了。特别是我,一边放羊一边看《红楼梦》。看完了一本书,只记住了一个尤二姐。因为我奶奶有块金子被蓝格子手绢包着,我特别想知道吞下去会不会死人。有一阵子走对角线去上学,连续几天都议论蓝芬姐。小赵从她家搬走后,她每天都去知青点,人家吃饺子,她跟着包,包完了就回家。她一个也吃不上。就这样,彭蓉也对她有意见,到处散布有关她的谣言,说她夜里把脚伸进小赵的被窝里,说她屁眼生虫子让小赵捉出来。这些细节都非常生活化,没有哪个人屁眼没生过虫子,俗称肛门虫,奇痒无比。若是没人帮忙,虫子不会自己钻出来。蓝芬姐跟彭蓉的那场战斗我们都是旁观者,知青宿舍外面就是长条坑,生着很多芦苇。两人从早晨一直打到天大黑。现在想一想,我們都够没良心的,因为在她和彭蓉之间,我们理应站在蓝芬姐一边,可当时的情境是,我们谁的一边也不站,是纯粹的看客。放学回来,她们还在那里战斗,我们赶忙跑过去,把书包抱在怀里,看得津津有味。最后,她和彭蓉搂抱在一起,从坑沿上滚了下去。坑底下是割掉的芦苇,上面结一层冰,芦苇削尖的茬口就像剑一样直指天空。两人多亏穿着厚棉衣,否则会让那些“剑”扎得鲜血淋漓。
哦,这是我的想象。要是夏天衣衫单薄,也不会有削尖的芦苇。那时芦苇长得密不透风,人大概也滚不下去。
因为还有业务,小雨媳妇一进村就跟我分手了。她是这样说的:“大黑顺的媳妇最近也开蒙了,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中来。干点啥都比你大嫂强,整天搓麻将,是正经人干的事情吗?”我挥手跟她告别,愁肠百转地走进哥哥家,母亲在床上躺着。看见我,母亲紧张地问:“你咋又来了?”
我在床边坐下。母亲的紧张传染给了我,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咋又来了呢?老实说,我也不是专门来看母亲,我还有别的事情,但我不愿意说,说了她也未必能懂。她八十四岁,年轻的时候长得七窍玲珑,现在变成了一根筋。
母亲第一天回罕村是我送来的,母亲说:“你别老来看我,好像对你大嫂不放心似的。你大嫂也不愿意你们老来。”
“我大嫂说的?”
“是我猜的。”
我叹息一声。这其中的馅,也遥远凝重得让人透不过气。倒退三十年,父亲给弟弟盖了一层大房,分家的时候,明确给了弟弟,也明确要跟弟弟住到老。后来弟弟一家搬到了城市,父母也一并跟了去。父亲去世以后,弟弟一家做生意,每天早出晚归,母亲跟我住了几年,总抱怨家里没人,没伴儿,出去不认识路。她的心事我懂,她想回罕村了。可我懂又能如何?再早几年,母亲还不太老,我也抱怨过,当初咋就签了那样的协议,跟小儿子一直住到老。明明还有大儿子嘛。因为年轻,母亲振振有词,她觉得,自己干得动,跟谁住都不会成为负担。可两次大手术,母亲元气大伤,身体迅速衰败了。就是因为还不太老,她能把心事藏在心里,表达得迂回,我可以装听不见。某一天,她活出感觉来了,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回罕村!”
我跟弟弟商量,把老宅收拾一下,请个保姆照顾母亲,真不一定是坏事。
可母亲是一个老传统,自家的钱,哪能轻易给别人,“我就住你大哥家,让他给我腾个屋,你把我送过去。”母亲给我下命令。
这个弯子转得有多难,谁都不会体会。我说出母亲的愿望时,羞得头都不敢抬。大哥、大少、息爷,现在只是个养猪的,行情不好,年复一年地赔,听见“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就生气。嫂子的嘴就像把刀子,能把你割得一片一片的。
所以对这个世界母亲都毫无顾忌,可她顾忌大哥大嫂,也说明她还没老到不可救药。
“毕业证的事……有没有想起放在哪儿?”我还能说什么呢。
母亲又打开了百宝箱,徒劳地一点一点翻检。翻了几下,母亲有点扭捏,问我:“你带钱了吗?”
母亲从没主动跟我要过钱。每次给钱她都要反复推托。有点本老太太不缺钱的豪迈。她的手上戴了四个金戒指,腕子上还有两个金镯子。我曾提议让她卸下两个,多沉。母亲不依。
“上次给了您五百块,这才几天,这么快就花没了?”
母亲发愣,看着窗外。她可能以为我是在拒绝,脸上一点一点漾上来愁苦,吓了我一跳。窗外的一棵木槿今年没有发芽。每次看见它,我都会生出不祥的感觉。
母亲摸衣兜。紫花的罩衫是她自己在埙城买的。母亲特别喜欢自己买衣服,穿在身上是个成就。她站到穿衣镜前,认真地问我:“穿上这身,我显得年轻吗?”“年轻!像十八的。”我说。母亲笑得很愉悦。
“丢了?”我问。
“没丢。”母亲答。
我说:“给大嫂了吧?”
讓我猜着了。
母亲不好意思地说:“不是我主动给,是她要的。好大个人,我总不能让她白张嘴。”
我说:“给她就对了。都是自家人,不给她给谁?”
话是这样说,心里还是疼痛又无奈,一个整天战斗在牌桌上的人,大概身后得跟个印钞机才行。
“我去看看蓝芬姐。”点出几张钞票塞给母亲,母亲长出了一口气。“她说我是彭蓉,我要去问问,她为啥说我是彭蓉。”
这个理由真是不能再充分。
“你不回来吃饭了?”母亲问得小心翼翼。
“不回来了。”我知道母亲担心。她怕给大哥添麻烦。
母亲这下放松了,说:“她对不起彭蓉。要不是因为她,彭蓉就不会上吊。”
陈年往事母亲都还记得。我说:“彭蓉怀孕了,她做下了丑事。”
母亲说:“要不是小赵不要彭蓉,彭蓉就不会做下丑事。”
嗨,这真是奇怪的逻辑。母亲的脑袋瓜怎么像抹油了,转得这么快。“彭蓉做下那么丑的事,能怪别人吗?”我说。
“彭蓉在树上挂着,小赵跪在地上,抱着彭蓉哭,蓝芬上去拉开了小赵,把彭蓉的裤子扯了下来。彭蓉的肚子鼓出来了一个包,是孩子的脑袋。蓝芬指点着说:‘孽种,她怀的是孽种!她都没脸活着,你哭她干啥!’”
