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与钱谦益都是晚明末世人物。
袁崇焕或许是晚明惟一的救星,他半路起家,弃文从武,以一腔肝胆与一身铁骨,独木支撑晚明危局。如果得到晚明君主的信任,或许能够力挽晚明于既倒,可惜他碰上了这么一个刚愎自用、偏听偏信的主儿。袁崇焕被大金(史称“后金”)国主皇太极(他登基9年后将“大金国”改为“大清国”)施以反间计,那位自诩清明、实为昏聩的明朝末世崇祯皇帝朱由检,就将袁崇焕以叛徒、内奸、军贼等罪名逮捕入狱,处以残忍的凌迟极刑。“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瞰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之,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呜呼!
如果说袁崇焕是“大清”(后金)的顽固派、死对头,那么钱谦益就是“大清”的现世活宝、时务俊杰。钱氏食明禄60多年,“大清”剑指南明弘光帝首府南京城那会儿,钱谦益还当着南明的礼部尚书加宫保,按他自己的说法,明朝对他是“皇恩似海”,可是清军尚未临城,钱氏却早早投降。他以明清一代文坛领袖相号召,率领一班文臣投靠清廷,并写信到各地劝降,再以投降、劝降有功,求乞新主子。本想弄个宰相当当却未能如愿,官阶并不比在明朝高,他当得没多少味道,当了三五年不当了,反过来再去当“晚明遗民”,老死蒿莱。
袁崇焕与钱谦益是明末清初两位名震天下的重量级名人。但如果将他们并列一起,会让义士们感到十分羞耻。两人岂可相提并论?无论是站在“晚明遗民”的立场,还是站在“大清”的立场,将袁、钱并列,都让人不自在。袁崇焕是“大清”(后金)的敌人,钱谦益是“大清”的朋友,至少在乾隆以前,“大清”是这么看的。
到了乾隆朝,袁崇焕与钱谦益之事,已经过去了100多年,忠骨、奸骨都已化灰。按理说,乾隆那会儿,天下歌舞升平,就该熙熙然享受繁荣盛世得了,可是这位皇帝不知道哪根神经受了刺激,突然翻起陈年旧账来了。有一天,他坐在金銮殿里猛然想起要给袁崇焕平反。那时好像没有“档案要保持50年才能公开”之说,许多档案500年都不公开。但乾隆帝却在袁崇焕死了150多年后,将他的档案公开了,所谓袁崇焕“通敌资敌”,其实没那回事,袁崇焕是明朝第一忠臣,当时之所以被冠以“通敌”之名,是咱们大清祖宗搞的“反间计”。袁崇焕是忠臣啊,明朝不给他平反,我乾隆来给他“拨乱反正”。
乾隆不但要给袁崇焕正名,而且还准备给他一个大大的奖励:“袁崇焕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尚安奉命去查,袁崇焕已被诛连九族,斩草除根,没有后人了,有的只是远房玄孙辈,没做官。乾隆立即派人把袁崇焕这门远房亲属接上京城,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乾隆对把袁崇焕请入神榜,却把钱谦益打入另册。他首先是把钱谦益的著作全部查封,并亲自起草了查封文件:“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腆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洊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人类。”
当年“大清”敲锣打鼓、拍掌欢迎的时务俊杰,到了乾隆时代变成一个禽兽不如的人了。及将“盛世修史”,乾隆始终不忘这个钱谦益,降旨特地破了“史记体例”,增立《贰臣传》,将钱谦益与洪承畴“同列贰臣,列为最末等。”“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
乾隆又特地做诗:“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此诗嬉笑怒骂,极尽嘲讽,置钱谦益于大不堪。
对“大清”政权而言,钱谦益怎么着也比袁崇焕要好,有过功劳,再怎么着,他也是“起义人员”嘛。袁崇焕不但让清兵死伤无数,使“大清”建国推迟了N年,还把乾隆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一炮轰了个病残,并最终因之而亡,可谓是“国恨家仇”;钱谦益呢,率南明文武百官投顺,这功劳应该不轻呀!可是,乾隆把曾经的敌人抬上神龛,把曾经的朋友抛入十八层地狱。做出这种“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之举,是不是乾隆脑子进水了?其实,乾隆并不是昏了脑壳、乱了手脚,也不是价值观念发生变化,更不是闲着无事,为翻案而翻案,只想找乐子。他心里跟明镜似的,比谁都清楚。他翻袁覆钱,有一套坚定不移的价值准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
袁崇焕忠心,是好样的,“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敌,但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钱谦益不忠心,所以是坏蛋,“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宁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尚在情理之中。”
对于统治者而言,没有比“忠”更高的价值观了,“忠”超越在“亲”之上,超越在“祖”之上,甚至超越在国家之上。他们需要的是奴才似的忠诚、走狗似的忠诚。乾隆所搞的“文字狱”,说到底,都是以“忠”字划线的。乾隆如此强调这个“忠”字,既欲以之服务当朝盛世,更为末世早做打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清朝也会有灭亡之时的,到那时候,谁将反清呢?清朝末世时,需要钱谦益还是需要袁崇焕?乾隆当然得为子孙谋,现在先把这种“忠奴观念”树立起来,让其深入人心,成为“大清”子民的思想基础,因此这个案是必翻不可的。乾隆喜欢搞翻案,有段时期真个是翻案成风。他翻他爹“雍正爷”的《大义觉迷录》案,还翻湖南“山野秀才”曾静策动岳钟琪反叛一案。他爹雍正把曾静的思想改造过来后,判其不死之刑;乾隆一上台,却是“格杀勿论”。这里头乾隆有什么考虑呢?其实翻曾氏案与翻袁氏、钱氏案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忠”字为标准。曾氏虽然后来忠了“大清”,由一个“反清斗士”变为“拥清模范”,但以前有过“不忠”的记录,即使改造过来也不行!在乾隆等封建君王那里,只容许有“死忠”。
作者:刘诚龙 期刊:《故事族·历史版》2023年12期