“小赵从那儿就走了,再没回来。蓝芬疯了一阵子,就不疯了。”
我查看了一下母亲的药,降压的、降糖的、恢复脑细胞的,小学生考试一样问她各种药的吃法,母亲说得全对。我这才问:“大哥呢?”
母亲朝西屋指了指,说:“人家看电脑,一天一天也不理我。”
我说:“外面那么多老伙伴,您去找别人玩儿。”
我站起身往外走。母亲说:“甭告诉你大哥,省得他送你。”
五
一辆斯太尔堵在街中心,我就知道响四回来了。响四跟扣子是一个祖爷爷,小时候我们一起玩儿,大家都要让着他。因为医生说他有心脏病,活不过八岁。他打小就是个胖子,跑几步就喘得厉害,不停地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结果,八岁那年他妈给他做了新衣服,想等死的时候穿,可他没死。十岁也没死,十八也没死。后来就娶了媳妇。
响四光着脊梁从院子里出来,一只手在胸脯上抹,两颗乳头像紫葡萄干一样。我问他啥时回来的,他说昨天晚上。“想夜里睡个踏实觉,就是睡不着。”我问他为啥睡不着,他说双全鬼哭狼嚎。我朝后看了看,双全跟扣子家不是紧邻,还隔着线板和小庄家。我问:“双全咋了?”响四说:“他想去蓝芬的屋里睡觉,蓝芬不让他去。”我说:“蓝芬为啥不让他去?”响四说:“不知道。他们家的事,谁知道。”
“蓝芬当双全是哥哥。”想起在水里被木头戳死的刚头,我觉得这是个解释。
“屁。”响四不屑。
“照你看呢?”我真是好奇。我从小就是个喜欢猜闷儿的,任何出谜的在我面前都无法逃遁,我磨死他(她)。“你回来以后有没有见到蓝芬姐?”
“见到了。她管我叫二叔,好像我爸还活着。我凑到近前跟她说睁开你美丽的大眼睛看看我是谁,我是不是响四?蓝芬姐就笑了。”
“听说有人找她看来生前世?”
“都是吃饱了撑的。她要是能看,我也能看。”
一句话,说得我心里特别豁亮。到底是跑大车的,见多识广。我问他这次去哪儿出车了。他说:“去了内蒙古,在沙漠里走了三天,人影鬼影都不见。这太阳晒的,要把肥肉晒成油得亏我没有。”他看了看自己的两个肩膀,冒紫铜似的光。小时候的一身肥膘都不见了踪影。我问他拉的啥,他说断桥铝。回来拉的是一车纸,都不够过路费。接收货物时人家想少给一千块钱,他说:“我把车就横在厂家门口,不给钱我就不走,他们报警了我也不怕。”
“后来呢?”
“一分钱都没少给我,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响四说得特别骄傲。
我竖了下大拇指,响四能干,还勇敢。一个人开车在沙漠里走,不是容易的事儿。他问我去干啥,我说想去看看蓝芬姐。他说:“看她干啥,疯疯癫癫的。”
“她疯吗?”我问。
“要不就是装疯。”他说。
“她说我是彭蓉,我想问问她为啥说我是彭蓉。”我也没有别的更好的理由。
“说你是王母娘娘也没啥稀奇。”响四说,“她打年轻的时候就云山雾罩。她和她妈,都心气儿太高。”
哦?这可听着新鲜。
“彭蓉不就是那个女知青吗?”
我点头。
响四从裤兜里摸烟,抽出一支叼在嘴上,问我抽不抽,我急忙摆手。“若不是蓝芬出幺蛾子,谁还记得那个吊死鬼。蓝芬年轻的时候一心想嫁到大城市,吃得好,穿得好,又有公园又有电影院。大城市是那样好嫁的?嫁不成就完了,找个踏实人好好过日子,现在也该儿女成群了。弄成现在这样装神弄鬼,怪谁?”
说石破天惊都不为过,我觉得,响四是在我头上敲开了一道缝,从里面飕飕往外冒风。
“可是,”我说,“她是死了又活了的。一九二五年,有一个叫塔哈拉·贝伊的埃及人……”我想复述赵老师的话,可我说不顺畅,只得闭了嘴。响四显然也不想听,他撇着嘴说:“你不如我了解她,她就是装神弄鬼。”
我不方便表态。
响四又说:“要不是他妈死乞白赖,当年知青小赵也不会住她家,就不会生出那么多事端。彭蓉和小赵说不定会好好的,也不会有开追悼会的事,蓝芬就不会挨打掉了三颗牙。你记得吗?”
我摇摇头。
响四说:“彭蓉死的时候留下了一个小本子,巴掌大,里面写的都是遗言。她当年原本可以不下乡,可为了跟小赵做伴,也报了名。她说跟蓝芬打的那一架,伤透了自尊,为了疗伤才想远走。能走多远呢?去埙城学了三个月的医疗知识,很快又回来了。为了争取这个名额,她答应了色眯眯的支书老葛。原本想回来就做个好赤脚医生。可大队办公室跟医疗室隔一道墙,老葛经常来骚扰。再没想到的是自己会怀孕,而又对怀孕毫无办法。想来想去无路可走,只得一死了之。”
唉,那年月。
“老葛当天就被公安抓走了。再回来已经是十几年以后了,人就剩一把骨头架子。邻居每天放双喇叭录音机,把他震得无处躲藏。他就一天一天去桥头坐着,背对着一群打牌或下棋的老头儿。当时彭蓉父母唯一的条件,就是要在罕村开个追悼会,所有的人都参加。这个条件不简单,所有的人,包括在外务工的、上学的。老师提前告诉我们,追悼会要奏哀乐,别忘记用手指蘸点唾沫抹眼皮。可我们站好队列,他们打起来了。彭蓉的父母和一个姐姐原来早有准备,他们就想在全村人面前打蓝芬姐,几个小伙子拉都拉不开。他们就是想打死她。”
一辆帕萨特停在街口,司机摇下车窗,问蓝芬大仙在哪儿住。响四小声说:“不告诉他。”
“到底是二哥哥还是爱哥哥呀?”暑假支农,我和六个同学跑到生产队找活计,队长让我们站成一排,说留俩个子高的,其余都回家斗蛐蛐去吧!
我和小文来到打麦场,管往机器跟前抱麦子。那不是个好活计,麦芒扎到脸上,又痒又疼。蓝芬负责用三股叉挑花秸,那是机器的嘴里吐出来的,脱净了麦粒,花秸像鱼一样滑。她穿一条咖啡色的微喇叭裤,一双针织面的绿布鞋,有一点鞋跟。上身是一件水红格子的衬衣,大红的兜兜露出一个三角,上面绣一朵梅花。人们议论说,她就这一身好衣服,已经穿一春一夏了。
蓝芬第一天穿着来上工,简直惊艳啊!社员的裤子都是上宽下窄,滴里嘟噜,蓝芬的裤子大腿是紧的!大家围过来,问她衣服哪儿来的。蓝芬说大城市的百货大楼。大家就知道她去城里找过小赵,没有小赵,百货大楼的门朝哪边开蓝芬都未必知道。
“你见到小赵了?见到小赵的妈了?你管他妈叫啥?”
那双针织面的半高跟绿鞋子轮流在女人脚上试,有人总觉得地不平,在地上蹭。蹭完了才知道,原来不是地不平,是鞋跟不平。其实就是多出来那一块,若用现在的眼光看,那算平底鞋。但那时大家都觉得这已经是高跟了。
蓝芬喜欢大家跟她开玩笑,问她是二哥哥还是爱哥哥。蓝芬会羞红了脸,小肉鼻子上的几颗浅麻子蠢蠢欲动。蓝芬在我们队算好看的,但放到全村,就排不上号了。村里有文艺宣传队,那些大闺女在台上涂胭脂抹粉,那才叫俊。休息的时间大家都坐在一起聊天打牌,那些牌的图案和数字码都要磨没了,没有大王小王,就用烟盒纸画一下。
蓝芬姐总是独自郁郁地坐在麦秸垛的阴影里,屁股底下坐着三股叉的杆。
“她又想小赵呢,”媳妇们说,“她和小赵能成吗?”
有人说:“能——成。”声音拉得长,一听就透着虚伪。
队里的马车从地里往场院拉麦捆子,小赵跟车。他原本是个瘦高个儿,下乡几年,更瘦了。顴骨凸出来,眼睛像大眼贼田鼠一样,布满辛苦的血丝。看见马车进场院,蓝芬赶紧舀一瓢凉水送过去,小赵喝完,用袖子抹嘴巴,两人要对半天眼,蓝芬才一跳一跳地往回走,像只青蛙一样。
这个情景一去不复返了。
眼下跟车的是另一个人,也像小赵一样瘦,但不是小赵。自从上冬的时候逃走,小赵就再没回来。过了年,村里的知青都走了,有的连铺盖卷都没带。蓝芬的春天有多漫长,看那身衣服就知道了,有时候红格褂子上有一层白碱,她也不知道脱了洗洗。夏天这样热,她还穿着厚裤子。媳妇们说,那裤子脱下来能站着,就像铁打的一样。
她经常写信,也收信。有一天,她故意当着别人的面拆信,有个媳妇嘴快,说:“你收到的信,字怎么也像你写的啊!”
蓝芬弓起腰背,“哇”的一声哭了。
蓝芬姐就像一个传奇,活在人们的嘴巴里。后来生产队散了,分田到户了,改革开放了,世道在变,人们都在变,蓝芬姐不变。起初也有人想给她做媒,或哪里做个填房,都被蓝芬姐骂跑了。蓝芬姐说那些人没好心,都是来害她的。后来人们就把蓝芬姐忘了,各忙各的营生,想不起还有一个没出嫁的人。扣子媳妇经常说这位大姑姐的种种不是,有洁癖,大冬天也要烧热水洗澡,又费柴又费煤。经常神秘地失踪两天,谁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后来她生了个脑瘫儿子,被蓝芬姐一把屎一把尿拉扯着,扣子媳妇也没个好言语。她就是那样的人,说话喜欢“横”着出来。她又承包了大片的西瓜地,蓝芬像驴一样地给她干活儿。蓝芬图个什么呢?罕村的人都想不通。
大人的世界,小孩子看不懂。那个麦假我经常偷偷看发呆的蓝芬姐,我喜欢看她,她就像个谜面。她坐在麦秸垛下,蜡像一样毫无表情。可也显得深沉、孤傲、与众不同。她几乎没跟我说过话,也没见她跟任何人说话,这跟早先不同。蓝芬姐是个很喜欢说话的人,而现在,她简直成了哑巴。有时候,我凑近她,想跟她回忆当年带领我们看电影、采野菜的光辉历程,还有她假装解手吓退了护青的二驴。蓝芬姐的目光直直打过来,看你,又像没看你,眼神有些空茫,显得有些遥远。
说出来真够害臊的,我让蓝芬姐吓跑了。然后,我还想再见见蓝芬姐,看看她到底成了什么样子,死掉一回,摇身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换成是你,你不好奇吗?好奇心害死人啊!可就像你知道的,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过去任何人家的门子我都可以随便串,那时父母都还居住在老街,我便是个十足的老街人,推谁家的门都不犯怵。现在却需要理由,就像我回罕村需要理由一樣。甚至,看母亲都不再是理由。如果我再发些酸,那就是,村庄已经不是我的,老街就更不是了。它们更像遗产,被别人继承了。那天我跟响四聊了许多话,听他讲跑大车的经历是件过瘾的事儿。这时我才知道,我好想跟人随便聊点什么。离开老街这些年,老街有了形而上的意味。后来谈话被响四媳妇打断了。她把我拉进院里。响四家到处干干净净,他媳妇是个能干的人。响四媳妇问我:“那个长杆烟袋,最少也有一百年了,能算文物吗?”她说的是蓝芬姐叼的那杆,我还没看到。响四痛斥媳妇说:“动那心思干啥,有你啥事儿!”我清楚,响四多少有些好面子,觉得媳妇惦记人家的烟袋不体面。我不说话,响四媳妇也不说话。气氛有点闷,我借口往外走,响四媳妇嚷了句:“那烟袋是祖上留下来的,要是值钱,也有我一份!”响四不耐烦地挥了下手,像轰鸡一样往回轰媳妇。他送我到大门外,说她这一辈子不容易,爱干啥干啥吧。
他说的是蓝芬姐。
在响四的注视下,我没好意思往北走。可我的心思都在北面的那条路上,两边是毛白杨,夏天有浓重的暗影。蓝芬姐穿一身蓝布衣服,头发绾成鸡蛋大的髻,肩上扛着一把镐,影人儿似的穿过来,上了大堤。这里是一个死角,轻易看不到人,人也看不到她。有时我在大堤上遛弯,能看到远处地里的一个黑点。知道那是蓝芬姐匍匐着,拔草或给瓜秧打蔓。那年第一次流行小西瓜,黄瓤,让扣子挣了大钱。村里人说:“许多大老爷们儿都顶不上一个蓝芬,蓝芬把一个瓜园打理成了摇钱树。”
可我从没走过去跟她说句话。我一个游手好闲的人,走过去干什么,看人干活儿?
六
顺着大堤朝南走,我又遇见了成果。他没事就在堤上转,查看鱼情。他的眼睛也像鱼的眼睛一样,鼓了出来,估计是鱼吃得太多了。夹鼻高耸,头发卷曲,他年轻的时候是个中看的人,曾经相过很多次亲,最后找了一个个儿子不高、脸盘也不俊的人。村里人教训不务实的孩子常说“你看看成果头”,小名后面带个“头”字,也是风俗。可他的媳妇是出了名的能干,在村办企业打工,一天也不闲着。现在那些企业都黄了,她才赋闲在家。还有小雨媳妇,干活都是一把好手。那时村里虽有十多个企业形成了良性循环,到底也没能循环下去,现在那些厂房都空着,被附近的人家轰进去几头猪。
成果说:“又来瞅老太了?”我说:“又来了。”他说:“管管你大嫂吧,有一天输了好几百,又不是有钱人,一直这样还输得起?”我说:“你今天没捞鱼?”他说:“总捞也没有,要等着远处的鱼朝这边游。”我想起了河里贼绿的水,发散着一股腥气。那绿却不是好绿,黏稠得就像毛玻璃。我说:“这水都不流动,鱼会游过来?”成果说:“水是死的,鱼是活的。”说完这话,我们已经错开了几步的距离。我叨咕了句,“水是死的,鱼是活的,这话不能再对了。”
十几个年老的或不太年老的女人都在大堤上坐着,坐马扎、板凳,或者像我母亲一样拿一块泡沫板,直接坐到土牛上。两边粗壮的杨树遮出了浓厚的树荫,真是一个乘凉的好地方。有风习习从北面刮来,撩动着那些人的白发。三婶子二大娘都在人群里。她们有的比母亲年纪大,有的比母亲年纪小,可都比母亲身体好。所以她们能攀上那样高的堤,母亲却不能。母亲就是因为她们才执意回罕村,一趟一趟地往老街走。现实却是,母亲攀不了这样高的河堤,她被人群抛弃了。到了这个年龄我发现,对于母亲来说,儿女不重要,能说话的人才重要。
母亲到老街找不到人,才回家。在床上躺着,抱怨哥哥跟她一句话也没有。
她们七嘴八舌跟我打招呼,“咋不吃饭走?”“咋不多陪陪老娘?”我赔着笑脸说:“还有事,得赶回去。”但也不失时机地说:“到我家去串门吧,我老娘想你们。”那些人都摇头,说岁数大的人串门不招人待见。我就明白了。同时越发为母亲的处境悲哀。谁都帮不上谁的忙,自己都帮不上自己。
母亲在我家,我到处给她找老伙伴,甚至想管人家饭,人家都不爱来。年纪轻的爱去广场跳舞。年纪大些的只要腿脚好,到处去见骗子。
有一次,遇见一个拿小板凳的人,跟母亲的年龄差不多。我追上去,费了半天口舌也没说动人家来串门。她说:“外面发鸡蛋呢,一个人俩。看见我的板凳没有?就是准备排队坐着的。”
“昨夜双全把玻璃砸了。”两句寒暄以后,二大娘就把我忘了,她们倾着身子往一块儿凑,继续刚才的话题,“双全也哭,扣子两口子也求,让蓝芬开门,蓝芬就是不开。双全不是哭一宿两宿了。转眼有十多天了吧?”
三婶子说:“蓝芬装死那天是六月初六,今天都二十了。”
装死。我吃了一惊,悄悄停下了脚步,转到了一棵树旁。
二大娘说:“双全死猪心,扣子媳妇不死猪心。实在叫不开门,扣子媳妇回屋去睡觉了,双全用一块石头把玻璃砸了,想从窗户爬进去,被蓝芬推了下来。她家新盖的房子,窗台高,下面又是水泥地,双全摔得不轻,大腿都摔坏了。扣子媳妇骂了半宿,她现在不敢骂蓝芬,她骂双全。说双全就是坑人精,咋不早点掉河里淹死!”
三婶子说:“这一家人。啧啧,这一家人。”
二大娘说:“今天一早就来了辆小汽车,想请蓝芬去看阴宅。蓝芬吧嗒着长杆烟袋说不出去。那人说,先生就在这里看,就在小岭子山后,那里是个山洼,前边有座水库。风水好不好?”
“她是千里眼?”说话的是侄媳妇,她长了个疤瘌眼。她男人前不久去世了,最近才加入这个阵营。
三婶子问:“蓝芬是咋回答的?”
二大娘说:“蓝芬闭上眼想了会儿,说那里是风水宝地,葬的时候要头朝北,脚朝南。那人问,一把骨灰,咋分得清头脚?蓝芬说,匣子端在手里颠三下,重的那头是北,轻的那头是南。”
突然就都不说话了。我猜,是话题进行到这里犯忌了。二大娘抱了一下膀子,怕冷的样儿。她在这群里年岁最大,八十七了。
疤瘌眼住在街对面,她其实比二大娘离蓝芬家还近。她说:“要说扣子媳妇也够意思,一天三顿伺候蓝芬,蓝芬越来越事儿妈。菜不是咸了就是淡了。油不是多了就是少了。有时还发脾气,说扣子媳妇成心。扣子媳妇过去哪受过这个,她跟我说,我哪是她妈,她是我妈!”
三婶子说:“她还叫?”
疤瘌眼说:“她还叫。要不,扣子媳妇怕她?”
三婶子说:“扣子媳妇真信她?”
疤瘌眼说:“你们都不信,我信。蓝芬要不是成精,那些开小汽车的会来找她?”
二大娘哼了声,不同意疤瘌眼的观点。她辈分小,年龄也小,没多少见识,观点不足以引起重视。二大娘吃力地一手扶着地站起身,宽大的身形晃了晃,才站稳。二大娘用扇子扇了两下后背。“该吃饭了。”她自顾自地走了。
罕村大多数人都不信蓝芬,信的都是外边的人。“这消息传得比风都快,第二天就有人上门来找蓝芬。”这话是小雨说的。燕山大街是一条横街,栽种着许多大叶梧桐。我就是在树底下等车的时候看见了小雨。小雨汗流浃背走得很快,边走边四下张望。小雨说:“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竟然有上香的,就在扣子家门外的石头上,设了香案,磕头便拜。那是一个拄双拐的人,据说有天大的冤屈。蓝芬姐问他想问啥,他说问冤屈能不能昭雪。蓝芬姐说:‘能昭雪,你回家等着吧。’那人就兴高采烈地走了。”小雨进城来找媳妇,怎么那么巧,让我碰上了。碰见罕村任何人我都会叙谈几句,何況是小雨。我拉小雨进了冷饮店,给他买了杯柠檬水。小雨喝了一口,皱着眉头说:“这有啥好喝的,酸死个人。”我说:“那就来一杯咖啡?”小雨高兴地说:“好,喝咖啡。”
小雨黑红的脸膛泛着油光,一口一口喝得特别庄重。小雨家在罕村是上等户,他父亲在采购股工作。计划经济年代,家家买煤买自行车都少不得求他父亲。后来他父亲去世了,小雨学了泥瓦匠,整天跟泥水打交道。小雨媳妇总嫌那些活计脏,他们年轻的时候分分合合的,没少闹离婚。婚没离了,小雨的技术越来越精湛,现在统领一支小队伍,在左右邻村都有名。小雨媳妇干传销这些年,人显得光鲜,比同龄的村里女人年轻,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挣钱、挣了多少。
我问他到哪里去找媳妇。他说:“就知道媳妇在埙城,具体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我说:“你没有给她打电话?”
他说:“打了,媳妇的电话从昨晚一直关机。”
我说:“没有联系你就跑来找,这哪里找得到。”
小雨说:“我来就是碰碰运气。这不一下就碰见了你?”
我说:“你有个大致方向也好,或者,有她朋友的电话问一问。对了,大黑顺的媳妇跟她有业务往来,她知道不知道?”
小雨说:“她不知道,已经问过了。”
我问她这些年有没有赚钱。小雨说:“赚啥钱,我挣的钱她倒填进去不少。”
她是在搞事业。我想起来小雨媳妇的话,这话特别有力量。
我的电话响了。一看来电是大嫂,我让小雨等等,急忙走到了窗前。“喂?”
大嫂说:“你有空回家一趟,扣子媳妇找你。其实也不是扣子媳妇找你,是蓝芬找你。这几天她总问,彭蓉呢?”
大嫂话音未落,我就向小雨告别。对于我来说,没有比回罕村更重要的事了,这回总算有了名正言顺的理由。我打了一辆车,直接回了家。母亲仍在床上躺着,坐起身来说:“我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你的毕业证。”
我说:“记性挺好嘛,还记得毕业证的事。别找了,让我拿城里去了。”
母亲说:“啥时拿的,我咋不知道?”
我说:“几年前了,连我都忘了。”
我确实忘了。不忘我就不会为了开证明跑到中学。人家大学生毕业以后回去称“母校”,自有一份荣光。我们这种乡办中学,可不好意思说什么。
我问:“大嫂呢?”
母亲说:“她一分钟也不舍得耽搁,早上牌桌了。”
我说我去扣子家看看。母亲出溜下床,对着镜子抿头发,说她也去。
其实我不想母亲去。这里离老街足有一里地,母亲走到那里需要老鼻子工夫。
母亲也像成精了,说:“你走你的,我不累赘你。”
七
响四家、线板家、小庄家门都关着,都是一种拒绝的姿态。是这里经常有外人出入,让他们警惕了。这是我的理解,因为在村里,白天家里有人不关门,这也是风俗。告诉过往的人家里有人很重要,跟宅院不能空太久是一个道理。我正瞎琢磨,疤瘌眼匆匆朝我走来,她是从扣子家出来的。她年龄大,却要叫我一声姑,我是萝卜小长在了辈儿上。她的丈夫,我称作大侄子的人,是改革的弄潮儿。在村里第一个办厂,用机器织松紧带,赔了;养蚯蚓,赔了;养雕,赔了;用麦秸秆编绿色环保草帽,又赔了。总之他干啥都不合时宜,人送外号“老赔”,抑郁了很多年,勉强活到了六十九岁。死的时候左邻右舍都放炮,把他崩远点。不是讨厌他,是在崩霉运。
疤瘌眼是矮个子,两条腿像风车一样快,年老还能有两条好腿,真让人羡慕。她说:“二姑可是来了,蓝芬这两天总闹,不吃不喝,非要找彭蓉。扣子媳妇说,上哪儿去找彭蓉?彭蓉早死了,是个吊死鬼。她是大吊死鬼,肚子里还有一个小吊死鬼。扣子媳妇正在扫地,一个没提防,蓝芬胳膊抡圆了打了扣子媳妇一烟袋,脑袋瓜差点敲漏了。”我问这是啥时候的事儿,疤瘌眼说:“就是前几天……现在扣子媳妇说起来,还眼泪汪汪呢。她蛮横惯了,哪受得了这般委屈。这要是过去……”疤瘌眼贼眉鼠眼起来,没往下说,可她的眼神里明显还有内容。蓝芬姐可是好脾气的人哪,怎么变得这样?我问:“扣子呢?”她说:“扣子去地里了。地里的草長老高,过去蓝芬姐拾掇,一个草刺都不长,现在草能没脚脖子。”我说:“双全那孩子咋样?”疤瘌眼看看线板家的门,确定没人偷听,才小声说:“双全可不是孩子,他也是个男子汉。有一天他把蓝芬的门锁弄坏了,夜里闯了进去。蓝芬早有防备,用一把剪刀把他逼了出来。双全又哭闹了多半宿,我们家听得真真的。蓝芬咋还那样,嫡亲的侄子,想进就进去呗。”她拖着声调说。
我起鸡皮疙瘩了。我摸了下手臂,细细麻麻都是小鼓包。我觉得侄媳妇的话有两层意思,表面一层意思,内里还有层意思。乡间很多人都喜欢这样讲话。有个成语叫话里有话。她未必知道这个成语,但她能解构这样的成语,那都是有语言天赋的人。蓝芬姐使用暴力了,不单对扣子媳妇,还对自己一手带大的侄子。这是几层意思?
“蓝芬姐为什么要那样?”我问得徒劳。
“谁知道呢?谁都不知道,问她她也不说。问双全,他说他就想跟姑睡,不跟别人。”
“二十几年的习惯,不容易改。”我说。
“他也就七八岁孩子的智商,”疤瘌眼小声说,“可身体成人了。”
门口果然有香案,是在石头上放一个白托盘,小香炉只有苹果大,插着红、蓝、粉三色香。但那香只剩一寸长,有三根。墙上贴一张画,是手绘观音像,戴一顶奇怪的帽子,长一只小肉鼻子,这活脱脱就是蓝芬姐呀。院子里,双全靠墙根斜倚着,扭曲的脸,瘦骨嶙峋。右眼吊上了眉梢,不时朝空中翻一下白眼。鼻子挺拔,嘴唇鲜红。若不是脑瘫,真是个俊小伙。他的两条腿就那样恣意地叉开,我无意中朝那里看了一眼,莫名地有些心悸。“脑瘫患者有性功能吗?”我想起那天搜索出的四千多条答案。第一条这样回答:脑瘫不具有遗传性,检查生育能力健全,从医学上来说脑瘫病人可以生育,是可以要孩子的。
他斜起眼仁看我,神情中满是傲慢和挑衅。也许过去就是这副神情,只是我没意识到。
我叫了他一声。他梗起脖子不屑一顾,我才知道那些傲慢和挑衅不是我心里生出来的。
心抽搐一下,便有些寒噤。想蓝芬姐把他从小搂到怀里,在一个被筒里从小滚到大,要付出多少艰辛。事到如今,蓝芬姐肯定是无路可退亦无路可走,才会让他整夜干号。脑瘫大概也分等级,像双全这样,显然不适合成亲要孩子。能成亲要孩子的,大概智商和身体都没受太大影响。平展的水泥地面像汪着水,水里游动着许多蝌蚪。我跟谁都没有说起过,我曾经做梦梦到了蓝芬姐,她在树上挂着,裤子褪到了大腿根,肚子像扣着一只大瓢,圆鼓鼓,像白十沟的甜瓜一样爬满了纹络。许多人指指点点,说蓝芬姐怀孕了,马上就要为小赵生儿子了。
醒来,我惊出了一身的冷汗。那挂在树上的明明是彭蓉,可就是长了张蓝芬姐的脸。那年我大概只有十二岁。
扣子媳妇迎了出来,她微微有些驼背,瓜子脸蜡黄,一副心力交瘁的模样。她原本也不是个丑女人,双全就随了她。是跋扈的性格改变了她的样貌,使她凭空生出几分恶相。眼下那几分恶相被扫平了,变得低眉顺眼。她叨叨:“我这辈子就是受罪的命,你看着吧,早晚有一天我会死在蓝芬前边。”我说:“蓝芬姐当真认不出人?”她说:“认不出。为了彭蓉的事你瞧我挨的打。”她把脑袋伸过来,用手扒开花白的头发给我看,那里果然有个栗子大的包。我说:“听说她给你挣钱了。”扣子媳妇烦躁地说:“哪有几个给钱的。那天有个人拉来五个西瓜。我说我家里就是种瓜的,会缺瓜吃?”我问门口上的香是怎么回事。话一出,才想起小雨曾给过说法,那是一个含了天大冤屈的人。我的记忆力真是越来越差了。可扣子媳妇说:“是一个丢了老婆的疯汉,我越不让他摆他越摆。不让在屋里摆就在院外摆。”我问蓝芬姐能帮他找人吗,扣子媳妇说,不能,蓝芬能管死人的事,管不了活人。我看了扣子媳妇一眼,满脑袋花白的头发,脸上都是愁苦,眉宇间皱出一个坑。她真是一个不幸的女人。年轻的时候被骗婚,生下脑瘫儿子,眼下又面对这样的事,搁谁谁也不容易。进门之前,我拉了她一把,小声说:“蓝芬姐真能办死人的事?”她却没有降下音量,大声说:“她能!她啥都能!”明显有怨气。顿了顿,扣子媳妇压低声音说:“好不容易把你盼来了,她说你是谁你就是谁,千万别反驳她。”我问为什么。她说小心她出手打你。话音未落,里屋传来一声:“彭蓉来了?”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声音分明不是蓝芬姐的,有一种冰冷咸湿的味道,而且带有明显的城市口音。罕村的口音是没有二声这个音调的。我轻轻挑开门帘,蓝芬姐朝东盘腿坐着,身上披一件蓝棉袄。袄袖是绒线的,有斑斑油渍,一看就是很多年前的。头上扣一顶灰色的绒线帽,帽顶拴个绒线球,都泛着一种古旧的颜色。传说中的长杆烟袋终于得见,蓝芬姐吧嗒两下嘴,却不见有烟出来。我扫了一眼炕上,没有烟笸箩,没有磕烟灰的地方,也不见有火机或火柴。这都跟我小时候的记忆不一样。对,烟袋杆上还要吊一只烟荷包。这才更像一个抽烟的人。紫铜烟袋锅里也没有烟灰,我突然想伸手摸一摸凉热,没敢。我怕她也朝我的脑袋抡一下。这可得不偿失。蓝芬姐冷冷地看着我,说:“你好难请啊。”我吃惊地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你说我?”蓝芬姐怕冷样地揣了下袄袖,扭头看着门帘说:“别像贼一样在那儿藏着,想进就进来。”
有脚步声离开了。
蓝芬姐说:“孩子呢?”
我不知道她说的是谁的孩子,想了想,我说:“出国了。”
蓝芬姐说:“是出太平洋还是大西洋?”
我险些笑出声,难得从她嘴里蹦出这种词。我说:“哪个洋也没去,她去泰国喂大象了。”
蓝芬姐低头默想了会儿,说:“让我看看你的手。”
我踌躇一下,还是把手伸了过去。我想让她摸,好感受她的体温。又怕她摸我,我怕她的手往我的手背上一搭,就有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仿佛我们之间隔着一条河,我或是落水,或是到达她的岸上,都是恐怖的事儿。我不知道她此刻在扮演什么角色,她脸色苍白,嘴唇不停地抖。虽然穿了那么多,却氤氲着一层寒气。
可她用右手的拇指去摁烟袋锅,左手从下方托着,烟嘴含在嘴里,这让她打开了两只手臂却顾不上我。这个动作真是很经典,看得我又亲切又感动。可这动作明明只是虚晃一招,像演小品一样。棉袄从肩上滑落,我给她往上抻了抻。
“看样子没受苦,还是细皮嫩肉。有个手艺就比没有强,还是给别人打针?”
我愣了一下:“啥?”
她提高声音说:“葛鸿儒是个王八蛋,我要是知道是他欺负你,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我吃了一惊。葛鸿儒就是那个支书,是他让彭蓉怀了孕。眼下已经死十多年了,没死之前经常在桥头坐着,人们都忘了他曾经坐牢的事儿。倒退多少年,他完全可以收下彭蓉养着她们母子,罕村人都这样说。他除了年纪大些,也没啥毛病。可那个知青妹子宁可上吊也不跟他在一起,哎呀呀,那又何苦怀孕呢?大家都说,老葛吃了个哑巴亏。谁想到那个女知青写日记,让老葛一跤栽进牢里。若不写,这就该是个无头案,罕村人做梦也不会往支书头上猜。彭蓉起初一点麻烦也没给他找,自己在乒乓球台子上跳来跳去。实在不能流产,只得用一根绳子上了吊。如果不是留下了日记,谁也不会想到是葛鸿儒那个半大老头子,那年他都五十六岁了,年轻时死了媳妇,苦熬苦挣了多半辈子,给人的印象特别传统特别正派。
她认定了我是彭蓉。她为什么认定我是彭蓉?我细细端详她的眉眼,她始终眼皮子耷拉着,并没有怎样认真看我。她接触的人中,我是外人。只有我是外人,我这样琢磨。那么就是我的外来人身份让她觉得可以利用?“给别人打针是手艺,”她嘟囔,“怀揣千金都不如手艺在身。”
这话都是我小时候常听人说的。她抽动一下小肉鼻子,那几颗浅麻子跟着跳动,看上去特别有趣。
“我不是彭蓉。”我想看她的反应。我把扣子媳妇的叮嘱忘了。
“你是,”她一口咬定,“别以为我不认识你。”
“你希望我是,对吧?”我心里忽然一动。
蓝芬姐咯咯地笑,一口细碎的芝麻牙跟她的年龄很不相称,她“呸”地吐了口唾沫。还好,那唾沫落到了地上。我暗暗一惊,想,她人老了,可她的牙齿还年轻。她为什么有那么年轻的一口牙齿?
“烧成灰我也认识你。”她正色,丝毫不含恶意。
“蓝芬姐。”我低低地叫了一声。
她的腮帮子瘪下去两个坑,嘴唇噘成一朵喇叭花。那烟袋更像道具,奇怪的是,那道具她使用得相当纯熟。蓝芬说:“选上调你别走,我留在罕村陪着你。”
我的心一点一点凉了。蓝芬姐的样子不像带仙气,倒像是神经。
“陪着彭蓉?”
“你。”
“我是活着还是死了?”我有点让蓝芬姐闹糊涂了。
“你不上吊就是活着。”她在炕沿上假装磕烟灰。
我心里有了底。我觉得,眼下她就是个拎不清的蓝芬姐。我指了指窗外,说:“你为啥不让双全进来睡觉,让他一宿一宿地哭?”蓝芬姐突然紧张了,神秘地说:“我这话只对你说,他们说脏话。我不能让他们说脏话,我得避嫌。”
“避啥嫌?”
“他是男的。”
“他一直都是男的。”
“他一会儿是刚头,一会儿是双全,我跟谁都得避嫌。你说是不?”
“你还打了扣子媳妇,把她脑袋敲出了鸡蛋大的包。”我直视着她,若真当扣子媳妇是妈,会打她?
“哼哼,她欠揍。嘴上从来不留德行。她说你是大吊死鬼,你孩子是小吊死鬼。你哪是吊死鬼?你孩子不是出国去喂大象了吗?”
我心说,这可能是眼下蓝芬姐希冀的。顺着这个方向想,几乎能找到问题的症结。可毕竟已经时过境迁了。几十年过去了,往事不可能再回来走一遭,就像人不能两次迈进同一条河流。
“可彭蓉确实上吊了。”我这个时候有点想以毒攻毒,我想把蓝芬姐从那种虚妄中扯出来。她该是谁是谁,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这种移花接木的戏法不好玩,凭啥我是彭蓉,这让我不甘心。“就在長条坑的歪脖榆树上,你还在那里跟她打过一架,从早晨我们上学一直打到天黑放学。”我还想起了彭蓉上吊蓝芬姐一把扯掉了她的裤子,指点着她肚子上的鼓包——当然这些我不会说的。
蓝芬姐的喉咙里发出了打嗝一样的声音,身子一歪,突然躺倒了。
我才发现最重要的事情还没问。她喊我,不,喊彭蓉来,所为何事?或者,她只为了看一眼彭蓉的手,再骂一通葛鸿儒?
八
城市的夜晚越来越像庄稼地,飞着数不清的萤火虫。从一家KTV出来,我抱着一棵白蜡树呕出了眼泪。我跟人打赌喝啤酒,输了就唱一首歌。我有一首歌是自己写的,就叫《回不去》。我没有唱下去,仅喝了一瓶啤酒。
我发现,啥也回不去了,包括故乡。
我回不去跟别人回不去不是一个概念。别人回不去是因为没有亲人了,或没有屋舍了。我回不去是因为自己羞惭,我怎么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个尴尬的人呢!
我无地自容好长时间了。就因为我说了蓝芬姐跟彭蓉打架的事,蓝芬就“嗝”一声,背过气了。她从那时起就垮了精神,人整天昏睡,像得了嗜睡症一样。好在双全又能回屋睡觉了。没有他的哭叫,这一方区域的夜晚显得特别安静。那天扣子媳妇告诉我千万别反驳蓝芬姐,她说我是谁我就是谁,可我没太当回事。或者,我不愿意当回事。凭什么她说我是谁我就是谁?我可没有那样好的耐心。事后一想,我确实有一点进攻的姿态,我应该像别人一样问问今生前世,看她怎么说。
过去有人说我的前世是男性,是个威武大将军。想必蓝芬姐说的也是十分有趣的。
有一天,嫂子给我打电话,怒气冲冲说:“你快把妈接走,罕村人都让你们得罪光了!”
我问母亲犯了什么错,嫂子气急败坏地说:“她整天说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在家里说,在外面也说,一点都不知道避嫌。”我说:“她八十四了,能说就已经不错了,为啥要避嫌?”
嫂子说:“她说王家跟蓝家有世仇。”我说:“王家和蓝家是有仇,母亲说得没错。这是上两辈的事情。那才真是陈年旧事,我的二爷爷,应该是母亲的叔公,引诱了蓝家的一个媳妇,两人丑事败露,双双坠河,那媳妇已经怀了孩子。所以我们家从不吃河里的鱼虾,也反对别人吃。谁知道那河里的鱼虾是啥变的?所以母亲看见成果捞鱼捞虾就气呼呼的。”
“也不是啥好事,整天挂嘴边上,她不嫌丢人我嫌丢人。”大嫂不嚷了,但说起来咬牙切齿。
我深刻理解婆婆与儿媳妇不睦又要被迫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感受。关键是以前从没住在一起,婆婆从天而降,不是悲剧,也成了悲剧。倒退几年,母亲不肯回来,她好面子。现在肯回来,是母亲已经有些拎不清了。她忘记了自己年轻时做过的承诺。她两年前开始小脑萎缩,行动越来越迟缓,可说话越来越尖刻。
她只剩下行使语言的权利了。
蓝家的人当着她的面指责我的时候,母亲不知道怎样为我辩护才好。母亲的意思是,就因为两家有仇,蓝芬姐才不放过我,一再说我是那个吊死鬼。而我一旦不想当吊死鬼,蓝芬姐就装死,吓唬人。
真实的情况怎么可能是这样。用脚后跟想,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过去有一个说法叫猪血蒙了心。是个形容词,若是当名词用,就是一种病。估计就像蓝芬姐那样。
放下电话我就开车回了罕村。因为是正午,街上空无一人。我拉着母亲出来了。母亲坐在副驾驶座位上,小小的瘦瘦的一团,耳朵很大,但金耳环衬得她耳朵更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谁也没有长母亲这样好的五官,精致,福相。母亲是个有福气的人。
母亲一路都是闷闷的。我最怕听她说在罕村没待够之类的话。好在她没说。过了好久,母亲叹了口气,说蓝芬活不长。
我看了她一眼,问她咋知道。
母亲说:“她想死。”
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想起网上流行的这句话,我心说,同理。
小雨有时候会来我的办公室坐一坐,歇歇腿脚,找口水喝。这天是处暑,炎热退去,干湿交接,同事都在谈冬瓜薏米老鸭汤,润肺、健脾、祛湿。这是网上找来的经验,也有人说,老鸭汤里煮薏米,听着不合药性。开放的时代,我们都听互联网的。否则,去哪儿找又润又健又祛的三大法宝?小雨像听天书一样听了会儿,插嘴说:“我家有一只老鸭,八年了。下次给你拿来。”我赶忙说:“你还是先找媳妇吧,找到以后炖汤给她喝。”
小雨媳妇总往埙城跑,是个把传销当事业干的人。这些年,市面上流传的传销产品没有她不参与的。政府一直在打击,但传销事业一直很蓬勃。只不过从地上转入了地下,也许这也是小雨媳妇消失的理由。在村里,一说“小雨媳妇来了”,能吓跑一干人。不知什么时候她开始不回家,然后就没了踪影。小雨把手底下的工程让给了别人,专门找媳妇。小雨说他媳妇来埙城了,他就在埙城找。我私下纳闷,挺大一个活人,也老大不小了,不年轻,手里没钱,不会有人劫财劫色,怎么就说没影就没影了?
罕村的人和事,在我心里都是个惦记。有一天早晨,听人说周河公园的树丛里发现一具女尸,我比警察跑得快,抢先看了一眼。没看之前一口气总提着,看了以后就彻底放下了。那是一个苍老、干瘪的妇人,与小雨媳妇的时尚不搭界。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告诉小雨,但小雨似乎有预感,他经常说,媳妇也许回不来了。
我给小雨泡了杯菊花茶,加了几块冰糖。说是酷暑过去了,空气却更加湿热和潮闷。昨晚一场大雨,地上到处都是虫子的尸骸。小雨问:“你这段怎么没回罕村?”我能说别的吗?我说我懒。散步从不带钥匙和手机,口袋里装个硬币也嫌沉。小雨嘲笑说:“你们这些公家人,身子都待废了。”是的。办公室五个男人,胖的虚胖,瘦的就像小柴公鸡。没有哪个像小雨那样长四方肩膀,人像铁塔一样坐实。坐实又如何呢,还不是丢老婆?而我们办公室的五个男人一个老婆也没丢。我把空调打开,清凉的风一缕一缕往外送,小雨待了片刻,问:“蓝芬姐死的事你知道吗?”
是扣子早起下地干活看见了树上挂着一个布袋,就在房后身那片毛白杨的地里。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个人。离地面很高,那个树枝还不如小孩胳膊粗。杨树树枝最为脆裂,按理说难以承受百十斤的重量。蓝芬姐就像荡秋千似的,在树枝上一晃一晃的。她是怎么把自己挂上去的?罕村人集体开动脑筋,也没研究出所以然。
奇怪的是,双全突然安静了。他跪在蓝芬姐的脚下磕了三个头,从始至终也没有哭闹。他像大人一样返回屋里,从柜子里端出一个小木箱,打开,里面都是车票。火车票、汽车票,一捆一捆、一沓一沓,从许多年前到最近,都是去T市的。扣子媳妇当时就傻了眼。她知道蓝芬姐插花会失踪两天,但从来也不问她去干什么。她问双全:“这些车票是哪儿来的?”双全说:“是姑姑用过的。”扣子媳妇一屁股坐下来,不停地问:“她去T市干啥?”
有人忽而想起,T市有小赵。当年蓝芬姐去过小赵家,回来穿高跟鞋、喇叭裤,是小赵在百货大楼买的。蓝芬姐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叫“爱哥哥”,她原本是个发音清楚的人。
只是,这遥远的一点记忆,能说明什么?
诡异的是,那些车票有些是双份。比如,蓝芬独自去T市,回来却是两个人。因为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车票。
为啥?
为啥?
我心中有些酸涩。这样一个蓝芬带走了所有的谜,關键是,没有人关心这个谜面和谜底。流言比雨后的蚱蜢还多,但没人关心蓝芬这个人。我问大黑顺有没有带人去吹响器。小雨说没有,他来晚了。
原刊责编张颐雯
【作者简介】尹学芸,女,1964年生。已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多万字。作品多次被各种选刊选载。曾获鲁迅文学奖、百花文学奖、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和《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等奖项。现为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
分类:中篇小说 作者:尹学芸 期刊:《小说月报》2022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